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的医疗.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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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介绍： 为什么医疗开销越大，我们对健康的担心却越重？ 为什么医生总是建议用昂贵的药品、甚至让患者接受那些医生本人不会选择的手术？ 在医药界，用药、诊断和治疗的根据，常常不是医学的合理性，而是经济利益、疏忽乃至缪误。当医生自己生病的时候，他们常常不会服用那些他们开给普通人的药，或者动他们劝病人们接受的手术。 医疗在某种程度上的欺骗性，原因之一是基于医药相关行业的经济利益，而普通大众对医疗知识的匮乏，对现代医药的盲从和迷信也助长了这种现象。 本书运用了大量的事实和案例告诉我们，现代人类正在接受着很多无效甚至有害的药物和手术。本书并不旨在全盘否定现代医疗的进步，而是希望告诫广大读者，在我们把健康

2、交给现代医学的同时，保持对过度医疗的谨慎和客观的态度比盲从更加有益。 作者简介 尤格.布莱克 （Jorg Blech） ， 毕业于汉堡新闻学院，在德国和英国获取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学位。1994 年起从事医疗和学术领域的编辑工作，曾服务于明星杂志和时代周报 ，1999 年任职于明镜周刊。其著作发明疾病的人连续 40 周登上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 序言 无效的痴迷 无毒一身轻作者林光常 西医在过去 200 年来，在关键性的时刻，曾经解救过不少人的生命，但是，今日在本书作者眼中，不少医疗措施根本是无效的！ 翻开这本书，我们所看到的不是触目惊心，而是司空见惯的麻木与蒙蔽。这倒不是说现代医疗在一心一意地欺

3、骗着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而是反映了包括医疗系统、患者在内的，整个社会对于医疗一厢情愿的痴迷。当然，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这是怎样一种无效，甚至是无望的痴迷。 早在 1979 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呼吁 21 世纪全球人类必将发展的有四大医学：自然疗法、传统医学(如中医)、顺势疗法和对抗疗法(即西医)。然而现今说到治疗，若不采用西医，就是未接受治疗，彷佛西医成了唯一的医学。 现代医学也已经渐渐与西医画上了等号，对抗性治疗也几乎成为面对疾病时医生与患者所能想到的唯一方案。凭借着现代化的手术室和复杂的生化试验、药品开发，医生们开始忘却、甚至嘲笑起了那些古老的医学理论和实践。自以为是的探索，增加了整个社会

4、为医疗体系运行支付的成本。而这些投入最终只被用作完善那个已经失效的体制和治疗方式。 问题远不止这些。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我们很难区别，疾病的治愈究竟是身体自我康复的结果，还是成罐的药品和外科手术的作用。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哗众取宠，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医学中众多改善人类健康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这里要探讨的是那些毫无效用的医疗方式为何得以滋生。其中一些治疗手段，甚至在某些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掀起了流行风潮。当医院为昂贵而无效的医疗设备心痛时，并没有更多的动力促使他们认识到改善医疗手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与此对应的是经济利益对医院、制药业带来的持久的刺激，仿佛一剂永不消褪的兴奋剂。在经营目的的促动下

5、，医院的虚荣与自满无休止地膨胀，与之而来的只能是无效医疗方式积累的一次又一次教训当然，每每提及他们仍会以介绍经验的方式向患者解释，这种解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欺骗。 如果你认为切除和缝合你身体的某一部分有利于你的健康，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任何一个医生都清楚，那不过是挽救生命的一种尝试。但是今天，即使这样的尝试也时常以无效告终。你或许早就听过，扁桃体和阑尾切除了也无甚大碍的观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人类如何携带着毫无作用的器官完成进化？你或许一直以为体检中使用 X 光或者 B超检查可以进一步防止身体内在的病变。可你是否想过，一张模糊的幻灯片或图像，能提供的信息并不会比简单的检查更多？ 医疗的无效

6、已经远远不是某些治疗手段的失败那么简单了。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可能没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毕竟自然科学的探索中，总要面对可能失败的风险。医疗的问题在于，一些无效的手段被认为是合理的， 甚至被纳入制度。 许多国家的医疗制度，并没有提出摒弃这些手段的方式，反而为无效的医疗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一些不曾了解的数据，通过它们看到现代医疗手段让患者破费的同时，却并没有积极挽救他们的生命， 更不要说巩固他们的健康了。全世界 25000 种医学刊物，每年发表 200 万篇论文。其中五到七成的研究结果没有公之于众因为它们反映了现代医疗负面或有害的一面。 这是一个谎言，很多时候，它欺骗了生命，

7、更多时候，它自欺欺人。从整形外科的神话，到心脏手术中的误导；从无奈的腰痛，到以痛苦出名的化疗，在这本书中你看到的还远不止这些。 当然，这并不是一本讳疾忌医的书，作者也并没有劝你放弃在医院诊断和治疗。 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走出惯性思维的误区，破除那些无效的痴迷。 最后，我再次自己一贯以来坚持的、也是本书所倡导的一个重要观点：健康是你的权利，更是你的责任。任何医疗的有效与否，都和你自身的修复系统有关。 所以， 你该为你的健康负责， 医生只是你的助手。 前 言 我们的健康 人得到的资讯愈不足，接受治疗的情况也就愈频繁。我是从医疗界有人们那里注意到这种现象的。他们在谈话、信件与亲切的指点当中使我了解到

