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大学建校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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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柏林大学建校史您当前位置：首页外国教育理论研讨【字体:大中小】【打印】【关闭】柏林大学建校史：17941810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张斌贤王晨柏林洪堡大学教育学院张乐发布时间:2020-12-08摘要：柏林大学的建立是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积极因素，财政困难、行政掣肘等消极因素，以及君主意志、官员和学者意愿等不确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建立经历了反复起伏的经过，其最终建立的关键是洪堡所拥有的融合了历史感和本身前途的动机与卓越政治智慧及行政技巧的结合物。早于德国教育部成立七年的柏林大学的建立经过，是德国在向当代国家转变进程中国家的教育功能和教育行政范畴逐步确立的典型事例和先声，其中

2、体现的大学思想及其建立后的发展与改革彰显了当代大学及其制度的基本涵义和普遍意义。关键词：柏林大学，洪堡，当代大学制度，教育国家化1810年10月6日，柏林大学迎来了前来注册的第一批6名学生，从此开场了这所被誉为“当代大学之母的大学200年的兴衰起伏。这所在19世纪初普鲁士“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大背景下建立的大学，不仅在动乱的百年发展中实现了创办者的期望，还提升了普鲁士的高等教育事业，“继承了德国大学接受、产生新思想继而改变社会的传统，推动了普鲁士的振兴与德意志的统一，广泛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诸多大学建立与改革的样本。本文力求在较为丰富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对国内学界关

3、注不多的柏林大学纷繁曲折的建立经过进行考察，以期加深对这所大学的诞生经过及其历史意蕴的理解。一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相比，德意志的大学出现得比拟晚。到14世纪后期才出现第一批德意志大学，其中布拉格大学建于1348年，维也纳大学建于1365年。由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世俗政府气力的壮大，德意志大学不断发展，陆续出现了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莱比锡大学1409年、弗赖堡大学1460年、巴塞尔大学1460年、耶拿大学1556年、哈勒大学1694年和哥廷根大学1737年等。到1789年，德国共有34所大学，约占全欧大学总数143所的24%。18世纪后期开场，由于紧张的政治局势、频繁的军

4、事争端与剧烈的社会变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大学的发展遭到严重阻碍。以普鲁士的大学为例，全国从西至东都出现学生人数下降、大学经费紧张的现象。“为数诸多的德国大学其中一些已破败不堪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风暴中停办了。从17891815年，全欧洲143所大学仅剩83所，德国34所大学中消失了18所。在大学发展处于危机四伏的时期，普鲁士王国内部十分是学术界却一直酝酿在首都柏林兴办一所新的大学。第一篇书面公开阐述在首都建立大学的文档出自1794年（柏林月刊）BerlinerMonatss-chrift刊登的文章。作为当时主要的启蒙刊物，（柏林月刊）的这篇文章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在柏林

5、建立大学的想法已日益成为启蒙思想学者思考和私下讨论的热门问题并渐渐进入开通政客的视野；第二，这一设想长期为当时的王室与政府所反对与漠视。在当时的学者们看来，在柏林建立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是很自然的。由于其他欧洲各国在首都建立大学已成为传统。此外，柏林具有建立一所优秀大学的良好基础，一方面，能够利用1700年柏林科学院成立前后不断建立的诸多学术机构，统一整合各种科研机构；另一方面，柏林在18世纪末已因其浓厚的文化气氛而倍受称赞：“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与艺术活动都能在柏林找到，而“到1800年，柏林城内已经生活着1200多名知识分子，诸多科学家、医生、律师、艺术家的存在，使得柏林充满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

6、。大学的建立能更好知足这些知识分子学习与工作的需求。普鲁士王室与政府对于在首都建立大学的设想则持漠视与反对态度。其根源来自于上层对政治形势的判定以及当时已显现的国家财政困难。长期以来，普鲁士当局固然对启蒙思想持开放态度，启蒙思想在各种报刊、大小读书会、各色沙龙传播，但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始终对新思想与相应改革持警觉态度，担忧过度的思想自由会导致国家根基的崩溃。因而，尽管在他执政期间普鲁士也通过公布（普鲁士国家通用法）等举措施行过一系列教育改革，但同时也实行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竭力限制言论自由。另一个更实际的原因在于，当时普鲁士已经出现了财政困难。由于多年穷兵黩武，到1797年11月16日驾崩时，

