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自由派？自由左派还是自由右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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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年自由派？自由左派还是自由右派？这是两位知名学者合著的一本小书。一位作者叫StephenHolmes，是普林斯顿高校政治系教授兼纽约高校法学院教授。他始终探讨自由主义，并以为自由主义辩护为己任。另一位作者叫CassSunstein，在芝加哥高校同时担当政治学与法学教授。Sunstein的专长是宪法学和法理学，年龄不大，但著述颇丰。 这也是一本极具争议性的书。美国右派认为此书太“左”。如卡托探讨所（CatoInstitute）探讨员TomPalmer指责两位作者“对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充溢了仇恨。”另一位自由放任主义者甚至指控作者“希望建立警察国家”，并将此书称为“20世纪里对暴政最无耻的

2、辩护之一。”美国左派虽然认为此书有可取之处，但觉得它重量不够，甚至还有点保守主义的痕迹。只有中间派好像比较满足。在他们看来，作者是不偏不倚，左右开弓，看法冷静，立论持中。对一本书，尽然出现迥然不同的评论，这种状况并不多见。作者究竟说了什么话竟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呢？ 其实，作者的基本观点用一句话就能概括：不管爱护什么权利都必需依靠由公共财政支撑的警察、检察、法院、监狱等政府机制，因此，权利是有代价的。这就是书名及其副标题的由来：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靠于税收。或许有人会问，这么简洁个视察也值得写一本书吗？的确，权利有成本是个自不待言、毋庸质疑的事实，没有人会否认。以前人们之所以对这个事实熟视无睹

3、，唯恐与探讨生存条件时往往忽视空气的重要性是出于同样的缘由。但从这个毫无争议性的视察可以推演出几条极具争议性论断，这却是多数人始料不及的。 推论一：全部的权利都是主动权利。 将权利分为“消极权利”（negativerights）与“主动权利”（positiverights）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霍布斯也许是第一位探讨消极自由和公民社会问题的思想家。在他看来，“公民社会”（civilsociety）是“政治社会”（politicalsociety）的对立物，是公民行使消极自由，不受政府限制的领域。不过，众所周知，在霍布斯那里，消极自由和公民社会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无政府状态的代名词。洛克则相反，

4、他把消极自由看成人的自然权利。这些权利不是政府给予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政府的职责是爱护这些权利，而不能侵扰它们。法国作家贡斯当是第一位将消极自由与主动自由放到一起探讨的思想家，只是他的叫法不同，将它们分别称作“现代的自由”和“古代的自由”。真正对消极自由与主动自由作出明确划分的是现代哲学家柏林。依据他的定义，消极自由是指免受政治权力干扰的权利；而主动自由是指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 近年来，西方自由放任主义者对主动自由或主动权利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他们看来，主动权利有三大罪状。一是极其昂贵。无论是充分就业、医疗保险、最低收入保障、失业救济，还是残疾人士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老人福利都须要政府负

5、担浩大的公共开支。二是侵扰私有产权。政府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征税从一部分国民那儿搜刮来的。在自由放任主义者眼中，“税收即盗窃”（taxationisstealing）。靠转移支付来保证主动权利的实现无异于劫富济贫，当然是一种犯罪。三是扩大了政府的规模与权限。自由放任主义者的天敌是政府，他们的志向是“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假如政府必需存在的话，其规模与权限越小越好，至多只应扮演个守夜人的角色。而伴随主动权利而来的必定是福利国家；伴随福利国家而来的必定是政府规模和权限的扩大。因此，要实现“让国家缩水”（shrinkingthestate）的目标，必需把主动权利批倒批臭。在中国，福利

6、国家连雏形还没见到影，但这儿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也鹦鹉学舌，说什么主动权利“易于滑向专制暴政。” 自由放任主义者希望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主动权利的实现要靠政府，是有成本的；消极权利的实现不须要靠政府，是没有成本的。Holmes和Sunstein的第一条推论却是，消极权利的实现也得靠政府，也是有成本的。在这个意义上，消极权利与主动权利无异。试以几项所谓消极权利为例。 言论自由：为了防止某些公民阻碍另一些公民的言论自由，必需要有警察；为了防止政府机关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必需要有法院。而警察与法院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没有公共财政的支撑就根本无法运作。 免受警察与狱卒虐待的权利：假如政府不设立监督警察和

