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慈与二十世纪浙东学术更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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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愍5二十纪浙东学术地几千年的文明进程，造就了中华学术博大精深的整体特征，但是，由于地域差异性和民族多样性的存在，各地区 又创造、积淀并最终形成丰富多彩的地域学术。历史上，关学、闽学、蜀学、桂学、徽学、晋学、赣学、燕赵学等等， 名家辈出，影响深远，在服务中华学术的整体背景下，呈现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其中，由浙东和浙西组成的浙东学术, 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个重要派别，该派学术起源于宋，兴盛于明清，影响及于当代。几百年来的不断积淀，使浙东学 术逐渐形成了博纳兼容、不囿门户、经世致用等优良传统，可谓盛极一时。近代以来，受新学影响，传统的浙东学术需 要及时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梁启超、何炳松以及

2、陈训慈等学人从学理上开始对浙东学派进行探析，为浙东学术 的现代转型奠定理论基础，而陈训慈先生从史学、图书馆学和社会教育学等方面入手，既继承了浙东学术中的“实功”“实 用”思想，又及时更新，以期适应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学术大环境。一、大义诏人:陈训慈学术思想形成的学术背景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浙江慈溪人。其先世务农，但一直秉承急公好义、为善乡里的优良家风。祖父 克介公经商于粤中、赣西一带，以生意所得回乡置办田产，多年后又将一半田产捐给义庄。父依仁公克继家风，虽终生 居乡，但热心族里公益事业。陈训慈幼年，母亲弃养，14岁那年，父亲由于身体长期羸弱而撒手人寰，陈训慈此后的 生活全赖长兄支

3、撑。在长兄陈布雷的严厉督教下，陈训慈及诸昆弟相继完成小学、中学和大学学业。1919年，陈训慈 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东南大学的前身）文史地部。1924年毕业后，陈训慈先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 译所编辑、中学历史教员、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大学教授等职；新中国成立以后，陈训慈受聘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 会专任委员兼图书资料室主任，1981年后，改任浙江省博物馆顾问、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直至逝世。在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陈训慈先生于史学、图书馆学和社会教育学等领域多有建树，既做到身体力行，又能 够行诸理论，主要论文、论著有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1921）、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19

4、22）、五卅 事件（1927）、（第一次）世界大战史（1929）、浙东史学管窥（1930）、清代浙东之史学（1931）、 浙江省立图书馆小史（1933）、近代东南学风与民族精神（1934）、晚近浙江文献述概（1935）、浙 江省史略（1935）、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学（1935）、浙江文化概说（稿）（约1937）、中国近代史 （1938）、四明近代文献谈丛（稿）（1943）、宋元学案（注录）（1947）以及与方祖猷合撰的万斯同年 谱（1991）,等等。晚年之际，陈训慈先生回忆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和思想演变说：“我生在清季外力侵侮深入，江 浙志士群趋革命之时，故幼时虽受旧封建思想之父亲的影响，而从

5、兄（大伯父之子）圮怀在甬专力办学，早加入同盟会, 参与辛亥革命，胞兄布雷亦先后从伯兄在上海办报，我在中学、大学求学时，正值军阀政府勾结外力，乱政害民，进大 学之年，又正值五四运动。故一时尤熏沐民主思潮，而富于爱国心。然又以南高与东南大学求学中，受柳师与梅光迪、 吴宓二老师之教导，其骨干基本上还是儒家思想。”（1）陈训慈：自述小传，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575-576页。承认自己思想中的儒家成分，即是抱有经世致用之志，而这正与自宋以 来的浙东学术主张一脉相承。（一）师承柳诒徵治笃实的学术态度和强烈的爱国之情柳诒徵是一位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家

6、。1914年，柳诒徵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 授，1925年北上，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于中央大学（今南京大 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1927年主持国学图书馆，1935年完成中国第一部图书 馆藏书总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书总目。陈训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之际，恰值柳诒徵于此任教，二人 的师生关系从此奠定下来。柳诒徵从三方面对陈训慈施予深刻影响。(一)社会教育的理论1931年12月13日，中国社会教育社在无锡成立，梁漱溟、俞庆棠、赵冕三人被推举为常务理事，该社以“研究 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为宗旨，