8、过度医疗的情况。由于体制的缘故，人们置身于对自己并无裨益的医疗程序中。见到我这几行文字的读者们，你们若不是曾经历无谓的治疗，就是将会有此遭遇。 在这种看法之外需要声明的是，我也知道医疗的不少好处，我自己对此当然也有需求。不过，要是为了医疗所提供的这些好处而对坏处视而不见，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我在本书所呈现的研究结果，主要得自医生本身。 我从他们那里所分享到的主要关切就是，假使医学能够克服它的缺失， 就能更上一层楼。 此外，以更合乎实际的观点来看医学，也是一帖治疗过高期待的处方。在许多情况下，每个人可以为自己健康所做的事，比现代医学所能提供的还要多。 社会的高龄化不可避免地迫使我们在运用医疗资源

9、时保持谨慎。在德国的人口族群当中，百岁人瑞族是成长最快的；到了 2050 年，60 岁以上者将占有全德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样的发展也带来一个偌大的契机：改善对个人的医疗措施。医疗中的多余、无谓与浪费，我们不仅不能、而且也不愿再承担下去了。药物和治疗的分配并不需要这么你争我夺。这就是本书要报出的佳音：如果人们能够得到更充分的资讯，对医疗措施的仰赖就会更少。 2005 年 7 月于汉堡 尤格.布雷希 愚昧与谬误 何以医疗界的缺失和自欺如此普遍 医学向来大言不惭地以冠冕堂皇的说明将其行为合理化。远古时代，使人生病的事物被认为是魔鬼，巫师的职责，就是施行法术驱赶身体里的魔鬼。 后来欧洲所盛行的观念，就是

10、人体体液在各个脏器中的分布会影响疾病的发作。于是一般人就必须忍受像放血、排汗、通便等医疗措施。影响深远的古希腊名医伽林（Claudius Galen，129199 年）认为，放血适用于所有病症。对于腰痛，他并不进行矫治，而主张那是因为黏稠胆汁集中到了髋部；就算尾椎骨出毛病，也得放血：在某疼痛的身体侧边的膝盖后方腘窝扎针。这时鲜血汩汩，患者的腰痛就会消失而命也没了。 直到若干世纪之前，放血还是外科学的标志呢。大夫用绷带缠紧病患的上臂，直到前臂的静脉凸显，再用刺血针扎进浮现的血管。巴黎医生亚历山大.路易（Pierre Charles Alexandre Louis,17871872 年） 在首批临

11、床研究报告中指出了这种施治不当：就治疗肺炎而论，不管早点或晚点放血，也不管放血量如何，这种疗法都不会产生任何作用。 等到这项新知终于在数十年后被接受时，大夫们却又落入了另一个极端，将血液由外部输入体内（或许输血就是这么演变而来的） 。自此之后，他们就习惯于认为，急诊病患应输入他人的血液直到若干年后，某研究报告指出这也是无效的行为为止。 这种所谓的偏方也像放血一样主导了医学界好长一段时间。在古罗马时代，据说使用狗屎以及吸允修女涨奶的乳房，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及其死亡。古代西班牙大夫认为，要抵抗疟疾，最好喝下一小杯加胡椒和三滴猫耳朵血的白兰地。 在 1602 年的一次围城战中，奥斯坦德（现属比利时）

12、的大夫们摸黑溜到尸横遍野的战场，收集了许多肥肉带回城内。就当时的药理来说，死者肥肉可是伤兵的特效药。1696 年德国大夫波林尼（Christian Franz Paullini）出版了名叫奏效偏方 的著作； 1764 年的伦敦 药典 还推荐蜘蛛网、等足目动物、蝰蛇及毛粪石（由反刍动物胃中得来的坚硬毛发小石）作为处方呢。 当年接受这种医疗的人实在很辛苦。要是用现代人的观点就很难判断，哪种选择对于英王查理二世是比较不当的：是他罹患的中风呢？还是他身边的一打御医？御医们“要求立刻在国王肩膀上拔罐，并施行划痕法， 放出八盎司血液” 克劳夫爵士 （Raymond Crawfurd， 18651938 年

13、） 后来如此描述这种煞有介事的医疗。 “他们还给他喂下高浓度的锑催吐剂，可是国王只能喝下少部分，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还喂下足量的硫酸锌，以及强泻剂，再佐以一系列的灌肠。头发都理掉，好涂抹起疱剂。这还不够，大家还要来一块烧红的铁块进行烧灼术。 ”国王还在做死前忏悔， “尽可能拖延临终时间” ，但最后还是归天了。 20 世纪初有个说法很盛行，就是疾病乃人自身中毒的结果。于是，病患们开始一窝蜂地清理大肠，保持净空。随后则流行病灶理论，该理论认为，病人是以过敏的方式对看不见的治病源起反应，而只有从若干身体部位施治才能得到解脱：结果就是一阵手术风潮。医生作家路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写道：

