汉语的功能转型、语言学习与内地办学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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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OFSOCIOLOGYPKU19 2 1 【论 文】 汉语的功能转型、语言学习与内地办学 1 马 戎 摘要： 为了改变我国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不断拉大的发展差距，西部地区特别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建设是当务之急。影响西部少数民族青少年学习和掌握现代知识体系和就业技能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汉语学习。本文从语言的工具性、语言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对应性、知识体系的语言载体等议题谈起，指 出汉语文是中国国内各族青少年学习现代知识体系的不可替代的语言工具，结合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央为西藏和新疆学生建立的“内地班”学习项目，文章进一步讨论了我国各种语言的应用模式和学习

2、环境，并对中国今后如何发展少数民族教育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知识体系、汉语学习、内地办学 1984 年国家创办了“内地西藏班”，此后每年通过这一项目招收西藏自治区小学毕业生到内地城市完成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的学业，利用内地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和条件，使他们在新的学习环境中被培养成为建设新西藏的人才骨干队伍。 2000 年，国家开始为 新疆学生创办“内地高中班”，毕业后升入内地大学。这些教育机制在办学模式中可归类于“异地办学”。“内地班”教育项目是中央政府为西部地区培养社会发展建设人才的国家级人才工程和战略性举措，各级政府为这些教育项目进行了巨大财政投入。到 2015 年，内地西藏班累计毕业

3、 3 万余人 2，内地新疆高中班累计招生 8 万多人，这些学生毕业后返回西藏和新疆，为当地各项事业的加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陆续发表有关中国内地“西藏班”、“新疆班”的研究成果（严庆， 2006；严庆、宋遂周， 2006； Zhu, 2007； Chen, 2008； 祖力亚提， 2009），在不同层次和各个方面对“内地办学”的相关政策、运行机制和社会效果进行讨论，引发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Postiglion，2007）。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对“内地班”多年办学的实践经验和客观效果进行总结？中央政府为“内地办学”所设定的政策目标（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对

4、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就业技能、成为族群交流合作桥梁等）在什么程度上成为现实？“内地班”在招生、教学组织、课程内容、校园管理、参加高考机制等方面仍然需要进行哪些调整和改进？ “内地班”在校生、毕业生的实际思想状况如何？在内地的人口和文化环境中，他们是否仍然能够继承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他们在内地学校的实际学习效果如何？他们毕业后的就业和发展情况究竟如何？这些少数民族毕业生是否能够融入中华民族的国家精英队伍？“内地办学”和西部地区当地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做出回答，同时也都是关心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前景、关心我国少数民族未来

5、发展前景的学者们始终关注的研究课题。 “内地办学”项目已先后进行了三十多年，也到了应该进行阶段性总结的时候 。我们在充分肯定已有成绩的同时，非常需要对多年的内地办学经验进行深入的分析，特别需要站在东西部平衡协调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来看待西部地区教育体系中现存问题和“内地办学”模式所取得1 本文 曾 刊载于中南民族大 学学报 2016 年第 5 期 ，此为修订稿 。 2 内地西藏班举办 30 年来， 至 2015 年 累计为西藏培养经济社会建设人才 32116 人，其中培养大学毕业生 15159人，中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生 4840 人，中等专科学校毕业生 6870 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

6、5247 人DEPARTMENTOFSOCIOLOGYPKU19 2 2 的综合性社会效果，在社会实践中思考中华民族语言使用格局的未来演变趋势，并在这些宏观发展的大格局中对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的社会现象和发展态势进行解析和讨论。 一、 我国西部 地区发展的核心 问题 是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 1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 水准 是影响社会发展的 关键 因素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等因素 固然十分重要，但是人口素质即人才队伍状况已成为另外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素。今天的国际竞争，实际上拼的是人才。中国努力在 21 世纪推动全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加入国际经济运行