7、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给继任者留下的是一个近乎破产的国家。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继任后，普鲁士的教育改革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从1797年开场，当时的普鲁士内政部部长、主管教育工作的冯马索夫JuliusvonMassow，17501816“面对宏大的财政困难，迎难而上，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但是，他的工作重点是建立专门学校Spazialschule和改革中小学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由于深受法国形式的影响，马索夫以为，建立专门学校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佳方向，只要专门学校才能知足国家的现实需求，因而，他在1800年明确指出，“大学应该被专门高等学校与科学院所取代。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即位还是成为普鲁士

8、大学发展的新契机。一方面，在1806年普鲁士战败前，他就已经比几位前任国王愈加重视教育改革，在促进大学与科学院发展的问题上给予了更多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重新开启了普鲁士的宗教与学术自由，学者开场敢于公开议论新思想并就改革问题在公共场合与私人信件中阐发本人的意见。1798年后，各界人士对大学事务的关注日益增加，在数量繁多的书信往来中，都能够看见政客和学者们开场“以历史的、批判的角度考虑和审视大学问题，其中当然包括在柏林兴建一个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设想。1804年，已近人生尽头的席勒怀着思想与创作的冲动来到柏林，在感受了柏林的气氛后，他于7月14日在魏玛家中写下对柏林状况的考虑

9、：“人们致力于学术，渴望建立大学，在柏林应该会发生些什么。1806年，费希特17621814年的（关于爱尔兰根大学内部组织的一些想法）得到了时任柏林首席财政参谋的阿尔滕施泰因KarlSigmundFranzFreiherrvomSteinzumAltenstein，17701840年的高度重视与赞同。费希特在文中“把对自由的科学反思的要求提高到大学课程的一切专业之上，他以为，新的大学生应该学会思维而非拥有大量知识。费希特的思想唤醒了一种根植于德意志哲学的教育理念，它延续了康德（系科之争）中对哲学与实用知识关系的考虑，拓展了政府高层的决策视野。这之后，摆脱法国形式，“建立一个不是旨在进行职业教育

10、，而是旨在扩大和介绍科学知识的大学开场成为广泛的共鸣。随着政权更迭与新政改革的进行，一批非贵族出身的开通政客逐步登上普鲁士政治舞台，在越发开放的气氛中与学者们共同考虑国家的将来，思考教育事业、高等教育机构的改革方向。这其中就有非贵族出身的拜默K.F.Beyme，17651838年。在1807年接替冯马索夫负责普鲁士大学改革之前，拜默就已开场关注在柏林建立高等研究机构这一设想，并与学者们就建校方案等问题进行沟通。1802年3月13日，哲学家英格尔J.J.Engel，17411802年致信拜默，系统阐述了在柏林建设一个与传统大学完全不同的、与科学院相联络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计划。英格尔的思想对拜默产生

11、了重要影响，成为拜默筹划高等教育机构的直接动因。1807年上任后，拜默在给沃尔夫等人的信中反复强调了英格尔对柏林大学建设计划的重要意义。施莱尔马赫17681834年也以为，英格尔是第一位具体提出柏林大学建设计划的思想者。然而，在拿破仑军队入侵前，普鲁士王室与政府对在柏林建立大学没有多大的兴趣。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普鲁士其时已经存在不少大学。在普鲁士王国的旧帝国版图内有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维亚德利纳大学1506年、柯尼斯堡大学1544年，此外王国还拥有埃尔福特大学1379年、耶拿大学1558年、杜伊斯堡大学1655年、哈勒大学1693年、布雷斯劳大学1702年、哥廷根大学1737年与爱尔兰根大学1

