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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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赵 津 龚 关内容提要：本文从资金流动的方式和内容的角度考察了近代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演变。汇兑与运现是近代区域资金流动的基本方式，其具体形式则随着金融机构的更替而发生变化，清末，票号的票汇是汇兑的主要形式，而银号的汇兑业务正处于兴起和发展之中；民国前期，除了运现规模伴随天津与腹地贸易的扩大而扩大外，银号、银行代替票号成为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主要承载者，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外埠期票和逆汇在天津与腹地资金流动中重要性的增强，在这背后凸现了银行的重要作用。汇兑方式上，直接汇兑占主要地位，间接汇兑同样要引起关注，而间接汇兑环节的减少，以及间接汇兑越来越便

2、利于天津与腹地、腹地之间的资金流动，体现了天津在北方区域资金流动中的枢纽地位。从内容看，与天津与腹地间贸易相关的贸易结算始终是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主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对腹地的融资与投资性质的资金流动越来越突出。总的来看，北方区域资金的聚集和分配以天津为中心，形成了腹地对天津金融上的依赖，天津自然成为北方的区域金融中心。当然，其中心地位也不宜作过高的评价。关键词：天津 腹地 资金流动 区域金融中心本文旨在从方式和内容的角度对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作一分析，从一个侧面客观展示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密切经济关系，进而证实天津在北方区域中的金融中心地位。一、汇兑与运现：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考

3、察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其基本方式不外乎汇兑和运送现金。汇兑以金融机构为主要经营者，尽管直到民国时期仍存在着商号之间的所谓“比兑”、“顶汇”业务，但占整个汇兑的比例较小。整个近代时期先后经营过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有票号、钱庄、银号、银行等，汇兑有顺汇、逆汇之分，从金融机构角度来说，顺汇是先收后交，而逆汇则反之。顺汇又可分票汇、电汇、信汇、活支汇款等，逆汇则有押汇、购买外埠期票、代收货款等形式。汇兑从另一角度又可分为直接汇兑和间接汇兑。除汇兑之外，运送现金仍是天津与腹地间不可缺少的资金流动方式，参与其事的，除金融机构外，还有商号、镖局、交通运输部门等非金融机构。总体而言，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

4、金流动，无论是流动的方式、规模，还是引致流动的主体前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考察资金流动的方式、规模、主体及其发展变化，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金融业自身某些发展变化的脉络，即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的演变，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之间的共生与竞争的关系，而且从中可以窥知近代天津与腹地间越来越密切的金融联系。晚清时期：以票号为主晚清时期，在天津与腹地间经营汇兑的主要是票号。票号在天津及腹地各省重要城镇都设有分号，因此，天津与腹地的商号、商人只要取得当地票号的信用，便可以通过票号的汇兑把资金从一地调往其他地方。英国驻上海商务领事分析了票号在上海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上海“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与通商口岸做交易

5、开出的票据全部通过山西票号，这些票号多数在上海都设有机构。他们的信用极高，他们还宣称可购入或售出国内任何地方的汇票。” 英国领事报告，1875年，上海。转引自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384页。票号不仅在上海，在天津也是如此。票号的汇兑方式已经有了票汇、信汇、电汇等形式，不过票号在天津与腹地间的汇兑以票汇为主；另一方面，票号的汇兑一般是顺汇，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票号也开办了逆汇，即甲地票号通知乙地票号先付款，随后甲地再向汇款商号收款。票号不仅承揽国内商号的汇兑业务，也承揽洋行在这方面的业务。外商银行主要在沿海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很少到内地设立，

6、据有资料反映汇丰银行于1882年在张家口、归化设立了分支机构， 何志：从清初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呼和浩特商业，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2页。但没有资料反映汇丰银行由天津到张家口、归化间的汇兑业务，倒是有资料说这一业务为票号所独占，“外国银行尚未蔓延到内地市场，如张家口等，票庄尚可维持原有的业务。如天津每年汇往张家口的二百万两，仍为票庄所独揽。” 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373页。由于票号提供的汇兑业务，使洋行到内地的业务得以展开。天津的外国洋行，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曾数次派代理人到内蒙古一带采购皮货，然而由于种

7、种原因，这一业务始终不能顺利开展。一直到80年代以后，洋行买办取得了票号的信用支持，解决了资金调拨困难之后，西北皮货的收购和外销的业务才得以大规模铺开。天津沙逊洋行买办胡梅平的活动就是如此。80年代中期，沙逊洋行买办胡枚平由于取得了一家在张家口设有分号的天津票号“恒益裕”（Heng I yu Hong）的信用支持，才在张家口设立了皮货收购站，展开了大规模的皮货采购业务。胡枚平自从与这家票号有了业务往来之后，经常使用恒益裕票号签发的期票向张家口的皮货商付款，而张家口的皮货商，则将恒益裕的期票向该地恒益裕的分号或联号去兑现。至于沙逊洋行买办胡枚平与恒益裕票号之间的债务关系，则在天津结算。正是由于票

