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的体制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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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制内的体制外体制内的体制外 本文关键词：体制体制内的体制外 本文简介：体制内的体制外读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偟一、初次读到曾国藩是在初中的时候，一本薄薄的家书，很多质朴平实的话，让我无法将这些家长里短的絮絮叨叨与一位据守一方的朝廷大员联系在一起。当时也正是自己的叛逆时期，家书中对子侄的训斥不易入耳，只有封面上“内有整齐思虑，外有敬审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一句体制内的体制外 本文内容：体制内的体制外读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偟一、初次读到曾国藩是在初中的时候，一本薄薄的家书，很多质朴平实的话，让我无法将这些家长里短的絮絮叨叨与一位据守一方的朝廷大员联系在一起。当时也正是自己的叛逆时期，家书中对子侄

2、的训斥不易入耳，只有封面上“内有整齐思虑，外有敬审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一句话让我触动，也经常思索自己的修养如何能够达到这样大气的境界。后来高校里读了一些历史，大略晓得了晚清的窘境与中兴的艰难。当教科书上的枯燥文字变成一部部专著中翔实的考据，变成一篇篇评论中客观的陈说，变成一份份奏折中每况愈下的军情，原本关于近代史的零落框架就充盈了血肉扑面而来，而支撑起这历史的骨架者就是低调而又内敛的曾国藩。二、曾国藩的境遇在晚清政坛算是不俗，虽然始终坚持着儒家的志向主义，在几近腐坏的官场，他倒也能进退有致。咸丰初年，所上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咸丰皇帝，“防敬慎流为琐碎，防好古流为徒尚文饰，防广阔

3、之美德而长骄矜之气”，一疏夸夸其谈不但没有任何忌讳，反而以帝师自诩。字里行间透露着长辈的语重心长和儒家的书生意气。虽然此时他已经身为国家之二品大员，然而妄议皇帝的权力还没有下放至此，该折触碰的是皇帝的权威。因此事后虽然经过群臣劝解，皇帝不予追究，对曾国藩的看法却愈加的敬而远之。假如没有太平天国的起义，曾国藩的命运或许将会与大多数晚清官吏一样，混迹至高位，浑浑噩噩一生。晚清的体制给官员设置了太多的障碍，小事循例、大事请旨已经变成了官场办事的常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成为了多数官员的为官心态。1840年得鸦片斗争在很多人看来只是英夷的随机骚扰，割地赔款之后自可保许久平安。晚清帝国此时犹如一个昏昏入睡

4、的老人，外在的刺激和内部的不适都因感受的迟钝而层层削减，不愿再有任何变动。三、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就如小说中伏线千里的关键情节一般适时的出现了。对于广西兵事，曾国藩早有预见，民间“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自古就是变乱之相，而其对皇帝“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1的善意提示则被匆忙放过。晚晴政府一方面派钦差大臣镇压，另一方面还是维持原有的政策。然而，太平天国犀利的兵锋快速地袭破了这个苍老帝国的脆弱防线。自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太平军裹挟着拜上帝教的邪教余威转战十四余省，“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焚郴州之

5、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2。这一刻，为母守制在家的曾国藩一百零一感交集，“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虽然心中深藏着对大清王朝的不满，但是对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则是不行遏制的生气。“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3。至是，所激所逼之下曾国藩“取明戚继光遗法，募农夫朴实壮健者，朝夕训练之。将领率用诸生，统众数不逾五一百零一，号湘勇”4，湘军自始成军。四、虽然儒家的士始终有文武兼备的志向，但是书生带兵对于因循守旧之人来说总是一种破格。且曾国藩目睹晚清兵、勇“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

6、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5之相，以督办团练为名招募湘军，克服官军“积习深，胜不让，败不救”6的痼疾。令人惊异的是，脱胎于乡野的农夫与深受儒学熏染的文士组成的这支部队爆发出了一股坚韧不屈的血诚，在大清正规部队节节溃败之时，曾国藩高呼“不要钱，不怕死”带领着这群穿着土气，神情呆滞的士兵打得太平军头破血流。鏖战岳州，强攻武昌，“士皆露立，不避弹丸”，继而大破田家镇。此时的曾国藩虽仍背负着初战的败绩，但是湘军的强悍也稍稍放松了他紧绷的神经。五、但是，崛起于田野的湘军由于只是一种团练队伍，始终游离于中心视野之外，而朝廷对如此浩大的体制外的力气天生的抱有戒心。曾国藩不曾想推翻体制，而他的苦境就在于，