14、“无人能够算出该理论到底导致了多少拔牙、扁桃腺摘除、胆囊切除和盲肠等的大流血。 ”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的组织和器官摘除，如今都已经是家常便饭；只不过，目前医学界对于摘除手术已有截然不同的理论基础。 爱尔兰文豪萧伯纳的言词至今听来还是犀利。在他 1906 年问世的喜剧医生的窘境 （The Doctors Dilemma）中的情节为：外科医生“发现人的身体充斥无用的老旧器官。多亏氯仿麻醉剂，才得以在保全身体的条件下摘除半打的烂器官， 撇来疾病和金币不谈，光是手术本身就够有趣了” 。 要到 19 世纪， 有识之士才察觉到： 截至当时为止，大部分医疗都是胡搞瞎闹。这就好像药品都具有安慰效应一样（稍后将

15、详加叙述） 。不过还是有若干例外：对抗疟疾的奎宁、预防天花的牛痘及止痛的吗啡等，都有确实的药效。尽管如此，美国医生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 1860 年的断言还是甚是恰当：他认为若能将所有药品“沉入海底的话，对人类来说就是一大福音不过对鱼儿们却是诅咒” 。 医学的空想 在回顾历史时，路易斯.托马斯评论道：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医生们竟然只遭到少许批评，安然度过这一切。 ” 其实， 医学应该得到的是失败和破产的报应。倘若医学要有所改进，那么挫折和混乱在所难免。重要的是，要能认清楚缺失并加以克服。妨碍医学知识进展的是缺失而不是不足。不容讳言，为了金钱，不必要的

16、手术和治疗曾经，而且现在还是十分普遍。当然，医生们也有心帮助病患，不管用现代观点来看其方法有多么可笑或危险。卫生学者埃布尔和尤根.温德勒（Jrgen Windeler）认为，在各个时代， “绝大多数医生当然都有信心在可行范围内为病患实行最佳治疗” 。 正因为如此，所有我们才要做此回顾。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自古以来医学的愚昧和缺失是如此的普遍。其中若干导致医疗缺失的缘由，至今还是屡见不鲜。 执迷于可信个案 人们对于各种疗法，只要有几分可信，就倾向于来者不拒。这些疗法为病人乃至医生提供病症说明，使得大家积极采取应变措施： 于是乎， 若干结果出现。然而就算这些新式处方有何等神效，也要在临床研究中得

17、到彻底证实，才能顺利应用在医疗上。 例如，为了根除肿瘤这个貌似可信的说法，在 20世纪前半叶，就有成千上万位乳腺癌妇女同意将乳房全部切除。汉诺威大学解剖学教授李伯特（Herbert Lippert）甚至建议，既然现代妇女的乳腺对于哺乳来说已是可有可无，那么“为预防乳腺癌，不妨在青春期就及早予以割除” 。这种预防手术的极端观点要到70 年代才被公认为缺乏实据。肿瘤并不像杂草可以连根拔除，在病患诊疗期间，常有癌细胞转移的情况出现。 此外，还有个甚为流行却似是而非的说法，即摄取无负担的营养最有益健康，最能预防大肠癌等等。其实，过度摄食水果和蔬菜，至少对预防所谓的腺瘤（在腺上皮形成的良性瘤）是没有太大

18、帮助的。这种肿瘤还可能转成大肠的恶性肿瘤。2000 年有两份研究报告指出，只要三到四年的不当饮食，就会导致这种结果。另外，人们普遍服用维生素来防癌的方法也缺乏根据。数个大型对照实验共同指出，额外摄取维生素 A 和 E 并无助于防止肿瘤形成或治疗肿瘤；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额外摄取的实验组的结果比不摄取的对照组“来得差” 。 自发恢复却被归功于医疗措施 缺乏效果的治疗方法也可能由于人体天然的自愈力而得到名气与认同。若干病症倾向于自发消退，所以实际上是靠人体自然恢复的。感冒时，找好医生是7 天康复，不找医生是一个星期，遇到不好的医生则需要更久。还有，椎间盘突出其实也可以凭身体自行恢复。 即使患者

19、因为这种自愈力病情得以改善，但他们自己和医生还是会将这种好转归功于医疗措施。例如关节炎，其实各种不同的疗程都可使它改善：迁居西班牙度假圣地马约卡岛，减少摄取糖、盐或肉等的食疗法，乃至一些身体锻炼的方法等等。路易斯.托马斯医生认为： “在这类情况下要做出判断，都会遭遇到一个疑难：在进行治疗的病患当中，约有 35%的人不管做了什么，都会自动康复。 ” 乌尔姆大学医学院临床经济学教授弗兰克.波兹所特（Franz Porzsolt）认为： “如果要严格看待卫生体系的成果的话，那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中不少案例要归功于患者的自愈力。 ”基于这种现象，所以不只患者， 就连专家也很难评估医疗成果的真正价