8、号的支持，胡枚平终于帮助他的老板沙逊洋行打开了从张家口到天津间的皮货出口的局面。不仅皮货的采购是如此，由天津转口销往张家口乃至库伦的洋货也通过票号签发的各种汇票，顺利地推销到内、外蒙古。 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洋行在宁夏收购皮毛，其资金的汇兑也是通过票号。英国新泰洋行、平和洋行（总行设在天津）在宁夏设有分行，采办皮毛，组织出口。在1915年以前，蔚丰厚票号和这两家洋行已经有了交往，承办天津到宁夏间的汇兑。 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第334页。与此相同，销往蒙古的洋货，以及由山西商人经营输往沙俄的两湖茶叶，也是由于天津票号的关系，都以天津为

9、中转站而完成其贸易的全部过程。清末，钱庄、银号也开始涉足汇兑业务。钱庄、银号何时开始涉足汇兑业务，由于资料的缺失已不可考，不过，从一些资料可以推知，至少在19世纪末，汇兑已是钱庄、银号的一项主要业务，根据南开指数，1898年已有了申汇行市， 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97页。说明此时钱庄、银号的汇兑业务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天津泰豫恒银号的广告也证明了这一点，1902年6月18日，该银号告白，设分号于京都前门外杨梅竹斜街和热河西大街，专做仕商汇款、存款、押款等业务。 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第810页。这一时期，天津与腹地间的汇兑有相当

10、一部分是通过钱庄、银号进行的。1906年6月7日，大公报的一则启事反映了天津正记银号与道口万盛新钱庄间的汇兑关系：“闰四月初六日在河南彰德府车站内失迷皮包一个，内有汇票一张，系正记银号汇兑万盛新道平宝银二千两整；限于闰四月二十日凭票取银，票内号数系津字二号。” 大公报1906年6月7日。天津银号与腹地钱庄通过建立联系而实现了汇兑。从汇款的方式看，不仅有顺汇，逆汇的方式也已经出现。天津粮商到直隶大名等地购粮时，并不携带现金，也不通过钱庄、银号汇款，而是到目的地购粮时，开出由天津与之有联系的银号付款的期票。当地又有经营洋布等商，他们的进货渠道主要在天津，到天津购货时，不携现款，而是携带在当地购买的

11、期票。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03页。这样利用由天津银号付款的期票，就实现了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不过，由于钱庄、银号经营汇兑的时间晚于票号，再加上资力要逊于票号，清末钱庄、银号从事汇兑的规模有限。另一方面，票号经营汇兑业务也有自身的局限，由于票号不与一般商号建立业务联系，这些商号就很难经由票号汇款，于是，要实现贸易中异地间的资金流动，仅靠票号是不行的，有时需要票号与钱庄的合作才能完成。有人描述了上海与开封间购买货物时金融上的运作方式：“开封商人当得悉他所购买的货物须于某日付款若干之后，马上向他往来的钱庄开一张地方性的期票

12、，交于当地山西票号的支店，向该支店买一张汇票寄与他的上海代理人。代理人把汇票送与山西票号在上海的支店，换取该支店的限于当地流通的期票，交与他的掮客。就开封商人的代理人而言，这一交易到此就结束了。代理人收到了货物，用通常的办法运往开封。至于向外国商人接洽并负责交货的掮客，当货物尚在洋行手中时，是不能从开封商人得到货款的。他就要求和他往来的钱庄发出一张期票，用以支付洋行，洋行接到期票后就交出货物。然后他得到开封商人的期票，把它偿还给他的往来钱庄，此时交易对有关方面已完全清结。”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569-1570页。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应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形

13、。汇兑而外，运送现金是各地资金流动的另一重要方式，原因主要在于金融机构汇兑网络的有限性。票号主要集中于重要的商业城镇，其网络仍有着许多不能触及的地方；钱庄、银号涉足汇兑领域也很有限，使得许多地方不通汇兑，仍需要以运现金来完成异地间资金的流动、结算。我们没有找到更多的有关各地现金运送的资料，一个重要的实例是直到清末直隶省南宫县仍有万通镖局的存在，镖局每年在德州天津间运银洋百余万元，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1099页。这足以说明清末时运送现金的普遍性。民国年间：以银号、银行为主民国年间，钱庄、银号和银行代替票号，成为经营汇兑业务的主要金融机构。这一演变不仅仅是