12、743年。其次，1797年威廉三世登基时，除哈勒大学外，其他大学的衰败状况使国王在有限经费的情况下只得选择“改革现有大学，同时暂时停止建立新大学。自威廉三世改革新政以来，改革确实直接影响了大学的重新兴盛，在普鲁士的大学中，教育经费逐步增加，学生人数也开场稳步增加。随后出现的政局骤变搅乱了普鲁士的改革步伐。拿破仑军队在欧洲肆虐之初，普鲁士在1795年至1806年间，一直对法国和反法同盟之间的战争持中立态度。但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瓦解，拿破仑建立了依附于法国的莱茵联邦，普鲁士日益感遭到拿破仑的威慑。随着之后拿破仑在与英国和谈中表示出将汉诺威归还英国的想法，普鲁士宫廷感觉遭到了欺骗，国内开场出现对法国进

13、行军事干预的呼声。1806年7月25日，不顾施泰因男爵BaronHein-richFriedrichKarlReichsfreiherrvomundzumStein，17571831的反对，普鲁士与俄罗斯签订条约，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与法军爆发了耶拿会战，也称耶拿奥尔施塔特之战SchlachtenvonJenaundAuerstedt，普军惨败，几乎丧失了主要作战气力，随即被迫退出第四次反法同盟。10月27日，拿破仑带领法军占领柏林，普鲁士王室和政府要员逃往东普鲁士，一干学者如费希特则流亡至旧都柯尼斯堡。假如讲耶拿会战的失败标志着普鲁士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败，那

14、么普鲁士与法国于1807年7月7日签署的（提尔西特和约）TilsitFriede则彻底宣告了普鲁士在各方面沦为欧洲二流国家：普鲁士丧失了大半领土，最富有和最肥沃的省份被割让，原先统治的民众数量丧失大半，税收大幅减少；此外，普鲁士还被迫削减兵力，被课以高达一亿法郎的赔款。普鲁士教育事业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随着领土丧失，新普鲁士王国丧失了原先易北河以西的所有大学，只留下柯尼斯堡大学与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的维亚德利纳大学；原先作为普鲁士最好大学的哈勒大学也被移交给了在易北河西新建立的、由拿破仑幼弟耶罗姆统治的威斯特法伦王国。耶拿会战激战之时，黑格尔在耶拿匆忙完成了（精神现象学）的写作。他将“耶拿会战称为

15、“历史的终结，意即新历史的开场。新思想的到来将驱使普鲁士重构为新型国家。拿破仑的到来摧垮了普鲁士王国及其封建专制的社会基础，为普鲁士的改革之路扫除了枝蔓。黑夜仍然，但黎明已经到来。一场宏大的改革即将来临，更为开通的官僚与自由的思想将引领普鲁士走向复兴之路，而在柏林建立一个大学的设想成为系列改革中必备的组成部分。二（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直接促使原有各种建立柏林大学的计划浮出水面。1807年8月，已辞去一切职务的前哈勒大学校务长KanzlerundDirektorderUniversit?t提奥多尔施马尔茨T.Schmalz带领部分教授来到东普鲁士的小城麦默尔Memel，觐见正在此地处理政务的威廉

16、三世。8月22日，施马尔茨向国王面呈了两篇报告，一篇是希望国王将哈勒大学迁至柏林的请求书，另一篇则是施马尔茨起草的“论在柏林建设大学的备忘录，希望能以哈勒大学老师为基础在柏林建立大学。威廉三世答道：“好，有勇气！国家应以精神的气力来弥补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1807年9月4日，威廉三世在给拜默的命令中明确了在柏林建立大学的意愿：“我亲爱的内阁枢密大臣拜默，介于易北河一岸的割让，国家丧失了哈勒大学这一最重要、最完备的普通教育机构。填补这个空缺应该成为国家重建之中首要考虑之事，而法兰克福与柯尼斯堡的大学并不合适我决定在柏林建立这样一所新的教育机构neueLehranstalt，并使之与科学院建立

17、适宜的联络应给哈勒的拨款将用于其中。柏林建立一所新的教育机构的任务正式交付给了拜默。同一天，威廉三世也将这一批准以及对拜默的委任信息通过内阁传达给了施马尔茨。在给拜默命令的结尾，威廉三世要求拜默做三件事：1确保新大学老师哈勒与其他地区的聘任，2咨询众学者对新教育机构之意见，3尽快撰写呈交建立计划咨文。1807年9月5日，也就是拜默接到命令的第二天，他便就“在柏林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机构的问题向三位学者沃尔夫Wolf、费希特与施马尔茨发出信函，希望得到他们的建议。与此同时，拜默开场起草教员的任职邀请函。1807年9月19日，沃尔夫首先递交了建立新教育机构neueLehrinstitut计划书，在致拜

