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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估算* 平新乔的联系方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871。电话：62754798。Email：xqping；范瑛的联系方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871。电话：62759555。Email：yfan1980；郝朝艳的联系方式： 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871，电话：62759555。Email：hao。本文是福特基金会“公关政策研究项目”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激励与交易成本”研究项目中的主要成果。感谢福特基金会“公关政策研究项目”的资助。在本文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作者得到了Queens大学的C. Ferrall教授的热情指导与北京大学姚

2、洋教授的数据帮助，谨致谢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蒋承、彭云峰同学参加过讨论，并贡献过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错误全归于作者。平新乔范瑛郝朝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No. C2003016 2003年7月9日摘 要 我们运用“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中的激励工资数据集，在特定的生产函数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的框架内，按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的最大似然估计模拟程序，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的规模、原因作了估计与分析。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相当于6070的利润潜力。这就是说，在现存的国有企业体制下，代理成本使得企业效率只利用了3040！代理成

3、本由两方面原因而产生，信息不充分与代理人风险规避态度。所有者（政府的国资管理机构）对客观随机冲击与代理人的行为参数风险规避r与努力的边际成本递增率缺乏充分的信息所产生代理成本占2/3，而由代理人风险规避而导致的代理成本占1/3。从模拟估算的结果看，采取租赁、出售或租售国企的方式，大约可以使利润潜力的利用率增加20个百分点。而降低契约的信息成本，从根本上来说，应该在对财产所有与控制权上努力实现分权化。关键词：激励性契约（incentive contract）、代理成本（agent cost）、国有企业（State-owned-enterprises）JEL 索引号：D82，D23，D81中国国有

4、企业的代理成本估算平新乔范瑛郝朝艳1、 导言中国国有企业在过去的5、6年内，无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相对比例上，都已经大大收缩了。我们可从三个量纲来度量国有企业的收缩：第一、在工业企业中，从1996年到2001年，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的数量，从1996年的近13万家下降到2001年的不到5万家，减少了近2/3。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2002年各版。在这减少的8万家企业中，由于破产或者被别的国有企业并购的原企业，占消失的企业的16， 根据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中国国家经贸委“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获得的样本数据分析。该数据我们会在本文的后面作详细介

5、绍。而剩下的84的原因有企业都通过租赁、承包和托管、租股结合、租售结合、合资与出售，逐渐变为非国有企业。第二、按稍宽的口径，在全部汇编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户数在1997年至2000年下降了7万多户（见表一）。表一：全部汇编的国有企业户数年份全国（单位：万户）中央（单位：万户）地方（单位：万户）1997年26.22.623.61998年23.82.321.51999年21.72.219.52000年19.11.517.6资料来源：中国会计年鉴2001年。中国财政杂志出版社，2001年，第722页。表一说明，在19972000年消失的7万户国有企业中，有6万户是经地方政府之手出卖或同意破产的。第三、

6、在更广的定义，即全部法人单位中，国有及国有控股的法人单位，在数量上已不占优势。据国家统计局组织的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数据（普查时点为2001年12月31日），在全国302.26个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控股占50以上的企业法人单位只有42.78万家，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总数的15左右，国有资本占全部实收资本的比重，在非竞争性的产业（如金融、交通运输、电信、采掘与教育等）中，仍达6070；而在竞争性的产业（如房地产、服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等）中，国有资本只占全部实收资本的30左右。 参阅平新乔：中国国有企业资产控制方式与控制力的现状，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3期。因此，无论按

7、最狭义的企业定义，即工业企业，还是从最广义的企业法人定义看，我们都发现，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数量与相对比重在收缩。国有企业的大量破产与消失，从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从国有企业出发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尝试的失败。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大会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对仍要办的国有企业的财产控制权。但对国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本项研究所侧重的是国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企业内的契约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如何提

