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的海外影响力因素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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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找相关材料支撑观点四、中国当代作家的海外影响力因素分析（一）以电影为代表的传播手段的推动把文学作品制造过成舞台上的辉煌，让观众与争辩者对于戏剧的文学性情有 独钟，缺失了这些宏大的文学，中国和世界的文学史都将改写，毫无疑问，这就 是影视对文学的最好诠释。与各种文体从中心到边缘的变更以及循环一样，最具有文学代表意义的案头 文学的境遇，验证着文学价值中心主义的论调从来不是也不行能被作家和批判家一 厢情愿地左右。但无可否认的是，任何艺术体裁的批判系统是依托文学建立的，这也 恰恰说明白文学对一切艺术门类进展归纳和阐释的有效性。所以在影视艺术中， 尽管批判家眼中文学自足的美学风范是一种源自文学之美的错误要

2、求，但在视听文 化风起云涌成为群众首选精神食粮的时代，把文学从戏剧包括影视剧的创作与演 出中剔除，不仅不现实，也不理智。但假设在剧作中执拗地查找与小说诗歌等文 体完全全都的文学性，并以此裁定文体的等级阶层，同样属于偏颇与苛刻。任何艺 术体裁都有其表现方法上的优势与不胜任。不被舞台和摄影机所拘囿的出于纯粹 文学创作目的文学，文学史上也并不多见。况且在媒介平台和读者阅读都有了巨大 变化的当下，单纯强调文学的文学属性，并以此来衡量作者的创作动机与思想力度, 进而把影视创作中的种种弊端与文学性的缺失一一对应，这无疑是对文学之外艺术 门类特性生疏的偏颇。成认剧作是文学，但不意味着剧作就是纯文学，也不意味

3、 着剧作的文学性成绩就是影视剧成功的惟一标准，更不能以纯文学的审美作为评价 剧本优劣的标准，一流文学作品和一流影视剧之间的巨大落差足以说明这些问题。 在要求影视文学化的同时，最不能无视的是文学与其承载艺术形式本身美学的平衡 性。假设脱离这一前提，无论去谈当下影视中应当消灭什么样的文学形态与规模， 还是去要求文学性要在影视创作中担当什么样的精神使大的，质地是不均匀的。而中国文化那么认为这个蛋糕的尺寸是既很小 又很难变大的、质地是均匀的。由此动身，西方文化重消费（由于可 以吃更大的蛋糕），重生产（由于 可以做更大的蛋糕）、重交换（因 为可以得更合个人口味的蛋糕）。而中国文 化那么不重消费，不重生产

4、, 不重交换，单单只重安排由于你少我就多、你死 我就活，就是孔 子所说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换不安。”（载台北今日经济，一九九四年十月号，43-51页）联系到“骗人”的话题上说，也就是，中国文化认为，在人们的相互交 往中，一个人要满足自己的私利，必定要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手段、 为代价；在市场 交换上，要么骗人，要么被骗。因此，最好是不要私, 不要利、不要市场。这 就是中国文化“贬私”、“轻利”、“抑商” 的缘由。用个比方说（前面说过 比方总是不准确的），对于发生车祸, 中国文化是要消灭一切车辆，要人们一律步行；西方文化那么是在增加 车、路、交通规章的数量并改进其质量上下功夫。

5、结果是，事实上根 本消灭不了的私这是人的天性），要么对别人假装出 已经消灭（这 就是骗人！），要么进一步通过损害别人而得到满足（骗人加害人！）。 由于没有将“私”引导到“必需为别人效劳才能得到满足”的有效手 段与规章。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缺乏“双嬴”的概念台湾人现在经常 讲“双 嬴”，这也是文化上觉醒的一个可喜标志）。而“双嬴”在西 方是有经济学的依据的。举个简洁的例子：A有苹果却不宠爱吃苹果而 宠爱吃梨，B有梨却不喜欢吃梨而宠爱吃苹果。交换的结果，两个人都 是既满足了自己的私利也满足道别人的私利，这就是“双嬴”！ 黑格尔说，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但凡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 际上和 理论上，确定没