14、经营汇兑主体的更替，更能从中反映天津与腹地资金流动的诸多变化，首先是资金流量的扩大。从单个资本来说，钱庄、银号的规模远小于票号，其汇兑业务自然受限制，但钱庄、银号的数量远多于票号，其汇兑业务总量当不可小觑。清末至民国前期是天津及腹地钱庄、银号的长足发展时期，汇兑业务随其发展而扩大。天津银号中有所谓客帮银号，主要从事本地与天津间的汇兑业务，沟通了本地与天津之间的资金流动，也体现了钱庄、银号汇兑业务的扩大。银行承担的天津与腹地间的汇兑主要在民国时期，因此，银行的汇兑更是天津与腹地资金流量扩大的体现，而且，银行还弥补了钱庄、银号的不足，钱庄、银号规模小，所能承担的汇兑数量有限，大宗款项的汇兑，还得靠

15、银行承担，如在保定，银号办理汇兑，“其地点仅限于天津、北京两处，且大宗款项之汇兑，仍须求助于银行。” 保定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0号，1926年9月18日。其次，钱庄、银号、银行的汇兑方式发生了变化，透过这些变化，我们看到了在天津与腹地资金流动中所体现的二者间的密切经济关系。钱庄、银号、银行的汇兑除票汇、信汇等顺汇形式外，更重要的是银行逆汇业务的发展，因其把资金的流动和融资结合起来，更有利于商品的流通。逆汇的几种形式中，押汇由银行开办，1921年前后，天津各银行都已办理， 天津市地方之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金融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324页。此后都积极地推广此项业务，当

16、然，由于受传统信用制度的限制，押汇业务在腹地的发展有限，如在郑州“押汇亦有叙作者，仅属少数，不为踊跃。” 调查郑州出产及商业金融状况报告书，中行月刊2卷10期，1931年4月。代收代付款是指银行号委托异地金融机构代收或代付款项，如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曾委托多家腹地的银号代收代付款项，如河北易县永德银号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档案：易县永德银号来去函，天津档案馆，全宗号161-1-762。、辛集镇的东龙盛银号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国际金融研究所，1991年，第246页。，这种逆汇方式也并不多见。购买外埠期票则是民国年间利用比较普遍的一种资金流动方式。外埠期票产

17、生于清末。当上海、天津等中心城市的商人到内地购货时，往往开出一张由本商号或与本商号有联系的银号迟期付款的汇票，以清货款。售货人可将此票售给当地钱庄，或者要往中心城市购货的商号，以取得现金。最终由持票人持票到此票的本号或相关银号兑取现金。此项汇票，一般是迟五七日或十日付款。它与银行的押汇汇票不同，押汇汇票须与提货单、跟单、栈单一起，才能有效，而这种由商号出示、商号自己或银号兑付的汇票则只有一纸汇票；押汇汇票是由售货人开出，由购货者付款，而商号、银号所出汇票则是由购货人自己出票、自己付款。因此，这种汇票是以人的信用为基础，不同于押汇汇票是以物的信用为基础，应该说风险较大，但因为当时对人的信用广泛存

18、在，反而对物的信用不能推广，使这种汇票有着广泛地运用空间。这种汇票以付款人的不同可分为商号汇票和钱庄银号汇票，其中以钱庄、银号汇票的信用更好。天津因与腹地的密切商业贸易联系，使天津商号、银号所出汇票，其流通范围涉及广大的北方地区，如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南、山东等地。包头“历年旧历十月以后，是为大宗皮毛粮食交易旺盛期，包交津收之逆汇汇款，为数最巨。” 交通银行民国十五年营业报告，银行周报11卷18号，1927年5月17日。河北辛集，“皮行赴各地购货，早年习惯均持银号所开七日津付汇票，赴买地使用。” 石家庄中国银行：新集镇调查报告，中行月刊1卷1期，1930年7月。当然，在济南、郑州等地，

19、因其受上海的影响更大，天津所出汇票流通较少，济南“各种汇票，以上海为最多，其次为天津、青岛，再次为徐州、蚌埠、周村、潍县、济宁、烟台、南京等。” 济南金融市场之概况，中央银行月报3卷7号，1934年7月。郑州，“外来客商，购办货物，均开立期票，售与银行号，以沪汉居多数，津票次之。” 调查郑州出产及商业金融状况报告书，中行月刊2卷10期，1931年4月。窥诸上述事实，我们看到天津银号（还有一部分商号）的汇票已成为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重要工具，这是腹地在金融上对天津依赖的反映，也恰是天津作为北方金融中心地位的一个表现。另外，此项汇票的流行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最为突出的是节约了现金的流通，方便了交