20、值。美国经济学者布顿.韦斯布罗德（Burton Weisbrod）明确表示： “既然人体的生理系统本身具有适应力，所以有时就能自行修整，无需医疗照顾就能战胜疾病。只不过，患者在病愈后并不知道这种康复是否是医疗照顾的结果。 ” 信心带来康复 戴听诊器的某位人士的关切、吞服五颜六色的胶囊，以及手术前准备工作带来的心安，都可能使患者的健康大为改善。这种医疗的暗示力量在巴金森氏症患者上尤为明显。神经外科医生在该患者面前假装进行手术，轻轻刮动其头皮，经过这种假手术的巴金森氏症患者就真的感到病情好转。只服用（实际并无药效的）安慰剂的心血管患者，其死亡率就真的比未吞服安慰剂的对照组患者还来得低。 这种安慰效

21、应 （placebo effect） 被学者视为医学中强力的功能法则，在各种诊疗中占有一席之地。汉诺威医学院教授布卡德.耶格尔 （Burkard J.ger） 指出：“只要是具明显治疗目的的医疗或心理手段，都有可能成为安慰效应的工具。药物、手术、照射乃至谈话皆有可能。 ” 安慰效应的发生，可说是因为它唤起人体的自愈力：人一旦开始感到需要帮助，可能就启动了自身的康复能力，以及类似药物引起的生化反应。另外，在负面的预期下，也可能出现负面的效应。例如蕃茄在19 世纪被视为毒果，于是真的就有许多人因为蕃茄中毒而就医治疗。 在美国开列的处方当中，约有三分之一纯属安慰剂；根据在以色列的问卷调查，有 6 成

22、的受访医生和护理师刻意开列安慰剂作处方。不过，就连具有真正药效的药物，也能够充当安慰剂。以色列医生皮特.史克拉巴内克（Petr Skrabanek）和詹姆斯.迈克尔米克（James Mick）写道：这种安慰剂 “大多数是抗生素、补药、咳嗽糖水、镇静剂、若干精神类药物，或其他具有药理效果的制剂，其预期药效与药性并不相干” 。 不过，安慰剂在正统医学中却未实至名归。只有万不得已时，医生才会在台面上使用，而背地里却担忧得很：因为对照实验将循序揭发许多看似精密且所费不赀的疗程实际上只是安慰效应的工具。 就算没有自愈作用与安慰效应，若干可疑的疗法还是可以稳如泰山。病情恶化竟然很少受质疑，并归罪于错误的诊

23、断和无谓的手术。如果患者病情在手术后并没有起色，若干主治医生从不会检讨自己作为，而只后悔没有切除更多组织。无效医疗的执行者通常不会担心病患和家属的指责。更有甚者，他们还会找借口，说已经尽其所能、试过所有办法了。 就连英王查理二世的御医们也不曾稍稍质疑那些治疗的适用性；甚至还有人在国王遗体旁边说： “所有办法都试过了。 ” 医学“咒语”如何解除 医学谬误的存在， 医疗界的等级制也是个中助力。自然科学界就不是这样：犯错或诈欺的化学或物理学者，通常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同业揭发和纠正。但在重视权威的医疗界和临床研究中，往往要等到诈欺大师过世后，其咒语才得以解除。 瑞士生理学家厄米尔.埃布尔达哈登（Emil

24、 Abderhalden，18771950 年）因为发现某种蛋白质而开创辉煌的职业生涯，但这项发现实际上却是子虚乌有。 这位哈勒大学生理化学教授在 1909 年将他假造的蛋白质命名为“保护脢” ，后又改名为“抵抗脢” 。根据埃布尔达哈登的说法，人、畜血液中会形成某种消化酵素，亦即在遭遇陌生蛋白质时，会产生所谓的抵抗脢。像是怀孕妇女就会产生特定的抵抗脢，以对抗母体内胎盘的蛋白质云云。 埃布尔达哈登利用生化试验提出证明，其说法如下：胎盘经过蒸煮后可制备蛋白质，并以怀孕妇女的血清加以调制。血清中的抵抗脢会将该胎盘蛋白质分解成碎片 （肽） ， 这可利用生化方式证实此即证明该妇女已经怀孕，她的血清中已有

25、抵抗脢的存在。而由未怀孕女子和男子的血清可以实行对照实验；实验结果不会呈现反应，因为这些血清并不含胎盘，从而就不含抵抗脢。 这种验孕法受到世界各地妇产科医生与生化学家的欢迎。几年之后，问世的相关出版物超过 25 种，从各方证实这项成果。1914 年，就连许多德国大学医学院妇产科主管接受专业期刊要求，对该验孕法进行检测时，骗局也没有拆穿。从 15 个实验组中所得到的报告，或多或少有正面而无不利的结果。随后，世界各地有 450 余篇论文论述该抵抗脢及其进一步应用，例如癌症、梅毒乃至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这可说是童话中国王的新衣了科隆大学生物学者及学术史学者尤特.戴希曼（Ute Deichmann）和