7、的全球化潮流，今天我们对人才队伍进行评价时，既要考虑政治精英的施政能力和治理经验，也要以现代化、国际化为标准评价各个领域人才队伍和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和应用技能。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既需要有一大批战略眼光的高端管理人才和引领创新的科技人才，也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技工和设备操作人员。只要一个国家拥有或努力培养出一个整体素质较高 、在各领域表现优秀的人才队伍，就一定能够克服自然资源匮乏、地理条件不利、发展基础薄弱等制约因素，找到适合本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一个国家是如此，对于一个地区也是如此。 2西部地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的差距 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现存的发

8、展差距有其历史原因，西部地区的地理条件、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状况、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语言文化等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因素给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定难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与这些差异相关联的西部本地企业的创新经 营能力、当地少数民族人才与劳动力素质与开放较早的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近 30 年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是进一步拉大 1。进入 21 世纪后，由于市场机制带来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使这些差距更加凸现， 从长远看，要想推动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最核心的问题

9、还在于不断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包括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建设，使之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人才队伍的差距，这应当成为一项着眼于西部地区长远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学校教育体系是培 养现代化人才的主要渠道，我们当前所面对的严峻形势，就是西部地区学校（包括大学）与东部沿海地区学校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家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而制定的“ 211”、“ 985”计划在国家级重点大学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但是也在客观上造成西部大学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加速流向东部沿海大城市的重点大学，进一步扩大了东西部大学之间在师资队伍和学生质量上的差距。大学和师范院校是中小学教师的主要来源，西部地区大学和各级学校的教学质量滑坡 2，进一步扩大

10、了东西部高端人才队伍之间的差距。如果中国希望在 21 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唯有加大力 度缩小东西部人才队伍的差距，使全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事业能够全面均衡地发展，这个中国梦才有可能真正变为现实。 3 评价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的主要指标 如何评价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素质和人才队伍的宏观水平，在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中（ http:/ 。 1 2015 年江苏、浙江人均 GDP 达到约 8 万元，新疆、西藏、青海、甘肃仍在 3-4 万元，贵州不到 2 万元。http:/ 1949 年后在全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差距一度有所缩小，但在推行体制改革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沿海与西

11、部省区的发展差距又开始急剧拉大。 2 上世纪 80 年代后西部地区中小学教 学质量的滑坡，还有一个人们很少提及的因素，这就是大批在 50 年代历次政治运动中“下放”到西部中小学任教的城市知识分子在“落实政策”过程中返回内地。 DEPARTMENTOFSOCIOLOGYPKU19 2 3 通常采用几个最基础的衡量指标。其中一个是人口受教育水平的结构，另外两个是就业人口的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还有一些更细致具体的统计指标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人才队伍的基本情况，如：小学和中学入学和毕业率、大学入学和毕业率、每万人拥有 的学校教师数量、每万人拥有的年教育经费（包括公

12、立和私立教育、学前和成人教育等）、每万人拥有图书馆藏书册数、每万人年均图书出版数、每万人拥有的文化事业（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剧院、体育场等）年均经费数额、人年均阅读图书册数等；对于专业科研人员队伍也有一些评价指标，如教师和专业人员的学历结构、每万人年均发表论文数和获得专利数量等。有些指标的区域性统计数据出现在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中，但是还有一些数据很难找到，这说明中国的社会经济统计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同时政府也应鼓励民间研究和公益组织开 展相关领域的调查和数据发布工作。 人口受教育水平结构反映的是一个社会人们接受各级正规学校教育的情况。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在

13、 6 岁以上人口中，藏族“从未上过学校”部分所占比例为 30.56%，相比之下朝鲜族的比例为 1.29%，汉族为 4.71%，族际之间存在明显差距（马戎， 2013： 663）。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人，他对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必然受到影响，也缺乏在现代产业（包括现代化农牧业企业）工作的知识、技能和劳动习惯。人们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水平层级越高，他对现代知识体系和工作技能的了解就越多，适应高 科技产业工作的能力就越强。 就业人口的行业和职业结构反映了一个人口的劳动力在农牧业、制造建筑业、服务商贸等各级产业中的就业结构，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人口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历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都提供了

