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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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赵 津龚关内容提要：本文从资金流动的方式和内容的角度考察了近代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演 变。汇兑与运现是近代区域资金流动的基本方式，其具体形式则随着金融机构的更替而发生 变化，清末，票号的票汇是汇兑的主要形式，而银号的汇兑业务正处于兴起和发展之中；民 国前期，除了运现规模伴随天津与腹地贸易的扩大而扩大外，银号以及银行代替票号成为天 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主要承载者，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外埠期票和逆汇在天津与腹地资金 流动中重要性的增强，在这背后凸现了银行的重要作用。汇兑方式上，直接汇兑占主要地位， 间接汇兑同样要引起关注，而间接汇兑环节的减少，以及间接汇

2、兑越来越便利于天津与腹地 以及腹地之间的资金流动，体现了天津在北方区域资金流动中的枢纽地位。从内容看，与天 津与腹地间贸易相关的贸易结算始终是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主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津对腹地的融资与投资性质的资金流动越来越突出。总的来看，北方区域资金的聚集和分 配以天津为中心，形成了腹地对天津金融上的依赖，天津自然成为北方的区域金融中心。当 然，其中心地位也不宜作过高的评价。关键词：天津 腹地 资金流动 区域金融中心本文旨在从方式和内容的角度对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作一分析,从一个侧面客 观展示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密切经济关系，进而证实天津在北方区域中的金融中心地位。一以及汇兑与

3、运现：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考察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其基本方式不外乎汇兑和运送现金。汇兑以金融机构为 主要经营者，尽管直到民国时期仍存在着商号之间的所谓“比兑”以及“顶汇”业务，但占 整个汇兑的比例较小。整个近代时期先后经营过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有票号以及钱庄以及银 号以及银行等，汇兑有顺汇以及逆汇之分，从金融机构角度来说，顺汇是先收后交，而逆汇 则反之。顺汇又可分票汇以及电汇以及信汇以及活支汇款等，逆汇则有押汇以及购买外埠期 票以及代收货款等形式。汇兑从另一角度又可分为直接汇兑和间接汇兑。除汇兑之外，运送 现金仍是天津与腹地间不可缺少的资金流动方式，参与其事的，除金融机构外，还有商号以 及

4、镖局以及交通运输部门等非金融机构。总体而言，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无论是 流动的方式以及规模，还是引致流动的主体前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考察资金流动的方式以 及规模以及主体及其发展变化，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金融业自身某些发展变化的脉络，即传统 金融向现代金融的演变，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之间的共生与竞争的关系，而且从中可以窥知 近代天津与腹地间越来越密切的金融联系。晚清时期：以票号为主晚清时期，在天津与腹地间经营汇兑的主要是票号。票号在天津及腹地各省重要城镇都 设有分号，因此，天津与腹地的商号以及商人只要取得当地票号的信用，便可以通过票号的 汇兑把资金从一地调往其他地方。英国驻上海商务领事分析了票

5、号在上海与内地各省的汇兑 系会逐渐减少，而更直接地与贸易相伴随的三角汇兑会逐渐增多。另外，实现间接汇兑的工 具是天津商号或银号付款的汇票，也体现了天津在区域资金流动中的中心作用。第二，这种 间接汇兑还往往与天津对腹地的融资结合在一起。上述高阳的例子表明高阳商人主要以取得 天津商号或银号的赊欠或垫款获得所需资金；而宝城尽管“地多富商大贾，其资金运用之对 象，类无固定之畴域，视利润之厚薄而定投资之方向及形式”，我们也没有足够资料证明, 但宝垠商人向天津的融资应是必然之事。另外，天津与腹地以及上海以及郑州之间还存在着三地资金的循环流动的关系，这是基 于上海以及天津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中心地位，以及

6、郑州乃两地重合腹地等原因。根据 中国银行的资料，中国银行“因津行及辖内其他各处，对于沪埠均以托解之款居多数，以致 沪洋或规元头寸，恒苦短细，独郑处则反是，托沪收进之期票押汇等款，为数至巨，正可抵 补津属亏短之沪款头寸；又本埠（郑州）棉花交易，约分两个时期，春季由一月至五月， 秋后十月至十二月，每年在第一时期内，郑处能揽做二三百万之生意，而是时津属之石以及 保以及邢等处，现款来源极为旺盛，得水收进以供郑用，郑处以之经营，复可得优厚之利益 这里的情形与前述的间接汇兑不完全相同，但也一种多角的资金流动关系，中国银行天津 分行及其下属各支行处，利用这种三地间的资金流动循环，使得资金短缺得到弥补，而一时