8、供激励，如何在激励与保险之间进行权衡。之所以要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其基本原因有二：一是检讨过去10年（从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开始至今）里，从国有企业出发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失败原因，而国有企业内部契约的失效，乃是中国国有企业至今仍未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一环。尽管我们认为，过去三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委托代理”理论并没有为国企改造提供出良方，但如果我们能从事实中揭示出国有企业内部契约的代理成本有多高，揭示出现有国有企业在不同契约形式下的效率缺失，仍会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什么国有企业会失败。研究国有企业内部契约的另一方面的理由是着眼于未来的。如

9、果国有企业还要办下去，那么除了在产权法律层面改进体制安排之外，是否还应寻找最佳的契约形式呢？新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管理委员会只声称以后不再“当婆婆” 见李融荣2003年6月1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发言，载经济参考报2003年6月13日。，但国有企业如想作为一个企业在市场上生存发展，总应解决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在这里，认识以往的国有企业在激励机制选择中的教训，仍然是一种有意义的研究。代理成本，按Jenson与Meckling（1976年）的定义，指的是企业所有者由于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所导致的权益损失。这是一种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基准，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次

10、优契约所出现的预期利润的偏差的一种估算。过去三十年里，现代经济学界在代理理论上的研究告诉我们，导致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是三个：一是企业所有者缺乏对企业运营中客观的随机冲击（）的准确信息，而往往是处于第一线的代理人对拥有相对完全的信息。这样，由于委托人（所有者）对随机变量的信息不充分而选择的基于绩效的契约形式，会导致激励机制上的扭曲，这就是所谓“次优契约”相对于“最优（First Best）契约”的效益损失。这是第一层次的偏离。二是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前提下理论上存在的最优契约与实践中实施的契约之间的偏离所导致的效益损失。本来，由于信息不完全的约束，理论上存在的最优契约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相

11、比，已是属于“次优”契约了，但在实践中，连这种“次优契约”也难以实施。Holmstrom（1979年），Grossman与Hart（1993年）都证明了，服从信息不完全这一约束的最优契约形式一般来说不是一个显式解，即使有显式解，代理人对利润的分享规则也不是线性的。但是，在实践中，非线性的分享规则操作成本高，企业在权衡最优契约形式的利得与实施契约的交易成本时，往往会选择简便易行的线性契约。这便会产生激励机制的第二轮扭曲。三是由于代理人的风险规避态度，会降低最优激励系数的功效。一般来说，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与激励强度系数（）在委托代理模型解中是此长彼消的。工人（代理人）越是害怕风险，企业便越

12、有存在的必要，但内部契约的激励强度会越弱，最终使预期利润更加远离信息完全条件下的基准点。由此可见，研究与估算代理成本，实质上涉及到五个变量：1、企业生产经营的随机冲击（），2、代理人的努力成本与努力的边际成本，3、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4、企业所有者对激励系数（）的选择，5、绩效基数（x）的设定与绩效评价。简言之，企业的代理成本，便是在所有者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选定契约形式（，x）后，再由代理人对风险与努力的态度（r，k）加以发生作用，所综合产生的效率缺失。考虑到过去10年中中国国有企业的经历，在代理成本研究上还必须强调以下几个问题：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开放，处于“在位”地位的国

13、有企业所面临的客观的随机冲击是变化的，对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而言，这个可能是恶化的。而当持续恶化时，如果处于企业第一线的经理与员工观察到这一现象，又要完成作为委托人的政府硬性规定下来的绩效基数x（x可以是纳税基数，上缴利润基数，或产值基数，甚至按企业分摊的各种费用的基数等），则代理人的最优反应便是不做任何努力，甚至选择跳槽或自动离岗。努力对恶化的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会使企业的处境更加恶化。这好比是一条遇上风浪的船，如水手们在风浪前选择跳海逃生，则船大体都会翻掉。换言之，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国有企业很可能存在一种客观随机变量（）与代理人努力投入（）之间的逆向选择：变坏会降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而降低