7、在现有状况下依靠体制内的力气不能战胜太平军，而依靠体制外的湘军则会让朝廷到处掣肘，举步维艰。更何况曾国藩受命与危难之间，所用皆为雷霆之手段，以书生而操杀人之业，少了莽夫屠城式的杀人表演，而多了深思熟虑的残忍严酷。他曾说，“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麻烦万难之处亦不敢辞。”7其中流露出的是一种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的勇悍与决绝。以此心态剿匪自然不能苛责，然而军事目的的贯彻须要的是财政权与人事权的把持，曾国藩此时仍为在乡守制之吏部侍郎，无法调动当地大员，也曾袒露“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

8、及筹饷。”8剿办之事的主持必定会涉及到主办者的越权，大张旗鼓的手段与事权的侵夺则会引起廷臣的不满与地方大员的记恨。六、因为触犯了群怒，又恰逢父亲病终，曾国藩带着父亲逝去伤痛回湖南守制，开兵部侍郎缺。而当国家因为兵事紧急，朝旨诏他再次出山时，离他奉旨守制已经过去了足足一年又三个月。此时，他行事不再如之前那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一改原有拙诚，掺了些官场之中的逢迎客套。“为人”与“处世”的冲突让这个原本充溢了志向主义的人起先不执著于“表象”，虽然对现实的妥协让他内心深处苦痛不堪。他曾说“我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9。这些变更，让晚清的官场接纳了他。政府嫡系军

9、队的无能，也在此时暴露，越打越乏累的江南大营于咸丰十年闰三月以一场彻底的溃败终结了朝廷的期望，朝廷也最终看清了形势将军政大权一一交付曾国藩手，“于是天子慎选帅，就加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由他整理残缺不堪的半壁江山。这一次详细的战斗虽然以太平军胜，朝廷军败为结果，但是正规军的败绩给后继者留下了太多自由发挥的空间，这些空间正是原本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久久渴望而不得的。之后的历史形势就犹如“珍珑棋局”中那样走出了惊奇的曲线，“湘军一脱局促而节节发抒”，“曾国藩臂力遽尔远伸，让曾经与之相濡以沫的军功儒生挺脱而出，布列四野”10。“于是国荃有捣金陵之师，鸿章有征苏、沪之师，载福、玉麟有肃清下游之师，

10、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取庐州之师，续宜有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鲍超有攻宁国之师，运兰有防剿徽州之师，宗棠有规复全浙之师：十道并出，皆受城于国藩。”11有如此之武功，太平天国之败，实为水到渠成。七、正值国藩与太平军厮杀于“血谷深渊”之时，北方传来的咸丰皇帝出狩的消息让他心旌摇摆。长江中与太平天国的几次交手早就让曾国藩领教了西洋大炮、轮船的威力，而皇驾北狩给他带来的则是中外优劣的反思与比较。时有轶闻，曾国藩密友胡林翼视师安庆其间，曾驰马江边，目见汽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他因之而“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曾国藩曾语胡林翼之才“胜其十倍”，但其仓皇失措反照的正是包括曾国藩在

11、内的全部晚晴士大夫面对西洋武力优势所产生的危机感。假如曾国藩同一般的士大夫一样，“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奇妙，以为不能学”那么晚晴余脉可能难有同治中兴的回光返照。曾国藩的过人之处恰恰在于身为士大夫，为了维系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敢于突破礼教的底线，同现实妥协。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曾国藩抛下情感上的家国之恨，醒悟的看到“夷技”的可学不行怕，力赞廷臣“购机轮，置船械”之议，“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12。在一份奏章中他曾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接连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