7、 的盈余资金又能得到有效利用，资金的利用效率得以提高。三以及贸易结算以及融资与投资以与贸易相关的资金流动为主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和天津与腹地的贸易密切相关，可以说，其主要内容便是涉 及商业贸易的资金流动，即贸易结算。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系统的统计资料加以证实，不 过有两个方面可说明这一问题。一是天津以及腹地的金融季节（见表2）o所为金融季节， 是指金融市场资金的供求呈现季节性变化。导致金融季节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业不发达，对 金融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是农业，因此，当农产品大量上市时，对货币需求量大，金融出 现紧急；反之，金融松弛。而商业结账之期，如端午以及中秋以及年底的大结账期，月底望 日的

8、小结账期，都会出现金融紧急。天津的金融季节变化大致如下：一年之中，银根当以秋 冬之交最为吃紧，因此时华北农产物品如棉花以及小麦以及高粱以及芝麻以及花生以及桃核 仁以及杏仁等，先后登场，或由客商运津求售，或由津市商人赴内地收买，需用洋款极巨。 2月间正值阴历年关，因年关结账，金融也很紧急。3月至5月白河及其支流都已解冻，蒙 古以及绥远一带的皮毛土货，多运津求售，同时一年之中进口货物也以此时为最多，故银根 虽不像秋冬两季紧迫，但较夏季还是要紧迫很多。6至8月，时当夏令，商业停滞，银根宽 松。入9月间，秋节结账，粮食以及棉花行将登场，银根转趋坚挺，直至秋冬季节达于最紧。 而北方各地与天津的金融季节大

9、致相同：最紧时期为由每年之十月至翌年之二月，中尤以十 一月最为坚俏，自三月以至五月，金融常时趋于缓和，六月至九月间金融最为疲软，而以八 月为全年最松软时期，入九月则转趋紧迫。实际上天津的金融季节缘起于北方各地农产品贸 易的季节性对资金的季节性需要，这既反映了天津与腹地间密切的金融联系，也应证了资金 流动是因贸易而起。表2北方各地的金融季节 毕相辉：河北省宝诋县金融流通之方式，大公报1934年7月11日。 调查郑州出产及商业金融状况报告书，中行月刊2卷10期，1931年4月。份 地123456789101112天津紧紧松趋紧稍紧松松最松趋紧紧最紧紧北平甚紧紧淞松松趋紧微紧微松紧紧紧紧甚紧青岛最紧

10、松/紧紧稍紧稍松松最松最松松稍紧紧最紧开封最紧紧趋松松松松最松松趋紧紧紧最紧石家庄极紧紧转松极松转紧松渐紧紧极紧极紧和缓转紧青州甚紧松松松略紧紧松松转紧紧甚紧甚紧济南趋松松最松最松最松最松松渐紧紧紧最紧最紧唐山最紧趋松松极松转紧紧转松紧甚紧扔紧紧甚紧归绥尚紧转松平稳极松极松趋紧略紧转松趋紧甚紧极紧仍紧资料来源：中行月刊8卷以及9卷各期，1934年；吴石城：天津金融季节之研究，银行周报 19卷42号，1935年10月29日。第二，天津是北方广大地区资金流动的中心。北方各地对外汇款均以天津为主要汇兑之 地，张家口 “其汇出汇款，以天津为最多，北京次之，其他各埠又次之。包头“与津以及 京以及太原以及

11、张家口等地的往来汇兑关系，殊为密切。有联号关系的钱庄，经营汇兑自然 得心应手；没有联号关系的小钱庄亦可委托代办，从中分享利润。1935年包头全市汇兑总 额为3000万元，汇出汇入均以天津为最巨。汇入总额2258万元，其中天津一地占51%, 汇出总额958万元，其中天津一埠占62%在绥远，“上年（1934）汇入款项共一千万元 以外，平津方面占多数，山西与西路次之。汇出款项约在七八百万元，平津占多数，西路与 山西等次之,大抵绥远商号直接通汇地点，范围狭窄，沪汉方面,仅中交行之零星数目而已J 河北邯郸，30年代有钱庄5家，其中裕丰恒以及元生恒都专营天津汇兑，可见与天津的汇 兑在当地的重要性。石家庄，