14、努力又会使更加恶化，如此反复，直至国有企业的破产与消失。据我们这项研究所依据的“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的样本数据，2001年在样本包含的376家国有企业中，有195家企业的税前利润已小于零，即亏损企业占企业数近50，其中有98家企业甚至产值小于零。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客观环境与主观努力之间长期逆向互动的累积结果！其次，从1992年中国最高决策层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实质上宣告了80年代盛行于中国的那种政府与国有企业经理层之间的公开“契约”（承包制）制的结束，但这不等于说，在国有企业中就没有实行激励性契约。事实上，通过我们对“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的样本的观察，发现，在国有企业内

15、部，就企业与工人的关系而言，大体上存在三类激励性契约：一是广义的奖金制（绩效工资）。二是在岗职工的基本工资。在正统的委托代理模型中并不列入激励因素，原因是它一般与努力、绩效无关。而在中国过去10年的转型过程中，由于大量职工下岗，因此企业实际上可以把工作岗位以及岗位的基本工资作为一种激励要素，来激励职工付出相当的努力。在我们所用的统计量样本里，职工的下岗比率为42，并且在岗职工的基本工资是下岗职工的3倍以上。因此，我们有理由将在岗职工的基本工资也列入激励性契约的要素之一。三是下岗威胁。当在职基本工资与下岗后的待遇差别日益增大时，当下岗的概率达到42（在样本量企业中，下岗概率甚至高达60）以上时，

16、“续聘”或“下岗”的命运安排理所当然地要列入“激励性契约”的内容之中。这可以被视为对西方“永聘制”理论的一种引申。第三，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与大量国有企业的出售是否相关？如前所述，最近5年中我们目睹了大量的国有企业被出售的现象，而按经典的契约理论，如果代理人是风险中立的，则将国有企业卖或租赁给代理人，乃是最优的体制安排。但在这里的关键是要估算出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一旦了解了这一信息，我们才可以评估代理人风险规避态度会给国有企业带来多大的代理成本？从而也可以预测，如果代理人愿意冒风险或对风险中立，如果风险中立的他们买下国有企业，会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代理成本？从而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改善整个经济的效率？

17、第四，国有企业的大量亏损，能否可从契约层面上找到一部分原因？在我们的样本中，近一半的企业是亏损的。如果亏损是与契约形式有关的，那我们就应该探究，哪一种形式的契约会易于导致亏损？这种易导致亏损的契约形式在什么条件（契约所依据的随机变量，工人努力成本等参数）下会使潜在的亏损变为现实？这种研究，不但是为了总结教训，更是为了未来对最优契约形式的选择。因此，与已往的研究委托代理问题的国内外文献不同，我们并不是着眼于从理论上贡献一个新的最优契约的特征或者条件，也不是着重于探讨“内部人控制”与资本流失问题，而是在过去10年内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逐渐恶化、大量国有企业被出卖，国有企业存在巨额亏损、42的

18、职工下岗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与寻找在实际经济运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内部契约的几个关键参数，从而进一步揭示，除了在对产权体制安排、企业融资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外，在内部契约上，国有企业是否存在大量的“内出血”？因此，本文的研究从本质上说，是实证性的工作。实证研究的最终结果是触目惊心的。我们根据样本数据中的376家中国国有企业2001年的工资帐单信息所作的有关参数估算显示，代理成本大约相当于使6070的潜在利润不能实现，即代理成本使国有企业的潜在效率只利用了3040！在这6070的效率损失中，大约有1/3（2025的效率漏出）来自于代理人（企业员工）的风险规避态度，其余2/3（4045的效率损失）则是由于

19、所有者（政府）对于随机的生产冲击要素（）、代理人努力投入（）与努力成本函数等经济变量缺乏充分信息，从而选择线性契约这一次优激励契约形式所导致的。与国外已有的同类实证结果不同的是，我们发现，线性契约与无绩效考核基数的“简单比例分成”合约相比，前者的代理成本反而高出后者的代理成本23个百分点，意味着绩效考核基数（x）更易于使代理人放弃努力，这间接地意味着国有企业面临的客观经营环境（）在恶化！当代理人见到恶化使上级设定的目标绩效基数x难以实现时，索性选择放弃努力，最后导致代理成本的上升。应当指出，这一系列由效率损失所度量的代理成本，并不包括国有资本流失、内部人操纵、融资方式扭曲、产权不清晰等等更为根