26、本诺.穆勒希尔（Benno Muller- Hill）都这么认为。当世人都为富丽堂皇的皇袍目眩神迷时，就需要有个小孩子指出，这位当权者其实一丝未挂。这个角色落在德国年轻的生化学者雷奥诺.米歇里斯（Leonor Michaelis）身上。他在 1914 年的出版物中表示，他无法以实验方式证实埃布尔达哈登的验孕法，而且怀疑这一整套理论。于是乎，米歇里斯在德国的学术发展就此划上句点（后来在美国才有所发展） 。埃布尔达哈登成为“风行草偃” 的权威， 并从他的空中堡垒不断开发新观点。等到这位超级吹牛教授于 1950 年过世后， 他的抵抗脢才跟着回到乌有之乡。 埃布尔达哈登的故事提醒人们，权威和等级制在医

27、疗界是如此影响深远。至今情况还是如此。医界人士所遵循的并非科学知识，而是以投票表决来决定其医疗行为的益处。若干“研讨大会”就像宗教会议一样召开，大医生和大教授关起门来决议何谓真正的医学这对一门崇尚知识的学问而言，似乎是颇为诡异的姿态。 信条左右了医学 就算医生发现某程序是无用且有害的，也要经过好几十年，这项程序才会从他们的体系中消失。某种帮助病患的用心良苦， 催生了不容质疑的医疗界信条。 一旦医生得到确信， 认为某作为对某病症有帮助，他们就不太会对病患隐瞒。不过若不再有人质疑新的诊疗方法，这时再做对照实验也来不及了：某项可能是多余的程序，就在未经检验下进入了医学。 在类似的状况下，若干具不明效

28、果的药物也可能不会受到质疑， 所以它们能得到药品检验当局的核淮，而实验结果或效用法则只能引起质疑。一旦进入市场后，该项药物就成了“黄金法则” ；之后就算是（在对照实验中）只对部分病患隐瞒该药物，也可能是“不道德的” 。不仅如此，这种黄金法则药物还会成为日后药物的标竿。至于新药到底要如何才能够与假药做区隔，这个根本问题也就不再有答案。 想在市场撤除这种不安全药物，需要机缘凑巧。这可举风湿药伟克适（Vioxx）为例：医生指出这种药剂的危险副作用已经有若干时间了，然而它经过数年还未下市。仅仅因为药厂还想为市场造就其他适用症（如预防大肠癌） ， 该药物还要和安慰疗法做比较研究。但研究结果显示，这种看似

29、安全的风湿药竟会提高心肌梗塞和中风的危险2004 年秋， 伟克适终于下市。可疑药物下架可说是少之又少的例外。药商和医生总是不肯公开承认开列了无谓的疗程和药剂。埃布尔和温德勒举出 4 项理由，说明医药界何以如此抗拒此方面的新知：一、以负面研究结果来质疑现行医疗措施，会被医生视为攻讦与威胁。新知意味着要对新的方法和基础重新学习，所以令人很不自在。 二、新的方法与思维会打击先前医生的权威，还必须承认自己的专业已被同业超越。 三、一旦新结果显示先前的努力都是白费时，追随者会怨声载道， 从而影响医生在医疗界的重要地位，其权威也会遭质疑。 若承认自己的作法源于某种成见，对病患并无实际帮助时， 会导致自我质

30、疑和良心啃噬。 四、负面论据可能威胁到药商和使用者（可疑的诊断法、药品或疗法的使用者）的经济利益。 有关最后一点的不幸例证，就是德国药厂格吕能塔的安眠药沙利度胺 （Thalidomide） ，此药物会在怀孕初期诱发胎儿严重畸形。19581961 年间，世界各地出现约 10000 个肢体扭曲变形的婴儿。药厂忽视医生的警告和需求，使这种畸形儿的状况延续好几年。后来该药厂还威胁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卫生当局要是沙利度胺被查禁，就要提出损害赔偿告诉。直到1961 年 11 月 26 日周日世界报注销一篇文章，才终于使药厂将沙利度胺撤出市场。 就连在当今医学界， 只要是宣告令人不快的真相，也会成为众矢之的

31、。自从汉堡- 埃盆朵夫大学医学院公共医学研究所两位研究员在明镜 （Der Spiegel）中批判 3 种现行的阿尔兹海默氏症药物后，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就在读者投书中质疑他们（研究员）的能力：一位异议者本身是心理学者，另一位则是物理学者，所以这两位不应表示他们不想让自己的祖母取药， “因为他们既无医生资格，本身也无应有的临床经验”云云。 这种话听起来颇自以为是，也并未就事论事。两位研究员的学历背景并不重要，而且他们文章的指陈有凭有据。 此精神病学教授的读者投书还忽略了一点：这两位的声明是和另两位医生（男女各一位）共同发表的。 我们来看英国医生安恩.乔尔莫（Iain Chalmers