18、默的信中，除了就建立新大学提出建议之外，沃尔夫还推荐威廉冯洪堡介入新大学的建立。沃尔夫以为，洪堡“具有将学者们统一的能力，应委以重任。10月3日，费希特也将本人的计划提交给拜默。1807年的秋天，正当筹建开展之时，普鲁士政局发生了宏大变化。1807年10月8日，之前因拒绝介入普法战后会谈而被威廉三世驱逐的施泰因男爵再次授命，担任王国首相，主持改革大局。这一变化对建立大学计划的最大冲击是拜默辞去了内阁大臣职务，但仍负责大学改革事务。在其后几个月里，柏林建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筹划固然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但逐步碰到各种料想不到的困难。从1807年秋到1808年，拜默陆续收到来自沃尔夫、施马尔茨和胡夫兰德H

19、ufeland等人的13封建议书，信中广泛讨论了师资、经费、建筑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建议都以为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只能设立在柏林。但作为内阁首相的施泰因却对在首都建立新教育机构的设想持保留态度，他的顾虑不仅仅“来自王室圈子，也同样来自当时各色人等在“柏林繁多的论战小册子中夹杂的关于校址问题的争论。在施泰因看来，一方面，“离柏林不远的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已经有了一所大学；另一方面，柏林本身也不是建立大学的好地点，大量年轻学生的涌入易于造成城市的混乱与道德败坏，同时大城市也不适宜学生进行严肃认真的学习。他提议，即便最终同意请求，也应该在位于柏林旁边的小城波茨坦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1810年年初，施莱尔马

20、赫在写给官员诺特Nolte的信件中发表了本人的见解。他在文中明晰地表达了本人的观点，阐述了学者们一致确定在柏林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原因。在他看来，作为大城市，柏林“地域过广、物价偏高、诱惑太多、鱼目混杂、年轻人过度涌入也容易引发暴力事端，此为柏林建设高等教育机构之弊端。然而，柏林同时又有“拥有诸多科研机构、物资丰富、人才辈出的优势，最为重要的是，新机构的建立当“以与科学院之联络为根本条件。假如讲校址问题之争主要在学者和政府官员之间进行，那么，在怎样建设这个教育机构的问题上，争论就更为复杂。1807年，费希特起草了（在柏林创立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的演绎计划）。对于这份充满柏拉图式理想的报告，拜默表

21、示难以理解。到1808年，施莱尔马赫在其（关于德国式大学的断想，附“论将要建立的大学）中，阐释了与费希特完全不同的建校观点。在费希特的设想中，大学作为国家的教育机构应该在外部与内部都遵循国家治理，大学生们可共同寓居，身着统一制服，同老师一起严守学校管理制度，学习经过所需的物资可由国家供应，学习步骤与环节同样应遭到一定约束；大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接受哲学教育，培养其本身的理智，了解作为科学基础的哲学的观念，以为日后的科学研究与社会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在他看来，科学研究仅仅是人们对某一详细事务的关注，科研活动不需要在大学中进行。而在施莱尔马赫看来，大学的建立与正常发展固然离不开国家与政府的支持和保

22、障，但以求知、求真为最终目的的科学活动不应该遭到国家的太多干预，否则极易遭到启蒙运动下国家所青睐的“以知识的实用性为价值导向的影响，大学应该谋求经济独立与学术自由，学生应获得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方式上的双重自由，同时老师应具有在教学与研究上的自由。尽管费希特与施莱尔马赫在“应教会学生学习、“哲学作为大学学习的基础等问题上看法一致，但在众多核心理念上却存有分歧。自康德（系科之争）发表以来，德国学术界开场了新一轮关于大学理念的争论。费希特与施莱尔马赫之争，不仅使原有争论激化，而且使新建高等教育机构的工作变得愈加困难。同年，拿破仑在法国建立了帝国大学，继续贯彻务实的教育改革理念，这又进一步促使普鲁士