14、各族人口的全国性相关数据，可供研究者分析。我们通过人口普查数据看到，近年来西部地区的本地少数民族人才和劳动力在人力资源市场调节机制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边缘化”趋势。例如对比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这一趋势在维吾尔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维吾尔族农业劳动力在 16 岁以上就业人口中的 比重，从 2000 年的 80.35%增长到 82.74%，同时生产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等职业的比例均显著下降。同期全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从 64.46%下降到 48.33%，维吾尔族劳动力结构与全国整体变化方向是逆反的（马戎， 2014：104-105）。西部地区人才和劳动力队

15、伍结构中出现的这一负面变化趋势，毫无疑问是近年来一些西部地区社会矛盾、族群关系不断出现预警信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社会生活和 教育机制中的语言工具和知识体系 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进行交流和相互学习的工具。我国有 56 个民族，使用的语言有 80 多种，21 个 民族使用 24 种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 民族卷， 1986： 554），其中许多群体有语言无文字，有些文字的使用群体人口规模很小。国家民委下属的民族出版社是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和出版机构，主要编辑出版蒙古、维吾尔、哈萨克、藏、朝鲜 5 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物，广西和四川分别编辑出版壮文、彝文出版物，这是我国目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

16、的基本状况。在这样一个语言文字实际使用情况的宏观框架下，我们在分析各民族人口受教育水平时，各族学生在学校使用哪种语言学习各门课程以及他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能力如何，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 因素。 1 语言的 二 重性 人类社会存在的每一种语言，都是创建该种语言文字的群体的文化积累与象征，是该群体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着这一群体的历史，也凝聚着群体成员的情感。与此同时，语言文字可以被视作一种纯粹的交流和传播工具，不仅是群体成员学习本群体传统文化的工具，也是不同群体之间进行信息沟通和彼此学习对方知识的工具。既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又是学习和交流的工具，这就是语言文字在功能方面具有的二重性。 DEPARTM

17、ENTOFSOCIOLOGYPKU19 2 4 各地人类群体在文化、科技和社会发展水平方面是不平衡、不同步的，有的群体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有的群体发展相对停滞。因此， 在群体间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每个群体都需要向在某些方面掌握了先进知识体系的其他群体学习，以改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提高竞争力。在 20 世纪，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已经普遍形成地理边界清晰、拥有独立主权、宪法、法律、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发行货币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共同体单元 民 族国家，国际社会公认每个人最重要的政治身份即是某国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感到需要掌握自身所在政治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内通用的语言文字。由于各国创建历史和人口构成的

18、特点，有些国家内部的正式通用语言可以有几种（如瑞士），有些国家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在 推行国家通用语的同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保护。无论属于哪种语言应用和学习模式，在今天掌握本国的国家通用语已经成为该国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实现就业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汉语普通话是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人口超过 12 亿。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西部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哈萨克语等仍是当地民众的母语和家庭社区生活中的主要交流工具，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语言使用格局。各族民众在本族聚居区使用和学习本族语言，参与族际交流时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

19、己的 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宋才发， 2003： 363）。 1949 年后，政府在几个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区（新疆、藏区、内蒙古、延边等）为当地少数民族学生开设了与普通学校平行的“民族学校”系统，各门课程的教学语言和教材采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同时开设国家通用语即汉语文课。这样的教学语言与课程设置可以保证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母语文，掌握继承本群体传统文化的语言 工具。但是，由于一些任课教师的汉语水平不高，学习课时有限，而且当地社区缺乏使用

20、汉语的语言环境，在“民族学校”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通常被称为“民考民”学生） 1掌握使用汉语文的能力普遍不高，有的甚至达不到口头简单交流的水平，这无疑对他们通过汉文书籍掌握更加全面和前沿的现代知识体系、拓展眼界和提升技能造成障碍，同时，也为他们在普遍使用汉语文作为交流工具的城市和东部、中部地区实现就业带来许多现实的困难。 2知识体系的多 样 性 和彼此相遇后的竞争态势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和积累知识与技能，这些知识体系是以各群体的语 言文字记载和流传下来的。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发展条件与演进轨迹不同，各自创造的语言文字系统（文字类型、语法规则等） 2、形成的文明类型、积累的知识体系的内

