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的中国叙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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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文化的中国叙事跨文化的中国叙事 摘 要：春月是华裔女作家包柏漪的代表作，小说以“春月”这个出生在封建大家庭的女人为主线，描写了两个老式家庭五代人的经历。包柏漪试图将跨越百年的家族史融入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岁月变迁与历史发展中，努力“再现”真实的中国形象。作品所具有的双重视角与跨文化的特征，也显示了中美两种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本文从异国形象、文化身份和叙事策略等层面，对春月这一跨文化的中国叙事文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呈现出春月特殊的文学意义和文化意义。 关键词：春月；跨文化；叙事；他者；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XX）5-0122-07

2、美籍华裔女作家包柏漪的成名作春月是一部气势恢宏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苏州张府与北京吴府两大封建家族的兴衰历史，将家族史与民族史紧密结合，为我们呈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柏漪拥有特殊的文化烙印，使得她的代表作春月具有特殊的文學意义和文化意义。 一 小说春月描绘了国家与家族的命运变迁史，塑造了众多人物，关系庞杂。在宏大的长篇叙事中，作者着重塑造了顺从者、叛逆者和革命者三类人物形象，使人物具有“揭示中国人灵魂的能力”。通过描绘剧烈变革下的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中西方文化冲突，表达对中国革命的反思。 在小说春月中，秉毅和春月长期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把家庭放在至关重要的位

3、置，他们谨遵儒家道德伦理，提倡顺从，规范言行，是典型的顺从者形象。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文化提倡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强调集体主义，因而家庭远比个人要重要得多，个人往往把家庭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与涌入，中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中西文化冲突在张家长子秉毅的身上显得尤为突出。一方面，作为张氏家族的族长，他能够用留美学习、体察到的西方文化来反观中国，并深刻的认识到这是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并对家族进行点滴的维新改革；另一方面，尽管秉毅出国留学七年之久，但是他仍然无法融入西方社会文明，儒家思想中家庭和家族的重要性使他无法忘记自己的家族身份，他渐渐被家族保守的处事方式与生活哲学

4、所同化，为了家族只能牺牲自己，选择顺从。秉毅在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的困境中艰难生存，无法把自己从家族的身份枷锁中解救出来，一生都用家族礼法，伦理道德束缚着自己。侄女春月宛如一眼清泉，激起了秉毅心中的爱与自由，秉毅对春月寄托希望并对她进行新式教育，由此对她的不伦之爱也悄无声息的萌发了。然而，由于家庭与礼法的束缚，秉毅与春月的感情不得不走到尽头，秉毅强烈的控诉也在爱情结束的时候喷发： “顺从！毛病就在于此。弄到最后，我们总是顺从然后，再一次顺从。再一次按照别人的意志生活。” 秉毅深知“顺从”的弊病，却始终无法彻底摆脱礼法的羁绊与家族的重担，只能发出绝望的控告与哀吟，他也代表了顺从者在中国和西方文

5、化、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中无力挣脱的悲剧命运。 春月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中国传统大家闺秀的缩影，她一生经历许多苦难，却从不屈服，在波澜起伏的时代和命运面前不卑不亢，最终成为家族中唯一一个见到五世同堂的人。春月从小热情大方，古灵精怪，甚至有点离经叛道，她常常因违反金枝玉叶应遵守的礼仪而遭到家族长辈们的训诫。直到大伯父秉毅留洋归来，充满活力的春月让秉毅看到了生机，并对她给予了希望。他对春月进行启蒙教育，并寄托了私人的理想与情感。在秉毅的精心培育下，春月变成了一个兼具新旧文化修养的知识女性，温婉贤良、德才兼备，坚韧而柔美，能够独自承担许多苦难，不在命运面前低头。 春月一生经历了两次爱情。第一次是在旧式家族联

6、姻的前提下，春月嫁到北京的吴家，与丈夫允愉相识相知。他们都排斥旧俗，两人情意相通、琴瑟和谐，因为允愉死于义和团运动，春月不得不带着女儿明玉回到张家。第二次爱情是与大伯父秉毅的不伦之恋，他们暗生情愫并且生下儿子允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两人不合伦理的恋情暂时挣脱了家族礼法与道德约束，让他们享有了短暂的快乐与甜蜜，追求了叛逆的爱情。然而，两人的自由爱情只是短暂的，他们最终难逃乱伦之名，且要背负家族和社会礼法的重担。春月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学，她的一切出发点也都是家庭，她能够为了家人包容忍让，承受苦难。她遵从她爷爷所说的“必须顺从天意”践行着，一生都在顺从。她不主动与命运抗争，却在苦难面前始终如一，不轻易