6、有束缚的伦常、道德、心情、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 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历史哲学， 三联版，181页）很明显，假设将“文化”限定为“但凡属于精神的一切”不包括 “但凡属于制度的一切”。这也确实是当今很流行的一种见解），那末，黑格尔的意思就是，“中国没有文化”。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一八五六 九五O）于一九三三 年到中国访问，在承受上海记者采访时，发表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意见。 他说，中国没有什么文化可说，由于文化的意义，照科学的解释，是 人的一切可以增进人类 幸福的行为，尤其是对于自然界的把握。“在 中国，除开乡村的田地里还可以找着少许文化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文

7、化可说的了。” 萧伯纳在上海，的川人民版，111页）说“中国没有文化”，多数中国人（以及多数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外国人 是不 会同意的，笔者即为这多数中国人之一。可是我们并不能责备黑 格尔和萧伯纳 对中国太不客气，只是信口雌黄、一派胡言乱语。理解黑格尔和萧伯纳上引两段话的关键，在于他们有关文化的特别定 义。黑格尔的定义是西方标准，也就是说，中国没有西方文化。这是 事实，不必争辩。萧伯纳的定义即“人的一切可以增进人类幸福的行 为，尤其是对于自然界的控制。”笔者并不支持萧伯纳这个关于文化 的定义。但假设限定于萧伯纳的定义（前提）之内，我以为，萧伯纳 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结论是能够成立的。也就 是说，假设

8、将“增进幸 福，把握自然”视为文化的一个局部，萧伯纳的不当在于他将此视 为文化的全部）的话，那末，中国文化里这一局部的缺失，确实 是非 常严峻、格外突出，与西方文化相比完全够得上称之为“特征”的。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欣赏萧伯纳的洞察力并感谢他的直言不讳。我对文化定义的理解，倾向于最广义的那种，也就是文化无所不包、什 么东西都可以算是文化的一个构成分子。但我并不认为文化中的任何 一个构成分子都能够完全代表这种文化。比拟能够代表这种文化的， 是其中既有传统又占主流 的成分特别是在统治地位的观念与制度）。 在这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特征 是“专制”、“泛政治化”，“停滞 不前”、“无内聚力”、“不

9、诚恳”、“没西方）文化，虽然难听, 但都是有肯定道理的。我们不难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找到令我们骄傲 的成分，也不难在西方的文献中读到让我们喜笑颜开、手舞足蹈的夸 奖，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还是应当查自己的短处、听别 人的批判（而且它们大都也并不是恶意的）。在这里还以莫言的红高粱为例，进展说明，从红高粱中的悲剧 人物故事开头表达中国文学中包含的艰辛以及苦难。并通过在它所得到 西方人的认可，以所取的成就说明其中人物形象被宽阔的西方人说承受 以及高度的认可。红高粱中的九儿被火红的喜轿抬回了十八里坡。火红的轿子、 红红的嫁衣、无一不表达了喜庆和吉利，但在奶奶九儿的眼里这些火红 的颜色与象征死亡的

10、白色没有什么区分。她是在父亲的逼迫下嫁给麻风 病人李大头的，嫁入十八里坡对奶奶来说无疑走向了死亡。无奈的九儿 在父亲的眼里竟然抵不过李大头的聘礼，九儿的心里布满了恐惊、无奈 和苦痛。所以在轿把式戏弄式的颠轿下发出了她压抑已久的哭声，这哭 声布满了抗争、不平。片中特意交代了爷爷的身份，他是唯一被雇来的 轿把式，他年轻、强健布满了活力。这与奄奄一息的李大头形成了鲜亮 的比照。他有意的戏弄奶奶激发了奶奶抗争的哭声，哭声在十八里坡的 野高粱地里回荡。画面在红高粱的衬托下显的更为壮丽，火红的高粱地 丝毫没有给人以喜庆祥和。相反，它给了人一种奇特和恐惧。红高粱对红色的使用可谓是张艺谋全部作品中最登峰造极的

11、一部作 品。影片中的红高粱、高粱酒无一不给人满眼的红色。但这些红色的使 用却更多了奇特、抵抗、凄凉。当日本人的铁蹄走进这片红色的土地时，影片更是为我们呈现了红 色的血腥。血红的牛皮被日本人当成了向中国人示威的工具。血迹顺着 牛皮一滴滴地流了下来。正值我们为这一切赞美的时候，一向罪恶深重 的土匪头子三炮却成了第一个起来抵抗的英雄。在民族面临危急的时候 无论你以前干过什么，但民族的呼唤都是让你为它付出你的全部。影片 中高粱地的人们也为我们证明白这一点。日本人的残暴激怒了这火红土 地上生活的人们。屠夫在日本人的逼迫下成了行刑的凶手，但他最终选 择了抵抗。他的血不断的流淌着，滋润这片土地，更滋润着人们