32、）怎样评断同业的判断力： “万一研究结果不符合，学者若非落得资格不足或身败名裂，就是成了法西斯。 ” 我们从这种抗拒态度中可看到，医学兼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所勾勒的科学典范实在相去甚远。他认为科学家并不能死抱辛苦得来的观点： “科学研究并不在拥护某一观点，将之当作唯一真理。 ” 瞒天过海的招数 医生通常会怎么坚持错误的医疗措施， 英国医学期刊披露了其中的黄金守则。 第一招无暇他顾 医生已完全投入本身的诊疗工作，没有其他时间去阅读、开会或反省自己的医疗作为，更别说采用同业的方法。 第二招反击论据 .质疑其来源。没有人能勉强你去相信你专业领域或地理范围以外的信息。 .质疑其正

33、确性。在任何研究报告中都可找到些许盲点，如此就可采取以下策略：就算只有一个观点不够妥善，整个说法也可能是错误的。 .质疑该论据并不能适用在特殊的病患群及医疗行为上。如果若干大型临床研究的数据与你个人对病患的印象相抵触，这招就更能派上用场。 第三招拿律师当挡箭牌 提出辩解，表示要是你采用新疗法而忽略旧疗法的话，很可能遭到起诉。 第四招将责任推给病患 宣称你本身很乐意改善疗法， 但病患要求旧疗法。于是，即使你还是隔月注射维生素 B12 来对付贫血，或用抗生素来治疗感冒，还是可以得到谅解。 第五招稳若泰山 若有健保工作人员、药剂师或护士提出建议，或病患向你出示网络资料，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头问道：

34、“你是何时获得医学学历的啊？” 第六招不予采信 要抗拒新知，不妨采用医生生涯中惯用的这句口头禅： “就算这个说法正确，我也不想相信。 ” 从不公诸大众的负面数据 全世界有 25000 种医学刊物，每年发表 200 万篇论文。令人讶异的是，研究机构能生产出比这还要多的信息，但在这方面，我们所知却甚少。有 57 成的研究结果从不公诸大众，通常凡是负面或有害的数据都会被暗地压下。 对若干发现的隐瞒（ “信息淘汰” ） ，同样也助长医学的疏忽。例如信息淘汰导致了许多精神病药的错误评估，包括血清素药物，即所谓的帕罗西汀（Paxil） 。帕罗西汀的年度营业额在数十亿之巨。药厂发表的研究结果都在助长以下印象

35、：该药物同样适用于忧郁儿云云。 然而英国专家却成功取得制药业未公开的数据，爆料出完全不同的内幕：这种精神病药不仅不能改善儿童的苦恼，甚至容易提高其自杀危险性。公布数据的专家写道： “试验系列的未公开部分（不管出于何种理由） ，或省略其中重要数据，都可能导致错误的医疗建议。 ”专家们于是要求其临床研究的“进一步公开与透明化” 。 就连挑选临床研究的对象也可能给世人带来扭曲的事实。通常新的药剂和手术是找比较年轻和苗条的人作为测试者，因为在他们身上比较不容易产生太多副作用。根据加拿大医学会杂志的报导，在消炎药的临床研究中，超过 65 岁的受测者只占 2.1%，但高龄者才是这类药物的大宗客户。在某项研

36、究中治疗阿尔兹海默氏症的药物多奈哌齐（Donepezil） ，也不找年迈者做测试，而找低于 6574 岁的年龄层、且较少痴呆症状或其他缺陷者做测试。 医疗疏忽的故事提醒大家要保持健全的怀疑。当今医学中有许多事实都已降格为推想，且其中不乏若干谬误。 服药者的国度 药品市场吃掉了数十亿 当荷兰药理学家保尔.裴西恩（Paul Persijn）开车到德国，经过药房的时候，他着实吃了一惊。在荷兰不曾见过的瓶瓶罐罐的药品世界，此刻映入了他的眼帘。在他的国家，经过医生问诊后，只有 60%的人会拿到处方笺，在德国却达到 80%95%。 世界卫生组织（WHO）明列为不可或缺的药品种类只有 325 项；其中有 9

37、 成以上能够可靠地用来诊疗疾病且没有什么危险。然而德国却有 50000 种成药充斥在市场上，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还来得多。自 1950年以来，德国平均的个人药物消耗量已提高 20 倍，药品每年支出也超过 210 亿欧元。 平均下来，每位德国人每天至少服用一次医生处方药，且药品消耗随年龄递增。德国 60 岁以上者占总人口的 22%，他们消耗的药品却达到 54%。在一些个案中，有些老人竟同时以 60 种以上的药物接受治疗。医生们称这种情况为“给药过多” ，也就是缺乏条理和次序开一堆处方。给药过多不仅昂贵，对病患来说也是弊多于利。 以旁观者不加修饰的眼光来看，难道不会为这种状况感到惊诧吗？裴西恩指出，