7、狱卒的机制，无法刚好支配公费医生访问拘留所和监狱，没有在法庭上出示有效证据的实力，公民免受警察与狱卒虐待的权利就是一句空话。 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除非政府为穷人和其他须要帮助的人供应法律救济，并建立监督整个司法体系运作的机制，否则，这个权利便毫无意义。 财产权：被自由放任主义者奉为神明的财产权事实上是最昂贵的权利之一。干脆或间接与爱护私有产权相关的开支包括：国防开支；治安开支；消防开支；专利、版权、商标爱护开支；自然灾难的保险和救济开支；保存产权及其产权交易记录的开支；合同强制实施开支；监督股票和其它有价证券公允交易的开支等等。在美国，把这些开支加到一起得出的是天文数字，一点也不比社会福利开支

8、逊色。 自由放任主义者试图让我们信任，免受政府干预是实现消极权利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Holmes和Sunstein却告知我们，没有政府干预，这些权利只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而政府为了爱护这些权利必需担当巨额财政开支。捅破了这层关系，自由放任主义者在所谓消极权利上的爱护色便剥落了，原来它们也是些主动权利。如此说来，区分消极权利与主动权利事实上毫无意义。 推论二，权利爱护说究竟是个政治问题。 权利既有肯定成本，又有机会成本（opportunitycosts）。肯定成本是指爱护某种权利必需花费的肯定金额。机会成本的意思是，用于爱护这种权利的经费就不能用来爱护其它权利了。世界上全部政府都面临着经

9、费短缺问题；没有一个政府拥有无限财力，足以爱护全部类别的公民权利。在这种状况下，各国政府必需有所取舍，确定哪些权利最值得爱护，哪些权利可以靠后一些。自由放任主义者认为政府应当优先爱护所谓消极权利，诸如私有产权和言论自由之类。他们把这些权利称为“自然权利”，并断言“爱护私有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基础。”但是，假如消极权利与主动权利的界限是条虚假的界限，他们的立场便失去了道义基础。事实上，在Holmes和Sunstein看来，没有一种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在现实中，一国公民享受哪些权利说究竟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道义问题。政治问题的关键是，在资源和价值安排中，谁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多少？是如何得到的？很明显，

10、对有产阶级而言，私有产权至关重要；对学问精英而言，信仰与言论自由至关重要。假如政府将资源优先用于爱护这些权利，那么用于爱护穷人福利权利（welfarerights）的资源就会相应削减。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的，对穷人而言，财产权和许多政治权利只是“形式上的权利”，他们根本无法享用。因此，Holmes和Sunstein认为爱护穷人的福利权利非常重要。他们的动身点不是什么道义原则，而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稳定。在他们看来，假如只爱护富人能够享受的权利而忽视穷人的福利权利，后者就没有理由不造资本主义的反。爱护穷人的福利权利实质上是为他们容忍剥削，安安分分供应一种补偿，仅此而已。假如连这个妥协也不情

11、愿做，资本主义社会就有可能天下大乱。 推论三，权利不是“个人”的；全部权利都是公共财产（publicgoods）。 自由放任主义的动身点是作为个体的人，它主见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作为个体的人本身。但“权利是有成本的”这个视察揭示了人的社会性和权利的公共性。世界上没有作为个体的人，全部的人都生活在社会里，从属于某些不由他们选择的社群（种族、民族、阶级、国家等）。人们之所以须要权利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里，彼此间免不了磕磕碰碰。假如他们真是“作为个体的人”，要权利有什么用？只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才须要权利。更重要的是，权利不是个人财产，权利的成本也不是由个人负担。自由放任主义者虽然

12、信奉“个人主义”，但他们却想方设法地抵赖爱护私有产权和其它“消极权利”的成本，试图将这些成本转嫁给社会上其他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要求公民单独为自己享受的每一项权利付费。恰恰相反，权利的成本是由全体公民分担的，权利的爱护是由公共权威执行的。这就意味着，公共财政与国家行为是任何权利存在的必要前提。所谓“个人”权利不过是自由放任主义者自欺欺人的梦呓而已。 推论四，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爱护公民的权利。 自由放任主义者有一个基本假设，国家实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是零和关系：假如国家实力太强，个人权利就会受到威逼；只有在弱政府下，个人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他们的逻辑结论是，为了爱护公民权利必需减弱国家实力。Holmes和Sunstein的结论恰恰相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公民就不行能享有任何权利。他们的这个结论是基于对俄国和东欧乱象的反思。 在转到普林斯顿高校以前，Holmes曾在芝加哥高校担当“东欧宪政探讨中心”的主任和东欧宪政评论的主编。1997年，他在美国前景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逼自由”。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