21、容也各不相同。汤恩比把由古迄今的人类历史区分为三十四个“文明”，斯本格勒将世界划分为七大文化形态（埃及、印度、中国、欧洲、俄罗斯、墨西哥、阿拉伯）（鲁凡之， 1988： 26），亨廷顿则从国际政治角度仅仅强调了七、八个“主要文明”（亨廷顿， 1998： 6）。有些文明划分框架无疑把许多地区（如非洲、东南亚、南美洲、大洋洲）的土著人文明都忽略不计。 从“文化相对论 ”的角度看，在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我们不能说欧洲基督教文明比没有文字的北美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更优秀，因为各自都是唯一的和不可相互替代的，都是人类社会文化基因的宝贵组成成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各文明之间彼此接触和

22、相互竞争时，确实存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别，而且这一差别可以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1519年，科尔特斯率领的 800 人西班牙远征军征服了有两千万人口的墨西哥阿兹蒂克王国， 1532 年，1 在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民族学校”学习、高考时使用少数民族文字试卷的少数民族学生被称为“民考民”，那些在以汉语为教学语言的普通学校学习、高考时使用汉文试卷的少数民族学生被称为“民考汉”。 2 如世 界上的文字类型 可大致区分为 表形文字、 表意文字 、 表音文字 （ http:/ 参 见 “ 世界上有多少种文字？ ” （ http:/ DEPARTMENTOFSOCIOLOGYPKU19 2 5 皮萨

23、罗率领的不足 200 人的西班牙远征军征服了军队超过 10 万人的秘鲁印加帝国，南美洲印第安人文化遭到灭 绝性破坏。对于竞争中的弱者而言，学者们推崇的“文化相对论”毫无意义。 在鸦片战争中，船坚炮利的英国远征军打败了人数众多但武器落后、纪律松散的清朝士兵。在与西方侵略者作战中不断败绩、割地赔款的中国人，只能被迫向强势文化学习。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全面翻译和学习欧美文明和知识体系，迅速崛起并提高了国际竞争力。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开始步日本的后尘，“废科举、兴新学”，把西方一整套知识体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哲学、历史、文学、建筑、冶金、造船等）和相应的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教育）全盘吸收过来。今天

24、的中国仍然需要在许 多方面向欧美各国学习现代化知识体系，我们一方面要努力继承和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必须从其他国家学习一切能够提高我国竞争力的知识体系。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国际交往中真正做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此基础上努力赶超西方科技先进国家。 3知识体系与语言 之间 的对应关系 从今天世界上的文化知识体系和语言使用格局来看，许多语言体系是与特定的文化传统相对应的。如果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的土地上，既存在承载中原地区几千年传统文明的汉语文体系，也存在承载藏传佛教和青藏高原文明的藏语 文体系，承载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蒙古语文体系，承载伊斯兰教传统和绿

25、洲文明的维吾尔语文体系，还有承载其他区域性文明的许多族群语言体系和支脉。 在人类社会中创造出来的这些语言与其承载的文明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固定的对应关系，在语言体系的多样性与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之间也存在对应关系。例如中国北方的蒙古语就与草原游牧文化密切相关，在描述牲畜、草场、牧业活动方面具有极为丰富的词汇，但是却缺乏与工业产品、城镇生活相关的词汇。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华夏文明是以汉字为工具发展起来的，四书、五经、二十四史、永乐大典 、四库全书等著名文献典籍都以汉字为载体。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主要以阿拉伯文为载体。而欧洲基督教和工业文明都以拉丁文和后来发展起来的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为载