12、的心， 而罗汗大哥的死最终激起了人们的抵抗意识。“红红的血迹”、“冰凉 的子弹”为我们营造了一场动人心弦的红色悲剧。奶奶是从火红的十八 里坡嫁进来的，她大胆的与爷爷野合。奶奶生活的全部转折点都与这红 高粱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影片的结尾处她倒在了象征她一生悲剧的 高粱地里，在这里红色再一次被张扬起来，那刺人难过的红色与奶奶九 儿的命运形成了完善的契合，而在结尾处张艺谋设计了日全食这个意象 再次为我们突现了一种猛烈的生命意识并再一次升华了影片中的红色 意象。红高粱这部影片折射了太多的血腥和凄凉。1988年5月，柏林上空的一声霹雳，撕破了西方人对中国电影所持 的蔑视与迷幻。红高粱为中国电影夺得了第

13、一个世界冠军级大奖 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可以说，它是中国电影的顶峰，是中国艺术 史上的顶峰。在这里，我想谈谈红高粱，从而说说它所能代表的中 国艺术的精神。影片以红色为主基调，利用颜色本身对于人的视觉的美感效应以及 颜色的象征意义，勾起人们丰富悠远的联想，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审美体 验。“娘，娘，上西南，高高的大路，足足的盘缠，娘，娘，上西 南“我”父亲高亢童稚的声音回荡不绝，碰得高粱棵子簌簌打 抖。在剪破的日影下，“我”爷爷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三百多 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籍，鲜血浇灌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 浸泡成深红的稀泥。血色夕阳，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的血海。奶奶安详 地倒在血泊

14、中，高粱齐声哀呜，大方、悲凉。太阳被暗红色的血抹成深 红，红色的太阳燃烧着，世界都是红色,”，我沉醉在极度的美的感觉中， 久久不能安静。这是电影红高粱的结尾，是影片最富有形式感的部 分。有人认为它太过于形式化，其实不然。这样的红，代表着大爱大恨、 大悲大喜、大彻大悟、大执著、大解脱，这是中国艺术雄浑壮丽的“境 界”之美。同时，这种独特的美感形式和艺术风格，也构成了中国艺术 的精神气质。就像影片中吵闹而淳朴的鲜红，就像云门水月的静谧， 就像阿炳二泉的凄婉，就像太白“飞流直下”的豪迈，无需多言， 一看就是“中国制造”，一看就是中国精神。在红高粱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 是一个

15、将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抱负，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 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 力，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因此.摆在 观众面前的作品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对一个世界的生命的理 想。这种抱负就是在那具有“太阳崇拜”的神话中。红高粱不同于 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夫的影片，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转向 了对生命的礼赞。故事的超常特点打算了叙事的非现实性，故事的地点 也被淡化。在影片中甚至淡化了社会最根本的构造一一村落。影片中的 全部叙事元素与视听元素都在为这种自然生命的吵闹、自由拘束和痛快 淋漓的风格效劳。这是张艺谋的一种风

16、格，也是中国艺术的一种风格。 淡化社会，突出情感，这是中国艺术的情感性精神，它着重表现中国人 深厚的情感与人格感染力，表现真实的灵魂。艺术生命的核心是灵魂的 真实。没有真实的灵魂，就不行能有真实的艺术。就像中国的山水画， 重在写意，画家即便站在同一角度也无法描摹出同样的意境，境由心生， 心中的意境不同，笔下就有不同的风光。电影中还有一些颇具原始状态的情节，比方“颠轿”群赤膊光头的汉子抬着个秀丽的小媳妇，再加上几段俏皮粗野的歌词儿，颠傻 了全部观众；“酿酒”一一完整地虚构了一套祭酒仪式，同样编造了一 段“酒神曲”，还有“剥皮”“日食”等，猛烈地震撼了当时的中国电 影界，并引发了随后拍摄民俗电影的