12、“汇兑以对天津者居多山西省对省外汇款以对天津为主, 1935年钱庄的汇兑总额，汇出为2758万余元，其中汇往天津为1460余万元，超过总额的 一半，汇入总额为2712万余元，其中由天津汇入为1347万余元，也占一半左右。在甘肃 兰州，“省外以天津一埠汇兑为最繁盛，盖甘省货物大率由黄河下运，直走包头绥远转运京 绥路以至天津等处。其次为陕西上海等处。昔日省外汇兑皆操于一二钱庄之手，故得任 意操纵抬高汇水，闻最高时千元有高至百元者，自中央银行分行设兰州后，该行天津上海等 处，皆有分行，故汇水已日趋平稳矣。山东以及河南两省许多地方，与青岛以及上海以及 汉口等口岸联系更为密切，与天津的金融联系要少一些，

13、但天津仍不失为重要之地。现洋的运送也是以天津为中心，“不独平津两地时须互运现洋往来以济市面，即华北各 地，东至北宁路至唐山以及秦皇岛，西北至平绥路之归绥以及包头，南至平汉路之郑州等 处，或为实业工厂所在，或为内地土货所集，所须现洋向须由津运往接济。”以西北方向 为例，在绥远，“当地现银以平津山西为来源”，而归绥又成为绥西广大地区现洋的重要来 源地。张家口是西北重要贸易中心，又是内地与蒙库商务枢纽，“市面所需现金，多自京交通银行民国十五年营业报告，银行周报11卷18号，1927年5月17日。 包头市人民银行：包头金融志（上篇），包头史料荟要第12辑，1984年，第165/66页。范椿年：绥远经济

14、调查，中央银行月报4卷3号，1935年3月。王刚以及王昌兰：近代邯郸商业概况，邯郸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6年，第46-47页。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1号，1926年9月25日。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57-59 （辛）页。 李亦人：甘肃兰州金融概况，钱业月报14卷6号，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第666页。范椿年：绥远经济调查，中央银行月报4卷3号，1935年3月。津运往，与京津商业金融关系至为密切。”北方其它各地，河南以及山东以及陕西等地, 现洋部分来自于上海以及汉口，而天津仍是一个重要来源，如济南本地，现洋向来缺乏, 其

15、来源一是直接从上海调款，同时也从天津调取，1922年八九月间，交通银行以及边业银 行因“土货发动，交易繁多”，而济南市面现金缺乏，分别往济南调运现洋，共18万元; 山东工商银行因济南有大宗汇款需要交付，而现款不足，从天津调运现洋4万元。在河 北以及山西，现洋主要来自于天津。天津是北方的区域资金流动中心，与天津作为北方的区域贸易中心是相吻合的，也就是 说，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主要是涉及商业贸易的资金流动，即贸易结算。在这样的资金 流动过程中，我们看到当腹地需用紧急时，天津的资金流向腹地,从而引致天津的金融紧急； 反之，当腹地需用趋缓，且须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时，资金又流向天津，天津的金融季

16、节也趋于缓和，由此产生了天津对广大腹地在资金流动上的聚集和分散效应。而与贸易相关 的金融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天津金融业规模的扩大以及资力的聚集，进而使得天津与腹地资 金流动的内容必然要超出涉及商业贸易的资金流动范围。为腹地提供融资与投资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除涉及商品买卖的资金流动外，还有因融资与投资所引起的 资金流动。这种资金流动，与涉及商品买卖的资金流动一样，应该是双向的，既有天津流向 腹地，也有腹地流向天津的，天津是工商以及金融业聚集的中心，对腹地的投资者来说，有 很大的吸引力，因此，许多工厂以及商号以及银号以及银行，其投资者来源于腹地，形成了 因投资关系腹地向天津的资金流动。不过，天津

17、与腹地因融资和投资所引起的资金流动，其 主导的方向是天津向腹地的流动。由于天津与腹地的商业贸易关系，与涉及商品买卖的资金 流动相伴随的是，天津的银号以及银行向腹地的商业性融资，从而弥补了腹地在商业贸易中 资金的不足；另一方面，随着腹地近代工矿业的兴起和发展，天津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有 了对腹地工矿业的融资和投资，体现了天津对腹地经济发展的支持。首先，天津金融业向腹地商号的融资。这种融资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类型。腹地商号来津 购货，如遇资金不足，可向天津银号借贷，如1921年以后，高阳的商号来天津购买棉纱便 向银号获得借款；还有押汇和购买外埠期票等形式，押汇是银行把汇兑和放款结合在一起的 一种业务，