26、体。 正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不同知识体系，与创建和发展这一知识体系的群体的语言文字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所以我们想要真正了解某一种文明，学习与之相对应的语言文字是必要的认识工具。而这种语言学习对学习者本身有时也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例如清朝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和儒学经典，要想真正学懂和理解其内容，必须熟练掌握汉语文，加之满人分散生活在广大汉族人口之中，到了清朝末年，满人的汉语水平几与汉人无异，同时满语逐渐淡出了使用的空间。而自清朝后期以来，我国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族与农耕族群和现代工业产品的接触不断增加，为了进行交流和吸收新信息，蒙古语需要创造出与新生事物相关的新词汇，我们在交往中注意到，

27、在蒙古族牧民实际生活用语中出现了许多简单借用交流对方词汇发音的“外来词”。 4 一个 知识体系经过系统翻译 出版 可以 有 新的语言载体 每个知识体系都以创造和发展这一体系的群体的语言文字为载体，所以一个群体如果要学习其他族群的知识体系时，必须学习作为 其载体的相关语言作为工具。在这一点上，语言文字的工具性显而易见。例如在唐朝时期，访问中原的日本“遣唐使”为了学习唐朝文化，首先学习中国汉字，并在此基础上创建和发展出日文体系。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感到需要“脱亚入欧”，便把各领域的欧美经典文献系统地翻译成日文，全面吸收欧洲工业文明的知识体系和教育制度，建立欧式学校和陆海军。甲午战争后，由于文字翻译

28、上的便利，中国人在吸收西方工业文明知识体系时，又广泛地借鉴了这一知识体系的新载体即日文文献。例如 1905 年清朝创办西式小学时，使用的就是从日文教材翻译成汉文的课本（顾 颉刚， 1939）。中国人读到的第一本汉文版共产DEPARTMENTOFSOCIOLOGYPKU19 2 6 党宣言，也是从日译本转译过来的 1。因此，在现代教育事业高度发达、翻译出版事业成为新兴文化产业的今天，国外的知识体系完全有可能通过系统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而以本国的文字呈现，即产生一个外来知识体系的全新的语言载体。 在争相引进和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体系的竞争中，各国都在积极发展本国的翻译和出版事业，努力使本国

29、文字和出版物成为国际最先进知识体系的新载体，为本国人才队伍和劳动力素质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创造学习条件。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国内要 拥有一个高素质的专业翻译人才队伍，其二是能够长期维持翻译出版工作的大量资金。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发达的现代学校教育和科研事业，固然可以提供优秀的翻译人才，但是要能获得长期维持翻译出版工作的资金支持，还有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这就是必须拥有购买这些出版物的足够大的读者市场规模。假如缺乏一定的市场规模，那么即使政府或民间资本对翻译出版事业的初始投入资金很大，终将难以持续。在语言的使用范围方面，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强势语言的使用人群越来越大，弱势语言

30、则在逐渐消亡 2。 之所以在各种语言文字的竞争中 出现这样的 “ 马太 效应 ” ， 出版市场规模和 经济效益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汉语文的历史演变和功能转型 1汉语文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的“脱胎转型” 我国中原地区的汉语文体系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可以上溯到商代的甲骨文。在中原各朝代的继替发展中，汉语文也在不断演变。秦始皇推动“书同文”，统一了汉字书写规则，东汉蔡伦发明的活字印刷进一步推动了汉文典籍的传播与学习。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二十四史和历朝历代大量政论文献和文学作品都以汉字为载体流传至今。中国的汉文文献不仅保存下来中原地区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记录下边疆部族的历 史变迁和交往国家的民

31、俗风貌、中原王朝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与人员交流，成为全人类的文化宝库之一。 自明朝后期开始，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与人员的交流便迅速增加，利马窦等西方传教士开始把文艺复兴后发展出来的欧洲知识体系介绍进中国，拓展了中国精英阶层的眼界。鸦片战争后，国势衰颓的清朝更是不得不依照西方制定的所谓“国际规则”和相关话语进行对外交涉。 1833 年，中国境内出现由 普鲁士 传教士（ Karl Friedrich August Gtzlaff）创办的 第一个中文 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它所介绍的西方历史文化、科技成果、政治制