23、朝野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意见出现分化。对于新高教机构建设计划影响最大的还是拜默的去职和他对花费数年心血的计划的彻底放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分析主要有下面四个方面。第一，法军的占领。在拜默制定计划时，柏林仍处于法军占领之下。法军对于普鲁士的严厉控制，使任何类似建立高等教育机构这样的举动都会遭遇宏大的困难。正如洪堡的助手苏弗恩Svern在1809年3月25日写给官员舒茨Schtz的信中所言：“唯有外部条件安定，国家才会建立这样一个机构。费希特在1808年1月2日致拜默的信中也以为，当时思想自由与政治开放的有限程度以及财政情况可能也决定了这一设想在诞生不久即将遭到众多阻碍。第二，政治环境。拜默与施

24、泰因紧张的政治关系以及对改革的不同理解使得双方的关系始终不睦。拜默有可能遭到施泰因政治集团的排斥，其改革努力难以得到有效的支持，因此选择离任，等待机会。第三，知识界的反对。拜默在柏林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机构的计划引起了“广泛的大学争议，在柏林科学院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抵制。拜默的“高等教育机构计划设想中，这个在柏林新成立的机构并非大学，而主要以招收优秀中学毕业生进行科学研究为目的。这种设想引发了柏林科学院学者的不满，他们开场撰文指出计划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并着重就“大学老师与科学院研究者的根本不同进行了讨论。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维亚德利纳大学的师生在计划出现的一年内屡次举行了抵制柏林计划的活动，并撰写了

25、很多相关文章。第四，拜默本人的能力与意愿。与洪堡相比，拜默既不具备对文化、思想的深入理解与把握，也没有像洪堡那样获得学术界的认可。与洪堡以后所做的不同，面对学者们矛盾、纷乱的意见，拜默从来没有“将本人的想法统一并给予明晰的阐发，而只是知足于了解其别人的设想。这就意味着拜默难以明晰地阐发建设计划，有效地讲服持不同意见的各界人士，因此就难以获得学者与政客们的信服。当施莱尔马赫、费希特及大批原哈勒大学的教授长期滞留在柏林，为计划的可能搁浅而忧心忡忡，并因爱国-行为被法国军队威胁甚至逮捕时，拜默却逐步淡出柏林大学的筹建，并最终去职。这一举动招致了一批学者的不安，开场陆续离开柏林，往他处任职谋生。这进一

26、步加大了筹建柏林大学的难度，成为日后洪堡招揽学者时屡遭拒绝和消极回应的原因之一。随着拜默的离任，王室与政府寻找下一位普鲁士教育事业负责人的工作也开场紧锣密鼓地进行。渐渐地，一个名字开场出如今首相施泰因、财政部长冯阿尔滕施泰因与其他官员、学者往来的信件中。他就是后来仅仅介入普鲁士教育事业16个月便促成柏林大学建立的威廉冯洪堡。柏林大学建校史：17941810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张斌贤王晨柏林洪堡大学教育学院张乐发布时间:2020-12-08三1808年10月8日，施泰因重新成为王国首相的第二天，就立即公布一系列命令，着手开展各项改革，其中包括教育改革。而在有关教育事务中，选择一位拜

27、默的继任者，显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项。一直以来，洪堡的“非容克贵族出身及他早年在著作中表达的对建立一个新式国家的自由主义理想，使得洪堡渐渐进入施泰因的视野。施泰因将威廉冯洪堡视为是与本人能力、才华相媲美的优秀同僚。1808年7月21日，施泰因在信中称洪堡“是一位已经在德国获得成认的学者。在另外一封信中，施泰因明确表示他对洪堡胜任普鲁士教育改革的自信心。在他看来，洪堡对于教育改革有着深入的理解，具备改革所需的人格魅力，“兼具社会关系与科学视野，因而“能知足所有目前需估计到的问题。事实上，洪堡的最终正式任命也“来自施泰因的影响。1808年10月14日，正在担任普鲁士驻罗马使节的洪堡启程前往德国。直