18、各银行在内地办理押汇业务体现了银行对内地商号的融资，而购买外埠期票其所 包含的融资关系，既有当地银钱业与商号之间，有时还包含着天津的银行号向腹地商号融资 的内容。30年代初，由于时局不靖，沿海商号到内地购货多出立期票，以致内地银钱号无 力承担，进而影响到内地物产的销售。鉴于这种情况，中国银行命令内地分支行处尽量多做 期票贴现及买进期票，1932至1934年贴现及买进期票余额达3000至3600多万元，全年累 计数达三四亿元以上，1935年余额达4500万元。中国银行内地的分支行处购买如此大量 的期票，仅靠自身是不够的，在资金上他们要依赖沿海的总行或重要分行，天津分行便成了 腹地各分支行处资金的

19、重要来源。天津金融业还间接地向腹地商号融资。清末以来，天津商 业交易中有一种惯例，一些商号，主要是斗店以及货栈以及批发商号等给与其发生贸易往来 的商号提供周转资金。天津的粮食交易中，外地客商运粮来津，由西集以及北集各斗店买卖, “外客卖粮各店先行垫付，然后再向买客收敛，辘涉周转，每店垫付每店,至少须十万余两”。货栈亦有为客商垫款的，“货栈以堆存货物收取栈租为主，并代客办理报关完税保险及起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232-1233页。天津商会档案：开禁现洋出境各商请领护区，天津市档案馆，全宗号1283.65335。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第27

20、7页。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911)，第1982页。卸货物等事，如遇外客需款，亦可垫借。”津埠的批发商行也为商号垫款，如棉纱号庄, “棉纱批发商号的销货，无论是期货还是现货，都只有少量是现销，多数是赊销。尤其是 外帮老客几乎都是赊销，有三种办法：（1）事先讲好付款期限，或给远期庄票；（2）每笔 生意成交时不付款，到月底统一结清；（3）约定三节结账，随时有卖货也有收款，滚着走， 到节下结算一次，可能结清也可能甩个尾数J斗店以及货栈以及棉纱批发商号都承担了 一部分资金融通的功能。但是，这些商号本身并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如经营粮食买卖的斗店 自身资本有限，而棉纱批发庄号的自有

21、资本仅占整个营运资本的百分之二三十，资金缺口很 大，他们需要取得外部资金，以维持自身经营的运转。因此他们需要借入资金，其借入资金 的主要来源是银号以及银行，如斗店要向银号借贷以资周转，一旦银号不能及时提供资金周 转，粮食交易便马上产生困难，货栈以及批发商行则从银号和银行获得资金。因此，从表 面看，这些商号向客商的借贷是他们之间的商业信用，实际上，在他们背后是天津金融业对 腹地客商的间接融资。其次，对腹地金融机构的支持。天津金融业与腹地金融机构之间，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中 已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当资力弱小的腹地金融机构资金不敷运用，或遇紧急情况时，常能得 到天津金融业的支持，如在郑州，各家银号“除资金

22、护本存款以外，不敷者均向京津沪汉各 大埠调用。”这种支持，一种情况是通过同一银行分支机构之间资金的调剂而实现的。中国 银行天津分行是区域管辖行，腹地大多数分支行处归其管辖，这些分支行处若遇资金不足或 紧急情况时，多从津行调用资金。即使那些不属于津行管辖的分支行处如济南分行，也常得 到津行的支持。1928年2月，中国银行由津行向鲁行运现30万元，以备鲁行之用。4月， 鲁行遭遇挤兑，请求津行支援，由津运济现洋10万元，另由往来帐汇用20万元，津行如数 满足所请，鲁行挤兑渐趋缓和，但每日仍兑出现洋在5万元之数，鲁行为应付紧张局势，请 求津行再给予一二十万元的支持。由于津行的接济，鲁行得以平息这次挤兑

23、风潮。另一种情况是不同的金融机构间形成的借贷关系，这种借贷关系，有的是应借贷方的请 求而出借的，如1927年9月底，太原市场银根骤紧，当地钱业请求山西省银行及中国银行 给予各银号放款，以平抑利率。中国银行先后于30日和10月3日，出借6000元和3万元。 1932年2月，山西省银行以军需公债134万元，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押借20万元，1934 年12月，因山西省购办铁路材料，由太原亨记银号出面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以军需公债100 万元押借50万元。有的则以相互之间建立的业务关系为基础，如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与腹地 的多家钱庄以及银行订立了外埠同业往来，互相代理收付，如河北易县的永德银号以及辛集 镇的