7、低头。春月在历史的洪流中随遇而安，虽然她的生命轨迹处处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但是她却愿意包容接受。她是一个坚毅的女性，坚守道义与责任，希望在动荡的年代守住家族的根，也正是因为她性格上的容忍坚持、思想上的兼收并蓄，让她见证了家族五世同堂。 与秉毅和春月不同，明玉这一形象个性张扬，敢于反抗，是典型的叛逆者形象。明玉自小在教会学校学习，系统的接受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熏陶，是个直率、勇敢的知识青年。她敢于反抗传统家族与长辈，热衷于轰轰烈烈的投身于政治运动和革命宣传。最终，春月与明玉这两代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这两代人也背道而驰，走向不同的道路： 最后，做母亲的说：“没有了孝道，就不可能有家庭。没有了

8、家庭，就不可能有人伦。没有了人伦。人何异于禽兽。”她挺起身，站得笔直。“我生养了你，但是不能认一个禽兽作女儿。跪下，孩子，跪下！” 不！明玉心里呼喊着。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逼我这样做。有一刹那，她觉得自己要转身逃出门去。但是，不知怎么一来，她两腿一软，像个断了线的风筝似的跪倒了。 就在她跪下的时候，明玉心里立下誓言。这是她最后一次顺从母亲了，最后一次当孩子了。她再也不下跪了；不给母亲、长辈、祖先下跪了。 我们可以看到明玉自小接受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洗礼，她强调个性自由与独立，这与母亲春月妥协顺从、避免斗争的处事方式截然不同。明玉总是敢于斗争，她敢于反抗母亲、反抗家族礼法；她也勇于直面现实，对革命、对

9、共产党充满热情与崇拜，虽然屡屡碰壁却并未让她退缩，反而充满激情与斗志，义无反顾的参加革命，全身心投入共产党革命事业。然而悲哀的是，像明玉这样的叛逆者，他们不顾亲情，舍弃一切缔造出来的革命最终也将吞没他们自己。因为在包柏漪看来，革命和暴力与一切人性、感情是对立的，他们通过对人情的践踏，构建了人情融洽的社会，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悲剧所在。 包柏漪塑造的第三类人物形象，就是以秉崇为代表的革命者形象。他从封建大家庭出走，满怀赤诚、饱含激情的扎进中国革命的大潮中去。为了革命，他与家人、好友断绝联系，销声匿迹多年，且孑然一身。秉崇最初强烈的革命激情也在残酷的革命现实面前表现出了退缩与犹豫，而最终他也将革命视为

10、一种惯性的、无需思考的行为，为了革命而革命，这必然导致他“强国富民”的理想破灭。秉崇这位革命者最终选择隐退，辞官告老还乡，最后逃离大陆。秉崇的悲剧结局也反映了作者对中国革命的悲观态度。 包柏漪塑造的三类典型的人物形象，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文化想象。除此之外，阅读春月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元素贯穿整部小说，通过作者对中国风情、风物、风俗的细致描绘，为我们勾勒出中国文化的“异国风貌”。但在观照中国文化时，包柏漪不经意流露出“他者”眼光，对异国现实不是单纯复制式的描写，而使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可能会更多地关注小说对传统中国生活富有异国情调的描绘，而忽略其他方面：“通过春月，我们看到了内层庭院社会的美

11、丽，但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社会僵化的礼节是如何像她们的裹脚一样束缚了女性的生活。”在春月中，到处可见散落的中国文化符号，通过对建筑构造、服饰装扮、饮食文化、民风民俗等方面的描写，营造小说浓厚的中国韵味。 张家宅院是典型的苏州园林风格： 小姑娘一溜烟除了“扇门”，穿过三叔公住的“静篁院”，经过老太爷的侄辈们住的几进院子，到了“往返桥”和“懿德院”。一走进大厅门口的朱红廊柱，就听得见里面嗡嗡的人语声和清脆的牌骨声。 在张家这个小宅院里，不仅看到青瓦屋檐、朱红廊柱、雕花门楼等建筑构造；还四处可见紫檀柜子、红漆箱子、粉红色的罗帐、景泰蓝的棋盒等家居装饰；饺子、杏仁饼、古老肉、蜜饯等中国传统饮食也囊括其中。