32、度尤其是地理知识，对中国士人了解世界起到 极为 重要的启迪作用 ，具有现代观念意涵的汉字“民族”一词也最早出现在这一刊物（孟红莉， 2012） 。魏源、梁廷枏、徐继畬都 深受其 影响。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中引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的文字达 28 处，约占引录总数十分之一多。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徐继畬在瀛环志略当中，都曾引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当中的地理知识和科学知识。 1863 年美国 传 教士丁韪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向清廷 呈交了四卷本万国公法译稿 ，系统介绍各国的法律体系（孟红莉， 2012） 。这一时期出使外国的清朝使臣如黄遵宪及游历各国的中

33、国学者如梁启超等也开始用汉文撰写介绍国外社会制度、经济、科技的文章。 自 1905 年“废科举，兴新学”后，欧美知识体系开始被系统地译成汉文，并以汉文为载体迅速进入中国社会，而已经把这一知识体系译成日文的日本出版物，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特殊的中介载体。 2009 年 2 月 9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载了一篇署名裴钰的文章，题目是“当代中国汉语七成是日货 ：日本汉语无处不在”，该文附录的 按英文字母排列的 “ 常用的日本汉语 ”1 1919 年底，陈望道把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译成汉文，后经陈独秀、李大钊校对，在 1920 年 8 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2 据语言学家研究，人类语言从一万年前的

34、 1.5 万种减少到今天的约 7 千种，在本世纪末有可能会减少到 3 千种。 DEPARTMENTOFSOCIOLOGYPKU19 2 7 几乎包括了我国目前最常用的政治、社会、科技、金融词汇，“不使用这些词汇，中国人几乎不能开口说话”。同时，清末民初也是汉文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大量俄、法、英、德、日等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被译成汉文，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些文学译作的流传加速了这一语言转型，推动现代汉语的词汇、语法、标点符号等等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历史转型。今天中国年轻一代阅读和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作品如古文观止等，还需要在中小学的语文课中增加学习解读“ 古汉语”的内容。

35、 今天，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使用的汉语文已经不再是清朝末年的汉语文了，而是全面吸收了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内容与表达方式的、传播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全新的语言工具。因此，我们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将其视为“汉族的语言”（马戎， 2015），现代汉语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功能转型。 2在中国 ， 汉文出版物 已成为难以 替代的现代知识体系的载体 中国目前的正式出版物中约 97%是汉文出版物。 2010 年全国总计出版图书 328,397 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图书 9,429 种，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为出版图书总数的 2.87%（国家统 计局， 2011：902）。把汉、满、回等民族人口加在一起，日常通用汉语的人口

36、规模超过 12 亿 1。自 20 世纪初中国开始系统翻译国外各学科的经典文献，庞大的汉族文化和科技精英队伍是翻译西方文献的重要力量，而庞大的汉文阅读人群是支持这一翻译出版事业的读者群体。 2010 年，中国 6 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的有 118,374,897 人，其中汉族、回族、满族人口总计 1.13 亿（占总数的 95.6%），其余 53 个民族为 524 万（ 4.4%）（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2012： 259-261）。汉语使用者是世界上以一种特 定语言为母语和学习交流工具的最庞大的人口群体，这样一个规模上亿的购书者群体导致各国有影响的出版物在几年内即有中译本出版，

37、令许多欧洲学者极为羡慕。客观来看，人类社会主要文明的经典作品和最新出版物，大致都已经出版了中译本。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为例，“ 2003 年底，馆藏文献已达 2411 万册（件），居世界国家图书馆第五位，并以每年 60-70 万册（件）的速度增长 ”2。 无论从中国传统文献的积累还是从国际化现代知识的含量和应用人口规模来看，今天的汉语文（或者说中国的国家通用语）已经成为世界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新载体，在中 国国内的知识交流和知识创新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工具作用。 目前国内出版社出版一本书，如销量少于 3000 册就可能赔钱。如果翻译出版国外的著作，还需额外支付购买版权、翻译费等其他费用，汉文

