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下移与君子“文质彬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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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学下移与君子“文质彬彬”【青年学者论坛】先秦儒家的君子理念并非凭空产生，其渊源有自。从历史发 展脉络来看，官学下移是推进先秦儒家君子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 因素。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学界对官学、私学关系下的君子观 念如何发展这一问题并未足够重视。实则二者紧密相关，私学并 没有完全抛弃官学的教育理念、目的和方式，“君子”是联结二 者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这里所谓官学，是指周朝官方之学，周王朝以法律形式颁布 的教育制度，官学受教育的对象主体是贵族子弟，也包含平民百 姓。在周制的各级行政单位上，都设有教育机构，如州、党的庠、 序。官学主要以诗书礼乐为教授内容，据礼 记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

2、王诗书 礼乐以造士。”官学的教授内容与孔子开创的私学之教 并非没有关联，孔子曾教诲其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 学礼，无以立”，以及传授七十子之徒“礼乐之教”，都说 明私学和官学的共通性。官学的目的并非单纯的普及教育，更重 要的是“选士”，即选拔人才：“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 而兴贤者、能者。“（周礼乡大夫）“选士”制度三年一 期，其测试内容是“德行”“道艺”，目的是“兴贤者、能者”。乡大夫主持“选士”的选拔程序，将选拔结果“书于王”，“选 士”制度促进了人才培养，为周王朝的行政体系提供了人才保障, 同时也促进了民间“兴贤”“兴能”的良好风气。但官学随着周 室的东迁而逐渐没落，春秋时期官

3、学已经严重失能，国语齐 语记载齐桓公颁布律令以兴“选士”： “于子之乡，有居处好 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 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乡长之职本为选贤举能，无需以律 法形式明令禁止其“蔽明”之举，可见春秋时代官学“选士”之 制已呈衰败之势。至孔子时代，官学失能现象愈演愈烈，孔子曾说“学在四夷”, 感叹官学的没落，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孔子日：，吾 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可见官学没落已成不可挽回之 局势，私学的兴起延续了官学职能，先秦儒家君子观念正是在这 一局势下，经由孔子的大力推动得以发展。孔子大力提倡私学， 培养了大量文质彬彬的贤人君子。孔子主张君子“文

4、” “质”兼 备，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一理 念深刻影响了中华君子文化。不过，应该注意到，孔子的教育思 想、特别是有关“君子”的培养理念，与周代的官学有着紧密的 传承关系。首先，从培养目的上看，官学追求的“德行”“道艺”与孔 子提倡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相一致。官学本身是“兴贤” 之举，是为了选拔出周王朝的行政人员，所以对德行和道艺有明 确要求，这从传授者必须是“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的师资要求上 就能看到：“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师，里中之老有道德者为里右 师，其次为左师，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艺、孝悌、仁义。（白 虎通庠序之学）重“道艺、孝悌、仁义”在官学失能后并没 有彻底消失，儒

5、家将其延续下来并使之成为自身学说的核心。论 语先进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 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门对 德行的重视毋庸置疑，对“道艺”的重视在孔门七十二子行迹中 皆有体现，试以四科之一 “言语：子贡”为例，据史记仲尼 弟子列传记载：“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 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 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 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田常在齐 国作乱，欲加兵鲁国以转移国内矛盾，孔子听闻鲁国有难，令弟 子游说各国诸侯以靖国难。子贡一出，鲁存而齐败

6、，汉人极为赞 赏子贡之才：“有颜冉之资，臧武之智，子贡之辩，卞庄子之勇， 兼此四者，世之所鲜。”（汉书宣元六王传）所以从“德 行” “道艺”来看，孔门培养的学生，和官学教育目标相一致， 既有“德”又有“艺”。后世往往将“君子”视为抽象的道德概 念，实则与先秦儒家理念不甚相符。其次，从教学内容上，官学主张“顺先王诗书礼 乐以造士”和“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 记孔子世家）相一致。孔子对诗礼的重视，于孔鲤承庭之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季氏），可见一斑。诗学礼学在孔子时代 仍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政治活动中的宴会饮酒、朝聘祭祀、诸 侯盟会无不渗透着诗礼精神，所以孔子说“言之无文

7、， 行而不远”。孟釐子曾嘱咐其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 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 这是因为孟釐子曾因不懂外交礼节而使鲁国形象受损，左传昭 公七年云：“三月，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 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鲁昭公与郑简公、楚共王三国 君主相见，孟僖子（即孟釐子）不能相仪，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 外交活动，因而孟釐子死前嘱咐其子向孔子学礼。孔子的诗 教礼教在当时社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与周制在当时 社会仍然施行有关。孔子教育理念中“文质彬彬”之君子是集仁、 知、勇三达德于一体的贤能之士。再

8、次，从官学的“兴贤”职能来看，官学通过三年一期的“大 比”之制，选贤举能使俊杰之士进入行政系统，为国家治理提供 人才保证。官学下移后，士人的入仕往往借助师长的荐举得以完 成，在孔门内如孔子“使漆雕开仕”（论语公冶长）、子路 “使子羔为费宰”（论语先进）等等。这些通过师长举荐 的士人，需要得到来自师长对其“德行”与“道艺”的肯定。季康子曾向孔子询问弟子可否入仕：“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 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 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 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 季康子征求孔子的意见，一方面是为了物色家臣，一方面在试探 孔子对

9、弟子入仕的态度。由孔子回答可见，其所着意培养的君子， 并非只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典范，也是能安邦治国的贤能之才。 战国时代儒家对弟子“德行”“道艺”要求更加严苛，要求弟子“言必称师” “不悖师说”，否则绝无入仕之可能，“言而不称 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 遇诸涂不与言”（荀子大略）。总之，周制官学注重“德行”“道艺”的培养，在周室衰微、 官学下移后，这一理念并没有消失，孔子开创的私学继承了官学 的核心理念。先秦儒家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并非一味 凸显作为道德楷模、人格典范的君子，而是集“德行”与“道艺” 于一体的贤能之士。（作者：马爱菊，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202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