20、易。河北玉田县林南仓镇，“有大量苇席出产，其产额价值每年约合数万元。每年出口之杂货价值尤巨，热河入境之粮食，亦有一部分以此为集散中心。故林南仓之与热河交易之繁盛，为他镇所不及。在昔镖车自喜峰口入关，辙载银元数十万至百万，卸银大站，林南仓为首屈一指。及汇兑之方法进步，津票之方法产生，而大量之现款遂亦不复由热河运林南仓镇矣。” 毕相辉：河北省宝坻县金融流通之方式，大公报1934年7月11日。此项汇票，最初其购买者多为商人，主要用于到异地偿还货款或者债务，由于此项汇票的信用，收到汇票者并不急于兑款，而是继续用于偿还货款或者债务，于是，“此项汇票因内地买货辗转流通，迨至到津付款，需时恒在一月以外，间有

21、至半年者”， 石家庄中国银行：新集镇调查报告，中行月刊1卷1期，1930年7月。因此，不仅钱庄、银号，而且银行都把它作为资金运用的一种工具。在石家庄，“此间进出口货付价办法，均使用五日或七日之期票，俗名五七期票，通常于七日后付款，商人多以此期票售与银行，拆取现款，此间银行全恃购买此类期票以博利，其数实较汇兑为多。” 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1号，1926年9月25日。郑州，“行号均以购买花客之汇票为主要业务，放款不多，外行用款时，普通习惯以本家期票授予银号。” 调查郑州出产及商业金融状况报告书，中行月刊2卷10期，1931年4月。有时，银行还利用购买期票以应对市场之紧急情形。192

22、6年秋季，石家庄“棉花上市，现洋需用浩繁，适以交通多阻，现洋来源缺乏，石行（交通银行）为辅助棉花出口商起见，乃竭力设法以接济之，购入煤棉两项汇票，均达巨额。” 交通银行民国十五年营业报告，银行周报11卷18号，1927年5月17日。银行购买此项汇票，不仅是银行资金运用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借助于银行的资力也使此项汇票的流通得以扩大。因此，购买外埠期票成为实现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重要形式，其间银行的作用不可低估。银行的汇兑作用还不止于此，有时银行的纸币还起到汇兑之功效。银行纸币发行之初，其适用范围只局限于城市，在农村，“内地农民对纸币殊不信任，每常洋用繁兴之际，恒不能以纸币代现洋之使用。”不过这

23、种状况在逐渐改变，因为“年来迭经事变，纸币率能充分兑现，发行多公开，易昭民众之大信，加以领券办法施行，银号推行纸币甚力，伸缩亦可自由，增发收回皆甚便易。有此数因，纸币之信用，日趋巩固，内地农民转觉纸币轻便易于携带，而厌用现洋。” 吴石城：天津金融季节之研究，银行周报19卷42号，1935年10月29日。天津各华资银行发行的纸币，流通较广，“其中又以中、交两行纸币能流通华北各埠，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为管辖行之一，统有3支行20办事处，分布华北诸地，发行兑现，自易推行顺利，其票面印有天津字样，通行平、冀、豫、鲁、晋、陕各省市，即在辽宁亦能通用，且其值较伪中央钞票稍昂。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同为管辖行之一，票

24、面亦印有天津字样，其流通范围则及冀、平、豫、鲁、辽各地。” 吴石城：天津货币流通之概况，银行周报19卷5期，1935年2月12日。正因为这些银行纸币流通范围广，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汇兑的作用。陕商向省外汇款，有三种方法，一是银行汇款，二是邮局汇款，三是“收买外省中国、交通、中央各银行钞票，大约中国银行之上海、天津钞票，每百元在西安可升水数元不等，此项外省钞票，大率皆旅陕客商携入”，“上海中国、交通、中南、中央，天津中交等钞，西安均能通用，每钞票百元，可换现洋104元，如以现洋换上述钞票，须106元换得钞票100元。” 李亦人：陕西省金融市场之分析，钱业月报14卷5号，1934年5月。在河南开封

25、，“每年汇兑进出款项，约在六百万元，以中交两银行承汇者为多。汇款进出以申汉两地为最，京津及陕西等处次之，盖京津两处可携带纸币往来，无须汇兑”， 中国各省钱业调查录河南省，钱业月报3卷7号，1923年8月。实际上纸币起到了汇兑的作用。在河北易县，也有此类情形，根据1928年1月易县永德银号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所提供的易县商情报告，“本月内中行钞票在易流通者40万元，中南、交通五六万元。目下易在津埠售出杂山货，带回中行钞票甚属为夥，其他各银行钞票仍然未能行使。市面信用，中行为最，中南、交通次之，中行钞票可能行使邻近各县，有人外出找中行钞票，每百元加色一二角不等。”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档案：易县永德银号