20、本性的制度缺陷所导致的效率损失，而只是在给定的国有企业财务资源条件、客观经营环境与人力资源条件下，纯粹由于信息不完全所导致的契约扭曲与代理人的风险规避态度所产生的。换言之，我们发现，国有企业除了产权、资产结构层面所导致的“失血症”以外，在内部机理上仍存在着“消化不良症”或“出血症”。两症并发或者数病并发，是中国国有企业在过去10年中迅速萎缩，难以“脱困”的真正原因。我们的这个估算结果是否可靠？在下面的行文中，我们就以主要篇幅来介绍我们估算所依据的理论模型、估算程序与方法，以及估算所赖以进行的数据。本文的安排如下：第2节综合前人对代理成本的估算方法与主要发现，并指出我们在方法论上的若干特点，估算

21、所依据的理论模型与几种具体的契约形式解在第3节中给出。第4节讨论代理模型的关键参数的识别。第5节介绍数据并给出模拟程序，并给出模拟方法所得到的无约束估算模型与结构型估算模型的关键参数的估计值，这是本项研究中最困难的环节。第6节根据关键参数的估计值，比较了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被扭曲了的契约形式所对应的不同的预期利润水平，从而估算出以效率损失为度量的代理成本规模，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最后，第7节总结全文，并给出实证结果对中国企业改革的政策含义。为保持论文的主体部分简洁通顺，我们将理论模拟与估算所依据的几个重要定理的数学证明附在文后，以便读者验证与查阅。2、文献综述与本文基本

22、方法对于激励性契约与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是滞后于委托代理理论发展的。在上世纪70年代最优契约理论形成20年之后，即90年代，开始出现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具体地说，关于企业内部契约及其代理成本的几项重要实证研究成果，都发表于1996年以来的短短几年里。这些实证研究就其关注的问题来看，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研究者关心企业内部的激励性契约如何降低了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而另外一类研究者则注重识别现实中实施的激励性契约的关键参数，进而对契约的效率增进效应或效率扭曲效应作出定量分析。2.1激励性契约对降低代理成本的效应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契约（既无显性契约，亦无隐性契约），则企业会面临更大程度的效率损

23、失。因此，关于激励性契约的实证研究，首先会注重它们是如何降低代理成本的？在多大程度上改进了企业效率？1996年，有四项实证研究贡献了各自的发现。Lazear（1996年）考察了简单分成的契约对在汽车上安装挡风玻璃的工人绩效的效应。他发现，将固定工资制改为收入分成制，会使工人工资水平上升12，同时，工人的生产率会上升大约35。Lazear进一步将分成契约的这种降低代理成本的效应分解为两种子效应，一是激励性契约会起到筛选工人的效应，即有努力潜能的工人会接受这种激励性契约，参与合约以替代原来较懒惰的工人。这种筛选效应在35的生产率增量中占到了1/3左右。其余部分的效率增进可归于原有职工由于激励而提高

24、努力投入的效应。Harry Paarsch与Bruce Shearer（1996年）提供了类似的实证研究结果。在加拿大植树业中，既有固定薪金制，又有收入分成制。Paarsch与Shearer发现，与薪金制相比，收入分成制使植树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上升了6。6也成了企业采用收入分成制的绩效改进率的下限，即，若生产率的提高幅度不能达到6，则企业宁可继续采用固定工资制，而拒绝收入分成制。在实践中，改成“收入分成制”后，植树业企业的生产率最高可以提高35。上述两项实证研究所采用都是以职工个人为观察单位的数据样本，与此不同，R. Banker，SerkYoung Lee与G. Potter（1996年）则运