12、最具有中国情调的文化差异应该是民风民俗了，诸如庙里烧香许愿、床底下放葫芦辟邪等民间信仰；闹洞房、归宁等婚葬仪式传统以及三寸金莲这个重要意象： 她七岁那年夏天第一次缠脚，到现在都两年多了。那时候四个脚趾头被弯到脚掌心，前脚掌又被坳得贴着脚后跟，直到脚几乎对折起来。她哭喊得声嘶力竭。“孩子呀，这是为了你好。”母亲慰藉她。“长一双鲤鱼脚，再标致，再富贵，再贤惠，也没有男人要。” 作者还将小说的叙述空间由张家宅院扩延到北京、上海、苏州，对中国近代社会不同城市进行描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上海喧嚣嘈杂、苏州静谧闲适、北京粗犷热闹，每个城市各不相同，又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包柏漪对中国文化进行淋漓尽致的

13、描绘，西方读者透过春月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异域风情。此外，作者将西方文化价值观融入到作品中，与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冲突、融合、共存。两种不同文化在小说人物形象中都并存着，例如：秉毅留学归来，将洋式服装脱下，换上中式驼色绸袍，完成角色的转换，当上族长后的秉毅将西方文明渗透到家族管理中，讲授卫生知识、开办教会医院等；秉毅与春月一同阅读英文小说；明玉进教会学校接受基督教文化教育，并深受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长风买了一架钢琴，并与明玉合作世界名曲；在上海长风的小洋楼里，充满洋气、西式的装修风格，房里物件也都是仿英国白金汉宫原件做的包柏漪把中美两种文化融合起来，试图将两种文明交流共融。 包柏漪对

14、中国文化的描绘显然能够引起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兴趣，读者们能够最直接、最形象的从小说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情调的细节部分。包柏漪笔下的中国，既有历史的真实，也包含着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她“再现”的中国这个“异国形象”，是由中国现实语境与西方历史与文化语境共同创造出来的，是两种文化相互碰撞产生的异国文化形象。通过这个中国形象，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中国的体验与认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以及在中国叙事里，把中国文化放在“他者”的位置上，以此来显示包柏漪对西方文化主体的归属。 二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作为“他者”出现的，西方作家在描绘“异国情调”的时候，常常会在中国这个“他者”身上，找到“

15、自我”的需要，以便更好地审视和了解自己。包柏漪也不例外，春月的写作“不可能完全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因此，在跨文化的中国叙事里，包柏漪所创造的“异国形象”与她的身份紧密相连，并体现在作品中。不同的文化身份在处理东西方文化关系式所显现的“东方主义”的不同形态，能看到不同文化间的权力关系。 包柏漪1938年出生于上海，原籍安徽桐城县，出身书香世家。八岁跟随父母移居美国，二十七年后随外交官丈夫一同访华，重回故土，与故乡有了更亲密的接触。她与故乡亲属相聚交谈，听到了许多有关她祖先的故事，并孕育了创作春月的动机。这次在中国大陆的所见所闻也成了春月的主要素材。小说跨越了历史和文化的鸿沟深入到家族的灵

16、魂与思想，是包柏漪潜心六年之作。包柏漪曾在采访中透露写春月的目的，就是写一个故事，借以帮助美国读者了解中国，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包柏漪也表明自己虽然是在美国长大的，但还是中国人。她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一样的人，只是文化历史背景不一样。在包柏漪看来，她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感情深厚，她能够对中美两种文化兼收并蓄。她在春月的跋中写道： 命运之神让我等了二十七年才回来，是有大道理的。因为只有到了三十五岁，我才能够从两方面来看生活：既是母亲又是女儿，既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既是小辈又是长辈，既是个人又是家族的一员，既热爱历史又热爱梦想，不再觉得生命有无限可能而死亡只不过是一个字眼。在我生命之杯半干半

17、满之际，正是我踏上中国大陆的适宜时机。在那里我听到了我祖先的故事，看到了我亲属们的生活也是我原本可能过的生活。 特殊的生活经验与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得大多数华裔作家都拥有双重的文化身份与视角。他们善于用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以及复杂的生命经验在中美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对人生与命运选择进行思索。因此，华裔作家的作品通常都描写了华人移民到美国后的艰辛过程，反映他们在美所受到的不幸遭遇以及初期创业奋斗的艰难历程。与第一代华裔作家不同，包柏漪的创作没有涉及追溯早期华人的移民苦难史，呈现中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她也不同于第二代华裔作家围绕“身份”主题进行创作，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表示质疑、否认与疏离。包柏漪更多的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所接受的西方文化价值观融合在一起，使两种不同文化呈现交流的可能性。包柏漪并不回避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常常身穿中式服装，仍然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且对中国文化表示出格外喜爱。在访谈中她也多次重申自己“既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她并不认同在中美两种文化间只能选择其一的做法，而是让自己身处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能够吸收更多的文化资源，成为自由游走在双重世界的文化越界者。多元的文化环境也造就了她叙事的文化越界，具有特殊的文學意义。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