26、来去函，天津档案馆，全宗号161-1-762。运送现金仍是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重要方式。之所以要采取运现的方式，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最基本的原因是贸易上不平衡。贸易平衡时，资金的流动可通过汇兑解决，不平衡时，差额部分就需要通过运送现金以达到收支平衡。每届秋冬时节，天津都有大量的现洋运往腹地广大地区，因为此时北方各地土货登场，大量运往天津，天津与内地的贸易就处于逆差的态势。而到春夏季节，又是洋货和城市工业产品进入农村的高峰季节，天津又处于顺差的地位，现洋从内地流往天津。第二，受内地农村使用货币习惯的影响。在农村，长期以来人们习用的是银元、制钱，以致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民国年间，银行推广发行钞票，

27、受自身的信用未能得以推广，以及内地人们使用货币习惯的影响，钞票推行缓慢。二三十年代，银行不断完善自身的信用制度，钞票的使用范围也得以扩大，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替代现金。因此，在土货登场，内地需要大量现金，一时又运送不及时，可暂时以银行钞票应付，但必须随后备足现金，以待人们以钞票兑取现金。第三，因汇兑的局限。天津与北方的许多地方都有着直接的通汇关系，但仍有许多地方汇兑不通，这既有本来就不通汇兑的，也有一时因战争、灾害等变故而不通的。如20年代，河北沧州、兴济一带与天津便不通汇兑，各面粉厂往此处购买小麦，“所有购麦之款向须现洋运往。”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天津人

28、民出版社，1992年，第1227页。另一种情况是汇兑的汇费太高，如在天津做草帽缏生意的洪祥益商号，须将货款调回山东，但“因向山东会兑会费吃亏过重”，1922年9月，便随船运现洋2万元，经塘沽运往山东虎头崖，以备再买草帽辫到津出售。 天津商会档案：开禁现洋出境各商请领护区，天津市档案馆，全宗号128-3-6-5335。至于天津与腹地间运送现金的规模以及运往的地区，没有系统的资料可资利用，但一些零星的数据和资料还是可让我们对之窥知一二。表1中该表所列的是1922年直隶省禁运现洋出境后，各商申请领取的准运现洋的护照。据表，7月，从天津运出现洋29.7万元，8月为60.5万元，9月为47.3万元，10

29、月为19万元。所运往的地区主要有东北、直隶、山东、山西、安徽等地。而运现的用途，最基本的就是采购货物之用，从表中看，有相当一部分是工厂、商号为了采购米麦杂粮、山货、棉花、草帽缏等，所备用的购货款。另有一部分是银行号的需用之款，这主要又是各地银行号为应付土货发动时市面紧急之用，天津以其自身的金融吐纳能力，对各地市面起到了接济的作用。表1 直隶省禁现洋后各商申领运现护照统计表领照时间商号名称运线数量（元）运往地点理由6月29日增兴厚大米庄10000 安徽宿县采购米麦杂粮7月11日同昌厚粮店12000 安定廊坊黄村购买杂粮7月16日吉林驻津功成玉钱庄5000 抚宁留守营急 需7月21日益发合银号50

30、000 昌黎、乐亭备 用7月22日吉林驻津功成玉钱庄60000 留守营、山海关应付汇票款7月22日永孚银号40000 蚌埠临淮关代上海银行调项用7月22日交通银行银辅币10000 石家庄正太铁路各站找零7月25日敦义银号100000 北 京联号用7月31日宝隆和银号津庄20000 留守营总号急需8月7日敦义银号100000 张家口联号用8月8日天合盛50000 乐亭昌黎救济市面8月12日边业银行50000 济 南需 用8月15日同和兴100000 奉 天购买杂粮8月17日大盛川记50000 归 化需 用8月18日通盛远银号50000 归 绥总号需用8月22日同和兴100000 昌 黎购买山货8

31、月22日敦义银号50000 北 京前运现款不敷分配8月25日益发合银号55000 滦 县市面缺乏现款9月1日边业银行50000 济 南前运现款不敷9月7日北京商业银行50000 南 京需 用9月10日兴业钱局100000 山西平遥需 用9月12日山西省银行60000 山西太原总行需用9月13日洪祥益20000 山东虎头崖购草帽缏9月19日裕华银行50000 南 京应交上海银行款9月19日边业银行50000 济 南继续需用9月21日交通银行30000 济 南土货交易需款9月21日益记工厂20000 饶阳大尹村发放工资及工厂费用9月22日山东工商银行40000 济 南现款短绌9月25日永昌生300