7、对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32年8月2426日， 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在浙江省图书馆召开，作为年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陈训慈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于中国社会 教育社年会之献辞的演说。陈训慈首先阐述加强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在中国，传统教育基本上属于精英教育，以科举体制为根本，以培养精 英为鹄的，以儒学经典为核心，目的在于通过教育培养行政管理人才。1912年，蔡元培为民国首任教育次长时，“为提 倡补习教育、民众教育起见，于教育部中增设社会教育司”(39)蔡元培：自写年谱，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 集第17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8页。，中国社会教育从此有了一个全

8、国性的管理机构，一时 间社会教育发展成一股思潮，并零星体现在教育实践中。但政治纷扰，经济凋敝，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多流于形式化、 片面化，普通民众鲜有真正接受教育的机会，民智仍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此，陈训慈说：“社会教育的实施，在 文盲众多的中国，本来已比各国更占重要，而在国际形势严重，民族地位危急的今日，更有善策推行的必要，已是没有 疑问了。”(40)陈训慈之语转引自赵海燕：论陈训慈先生的社会教育思想，浙江图书馆：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58页。作为一个联络的团体，中国社会教育社应该努力推进中国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对社会教育如何适应民族复兴的需要以及如何

9、服务于救国大业，陈训慈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为此提出社会教育应 以复兴中华民族为中心的目标；国难之际，要注重下层，在劳苦民众中创造复兴中国的意识。他提出社会教育发展应该 注重的问题有：不盲目追求量大，而注重质的改善；培养民众识字不是最终目标，而应切实帮助民众改善生产；注重锻 炼民众健全的人格，培植民德。他“从民族命运的高度来观照社会教育”(41)赵海燕：论陈训慈先生的社会教育思想， 浙江图书馆：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59页。，把平民教育与民族大义结合起 来，要求社会教育不要停留在肤浅的表层，要和实践结合起来，解决社会问题，充分体现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二)发挥图书

10、馆服务社会教育的作用1939年1月24 0,陈训慈在给重熙的信中说：“自司书浙江，六年来不敢以民众教育人员自居，而认图书馆为 整理国故文献、辅进科学研究之重镇。搜集导扬，粗具规模，而浙西不戒，负书以去。”(42)周桂发、杨家润、张剑：中 国科学社档案整理与研究书信选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202页。这是陈训慈先生的自谦之 语，揆诸史实，他不但在社会教育理论上有研究，而且在实践上更是利用图书馆之有利条件，尽最大可能地服务民众。任馆长之初，陈训慈即十分强调公立图书馆发挥面向社会、服务民众的作用。他倾全力建立与读者最广泛的联系， 其主要做法有：第一，改进图书馆服务工作。当时大学路

11、新馆舍刚落成，他亲自主持新馆舍开放的工作，同时对全馆的业务机构 进行了扩充和调整。为了方便读者，他改进了阅览工作，从1933年8月开始，把每天下午5点闭馆改为晚上9点闭 馆，并且取消了星期一休假的旧例。更重要的是，陈训慈“关注底层百姓，在分馆专设通俗流通部，免费领用借书证供失 学青少年借阅；同时改变服务方式，扩大开架借阅，开放杂志出借”(43)王效良：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耕耘者陈训慈 先生，浙江图书馆：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633页。第二，实行走出去办馆的宗旨。陈训慈撰文说：“近代图书馆已不能坐而论道，被动的待人上门；而当主动地深入 社会，以为推动一切事业之

12、主力。”(44)陈训慈：祝中华图书馆协会二届年会，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年 第4期。为此，浙江图书馆在杭州市内设图书流通处3个，民众书报阅览处5个，流动书库1个，每天在市里做定点 巡回。一时间，岳王庙前、武林广场、和山集市，甚至钱塘江的渡轮上都可以看到浙江图书馆提供的图书。第三，撰文指导民众阅读。作为馆长，陈训慈认为图书馆对于促进民众阅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民众保持经 常性的阅读进而提高文化知识水平，这样，社会教育的目的即可实现。他把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门撰写识字与教化为本省识字运动进一解一文指导民众正确阅读，他说：“本馆新民路分馆，阅书者不为不多， 而阅科学书乃