38、图书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也需要支付翻译费。因此，假如市场调查预测某本书的销售规模达不到维持成本并略有盈利的水平，出版社就不愿组织翻译出版。在 6 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结构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相应人群分别为 78.2 万人（蒙）、 56.6 万人（维）、 30.9 万人（藏）、 28.2 万人（朝）和 11.5 万人（哈）（国务院人口普 查办公室， 2012： 259-261）。前面提到民族出版社每年翻译出版蒙、维、藏、朝、哈5 种文字的出版物，如果我们把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人群视作潜在读者群，那么假如某本英文出版物（忽略它的具体主题）可以在这个潜在读者群中吸引万分之一的人购

39、买，那么它的汉译本可以卖掉 1.13 万册，而蒙文译本只能卖掉 78 本，维文译本卖掉 57 本，藏文译本卖掉 31本，即使加上民族地区图书馆的馆藏购书，也不过再增加 100 册。对于出版社而言，这些数字的含意是不言自明的。由于读者人数少加之专业兴趣分散，这几种文字出版物的购买人数有限， 这也是这些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工作规模很小，而且每年必须由国家巨额财政补贴才得以勉强维持的主要原因。 我们在其他国家也可观察到人口规模对语言使用格局的重要影响。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在苏1 语言学家统计，汉语是今天全世界应用人口最多的语言（ 11.97 亿人，占世界人口 15.22%），西班牙语是应用人口第二大

40、的语言（ 4.88%），英语是第三大语言（ 4.68%）（ http:/ 。这是根据母语人口计算的，实际生活中的英文阅读者应高于这一比例。 2 http:/ DEPARTMENTOFSOCIOLOGYPKU19 2 8 联时期，俄语在哈萨克斯坦曾长期扮演着学习现代知识体系工具的作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曾发生是否用哈萨克语全面取代俄语的讨论。因为考虑到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科学与科技发展信息翻译成哈萨克文出版物并不现实，所以哈萨克斯坦政府最后的理性选择仍然把俄语作为该国学习现代知识体系的主要工具语言。 2009 年哈萨克族人口为 954 万人 1，在校大学生 25 万人。 要想使哈

41、萨克斯坦的所有学科都能够及时出版哈萨克 文 译本的西方科研成果，那么无论是专业知识合格的编者译者，还是支持 翻译与 出版的巨额经费，都是哈萨克斯坦无法长期提供的 ，排斥俄语将使 哈萨克读者没有机会读到前沿科研成果，无法了解到科技和其他学科的发展信息。 相比之下，俄罗斯联邦有 1.5 亿人口，在校大学生 325 万人，拥有高素质学者队伍和读者群体，不仅出版大量俄文版图书，还可以及时把世界各国的许多最新研究成果译成俄文。 所以，哈萨克斯坦的理性选择就是 本国 学校各学科的教学继续使用 俄语教材， 在专业学习 方面 阅读主要由俄罗斯提供的俄文出版物。纳扎尔巴耶夫总统 1997 年在庆祝哈萨克斯坦独立

42、 6 周年大会上 说 ：“ 不应限制使用俄语，哈萨克人普遍掌握俄语，为本民族提供了接触现代化信息的机会 ” （ 参考消息 1997 年 12 月 15 日 ） 。 从 国内人口数据的 分析 和邻国对工具语言的理性选择 来看， 对于 中国 各少数民族读者而言，汉文出版物已成为 身边难以 替代的现代知识体系的载体 ，汉语文是他们现实生活中效用最高的学习工具。我们今天看到的各学科领域中的少数民族顶尖人才，绝大多数曾在内地大学接受教育并以汉语作为主要学习和交流工具 。 在二次大战后 ，英语毫无疑问已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和现代科技创新成果最重要的语言载体，但是对于中国各族青年而言，争取一个学习英语的良好语言