32、0 安徽固镇采办油粮10月7日裕华银行50000 蚌 埠应交上海银行款10月12日永孚银号50000 蚌 埠上海银行调项用10月14日秀华斋南纸局20000 冀 县购买棉花10月17日仁和义大米庄20000 安徽宿县采买杂粮10月19日通盛远银号50000 归 绥解决调款困难资料来源：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229-1230页。二、直接汇兑与间接汇兑根据复杂程度的不同，汇兑可分为直接汇兑与间接汇兑。直接汇兑指两地之间直接通汇，各地之间是否能够直接通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他们相互之间是否以贸易为基础已形成了一定的资金流动规模，二在于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自

33、身是否有了制度或技术上的创新，从而不仅使有密切经济关系的地区之间形成直接汇兑，而且还使那些经济关系不太密切的地区之间也能实现直接汇兑。天津与各地可进行通汇之地甚多，“奄有华北西北各省之大埠，及东三省各地，而与上海、广东、汉口等大埠，亦有密切关系。”其中最为密切者，有上海、北平、包头、张家口、石家庄、大连、沈阳、营口等地， 天津市金融调查，中央银行月报3卷9号，1934年9月。除上海外，其他各地基本上是天津的腹地。间接汇兑实质上是多角汇兑，通常为三角汇兑，也有四角甚至更多角的汇兑关系，间接汇兑存在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国际市场上往往是利用各国及各地区货币制度及汇率的差异以牟利的一种工具，而在我们所考

34、察的国内市场上，主要是为了使不能实现直接汇兑的两地之间借助于第三地实现资金的流动。第三地一般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处于中心地位的地区，它和区域范围内的大多数地区已实现了直接的汇兑。而这种间接汇兑的存在，除了这两地之间还不具备直接汇兑的条件之外，往往还基于间接汇兑所涉及的各地之间一定的经济贸易关系，即商品流动上的单向流动关系。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区域，便有许多易于形成间接汇兑的经济贸易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河北邢台、辛集等地为近代重要的皮毛加工集中之地，其原材料皮毛则来自于西北内蒙、甘肃、宁夏等地，但邢台、辛集很少有商品反向流往西北，而邢台、辛集等地所产的棉花等重要农产品主要输往天津，天津则有洋货及国

35、内机制工业品输往西北内蒙、甘肃、宁夏等地，这样便形成了三地之间商品流动的循环关系。另一个例子是天津的棉纱输往宝坻、高阳等地，高阳、宝坻的棉布输往西北包头、丰镇、张家口等地，而西北这些地区的土货则输往天津。其它与此类似的情形，不再一一列举。与商品流动相伴随的是资金的流动，由于这些循环性质的商品流动关系中有一边或多边只存在单向流动，各自直接进行贸易结算反而会产生极大不便，而间接汇兑则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具体来看通过间接汇兑实现的资金流动过程。首先的例子是为实现兰州与邢台间的资金流动所形成的兰州、西安、邢台、天津四地间的汇兑关系。直隶南部的邢台县，是重要的皮毛集散之地，皮毛店常派人到甘肃收买皮毛

36、。两地间无法运现，也不能直接汇兑，因为邢台有欠甘肃之款，而甘肃则无欠邢台款。这样为向甘肃方偿付皮毛之款，不得不借重于天津，而天津与甘肃也没有直接来往，于是又加进陕西西安，天津与西安有来往，西安与兰州有来往，邢台皮毛店，需派人在西安，专办兑款事宜。“譬如皮毛商在甘肃兰州置妥货，无款可交，有本地钱庄，在西安用款，即就皮毛商商议，两方议定，钱庄在兰州拨款与皮毛商千元，皮毛商即写信至本店所派西安之兑款人，付与兰州钱庄西安分庄千元（假定系平价）。此时兑款人手内实际无款，于此又有西安钱庄在天津用款，两方商定，钱庄在西安交款与兑款人，兑款人随即写信至天津有关系之钱庄，付款于西安钱庄天津之分庄。天津与西安之汇

37、兑，西安常处于不利地位，故在此交易，西安钱庄，往往贴水与兑款人。然邢台皮毛商在天津无存款，将如何办理乎？天津到邢台采购皮毛之商人甚多，其付货价多以天津本庄付款之汇票，邢台皮毛店，收到汇票，即寄与天津有关系之钱庄代收，所得之款，即补足钱庄所垫付之款。” 曲殿元：中国之金融与汇兑，大东书局，1930年，第132-134页。这样，要实现兰州与邢台间的资金流动，依次经历了兰州与西安、西安与天津、天津与邢台的汇兑，中间借助了西安、天津两地。从这则例子，我们看到天津在北方区域商贸、金融中的重要性与不足，由于天津与腹地的大多数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腹地相互之间要完成相互之间的资金流动，如不能直接汇兑，一般