13、至常识书通常杂志皆远不逮小说。如此国难，国人应渐有研究日本之意，而陈列累架，问津寥寥。故 提倡已识字者读书求智之风气，应不在识字运动之次。而所谓识字运动之不当仅以使人识字为限，而同时应与民众以良 好之训练，养成其进取之习惯，助之以浅显有趣常识故事之书，使不为下品低劣之小书摊广其销路，甚且由此推播盗 淫之风，故热心教育者所宜深切注意者。”(45)陈训慈：识字与教化为本省识字运动进一解，浙江图书馆：陈 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14-515页。针对民众喜欢阅读“小书摊”的习惯，陈训慈认 为图书馆有责任给以正确引导，通过阅读来培养民众的良好训练和进取习惯，而不是把阅读权当

14、做消遣。五、余论浙东学术有一个发生、发展、衰微和更新的过程，但在每一个历史节点，浙东学者大都善于博采众长，敢于创新, 这也许就是浙东学术经久不衰、日趋繁荣的重要原因。黄宗羲在清代浙东学术风格的建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说： “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天 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愈巧乎？ ”(46)黄宗羲：黄梨洲文集，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第477页。黄氏此言针对的是晚明以来道学家空谈性命，逃避现实的弊端，明确地提出了“经世 致用”的学术主张，强调实务，对清代浙东学术为现实服

15、务的学风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近代时期，浙东学术发展再次走到新的节点，陈训慈挺身而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不断更新浙东学术，多方开 拓，使这一学术流派与现实需要紧密联系起来。他继续黄宗羲的学术主张，吸收西方学术理论成果，身体力行，结合中 国社会现实，扩大了浙东学术的内涵。他改变浙东学术长期以来以史学为主的研究状况，把近代图书馆学、社会教育学 等学科引入浙东学术范畴，扩充了这一学派的研究内涵，切实把浙东学术改造为经世致用之学，把学术建设的实践延伸 到广大民众中间，真正做到了学术服务大众，学术观念与现实需要相结合。一是笃实的治学之风。作为教育家，柳诒徵惜才、爱才、重才，言传身教，多方培植弟子，当时有“

16、柳门成荫”之美 誉。在近代学术界，柳诒徵培养出来的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非常多，柳门弟子中除陈训慈 以外，尚有缪凤林、张其吻、宗白华、茅以升、陈方恪、范希曾、郑鹤声等，皆受到柳氏学问、道德、人格、理想之影 响，终为学术大家，在近代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柳诒徵对待教学十分认真，弟子郑鹤声回忆说：“柳先生的教学 方法，以探求书本为原则，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辑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参 考书籍，要我们自动地去阅读，读了以后，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详细批阅。他要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二十四 史）为主，并经常从正史中出许多研究题目，要我们搜集材

17、料，练习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作业成绩。这种治 学方式，的确是很基本的，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2）郑鹤声之语见卞宏、张夷主 编：江阴与南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67。陈训慈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亲炙柳诒徵，对文史即抱有极大的兴趣，每学期但有柳诒徵的课，他皆选修， 因此，十分自豪地称自己的文史知识“全赖师教”（3）陈训慈：劭堂师从游腔记，镇江文史资料第11辑柳翼谋 先生纪念文集，1986年，第103页。，其本人与缪凤林、张其购一起被称为“柳门三杰工柳诒徵在第一、二学期主 要讲授历史文选，之后开讲中国文化史和东亚各国史等课程，而以讲

18、授中国文化史最久，影响最大，所以，陈训慈求学 时始终受业于柳诒徵。陈训慈入学后不久就参加史地研究会，并任第二届总干事，而柳诒徵在繁忙的工作中义务承担研 究会的导师，对陈训慈等人的论文精心批改，多加奖掖，柳诒徵在自己主编的史地学报1922年第1卷第3期上便 刊登了陈训慈的清史感言一文，对初入史学研究之门的陈训慈来说不啻为莫大的激励。四年后，陈训慈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临别之时与同窗张其附前往柳诒徵寓所拜见老师，并询问毕业后该如 何阅读古史，柳诒徵答以先读前四史，依次读下去，直至全部读毕二十四史。离校之后，陈训慈和老师柳诒徵经常书信 往来。陈训慈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之后，柳诒徵曾为陈训慈主编的浙江

19、图书馆馆刊撰写盗山丁书检校记等文章， 以此鼓励，并积极参与陈训慈组织的文献展览会等事宜。二人的师生情谊书写了近代史学的一段佳话。联想自己从柳诒 徵身上得到的教诲，陈训慈万分感念，他说：“柳师至造诣，可谓博大精深，绝非当代论近代史学者之主观分派，只看皮 相，并囿其旧作，辄目为信古派之说者所能深明者也。”（4）陈训慈语见邱孟洁：追忆学长叔谅兄二三事，浙江图书 馆编：陈训慈先生纪念文集,内部资料，1996年，第23页。二是扎实的史学研究基础。柳诒徵的学术研究十分宽泛，史学是其中主要的部分。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后来 的东南大学时期，他担任史学教授，负责给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印度史、南