24、东龙盛银号，津行往往给予这些银号以一定的透支额，1930年7月，津行给予辛集镇 东盛隆银号透支5000元，这既有利于中国银行开展业务，也是对腹地金融机构的支持。再次，天津银行对腹地的放款与投资。民国以来，天津腹地兴办了越来越多的新式工矿 企业，这些企业对资金需求量大，本地金融机构难以满足，于是便从上海以及天津以及汉口 等大都市获得资金，其中以从天津银行获得的资金占多数。这就形成了天津与腹地间以放款 和投资为内容的资金流动。天津的银行向腹地的企业提供一定数量的放款和投资，对于这些 银行来说，既可以扩大资金运用的空间范围，也可以达到金融家们所提出的支持内地工矿企 业发展的目的。 天津中国银行：天津

25、商业调查概略，银行周报14卷26号，1930年7月15 Ho丁世洵：解放前天津棉纱批发商业史略，南开学报1981年第5期。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911），第1982页。 郑州金融机关，中央银行月报2卷11号，1933年11月。林士清以及刘继增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第三册,第117-119页。第三册,第242-243页。第三册，第237页。第三册，第238页。第三册，第246页。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天津腹

26、地的工矿企业以棉纺织业以及煤矿业和面粉业最为突出，天津银行对腹地企业的 放款以这些行业为主，表3所列中国银行以及金城银行在天津腹地放款情况印证了这一点。 各银行的放款多为原料和产品押款，棉纺织业以所购棉花或所产棉纱作为押品，如1930年 1月，中国银行天津分行郑州豫丰纱厂订立透支50万元，1931年3月，增加临时透支30 万元，以陕棉八折作押。1931年3月，津行与华新卫厂订立花纱透支100万元，1931年 6月，津行与榆次晋华纱厂订立透支100万元，1934年11月增至240万元。1931年6月， 津行与太原晋生织染厂订立纱布抵押透支30万元。1933年5月，津行与河南武陟巨兴纺 纱公司订做

27、押透30万元。煤矿则以所出煤作押品，如1933年，井隆煤矿以煤作押向中国 银行商作押款16万元。1934年6月，中福公司以焦作道口存煤作押，向河南农工银行以 及中国银行以及金城银行以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50万元。另一种是厂基押款，如1931 年3月，津行与华新卫厂订立厂基押款30万元，5月，改为45万元。同时也不完全排除 信用放款，1930年，津行与石家庄大兴纱厂订立抵押透支50万元同时，还订立了往来透支 5万元，显然信用放款的规模要小得多，而且，银行作信用放款时，往往只限于殷实可靠 的企业，中国银行给予大兴纱厂往来透支是以该厂经营状况良好以及信用度高为基础的。表3中国银行以及金城银行对腹地

28、放款的企业棉纺织业中国银行郑州豫丰纱厂以及榆次晋华 纱厂以及太原晋生织染厂以 及华新纺织公司（卫）以及石 家庄大兴纱厂以及河南武陟 巨兴纺纱公司金城银行宝丰纱厂以及华新纺织公司 （唐）以及华新纺织公司（卫） 以及华新纺织公司（青）以及 山东鲁丰纺织公司以及面粉河南民安面粉公司煤矿业华北煤业公司以及山西煤也 公司以及保晋公司以及井隆 矿务局以及大同煤业公司以 及中福公司以及六河沟煤矿 以及开滦矿务局六河沟煤矿公司以及龙烟煤 矿公司以及贾汪煤矿公司以 及正丰煤矿公司以及建昌煤 矿公司以及中兴煤矿公司以 及北票煤矿公司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第157/59以及370

29、页；林士清 以及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301-368页。各银行对腹地企业还有一定数量的投资，投资的形式有直接出资开办企业以及购买企业 证券以及向企业加入股份或收购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企业的财产。直接出资开办企业以在内地 开办打包厂最为典型，往往是银行与内地绅商共同出资开办，1934年5月，西安打包厂创 立，股本50万元，其中中国银行20万元以及金城银行12万元；1934年5月，彰德打包 厂创立，股本15万元，其中金城银行3万元，中国银行9.5万元；1935年4月，灵宝打包 厂创办，股本15万元，其中金城银行4万元，中国银行8万元。认购企业债券，如金城银 行便购买了山东中兴煤矿