17、热潮。实际上，影片对民俗文化的 阐述带有很强的虚构性，曾被很多人斥为“伪民俗”。很多人说，张 艺谋就是为了要迎合外国人的胃口，甚至有人说他这是在丑化中国人， 让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是愚昧落后的。或许，它们真的满足了别人的窥视 目光，但谁也无法否认，这些“伪民俗”就像是图腾，象征着民族中最 古老的东西，象征着原始生命力的张扬，啖呐、花轿、高粱地、剪纸、 年画、酒篓子、肚兜以及黄土地尽处的血一样的红太阳,”，它们被最大 程度地赐予了生命、生殖、心情、梦想等等的一切，对生命的奇特以及 繁衍生息的追求，从来没有这样凝重地张扬过。这些“伪民俗”与剧情 结合得如此完善，即使是那些“真民俗”也不曾做到过。这就是

18、红高粱，以历史、民俗和浓重的民族性颜色作为表现形 式，倾注民族人格和民族精神，将形式与精神二者严密而完整的结合， 我想这也就是中国艺术的精神。你让教师读读我之前写的那些，找下主题点在哪里，要不找的这些材料都用不上 肯定要看看我文章的主要观点，找相关的肯定要看看我文章的主要观点，找相关的命，都只能是空洞的梦想与奢谈。在这里以莫言的红高粱为例，从它的成功的背后可以见证中国文学在国际 文学舞台上的冉冉升起。红高粱不仅是莫言创作生涯的里程碑，也是80年月中国文坛的里程 碑。198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随即引起文坛极大轰动，有如石破天惊， 评论界反响特别吵闹。获得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入选亚洲周刊评比

19、的“20世 纪中文小说100强”(第18位，唯一入选World Literature Today评比的 75年(1927-2022) 40部世界顶尖文学名著的中文小说。据此改编的电影红高 粱获得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莫言因红高粱扬名文坛，也扬名海外， 日本文坛正是从红高粱开头关注莫言，英语文学界也是从红高粱开头生 疏莫言。美国有名汉学家葛浩文评价说：“莫言擅长运用民间的信仰、奇异的动 物意象、不同的想象性叙事技巧以及诸如国家和地方的、官方和民间的历史与现实, 并将它们融为一体，制造出一种惊奇的、令人兴奋的文学。”有名文学评论家雷 达评价说：“红高粱通过戴凤莲和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挨次

20、，借用 意识流的表现方法，表达了从前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莫言以他 富于独创性的灵动之手，翻开了我国当代战斗文学簇的一页他把历史主观化、心灵化、意象化了。”台湾作家骆以军评价说：“红高粱呈现了不行思议的、魔幻的、乡野之 怪的战斗场面或性的原始欲力，莫言是像马尔克斯、鲁西迪那级数，是可以不断 从故事秘境呼唤各种喷发奇想、布满暴力又诗意的魔术师！”纽约时报评论 说：“通过红高粱，莫言把他的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幅员上。从 上面的影响力上看，足以证明它是成功的。（三）符合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想象这里选择了几位西方名人，介绍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论断，我 个人以为，一个想要追赶世界文明主

21、潮的文化，更需要的是听到别人 对自己的批判。从感情上说，我们情愿听的或许是西方哲人颂扬中国 文化的话，人们多以此来证明的世纪必将具有中国文化、东方文化 的特征。但也不妨听听另一类看法。孟德斯鸠（Montesquieu, 一六八九七五五是通行现代社会的“三权 分立”理论的创始人。在孟德斯鸠的笔下，中国文化的特 征是“专制”。他写道，中国政府只有在施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 情，政府与其说是治理民政，毋宁说是治理家政。中国的专制主义， 在祸害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情愿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 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因此，中国是 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那么是恐惧。” 1论法

22、的精神，商务版，129 页）对于中国的这种专制，也有人大唱赞歌，比方与孟德斯鸠同时代、 同国籍、同知名度各在不同领域）的伏尔泰和奎奈。假设对文化作广义的理解包括制度和观念在内的一切总和），说 专制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并且这种特征对中国历史的作用主要是 消极的，无疑是正确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制度是专制，应当变革， 是“五四”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在这一点上，孟德斯鸠是对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一七四四一八O三），德国浪 漫主义的先驱。他说，在中国，一切都缺乏对真正自然关系的追求，只能使肉失去真正的感受，一切都“就范于政治文化，从而无 法摆脱政治文