25、用以企业为观察单位的统计样本数据，结果同样发现，在零售商业中，“收入分成制”较之于固定工资制，会使商店的生产率上升914。S. Fernie 与Metcalf（1996年）所作的实证分析是分组回归分析。发现在英国赛马中，拿奖金的赛马师会比拿固定收入的赛马师有更高的赢率。具体到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激励性契约对降低代理成本的效应，John McMillan，John Whalley与Lijing Zhu（1989），林毅夫（Lin，1992年）都对中国农业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迅速增长与激励性契约之间的关系作过开创性的实证研究。McMillanWhalleyZhu把19781984年间中国农业生产率增

26、长的75归因于承包制。而林毅夫则把19781984年间中国农业生产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激励性契约与价格改革，其中，由承包制的贡献大体占一半，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的生产率贡献也是显著的。与McMillanWhalleyZhu的分析稍有不同，林毅夫的实证研究实质上分析了激励性契约与外界因素（）对当事人努力的效应：承包制显然属于契约变革，而价格上升则更多地是属于的内容。一份关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的样本调查统计数据（800户样本企业）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引入激励性契约后对于降低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其中，T. Groves, Hong, Yongmiao, J. McMillan 与B. N

27、aughton（1994年，1995年）的两篇论文，分别估算了激励性契约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效应，以及激励性契约对于经理人员的筛选功能。的确，在80年代，当国有企业还在经济中处于垄断地位时，内部激励性机制的引入在外界因素总体来说还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前提下，是对企业的绩效改进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跟8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的绩效改进与激励性契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的情形截然相反，在进入90年代后的近10年里，中国国有企业步履蹒跚，一蹶不振，并于1997年后实质上进入悄无声息的拍卖出售阶段。中国尽管未象俄罗斯那样实行一次性批量出售国有企业的全盘私有化，但迄今为止的“零售性”出售国有企业的过程事实上

28、遍布全国，破产与出售的国企在数量上也与俄罗斯差不多。这就引出两个问题：1、在中国农村引入的承包制这种激励性契约与在城市国有工业企业中引入的激励性契约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2、当国有企业所处的经营的客观环境日益不利时，代理人的努力投入决策 是否与发生了逆向的互动关系，以至于中国国有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的生气不再重现？关于这第一个问题，理论界早就指出，在中国农村引入的承包契约，乃是一种基于代理人风险中立的“特许经营权出售”体制。这里，代理人就是委托人，代理成本问题并不存在，当然会有持久的激励功效。S. Shavell（1979年）早对此给出过严密的理论证明。而中国国有企业中的内部契约则不同，政

29、府一直是名义上的委托人，代理成本一直存在。对于上述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就需从实际变量中识别出与，而这方面的工作就涉及到这篇文献综述的第二大成果了。2.2、对契约的参数与代理成本的估算与前一类实证研究关注契约对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绩效的效应不同，另一类实证研究是关注现实生活中实施的激励性契约的特征参数，考量由这些参数所决定的激励性契约下仍然存在的代理成本的大小。一般来说，激励性契约的功效取决于诸如外界随即冲击（），代理人的努力投入（），努力的边际成本参数（k），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等参数。然而，这些参数都是不可观察的。当然，不可观察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发生作用。于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任务

30、就是要设法从现实经济数据中识别出这些参数。J. Laffont与M. Matoussi（1995年）曾指出，在最佳的分成比率的契约中，分成比率的设定就决定于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1997年，C. Ferral 与S. Smith运用结构模型方法，对契约中的不可观察到的参数作了识别与估算。J. Garen（1994年）则考察到代理人绩效度量中的噪声（）对于契约效率的影响，但他的结论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Brown（1990年）通过对诸多行业中实施的分成制契约数据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客观环境因素的噪声（）与工资补偿方案的选择还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在风险与激励之间的关系上，迄今也有了一些实证研究结果