38、通过经由天津的间接汇兑便可完成，但当天津与腹地某些地区的联系不太紧密时，这一过程的完成又不得不经由第四地，有些时候甚至更多地区，资金流动变得异常复杂，进而使得资金流动的成本过高，因为每经一次汇兑便要付出一笔汇水，汇兑次数越多总的汇水就越高。我们再看宝坻的情形。 关于宝坻的资料参见毕相辉：河北省宝坻县金融流通之方式，大公报1934年7月11日。宝坻是河北省手工织布工业中心之一。宝坻布商所用之棉纱，悉仰给于天津，所织出之布匹，需运至各地销售，与之相应而形成的资金流动方向是，宝坻的资金需调往天津，以付纱款；布的销售地（姑且称之为第三地）需将布款调往宝坻。若第三地有杂货输往天津，则有将货款由天津调往第

39、三地的资金流动。这样，围绕着纱、布、杂货的转动，而形成了三地间资金的循环流动。这种资金流动的最初形态，就是直接输送现款。运送现款，需费巨而危险大。随着商务日繁，商人对三地间资金的流动乃采用了间接汇兑的方法，其基本的原理是：第三地的杂货输出商，运货至津，销售后所得的货款，不需要运回本地，仅向其本地输入宝坻布的布商取得现款，而以其存在天津的现款付与该布商的天津分庄，这是第一层的相互抵兑。第三地贩运宝坻布的布商，也不需要从当地运现款至宝坻，仅以它天津分庄的存款就近付给宝坻布商的天津分庄。宝坻布商在天津购纱就以它天津分庄的存款付与纱厂，而无需从宝坻镖送现金，这是又一层的相互抵兑。经此三地间的相互抵兑，

40、实现了资金的流动。各商相互之间付款，并不需真正移动现款，如理论上说第三地的杂货输出商须向第三地布匹输入商提取款项，而事实上如果该输入商殷实可靠，则输出商可将款项存于布匹输入商处。而在天津，天津购货商应付现款给第三地杂货输出商津庄；而第三地杂货输出商津庄又须付现款给第三地布匹输入商津庄，实际上只要各商殷实可靠，天津购货商既不须付现款予第三地杂货商津庄，第三地杂货输出商津庄也无须付现款予第三地布匹输入商津庄。这其间资金的流动，是以天津购货商所开出汇票（所谓津票）作为工具的。如宝坻布商（甲）售布给第三地布匹输入商（乙），乙因与第三地杂货输出商（丙）实行相互抵兑而持有丙所付的向天津杂货购买商（丁）取款

41、津票，则乙就以此项津票付甲。而甲又常在天津棉纱号（戊）购买棉纱，则乙即以此项津票付戊，戊还可用此项津票付其余商家。这样丁所出的津票常常辗转传流各地，等最终持票人到丁处兑现时，常达数月之久，中间持票之人不计其数。津票就成为宝坻布业资金运作的重要工具，即各地相关的商家相互欠款时，欠方付以向天津取款之票据。高阳与宝坻有相似的情况。 关于高阳的资料参见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6-65页。高阳是民国年间兴起的北方几大手工棉织区之一。高阳的织布者所需之纱，主要来源于天津，而所织之布要运往各地销售。棉纱由纱布商人从天津购入，在高阳经过种种的手续，分散于乡间的数万织户，织成布

42、匹，再经过一定的手续而汇集于布匹贩卖商人之手；布匹经整理后（或不经整理）自高阳运至各地销售，换取现金，现金直接从各地汇至天津，以偿还原料价款或再购买原料。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这样就形成了天津、高阳、高阳布销售之地三地之间的资金循环流动关系，“以天津为中心，直隶高阳之布庄，欠天津棉纱庄之款，包头、丰镇、山西之布商又欠高阳布庄之款，同时天津皮毛、粮食商又欠丰镇等地商人之款，如此则三方可以用间接汇兑法，以清理前款。天津之皮毛商，给丰镇商人以本庄付款之汇票，丰镇商人，又卖与本地布商，交高阳布庄，布庄并不带回原籍，即存于天津，以清理棉纱欠账。” 曲殿元：中国之金融与汇兑，第137-138页。在这三角