28、接促使他归国的动机，不是施泰因的召唤，也不是祖国的陷落，而是出于对“物质方面的关心洪堡家族在柏林泰格尔Tegel的老宅被法国人洗劫，因而洪堡决定请假返回柏林处理财产问题。在慕尼黑，“即洪堡回到德国土地的第一站，他便得知，本人在罗马的职务已被撤销，而“施泰因男爵已经将他选定为普鲁士教育事业的负责人。12月15日，内阁敕令，委任洪堡担任普鲁士“内政部下属文化与公共教育司司长兼枢密院成员SektiondesKultusunddes?ffentlichenUnterrichtsmitdemTiteleinesGeheimenStaatsraths。最初，洪堡对这一任命的反响是迟疑与矛盾的。一方面，这是

29、他“第一次有时机在政府中担当如此高的职务，能够实践早年曾探索过的国家理念。但另一方面，洪堡的顾虑是多重的。固然1808年年底，法国出于整体战略而放松了对普鲁士的军事压力，法军也于1808年12月3日撤离柏林，但拿破仑政府的威慑仍然存在。施泰因的改革举措引起了拿破仑的警惕。在法国的压力下，1808年11月24日，威廉三世被迫将施泰因免职。1808年12月10日，施泰因更因拿破仑政府公布其为“国家敌人而被迫逃亡。政治形势的险峻、普鲁士政府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他本人对于教育政务的陌生以及施泰因的去职，都使洪堡极为担忧这个职位面临的宏大困难。此外，就行政组织而言，1808年12月底普鲁士王国政府机构改组

30、后，旧的内阁被新的五个部门内政、国防、财政、外交、司法部所取代，洪堡的委任职务从属于内政部。固然洪堡同时被委任为枢密院成员，意味着具有在文化教育事务上的联署权和表决权，但司长的地位也意味着洪堡的官职将屈居于各部大臣之下，没有向国王定期汇报工作并对重要提案组织联署的权利。这一制度上的隐患是造成洪堡去职的原因之一直至1817年，普鲁士教育行政部门才从其他部门独立出来成为教育部，而此时洪堡早已脱离文教事务，进入政治生涯的尾声。1809年2月20日，洪堡最终决定接受委任，开场了为期16个月的普鲁士内政部文化与公共教育司司长的工作。他选择了尼克洛维乌斯Nicolovi-us、苏弗恩Svern与乌登Uhd

31、en为助手，共同处理宗教、文化保护、书报检查等政务并协作进行普鲁士中小学、科学院与高等教育的改革。洪堡的上任并没有立即使已搁浅的建立柏林教育机构的计划重新启动，反倒增添了人们对这一计划的忧虑。他们“不清楚洪堡的想法，但同时又以为洪堡“将决定这一计划的成败。实际上，早在1809年2月28日正式履职前，洪堡就已决心建立柏林大学并开场与政府高层、学者沟通，为将来的大学“招兵买马。经过艰辛的努力，洪堡以政府支付滞留费等方式为将来大学留下了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一部分建校初期的骨干成员。洪堡深知：“学者、土地、资金是大学建立的三个不可或缺的东西，而这些都需要王室与政府的认可与赞助。1809年4月，洪堡动身

32、前往当时王室与大量政府机关所在地柯尼斯堡，一方面意在融入政府决策圈，了解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则试图在适当条件下加速国王与高层官员们对柏林大学建设计划的决定，并请求王室的物质赞助。起初，在与国王、王后路易莎、内政部长多纳等高层人物会晤后，洪堡在5月13日给施莱尔马赫的信中表示，关于大学的建立问题，没有发现明显的异议，但仍需等待最终的决定。然而不久，在申请拨款、赠地的问题上，洪堡就遭遇了任职以来的初次阻碍。5月14日，洪堡以内政部之名向国王申请拨款并请求王室赠地，希望以海因里希王子宫殿为日后大学之用。一直以来，海因里希王子宫殿都被视为日后大学的理想所在。一方面，宫殿已闲置多年，并已屡次被用于公共事业