30、以及河北六河沟煤矿以及安徽打通煤矿以及河南中原煤矿以及山 西正丰煤矿等企业的债券，金城银行还购买了六河沟煤矿以及中原煤矿等企业的股票。对 经营严重亏损企业的收购，以中国银行对河南豫丰纱厂的收购最为典型，到1936年，豫丰 累计亏损360万元，1937年5月，豫丰旧股420万元，按票面5折，全数由中行收购。林士清以及刘继增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

31、料,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317以及319页。第三册，第346页。第三册，第349以及351页。第三册，第352页。第三册，第356页。第三册，第365页。第三册，第367页。第三册，第346以及347页。第三册，第353页。此外，30年代初，各银行鉴于农村金融枯竭，把资金投放于农村，也引致天津向腹地 的资金流动，尽管数额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仍体现了天津金融业对农村经济的支持。以上从方式和内容的角度对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分析,证实了天津在近代北方区域 中的金融中心地位。不仅各地以与天津的资金流动

32、所占比例最大，而且腹地相互之间的资金 流动也要借助于天津；从资金流动的内容看，涉及商业贸易的资金流动即贸易结算乃是天津 与腹地资金流动的主要部分，其中由于贸易的季节性而来的金融的季节性，即以天津为中心 的资金的聚集和分散，正是天津成为北方区域的资金流动以及聚集和分配中心的一个典型体 现。天津与腹地的资金流动还有着天津对腹地的融资和投资的内容，有些与涉及商业贸易的 资金流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则是单纯的融资和投资关系，体现了天津对腹地经济发 展的资金支持。当然，对近代天津的北方区域金融中心地位不宜评价过高，毕竟近代中国金 融业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都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使得天津作为区域金融中心

33、的资金聚集 和辐射效应受到限制；而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主要是涉及商业贸易的资金流动，而融资和 投资性质的资金流动则极其有限，正是低层次的一个典型体现，从深层次上说，乃是因天津 与腹地经济发展的不足，使得整个区域对资金的供给和需求都受到限制。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138页。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142页。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141页。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3.174以及 376-379 页 o 林士清以及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

34、资料，第三册，第334页。业务，上海”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与通商口岸做交易开出的票据全部通过山 西票号，这些票号多数在上海都设有机构。他们的信用极高，他们还宣称可购入或售出国内 任何地方的汇票。”票号不仅在上海，在天津也是如此。票号的汇兑方式已经有了票汇以及 信汇以及电汇等形式，不过票号在天津与腹地间的汇兑以票汇为主；另一方面，票号的汇兑 一般是顺汇，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票号也开办了逆汇，即甲地票号通知乙地票号先付款, 随后甲地再向汇款商号收款。票号不仅承揽国内商号的汇兑业务，也承揽洋行在这方面的业务。外商银行主要在沿海 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很少到内地设立，据有资料反映汇丰银行于

35、1882年在张家口以及 归化设立了分支机构，但没有资料反映汇丰银行由天津到张家口以及归化间的汇兑业务， 倒是有资料说这一业务为票号所独占，“外国银行尚未蔓延到内地市场，如张家口等，票庄 尚可维持原有的业务。如天津每年汇往张家口的二百万两，仍为票庄所独揽。”由于票号提 供的汇兑业务，使洋行到内地的业务得以展开。天津的外国洋行，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 曾数次派代理人到内蒙古一带采购皮货，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业务始终不能顺利开展。 一直到80年代以后，洋行买办取得了票号的信用支持，解决了资金调拨困难之后，西北皮 货的收购和外销的业务才得以大规模铺开。天津沙逊洋行买办胡梅平的活动就是如此。80 年

36、代中期，沙逊洋行买办胡枚平由于取得了一家在张家口设有分号的天津票号“恒益裕” (Henglyu Hong)的信用支持，才在张家口设立了皮货收购站，展开了大规模的皮货采购 业务。胡枚平自从与这家票号有了业务往来之后，经常使用恒益裕票号签发的期票向张家口 的皮货商付款，而张家口的皮货商，则将恒益裕的期票向该地恒益裕的分号或联号去兑现。 至于沙逊洋行买办胡枚平与恒益裕票号之间的债务关系，则在天津结算。正是由于票号的支 持，胡枚平终于帮助他的老板沙逊洋行打开了从张家口到天津间的皮货出口的局面。不仅皮 货的采购是如此，由天津转口销往张家口乃至库伦的洋货也通过票号签发的各种汇票，顺利 地推销到内以及外蒙古