43、流动关系中，天津与高阳间还存在着天津对高阳的融资关系。高阳布业运转过程有着自身的特点，往往需时很长，“商人以货币换原料，原料换布匹，布匹再换货币这一过程，普通要一二个月的时期，多则半年以上，如此一买一卖之间，势必囤积许多的原料和成货，还有许多售货的账款（因为不记账，交易是做不大的）。”漫长的商品流通过程，需要商人具有大量的经营资本。但是，高阳商人却缺乏足够的资本，必须通过借贷获取周转资本。高阳商人所需的周转资本主要来自于天津，其获取的方式前后有所变化。1921年前，商人们赖以周转交易的，以天津棉纱号的赊账为最主要。这一时期，国内棉纱市场兴盛，天津专门买卖棉纱的棉纱号，不下数十家。日商为倾销日本

44、纱，常将纱赊给棉纱号，各纱厂也不得不如此。棉纱号再将棉纱赊售与高阳商人。而纱布的供不应求，利益优厚，还账的信用很好，也使天津的棉纱商愿意赊售棉纱。这样，高阳布线庄在手头借以活动的资金，大半是仰仗纱号的赊账，否则将无法周转。1921年后，棉纱市场发生变化，棉纱迭价，同时高阳商人对棉纱行市相当熟悉，棉纱庄获利微薄，自然不愿意再赊账了，这时高阳的布线庄所需的周转资金，又变而为主要依靠天津银号的借款，即布线庄在天津采购棉纱时，银号为之垫借部分或全部货款，布线庄在外埠售布得款后再汇至天津，陆续归还或存放银号。所以，高阳商人做纱布生意，的确不需要巨大资本，这正与当地的经济状况相吻合。当然，高阳布业的这种资

45、金运作方式，有着自身的局限，即对天津的金融业依赖太强，一旦天津的金融业收缩放款，受损害的将是高阳布业，30年代便是如此，“近一二年来，因布业衰落，银号放款，比从前严紧，且遇有风险或信用发生问题时，随时就要逼还欠款，布业金融未能独立健全，实在是高阳布业很吃亏的地方。”总之，高阳布业的金融，以天津为中心。因为高阳织布的原料，大部分仰给于天津。高阳商人因资金缺乏，在天津购买原料，多靠银号的垫款或纱号的赊欠，原料商在高阳又多以记帐的办法分售与其他的布线庄和染线工厂，所以高阳的纱布商人，大多直接或间接受天津方面的接济，结果天津成了高阳布业金融汇兑的枢纽。以上只是以天津为中心的间接汇兑的数例，实际上在北方

46、区域中情形还是比较多见。根据以上几例，我们可以总结如下，第一，这些间接汇兑得以实现，都是因为天津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天津与各地基本上都有直接汇兑关系，上述第一例中的兰州到30年代也实现了与天津的通汇，换句话说，间接汇兑更多的是腹地借助于与天津的经济联系而实现相互之间的资金流动。而且，随着天津与腹地通汇之地的增多，复杂的四角甚至更多角的汇兑关系会逐渐减少，而更直接地与贸易相伴随的三角汇兑会逐渐增多。另外，实现间接汇兑的工具是天津商号或银号付款的汇票，也体现了天津在区域资金流动中的中心作用。第二，这种间接汇兑还往往与天津对腹地的融资结合在一起。上述高阳的例子表明高阳商人主要以取得天津商号或银号

47、的赊欠或垫款获得所需资金；而宝坻尽管“地多富商大贾，其资金运用之对象，类无固定之畴域，视利润之厚薄而定投资之方向及形式”， 毕相辉：河北省宝坻县金融流通之方式，大公报1934年7月11日。我们也没有足够资料证明，但宝坻商人向天津的融资应是必然之事。另外，天津与腹地、上海、郑州之间还存在着三地资金的循环流动的关系，这是基于上海、天津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中心地位，以及郑州乃两地重合腹地等原因。根据中国银行的资料，中国银行“因津行及辖内其他各处，对于沪埠均以托解之款居多数，以致沪洋或规元头寸，恒苦短绌，独郑处则反是，托沪收进之期票押汇等款，为数至巨，正可抵补津属亏短之沪款头寸；又本埠（郑州）棉花交易，约分两个时期，春季由一月至五月，秋后十月至十二月，每年在第一时期内，郑处能揽做二三百万之生意，而是时津属之石、保、邢等处，现款来源极为旺盛，得水收进以供郑用，郑处以之经营，复可得优厚之利益。” 调查郑州出产及商业金融状况报告书，中行月刊2卷10期，1931年4月。这里的情形与前述的间接汇兑不完全相同，但也一种多角的资金流动关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及其下属各支行处，利用这种三地间的资金流动循环，使得资金短缺得到弥补，而一时的盈余资金又能得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