38、德国服药者之所以会热衷于这些比较荒谬的产品，实在是“因为医生和药剂师诉诸道德权威，加上一般无知大众易受影响” 。 裴西恩博士也指出， 一份以专业为门面的期刊 药局全览乃是这种操作的来源之一。该期刊登载各种疗法和广告，免费赠送给德国各大小药房，是最受年长妇女欢迎的刊物。 裴西恩认为其中各种说法 （如 “利用磁力共振的自疗法” ）是缺乏学理依据的。他指出：“令我不解的是，接受过大学教育、也就是接受过科学思考和判断的人，怎么会去参与编辑药局全览这样的刊物呢？” 这位荷兰专家以简单的道德观认为，德国药剂师应以诚实可靠的态度提出建言，将没有根据的广告传单丢到垃圾桶，警告重要顾客提防无谓的药物和程序才是。

39、他惊讶地说： “ 药局全览接受了德国药剂师的赞助。 ” 黑森的药剂师格里高.休斯曼（Gregor Huesmann）在 10 年前表示的愤慨，是德国医疗界少数的例外。他在诊所橱窗的布告上刊载他选的“我们不推荐给大家的本月劣药”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发现：就连药剂研究也无法阻止药剂师将诡异的偏方经由柜台交到顾客手中。 例如德国药房大力推广的镁制剂。据说这种产品可治疗肌肉痉挛，确保病人恢复蓬勃的朝气。不过肌肉痉挛的原因很多，例如缺乏钙的情况就比缺乏镁还来得频繁。 缺乏镁主要是由于慢性腹泻、 肾功能失调、染患酒瘾或其他疾病等。患者由于病情较严重，长期接受医生治疗，单靠镁制剂其实并不会为他们带来蓬勃

40、的朝气。 就连健康的人也无法从这种制剂得到好处，因为镁经过肾脏吸收后，无法与其他营养调和。但许多药剂师才不管这么多：他们未经诊断处方就贩卖这种镁制剂，运用若干缺乏学理依据且误导顾客的宣传来达到目的。 临床药理学家尤根.佛瑞里希（Jrgen F.rlich）指出，目前在德国因药物导致的死亡率比一般假定的还高出许多。他援引了一项研究成果：在一所大型的综合医院的内科中，曾对绝大多数病患（总数为 13992人）进行为期两年的抽血及有关的药物检查。接受检验者平均年龄是 72 岁， 在院内接受 9 种不同的药物测试。在该临床研究期间，有 732 位死亡，这些死者的血液要再一次就药理效果做检验。此外，将近

41、8 成的尸体做了解剖。 结果，在这 732 名死者当中，有 133 位是“不当的药物事件”的受害者。以所有接受检验的病患总数来计算，这个比率达到 0.95%。在 69 个案例中，药物被列为间接死因； 其他 64 人则直接因错误处方和给药过多而死亡。绝大多数诊治医生都忽略了其医疗措施将导致的严重后果。在这些死亡案例中，有 94%的诊治医生要等到血液化验和尸体解剖后，才得知自己的作为造成了不幸：完全是由于他们开出的药物，才使得这些病患身亡。 如果用这个结果来推算全德国，那么在每年 600万位到内科求诊的人当中，有 57000 位会因为药物的过度治疗而死。这种高致死率的悲剧，更因药物如果正当使用本应

42、该康复的事实而加深。佛瑞里希教授指出： “如果善用目前的临床药理知识，有一半的死亡案例本可避免。 ” 德国药剂师有种万灵丹叫 Echinacea，据说不会有副作用。 这种珍贵产品是以 “预防感冒” 的名义贩卖，但有关这种高含量的酒精与植物混和物的药效，却从未得到证实。事实上，感冒症状只要过个几天就会自行消退。而即使是良好的旧式咳嗽水，也可使感冒不再继续。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医学专家纳特.施瑞德（Knut Schroeder）和汤姆.法海（Tom Fahey）就不断被患者询问：这么多药水中哪一种是最好的呢？这些咨询促成了一场文献资料的彻底研究。施瑞德和法海找出 300 多份以咳嗽药水为题的文章，但其

43、中绝大部分只讲述实验室中的检验，没有交代哪种药物具有最佳效果。 只有 15 篇研究报告通过感冒和咳嗽的对照组来测试若干药物，但没有哪一篇能证实该咳嗽药水是有帮助的。 换句话说， 如果咳嗽， 人们只能自求多福，遵照旧有的建议多多摄取水分罢了。 在缺少疗效证明的地方， 就会以销售技巧来补充。要是厂商拿“根据多年经验”的可能效果，及“受到多年喜欢” 的产品为号召时， 大家就要开始小心提防。这种话对医学外行来说很中听，但个中必有蹊跷：早在几十年前，厂商就利用没有药理效果的产品来使人们掏腰包。非洲人信赖猛禽萃取液的效果，亚洲人则相信犀牛角粉末的回春特效两者凭借的也都是多年使用这些药物的经验。 给医生的假