31、。R. Hayes 与S.Shaefer（1997年）发现，基于绩效的报酬率是随企业规模不同而变化的，越是大的企业，激励系数反而越低。Hayes与Shaefer对此的解释是，大企业的经营风险高，从而，会降低激励系数。R. Aggerwal与A.Samwick（1998年）也发现，在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与激励之间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C. Ferral L 与B.Shearer（1999年）运用上世纪20年代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矿区的工资数据，运用数学模拟程序估算了奖金激励契约的诸个参数。他们以充分信息条件企业预期利润的理论估算值为基准，分别估算了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各种契约形式所能达到的利润水

32、平，从而发现，信息不充分所导致无效（代理成本）占了代理成本一半左右，而代理成本的另一半则由特定的契约方式产生。具体的契约方式之所以会产生代理成本，原因是实践中实施的契约往往是线性的，而这主要由于简单易行而被选择的契约往往会背离企业的最优目标。换言之，契约形式选择上的扭曲，实质上反映了企业对实施契约中遇到的交易成本的让步，由于交易成本高，企业只好采取“简单解法”，尽管这种简便易行的线性契约会产生代理成本。基于这种理由，Ferrall与Shearer把这种由契约扭曲所致的代理成本归因于交易成本。因此，企业的代理成本，大体包括信息不完全的成本与交易成本。A. Copeland与C. Monnet（2

33、002年）同样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根据企业的生产记录，估算了看不见的代理人的努力投入以及努力的边际成本。他们发现，随着激励增加，代理人的努力会增加，而且努力的边际成本只相当于由增加的努力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量的10。因此，企业提高激励会有助于增进净福利（这里，净福利被定义为产出减去努力成本）。综上所述，经济理论界已经创造出可以识别以前以为是不可观察的契约参数的模拟方法。这里最为基本的是最大似然估计方法。我们这项研究，借鉴的是FerrallShearer（1999年）的研究方法，在设定的生产函数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的基础上，主要运用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关于最大似然估

34、计的模拟程序，运用中国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服务业、商业等七个产业的376家国有企业的工资奖金数据，分别在无约束模型与有约束模型的结构模型中估算了激励性契约的关键参数，从而获得了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在现阶段的代理成本的一种测度。我们在FerrallShearer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做了如下的改动：第一，由于FerrallShearer所考量的是矿井作业的工人的激励性奖金制，因此他们将工人按作业分为采掘与运煤两组，运用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我们的考察对象是376家企业，并不是某个特殊工种的职工，因此，我们将每个企业的员工（工人与经理人员合为一体）全体视为一个团队，以企业为一个

35、观察单位，因此，就放弃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的形式，而采用更为一般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这里，为客观的外界冲击，实质上代表了企业的物质生产条件与经营环境，为代理人的努力投入。第二，工资与奖金的数据就不取个人的数据，我们将奖金按其广义的定义来度量，即将基本工资以外的绩效工资统称为奖金。理由是，这种绩效工资反映了与企业绩效挂钩的激励。第三，由于我们运用的是以企业为观察单位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因此，当企业的奖金总额发生变化时，实质上可能是由于其人均奖金发生了变化，也可能是由于该企业的就业人数发生了变化，还可能是由于该企业的上岗职工与下岗职工的比率发生了变化。但按我们在第一节所阐述的关于激励的定

36、义，人均奖金、就业量与上岗/下岗比率这三种变化，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实质都属于激励契约的变动。因此，我们运用企业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量作为模拟的变量单位，而非人均工资与人均奖金，考察企业工资总量与奖金总量随外界随机冲击（）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事实上便是在更广的范围内考量中国国有企业的内部激励机制。在模拟方法上，我们也在FerrallShearer的基础上作了若干改进。由于结构模拟模型实质上要求同时解代理人的期望效用极大化问题与企业预期利润极大化问题。因此，我们并没有象FerrallShearer（1999年）与CopelandMonnet（2002年）那样，直接运用现成的算子程序来估算结构型模型