23、化的模 式。”（德国思想家在中国，江苏人民版 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一九。八九八六），法国作家，她的丈夫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萨特Jean-Paul Sartre, 一九 。五九八O） o她对中国文化的“泛政治化”特征有着更具体的限定。她说，中国文化“实质上是文官和朝臣的文化”。“泛政治 化”这个词，我是从台湾的报刊上学到的。台湾报刊上经常用到“泛政 治化”这个词，而且大都带有某种贬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彩的词， 格外 欣赏它。我更欣赏在使用这个词时赐予它的那种贬义。“泛政治 化”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其的“不敬”并“远之”， 标志着文化上的觉醒。政治文化，

24、就是政治挂帅，权力至上，就是“一切为了权力”、“有 权就有一切”，就是一切都被政治权力所垄断、所操纵。说中国文化 特征是政治文化，并不是说每一个固然也确实是有很多）中国人都 热衷于追赶权力，都擅长于玩弄权术。而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逃脱不了 权力的追赶，都避开不了权术的玩 弄。政治无孔不入，权力无所不在, 经济、科学、艺术无不屈从政治权力，父 子、夫妻、长幼、男女无不 重现君臣关系（连中医给人开药方，也要有“君”有“臣”）。在这 种文化中，很多人患有“政治过敏症”，原本与政治毫无牵连的言和（或）行，都被拉扯进政治。写“清风不识字”的秀才，被砍了脑袋;埋怨“东风送来乌烟瘴气”的工人，被取了生命。与中国

25、文化特征是政治文化（或称为官场文化）相对应，西方文化 特征是经济 文化（或称为市场文化）。在前者，政治打算经济，市场 被官场化；在后者，经济打算政治，官场被市场化。官场市场化， 不是指“金权一体”、“官商 合流”，而是指政治家与选民的关系就 像市场中卖主与买主的关系。政治家“出售”自己，要靠媒体广告， 要靠形象包装，要靠产品一一政策一一品质，以赢得选民手中的“钞 西，二毋西1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一七七O八三一）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古到今都维持着原状，“从无发生任何 变化”。（历史哲学，三联版，161页）斯密（Adam Smith, 一L二

26、三b九O）在比拟欧洲和中国时指出，欧洲 在不断前进，而中国那么总是在原地兜圈子，虽然中国早先 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是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勤勉的 国家，但许久以来，“就停滞 于静止状态了。” 1国民财宝的性质 和缘由的争辩，商务版，182页李约瑟（Joseph Needhan, 一九。）提出一个“悖论中的悖论”：停 滞的中国竟是在西方社会构造中起着定时炸弹作用的那么 多觉察和制造的施 主。他用了一个很贴切的比方，来描绘这个“悖论 中的悖论”，他说，中国“像旋转砂轮那样连续不断地迸发出火星来, 它们点燃了西方的火绒，而砂轮仍在支承上连续转动，不摇摆，也不 消耗。”（李约瑟文集，辽宁版，

27、273, 275页）托尔斯泰Lev Tolstoy, 一八二八九二O）也认为中国是停滞的，但他认为这种停滞优越于西方的进步。在一九。五年的一封 信中，他写道，人们经常责备中国的停滞，但假设我们将它与西方所 取得的成就加以比拟，就可以觉察，这种停滞要比西方文化的“敌意、 过敏、无休止冲突的状态好上一千 倍。”Tolstoy” Letters, Vol. NY, p. 654）停滞不等于安定。于停滞相对应的，是进步；与安定相对应的，是动乱。中国和西方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从大体上说，停滞带来的是动乱，进 步带来的反而是安定。就中国文化（不管是先哲的观念还是君主的制 度）的抱负而言，追求的是安定。这是一

28、点不错的，丝毫不应责备。 应当责备的，是以停滞作为实现安定抱负的唯一操作手段，甚至干脆 就将停滞认同为安定。事实上，中国几千年，乱多于治，大乱小乱上 乱下乱内乱外乱时而交替、时而并发，社会难以持 久安定。这是历史 的教训！安定只能用持续不断的进步来换取，只有这样的进步才能使 国民享受真正的安定。艾蒂安白乐日fEtienne Balazs, 一九O五九六三），被费正清誉为“欧洲最宏大的中国学学者之一”。他写道，中国人口的绝大 多数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夫家庭，它们散布在一片宽阔的土地上， 每一个农夫家庭就“成为 单独的，相互孤立”的“细胞”。（中国 的文明与官僚主义，台北久大 版，230页） 我曾