12、恃。”13正是在这种与英法列强相争于宇内的志向，使得洋务运动由购买炮船变为自主建立炮船，再由建立炮船变为翻译洋书，并派人出国学习“西艺”而步步走远。在曾国藩的倡议与支持下：1862年，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1865年李鸿章设上海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设福州船政局。这些机构并非设立于国家衙门体制之中，而是各督抚幕府中的一个机关。为社稷筹措的自强运动，却要依靠督抚个人实力而苦心经营，这就意味曾国藩再一次离开了体制起先了与时势的孤军奋战。八、此时曾国藩虽然已经权倾天下，然而“自强之道”于他却是完全生疏的领域，他也醒悟的相识到“西人求学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

13、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奇妙，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自强的内涵在于学习西技并为我所用，即使“其事（制造）较雇买犯难，其费较雇买为钜，”因此“爱臣者多以异时咎责为臣虑，局外阻挠为臣疑”，而自强的渠道又在权势之外“近年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凡西人擅长之技，中国颇知究心，亦以志在必成，虽难不惮，虽费不惜，日积月累，成效渐有可观。”14至于自强之结果则以“事在必行，万无终止之理，若有差谬，当自请朝廷严加议处而已”一言置之度外。当西方势力以磅礴之势摧折了我国的历史逻辑时，曾国藩以一种脱胎于儒家的人

14、文品行守护着原有的统治秩序，而手段却是为统治秩序所不容的现代科学技术。即便如此，他还是秉持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自愿，推动清政府这架陈旧的大车，并回应着来自西方强势的冲击与挑战。在那一个时代，有幸有很多与他同样的人诸如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等，他们深知时势，亦敢于担当，以自己的“苦心”系世人的“福祉”，用自己的强力毅行支撑起在晚清那个晦暗时代里唯一闪耀着光亮的“同治中兴”。对后人而言，洋务运动可能只是器物的变革；而对他们，这场自强运动蕴含了他们太多的苦心孤诣与难以言说。九、晚年的曾国藩因为天津教案而狼狈不堪，其处理的方式在现在看来是合法且恰当的，但是国家的孱弱使得一切有利于外方的结果都会

15、被冠上了“卖国”之名，搅起多数波澜。而主事者曾国藩“深维中外兵势强弱，和战利害，惟自引咎，不一辩也”。他的确有深深的委屈，丁日昌就曾为他辩护“自古局外之争论，不谅局中艰难，一唱一百零一和，亦足以荧视听而扰大计，卒之事态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丁此时亦是洋务派之干将，深化局中者对于务实者的难处知之甚详，“国人”之争论伸张的多是“义愤”，因此不惜启兵端以平义愤，而局中人盘算的则是物力，因此不愿为此轻开战端，即使他们对洋人的厌恶愤恨并不比国人为少，因为最终裁断输赢的还是物力，这个简洁的道理早已被两次鸦片斗争证明过。心同此心，丁日昌的辩驳可谓不易之论。纵观曾

16、国藩的一生，他对于晚清这个体制始终保持着一种极为冲突的看法。一方面，他身在体制之内，用自己的双肩撑起了一个倾颓的王朝；另一方面，他无时不刻不在思索实践体制外的问题，组创湘军，大兴洋务，派员游学。吊诡的是，正是后者让大清王朝在重重内忧外患下苟延残喘，也是后者的步步延展溢出原有的格局，开启了后世之变数。他醒悟的相识到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情状，与幕僚亲信相商“言及国事与渠家事，欷歔久之”，内心深处亦知大清的气数将尽。然而他却带着湖南人的“霸蛮”，知其不行为而为之。曾国藩出自中国三千年之历史浸润，在东西交冲之下成为了回应历史的人物。一边是中华三千年遗留的体制，一边是体制外发源自欧西的强势逻辑，他

17、是一个以世运与国运为报负的人，在回应西方力气的过程中他不得不徘徊于两个体制之间，体制内是他的根魂所系，体制外则是他的自我救赎，这是一种难以言状的个人逆境与历史逆境。他毕生的兢兢业业所谋求者在于国富民强，而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又在他苦心孤诣下一个个落空，虽然他在暮年曾说“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世外，亦未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语气中充溢了强毅力行者的气沮，又透露着太多的悲凉与不甘，而这份悲凉与不甘映照的则是一个王朝、一个时代落寞的背影。第10页 共10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第 10 页 共 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