37、。洋行在宁夏收购皮毛，其资金的汇兑也是通过票号。英国新泰洋 行以及平和洋行(总行设在天津)在宁夏设有分行，采办皮毛，组织出口。在1915年以前， 蔚丰厚票号和这两家洋行已经有了交往，承办天津到宁夏间的汇兑。与此相同，销往蒙古 的洋货，以及由山西商人经营输往沙俄的两湖茶叶，也是由于天津票号的关系，都以天津为 中转站而完成其贸易的全部过程。清末，钱庄以及银号也开始涉足汇兑业务。钱庄以及银号何时开始涉足汇兑业务，由于 资料的缺失已不可考，不过，从一些资料可以推知，至少在19世纪末，汇兑已是钱庄以及 银号的一项主要业务，根据南开指数，1898年已有了申汇行市，说明此时钱庄以及银号的 汇兑业务已达到了一

38、定的规模。天津泰豫恒银号的广告也证明了这一点，1902年6月18日， 该银号告白，设分号于京都前门外杨梅竹斜街和热河西大街，专做仕商汇款以及存款以及押 款等业务。这一时期，天津与腹地间的汇兑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钱庄以及银号进行的。1906 年6月7日，大公报的一则启事反映了天津正记银号与道口万盛新钱庄间的汇兑关系: “闰四月初六日在河南彰德府车站内失迷皮包一个，内有汇票一张，系正记银号汇兑万盛新 道平宝银二千两整；限于闰四月二十日凭票取银，票内号数系津字二号。天津银号与腹地英国领事报告，1875年，上海。转引自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1993年，第384页。

39、 何志：从清初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呼和浩特商业，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262页。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以及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373页。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以及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第334页。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97页。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以及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第810页。大公报1906年6月7日。钱庄通过建立联系而实现了汇兑。从汇款的方式看，不仅有顺汇，逆汇的方式也已经出现。 天津粮商到直隶大名等地购粮时，并不携带现金，也不

40、通过钱庄以及银号汇款，而是到目的 地购粮时，开出由天津与之有联系的银号付款的期票。当地又有经营洋布等商，他们的进货 渠道主要在天津，到天津购货时，不携现款，而是携带在当地购买的期票。这样利用由天 津银号付款的期票，就实现了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不过，由于钱庄以及银号经营汇兑 的时间晚于票号，再加上资力要逊于票号，清末钱庄以及银号从事汇兑的规模有限。另一方面，票号经营汇兑业务也有自身的局限，由于票号不与一般商号建立业务联系， 这些商号就很难经由票号汇款，于是，要实现贸易中异地间的资金流动，仅靠票号是不行的， 有时需要票号与钱庄的合作才能完成。有人描述了上海与开封间购买货物时金融上的运作方 式：

41、“开封商人当得悉他所购买的货物须于某日付款若干之后，马上向他往来的钱庄开一张 地方性的期票，交于当地山西票号的支店，向该支店买一张汇票寄与他的上海代理人。代理 人把汇票送与山西票号在上海的支店，换取该支店的限于当地流通的期票，交与他的捐客。 就开封商人的代理人而言，这一交易到此就结束了。代理人收到了货物，用通常的办法运往 开封。至于向外国商人接洽并负责交货的据客，当货物尚在洋行手中时，是不能从开封商人 得到货款的。他就要求和他往来的钱庄发出一张期票，用以支付洋行，洋行接到期票后就交 出货物。然后他得到开封商人的期票，把它偿还给他的往来钱庄，此时交易对有关方面已完 全清结。”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

42、动应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形。汇兑而外，运送现金是各地资金流动的另一重要方式，原因主要在于金融机构汇兑网络 的有限性。票号主要集中于重要的商业城镇，其网络仍有着许多不能触及的地方；钱庄以及 银号涉足汇兑领域也很有限，使得许多地方不通汇兑，仍需要以运现金来完成异地间资金的 流动以及结算。我们没有找到更多的有关各地现金运送的资料，一个重要的实例是直到清末 直隶省南宫县仍有万通镖局的存在，镖局每年在德州天津间运银洋百余万元，这足以说明 清末时运送现金的普遍性。民国年间：以银号以及银行为主民国年间，钱庄以及银号和银行代替票号，成为经营汇兑业务的主要金融机构。这一 演变不仅仅是经营汇兑主体的更替，更能从中反映