29、经提出一个“经济仿生”的概念(Fu, Hongchun, “EconomicBionics” ,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Economics, Vol. 5, No. 11994, pp.3-10),因此我对于白乐日用“一群分散的单细胞” 来形容中国文化特征，很感兴趣。比起很多中国人自己经常爱说的“中 国人是一盘散 沙”，白乐日的说法更具有经济学意义(白乐日本人对 于“细胞”和“散沙”倒没有加以区分，行文中是将两者混淆使用 的)。从生命科学的观点看，多细胞生物比单细胞生物高级；多细胞生物中， 细胞间功能分化越是微小、越是简单，其生命形态就越是高级。中国

30、 几千年，始终是小农自然经济占据确定统治地位，大多数家庭都重复 着男耕女织的模式，相互之间没有来往。假设干说中国是一群分散的 细胞的话，那末，西方就是一个通过市场使细胞间功能高度分化又高 度聚合的多细胞生命体。分散的单细胞的生命活动，只是取决于它与自然环境的联系，而不是取 决于其它与他的单细胞的联系。在一个多细胞的生命体内，各个细胞 的生命活动那么是 首先取决于它与生命体内其他细胞的联系。分散的单 细胞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改造力量，都不如多细胞生物。分散的 单细胞假设发生拥挤，在环境恶劣时，相互之间就形成你死我活的争 战。多细胞生命体内的各个细胞，相互之间那么是生死与共的依靠。说 中国人是“

31、一盘散沙”并且擅长“窝里斗”，而西方 人是既富有个人 主义又富有团体精神，两种文化的这种差异，其经济上的缘由即在市 场的有无及其兴旺程度的高低。 这也可以解释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不 如 虫。”就单个的细胞来说，高级生命体（比方人体）内的某个细胞 不能离开这个生命体而独立成活，但单细胞生物却能够维系其生命。 也就是说，在分散的细胞水平上，单细胞生物比高级生物有更强的生 命力。这不是说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人种上的差异，而是说中国和西方 不同的文化所造成的不同社会构造。在西方兴旺的市场体系中，精细 的专业化使人们长于一点而不善其余（假设唤牛耕 地，中国的老农们 定要笑爱迪生、

32、爱因斯坦们是“白痴” 了），但广泛的交往与交换却 能使整个社会在各个领域长足进展，这是任何一个中国小农家庭所不 能比拟的。说中国人“单细胞”也好，“散沙”也好，并不是说中国人相互之间完 全没有来往、完全不能协同。只是这些来往和协同主要地不是基于经 济上的“互通有 无、等价交换”的内在欲望，而是基于其他（最主要 的是政治）的外在强迫。“八年抗日战斗”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十 年文化革命”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孟德斯鸠说，贸易很会自然地激起人民的信实，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 的信 实。中国人在从事贸易的时候特别会表现出，虽然他们的“生活 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论法的 精神，商务

33、版，316页康德关于中国人经商骗人的描写，小说似的，有情景，有形象。他说， 中国人 可以把碎块布料缝结成一整块，其手艺之精巧，就连那些最为 留神慎重的商人也难看出马脚；他们还用铜丝修补联结裂开了的瓷器, 使其乍一看上去简直天衣无缝；由于食品均按重量出售，所以，它们 往鸡嗦囊里填砂子。”类似这些骗局一旦败露，他们也并不感到惭愧， 而只是从中看到自己手段的不超群。”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 苏人民版)黑格尔的批判更锋利，更推至一般化。他说，中国人“以撒谎有名，他 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设欺诈不能到达目的、或者 为对方所觉察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 在可以说诡濡奇异

34、到了极顶。” 1历史哲学，三联版，174页 说“中国人最会骗人”，对于自诩“几千年礼仪之邦”的我们，是不能 承受的。很多西方人也与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唱“对台戏”。比 如德国哲学家赫尔曼凯泽林fHermann Keyserling, 1880-1946) 就说中国人“最为彻底地讲究礼节并且最有操守。在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最为诚恳。”(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 N. Y. 1935 我不同意说“中国人最会骗人”。罗素也曾指出，他坚信，“在相互欺 骗的比赛中，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十次中有八九次能赛过一个中国人。”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1960, p. 204)但我也不认 为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等人关于“中国人骗人”的说法完全是无 中生有。在这里，值得我们检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别人会留下“中国 人骗人”的印象？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可以在中国文化里找到某种答 案的。我在一篇论文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假设把人们可以享用的财宝比 作一个蛋糕的话，那末，西方文化认为这个蛋糕的尺寸是可以变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