43、环境和广泛接触英文出版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国内上学的各族学生，还是应当充分利用好学习汉语的条件。 3 中国 现实社会中各种语言文字提供的学习功能 状况 根据我国不同语言在现实社会中的使用情况，我们归纳出一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流与学习功能分析表”（见表 1）。蒙古、维吾尔、哈萨克、藏、朝鲜 5 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属于“人口百万以上，有本民族语言完整教育体系”这一组。这种语言在“本地基层社区（ 乡村）交流功能”方面是主要工具，在“本地城镇（县城、城市）”与汉语同样是交流工具，主要交流对象分别为不同族群。但是，这 5 种语言在本族聚居地区之外便无法使用。其他那些没有本族语言完整教育体系的少数

44、民族语言、有口头语言但是没有书写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应用范围就更为狭窄。 表 1.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流与学习功能分析 本族语言 本族文字 国内通用语（汉语） 族群分类 本地基层社区交流功能 本地城镇社会交流功能 其他族群地区交流功能 双语教学辅助语言 双语教学主要语言 基本阅读学习功能 前沿 专业阅读学习功能 本地基层社区交流功能 本地城镇社会交流功能 国内其他地区交流功能 有语言无文字小族群 - - 有文字人口有一定规模，无本族语言完整教育体系 - - - 人口百万以上，有本族语言完整教育体系 - - - - ：表示具有较强功能； ：表示基本上没有功能； -：表示部分较强功

45、能； -：表示部分较弱功能。 来源：马戎， 2010： 14。 1 http:/ DEPARTMENTOFSOCIOLOGYPKU19 2 9 汉语在国 内广大汉族聚居区是日常交流用语，在西部城镇的许多政府职能部门、现代公共事业机构（邮局、银行、供电、交通等）是主要的工具性语言，甚至在那些没有书写文字族群聚居的基层社区、在那些有文字但没有本民族完整教育体系的族群聚居社区，汉语也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有效的工具性语言和学校里的教学语言。从对这几组语言文字的功能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交流和学习工具，不同语言文字在适用范围和工具重要性方面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表 1 的功能分析，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南

46、疆、藏区和内蒙古牧区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当地少数民族的母语仍然是民众日 常生活和工作中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在这些地区生活、上学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生，在学校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当地民族语言是与当地大多数居民交流合作的必要条件，在这些地区工作就业的汉族干部职工，也需要经过语言学习项目努力掌握当地民族语言。长期以来各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汉语、汉族不学当地民族语言”的单向语言学习模式，对于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非常不利，必须加以改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一直呼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以招收汉族学生为主的“普通学校”应该正式开设学习当地民族语言（维吾尔族、藏语、蒙古语）的系统课程（马戎， 2008： 35），我们

47、的学校不仅需要培养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双语人才”，更需要大力培养汉族的“双语人才”，这将是在各族交流合作中加快边疆社会经济发展、消除“族群分层”、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战略性举措 1。 4不同文字出版物提供知识体系内容 的比较 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是我国 3 个自治区的重点大学，这 3 所大学的图书馆汇集了当地民族历史文献和本民族文字出版物，因此，我们可以尝试通过 3 所大学图书馆藏书目录（表2、表 3 和表 4）这个窗口来分析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出版物的学科分布结构和藏书规模。 以表 2 中新疆 大学图书馆所藏图书目录的 15 类图书分类结构来看，有 12 类维文图书种类数量低于汉文图书种类的 5%，如果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汉文图书作为参照系，那么除了“临床医学”这一类外，其余 14 类维文图书种类都不及北大图书馆汉文图书种类的 5%，其中 8 类甚至不到 1%。所以对于维吾尔族学生而言，维文出版物能够向他们提供的知识体系内容和深度是完全无法与汉文出版物相比的。 表 2、 新疆大学汉文、维文藏书种类比较 图书分类 (部分 ) 新疆大学图书馆 北 京 大 学 图书馆 汉文图书 新疆大学维文图书/北 京 大 学汉文图书 (%) 汉文图书 维文图书 维 /汉文比例(%) D0 政治理论 1831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