43、天津与腹地资金流动的诸多变化，首先 是资金流量的扩大。从单个资本来说，钱庄以及银号的规模远小于票号，其汇兑业务自然 受限制，但钱庄以及银号的数量远多于票号，其汇兑业务总量当不可小觑。清末至民国前 期是天津及腹地钱庄以及银号的长足发展时期，汇兑业务随其发展而扩大。天津银号中有 所谓客帮银号，主要从事本地与天津间的汇兑业务，沟通了本地与天津之间的资金流动， 也体现了钱庄以及银号汇兑业务的扩大。银行承担的天津与腹地间的汇兑主要在民国时期, 因此，银行的汇兑更是天津与腹地资金流量扩大的体现，而且，银行还弥补了钱庄以及银 号的不足，钱庄以及银号规模小，所能承担的汇兑数量有限，大宗款项的汇兑，还得靠银 行

44、承担，如在保定，银号办理汇兑，“其地点仅限于天津以及北京两处，且大宗款项之汇 兑，仍须求助于银行。”其次，钱庄以及银号以及银行的汇兑方式发生了变化，透过这些变化，我们看到了在天 津与腹地资金流动中所体现的二者间的密切经济关系。钱庄以及银号以及银行的汇兑除票汇 以及信汇等顺汇形式外，更重要的是银行逆汇业务的发展，因其把资金的流动和融资结合起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03页。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569-1570页。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911)，第1099页。保定之经

45、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0号，1926年9月18日。来，更有利于商品的流通。逆汇的几种形式中，押汇由银行开办，1921年前后，天津各银 行都已办理，此后都积极地推广此项业务，当然，由于受传统信用制度的限制，押汇业务 在腹地的发展有限，如在郑州“押汇亦有叙作者，仅属少数，不为踊跃。”代收代付款是指 银行号委托异地金融机构代收或代付款项，如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曾委托多家腹地的银号代收 代付款项，如河北易县永德银号以及辛集镇的东龙盛银号，这种逆汇方式也并不多见。购 买外埠期票则是民国年间利用比较普遍的一种资金流动方式。外埠期票产生于清末。当上海以及天津等中心城市的商人到内地购货时，往往开出一张 由本商

46、号或与本商号有联系的银号迟期付款的汇票，以清货款。售货人可将此票售给当地钱 庄，或者要往中心城市购货的商号，以取得现金。最终由持票人持票到此票的本号或相关银 号兑取现金。此项汇票，一般是迟五七日或十日付款。它与银行的押汇汇票不同，押汇汇票 须与提货单以及跟单以及栈单一起，才能有效，而这种由商号出示以及商号自己或银号兑付 的汇票则只有一纸汇票；押汇汇票是由售货人开出，由购货者付款，而商号以及银号所出汇 票则是由购货人自己出票以及自己付款。因此，这种汇票是以人的信用为基础，不同于押汇 汇票是以物的信用为基础，应该说风险较大，但因为当时对人的信用广泛存在，反而对物的 信用不能推广，使这种汇票有着广泛

47、地运用空间。这种汇票以付款人的不同可分为商号汇票和钱庄银号汇票，其中以钱庄以及银号汇票的 信用更好。天津因与腹地的密切商业贸易联系，使天津商号以及银号所出汇票，其流通范围 涉及广大的北方地区，如河北以及山西以及察哈尔以及绥远以及河南以及山东等地。包头“历 年旧历十月以后，是为大宗皮毛粮食交易旺盛期，包交津收之逆汇汇款，为数最巨。”河北 辛集，“皮行赴各地购货，早年习惯均持银号所开七日津付汇票，赴买地使用。”当然，在 济南以及郑州等地，因其受上海的影响更大，天津所出汇票流通较少，济南“各种汇票，以 上海为最多，其次为天津以及青岛，再次为徐州以及蚌埠以及周村以及潍县以及济宁以及烟 台以及南京等J郑州，“外来客商，购办货物，均开立期票，售与银行号，以沪汉居多数， 津票次之。”窥诸上述事实，我们看到天津银号（还有一部分商号）的汇票已成为天津与腹 地间资金流动的重要工具，这是腹地在金融上对天津依赖的反映，也恰是天津作为北方金融 中心地位的一个表现。另外，此项汇票的流行其积极作用显而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