37、的参数，而是把代理人期望效用极大化问题作为一个约束条件写进企业期望利润极大化的拉氏函数中，然后将这个拉氏函数的一组一阶条件离散化，通过数学模拟，识别出关于契约的六个关键参数。在模拟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无约束模型中，四个关键参数的均衡值（强收敛点）与初值无关，但在有约束的结构模型的模拟过程中，六个参数值的均衡估计值（收敛点数值）与它们的初始值的设定是有关的。因此，我们尽可能采用无约束模型的模拟结果与外界随机冲击变量产生过程的程序，来设关于契约的六个参数的初始值，并相应列出这六个参数与其不同初始值相对应的均衡估计值，以揭示参数的均衡值对其初始值的依赖。同理，由于参数的均衡值会随初值不同而呈差别，最

38、终关于契约的代理成本的估算也会有多个结果。我们最后列出了8种关于代理成本的估算结果。所幸的是，这8种估算结果大都差别不多，说明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总体上相当于使70的利润潜力不能实现这个基本估算，是大体成立的。3、 模型我们假设厂商j的生产函数为 （1） 这里，为企业的产出，和是描述厂商j的生产状况的两个随机变量，P是产品价格，这些值对于厂商和工人来讲都是可观测的。为了简化我们的生产函数，不妨令， 在后面的定理中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这个假设对结构的影响。，因此，生产函数就可以写为：。我们理解为生产性冲击，它通过特定的方式影响产出，描述工人的努力程度，由于我们在本文中主要讨论不同工资形式对工人努力

39、的激励效果，以及对效率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工人的努力直接决定了产出。如果工人在决定作出多少努力之前，工人和厂商都能够观测到的值，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完全信息；如果工人在决定作出多少努力之前，只有工人知道的值，这就是不完全信息的情况，意味着厂商必须提供激励性工资契约才能够使工人多努力，而从增加产出。工人的效用函数具有的形式，这里W是工人的工资收入，是努力程度，是努力的成本。假设工人都是同质的，每个工人都有保留效用。参数，它衡量了工资和努力在效用函数中的相对比重。我们首先讨论工人是风险规避的情形，所以，且，工人愿意为不确定的生产冲击支付保险。为了简化符号，我们令。假设1（1）的对数服从于均值为，方

40、差为的正态分布，即，并且在各个企业之间是独立同分布的；（2），且；（3）工人的效用函数为：。 （2）我们记的概率密度函数和累积概率函数分别为和。根据假设1，有，其中和分别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和累积概率函数。工人努力的边际成本为，的假设说明了努力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我们假设了工人在作出努力程度决策之前可以观测到的值，因此U的函数形式不会影响到努力的选择，但是U会影响到企业支付给工人工资的最优选择，所以在求解企业问题时，我们引入这个假设。情况一：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本文的目的要比较不同情况下工资契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工资契约是没有效率损失的，因此，我们将完全信息的情况

41、作为比较的基准。定义1：完全信息条件下（工人和企业都可以观测到的值）的最优契约用工资函数、努力函数来表示，它们满足如下关系： （3）定理1：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具有如下形式努力：产出： （4）工资：利润： 证明见附录AI。公式（4）表明，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产出决定，另一部分由保留效用和r决定，我们将这部分称为基础工资。工资并不是一个常数，因为产出会受到外生冲击的影响，因此，工人努力的最优选择会根据的变动而不同。工人的努力程度是的增函数，说明有利的生产性冲击会促使工人付出更多努力。同时，由于工人是风险规避，而厂商是风险中性的，故完全信息的最优契约要求工人的风

42、险完全由企业担保。如果工人的保留工资不同，在相同产出下的工资便不同，但是最优的分成的比例是相同的，都为。情形二：线性奖金我们下面开始考虑不完全信息的情形。如果厂商不能够观测到的值，他无法区分是由于外界冲击还是由于工人不努力而造成产出波动，工人就有了偷懒的动机。这时，厂商便需要使用工资（奖金）与产出挂钩的工资契约来激励工人多努力。我们首先讨论线性奖金的工资契约，工资包括基本工资，用表示，和奖金w。企业j中工人奖金采取下面的形式： （5）这里，是企业j中可以获得奖金的最小产出，即产出基数；是企业j的奖金率。因此，企业j中工人的工资等于基本工资加奖金，即。奖金率和获奖的产出标准在各个企业之间可能是不