44、信息 除了潜在的病患，就连执业医生也会收到药物效果的错误信息。科隆的内科医生彼特.萨维奇（Peter Sawicki）曾和同仁合作，针对一个月内寄发到北莱茵地区各共同医学及内科医学诊所的 293 份药物广告，进行通盘的查验。对于广告传单的内容，他们要检视是否附上来源出处。在下一步骤中，他们把原始资料调来，核对药厂说法和原始资料是否相符。结果萨维奇团队揭发出了系统性的假信息。在总计 520 项说法中， 只有 218 项附有出处， 其中只有 41 个个案 （8%）的说法是查有实据的。这些药物广告的伎俩可归结为3 种：歪曲引用文献的内容；直接隐瞒若干重要研究结果（如副作用） ；强调所引文献中若干并不

45、存在的说法。 2004 年的德国药品处方报告指出，在高达 210 多亿欧元的药品费用中，本来至少可省下 45 亿欧元。也就是说，如果将药效具高度争议的药物费用省下来，金额非常庞大。药物商品检验基金会早在几年前就指出，常用处方药中有将近四分之一“不太适用” 。 换句话说，如果处方太昂贵，就应该寻求较便宜但具同等效果和安全性的代用品。亦即，德国药剂师不必绝对遵照医生处方笺来抓药。他可以利用“代偿”（Autidem）法则，找出某种具同等效果、却较廉价的药剂。 不过这种有意义的法则却经常被刻意忽略。药厂会貌似不为私利地提供执业医生一些电脑软件，有利于病历数据管理、账目记录及处方笺开列等等的电子化但都是

46、以药厂立场为基准。一旦医生在计算机选单登记某项药物，计算机就会自动选出由该软件赞助者贩卖的产品。而一旦药物品项列入处方笺，药剂师将它开列给病患的机率就大为提高。 另一骗术是所谓的假研发。操作方式是药品研究人员直接仿制对手的上市药物。尽管化学成分的些许改变不会带来明显的额外效果，但已足以构成申请专利的条件，从而以昂贵的垄断价格和新型制剂的姿态上市。例如据说可以保护血管的施德丁（Statine） ，就是这项策略的巧妙演练。利用前述每隔一段时间推出新产品的方式，不只施德丁得到了商标专利的保护，还同时保护了其他 9 种同类产品，使诡诈的研发者从中开发了数十亿的商机。 德国每年卖出大约 29000 吨的

47、药品 （包括 2320 吨动物药品） 。 这些药品鸡尾酒还会在净化后的自来水中现身，随着饮用再度回到人们身上。难怪德国联邦环保署署长安德瑞斯.杜若格（Andreas Troge）指出： “所有的东西都会滞留在某处。 ” 帮助遗忘的药物 药物广告强调的不是把病治好，而是延缓病情恶化。卫材公司（Eisai）和辉瑞制药（Pfizer）在它们共同上市的阿尔兹海默氏症药物广告中表示： “多奈哌齐可让人几乎晚两年才被送入疗养院照护。 ” 痴呆症患者（只要他们还有微弱的转机）及其家属都乐于相信这个福音。 多奈哌齐的使用量年年增高，另外两种同业的竞争产品的销售量也在高龄化的德国有所成长。 不过，汉堡- 埃盆朵

48、夫大学医院的临床研究却得到这个结论：这些药物并不具临床效果；服用它们，却能让人安心地遗忘。 该医院的公共医学研究中心的托马斯.齐莫曼（Thomas Zimmermann）指出： “我不会给我自己的祖母 这 种 药 物 。 ” 他的 同 事 汉 斯- 彼 特 . 彭霍 尔 特（Hans- Peter Bornholdt）补充道： “我看不出这种药的药效有什么根据，反倒是副作用一定存在。所以我不会服用这种药物。 ” 多 奈 哌 齐 的 同 类 产 品 还 有 利 凡 斯 的 明（Rivastigmin，即 Exelon）和加兰他敏（Galantamin，即 Reminyl） ，据说能够减缓智力退化

49、。这种所谓乙酰胆碱酯脢抑制剂的日用量，依据病患服用量的不同，每人要 2.983.95 欧元；2002 年，德国健保单位为这种药物就支出了 7000 万欧元。 齐莫曼桌上摆了一叠复印件，是关于乙酰胆碱酯脢抑制剂最重要的 20 篇研究报告。 就这些报告的作者和相关药厂而言，报告算是达到学术的要求。现有 4位汉堡的专家各自以独立立场分析这些药理报告。他们隶属于遍布全德的“痴呆医疗网”的 14 个领衔医疗团体，由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门赞助。 专家们第一个发现：尽管根据原先的研究结果，服用这些药物的阿尔兹海默氏症者的认知能力测验结果确实优于服用对照剂的患者，但是在 0（ “健全” ）到 70（ “痴呆” ）的测验刻度之间，差别却只在 1.43.9。这些微小差别其实无足轻重；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便认为，刻度要在 4 以上才表示药物具有临床效果。 齐莫曼和彭霍尔特等人指出，他们见识了为证实微弱的药效所做的各种无稽之谈。他们指出： “每份报告都包含许多方法上的疏失，使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 他们认为这些有关的药理研究人员犯下一堆错误：一、粉饰结果。若干研究会因病患的各种状况而提早结束，例如因后遗症、迁居、疾病或死亡等。处在轻症时间点的病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