33、，尚可自由支配；另一方面，宫殿恢弘大气的风格也适宜大学作为学术场所。在洪堡之前，“拜默早先已经将之选中为大学赠地，而沃尔夫、胡夫兰德等人也先后在信件中表达了这一愿望。7月2日，财政部长阿尔滕施泰因回复洪堡，以国王对柏林大学计划的种种担忧暂时拒绝了洪堡的建议。柏林的不安宁、财政的紧张状况、对现有两所大学柯尼斯堡、法兰克福的潜在损害以及王室赠地不被（新房屋法）许可等众多因素，使国王和阿尔滕施泰因本人都对柏林大学建设计划持保留态度。针对种种疑虑，洪堡在7月10日起草了著名的“致国王陛下：枢密院成员洪堡对在柏林建立大学的申请AntragdesGeheimenStaatsrathsv.Humboldtb

34、eidenK?nigsMajest?taufErrichtungderUniversit?tzuBerlin，并于7月24日以文化与公共教育司之名上呈。这份申请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政治报告杰作。在报告中，洪堡不仅对以往王室与政府官员对于柏林大学建立计划存在的种种质疑有针对性地给予回应与解释，打消了高层的重重疑虑，并且在兼顾政治与学术利益的前提下，明确提出了大学内外建设经过中的种种建议，最重要的是，他还在文中明晰有力地阐述了柏林大学建设的必要性。报告开场部分，洪堡回忆道，早在1807年9月4日，“在柏林建设教育机构便被国王所批准，然而距离真正施行却总是缺少决定性的第二步准备。随后，他阐释了当下施行这

35、一计划的双重理由与必要性：柏林大学这一新的国家机构的建立能够使普鲁士在德国成为最好的文化与教育之国，继而对其他国家施以决定性的道德与学术影响，得到他国的重视；在德国领土或被战争蹂躏或被外邦人占领之时，若国王能够躬亲保证并支持大学的建设，则可鼓励人民在振兴学术的同时，促成国家的繁荣复兴。接着，洪堡阐释了柏林作为建校地点的原因。他首先列举了柏林已具备诸多能够扶持大学发展的学术机构，继而指出，假如在其他地方建立大学则花销将宏大得难以想象。他随之提出将大学、科学院、艺术院等“柏林所有学术机构在各机构保持独立的同时“组成一个庞大而统一，的学术组织的设想。关于普鲁士已经存在的两所大学，洪堡则建议暂时保留，

36、但希望最终在普鲁士只保留柯尼斯堡大学与柏林大学。此后部分中，洪堡向国王申请每年向大学拨款15万塔勒，并就大学建设的资金来源与运作提出了一套方案。最后，他在归纳全篇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出了包括“将海因里希王子宫殿作为赠地交付大学等七项建议。1809年8月16日，在洪堡上呈报告三周后，威廉三世发布了致财政部长阿尔滕施泰因、内政部长多纳与司法部长拜默的内阁命令，正式批准在柏林建立大学，并在决定保留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维亚德利纳大学的基础上，同意了洪堡的全部主张与七项建议。这一天成为柏林大学成立的时间。1809年8月28日，洪堡连同三位授命介入大学建设的部长及几位枢密院成员第一次就大学建立召开会议。9月22日

37、，柏林科学院与艺术院接到关于大学建立的内阁敕令，其后洪堡开场逐步与两个机构开展联络，就机构与人员问题进行本质性的接触与沟通。10月13日，海因里希王子宫殿被正式交付大学，但仍保留原名。同日，四大将来建校骨干施马尔茨、费希特、沃尔夫与施莱尔马赫，应洪堡要求，在王子宫殿进行了“并非面向公众而完全学术化的演讲。尽管拨款问题时有周折，但至1809年年末，洪堡已将两年前濒死的计划重新开启。通过政治智慧基本解决土地捐赠、建校拨款问题并获得官方与柏林科学院等学术机构的联合许可后，洪堡开场学校内外建设，考虑详细的理念与制度问题，着手解决老师聘任问题。在怎样建立柏林大学的问题上，面对英格尔、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人各不一样的意见，洪堡发展了本人的大学建设理念。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政治家背景使得洪堡在考虑中不仅倾注了本人多年来对国家与文化、教育关系等问题的考虑，同时也顾及到了大学建立中若干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未完成的（论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与外部建设）berdiein-nereund?uereOrganisationderh?herenwissen-schaftlichenAnstal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