43、同的。假设2：（1），和是独立分布的；（2）；（3）；（4）工人被随机的分配于各个企业。因为工人在不同的企业之间可以自由流动，所以我们假定企业可以选择和以消除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别，令和，则对于每个，当时，企业j中工人的奖金，从而使得不同企业的工人获得奖金的机会均等。在这样的假设下，工人对配置于哪个企业是无差异的。因此，假设2中的第四点是合理的。我们仍然沿用简化后的生产函数，的影响我们在后文中讨论。是刻划企业经营客观状态的参数，当企业经营的客观状态很差，无论工人怎样努力，产出都不可能超过产出的最低标准x的时候，工人就没有努力的动力了。因此，我们假设存在一个的下限，当时，所有工人的努力都为零；而当时

44、，工人会在努力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地方确定最优的努力程度。的存在性对于模型的识别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们来求解。定义2： （6）定理2：在给定的的奖金制度中，存在工人努力的唯一有效的纳什均衡，努力的函数形式如下： （7）证明见附录AII。企业在个人理性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下选择最优的奖金制度来最大化预期利润。企业的预期利润等于预期收入减去预期成本，这里的预期收入就是产出，预期成本就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企业根据个人理性约束条件等号成立的原则来确定基本工资， 即，也即，得到：记 （8）故 （9）企业的利润函数为：那么厂商的期望利润为=+=+=- （10）定义3：最优的线性工资要满足厂商的期望利润最

45、大化，即：- 这里，我们省略了常数项，因为它不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11）定义3考虑到了企业经营的客观状态非常不好时工人努力为零的情况，这时产出为，在简化形式中，。当时，我们把这种情况下的线形奖金制度称为简单的分成比率制。此时，记。我们把和带入上面的式子，得到简单的分成比率制下厂商的利润函数：=。由（10）式可知=而这最后一项正好是简单的分成比率制下的利润函数。由于工人的效用保持不变，因此，的情况与情况相比，显然，对企业来说，线形奖金契约是有净损失的。情形三：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工资契约定义4： 在对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最优的工资契约由努力（）和工资（W）的函数组成，并且满足企业的利润最

46、大化以及工人的个人理性和激励相容条件，即： （12）我们不知道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工资契约的具体形式，但它应该是不同于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工资契约形式和线性工资形式。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工资契约带来的企业利润值应该介于定理1和定义3所描述的利润之间。由于我们无法用数值解法求解定义4中的最大化问题，我们只能首先估计出满足定义3的一组参数，然后采用离散化的方法得到关于定义4的一个近似表达，最后将参数值代入表达式进行计算，作为对不完全信息条件最优工资契约下企业最大利润的一个近似描述。我们分两步来近似这个最优的合约。首先，离散化服从连续分布的生产性冲击，方法是找800个分位数，满足：， （13）这些是

47、由真实分布相邻两个分位数的中点构成的。实现的概率为常数。令，这只是根据的分布作出的一个大致估计，由于只是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取值的准确性对离散后的结果影响不大。第二步，离散化后，关于的连续函数变为分布于这800点上的阶梯函数，在此基础上，我们计算最优工资契约。当的取值范围限定在这800个点上时，y最多有800个取值。因此，最优的合约可以由如下1600个值确定。此时，工资是一个阶梯函数：时，其中。而是企业划分不同工资水平的产出的分界点。定义4中描述的最优工资契约也是满足个人理性约束条件的，因此不妨把这个工资形式记为 ， l=1,2,800 （14）其中表示在第阶段，工人得到的产出份额。我们不妨令，工人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