20、亚各国史、东亚各国史 以及各家文选等课程。除认真教学外，柳诒徵还大力倡导学术研究，鼓励师生积极从事学术活动，与梅光迪、吴宓等人 合办学衡杂志，与学生缪凤林、景昌极等创办史地学报文哲学报等，在其带领下，一时东南成为当时中国 学术研究的中心之一，完全可以与北京学术相抗衡。陈训慈甫入大学即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在柳诒徵系统指导下奠定了坚实的史学研究基础。他说：“几于每 学期有柳老师之教课，除第一二学期以杂文学程从师受教各家文选外，其后即从学中国文化史及东亚各国史（日本、 朝鲜以后接读印度史、印支各国史等，实南亚各国史，惟北亚史当时未授），以文化史讲授最久。直至第五年犹加 选习为东大开班之本国政治

21、史，始终受业于师忆及毕业前约二月，余偕张君谒师于寓庐，叩以将别之赠言。师答余 所问：谓已读毕史汉三国后，原应读全史，现应何所先后？师答谓最好于四史以后，以次读完其余二 十史，唯尔既重近史，则刻先读明史，以后择要上溯。吾辈嗣问读经，则答以由治古史观之，当以四礼（三礼 及小戴记）四传（指左氏公羊毂梁及尚书传）为要（此由我自陈开蒙即读教科书，唯青年时诵读 诗经较熟，又论孟诸书则师以为必读，故所答云云）。是日亦提示古文源流，指示文史相辅及学文之途径。”（5） 陈训慈：劭堂师从游腔记，镇江文史资料第11辑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1986年，第103-104页。三是强烈的爱国激情。1937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

22、略战火遍燃中华大地、南京岌岌可危之际，柳诒徵为保护国学 图书馆内收藏的上万册珍贵典籍不被日本侵略军劫掠或焚毁，奔走于当局之间，寻求万全之策。他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商 量，将其中最为珍贵的典籍善本110箱存放在南京朝天宫地库中，将其余珍贵典籍船运至苏北里下河的兴化县罗汉寺和观音阁收藏。几乎在同一时间，身为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亦费尽千辛万苦，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其他善本古 籍辗转周折，一路向西，最终保存下来。国难之际，师生二人不约而同以保护中华典籍为职志，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也是在抗战时期，柳诒徵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辗转来到当时迁往江西泰和的浙江大学讲学，满怀家国之 忧。陈训慈回忆说：“犹忆战事初

23、起，(柳)师至泰和为浙大讲学，第一次即昏厥。是日余与王驾吾、张晓峰均去听讲。 余所忆师以日寇深入，南京居民遭虐杀，溯说前史外族凭陵，无此惨毒，乃引孟子语：待文王而兴者若夫豪杰之士， 虽无文王犹兴，意在鼓舞期待，讲到后一句文王二字，声更高昂激动，目瞪遽跌师此次病，实系忧时爱国之深。”(6) 陈训慈：劭堂师从游胜记，镇江文史资料第11辑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1986年，第107页。愤激侵略 者之残暴，忧心民族之苦难，因此一时激动而中风，可见柳诒徵之民族大义。(二)秉承竺可桢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竺可桢乃浙江上虞人，1910年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公费生，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后又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地 学系学

24、气象学。1918年，竺可桢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几所高校任地理气象学教授，后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经历，使竺可桢逐渐形成了严谨不苟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学者刘操南总结竺可桢的学术特征说： “就其专长的学科说，宏观微观，博大精深，学贯中西，文理渗透。开物成务，富国厚生。实事求是，实践力行。”(7)浙 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代宗师竺可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4页。这一评语十分契合 竺可桢为学的实际情况，他胸襟开阔，气度宏伟，当大学校长时敢于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的派系束缚而广罗人才，鼓励 各种学术研究和拓展各个学术领域。陈训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时，竺可桢

25、对其赞赏有加，多方提携，陈训慈晚年撰写的自述小传称自己“大 学时代最服膺之老师为丹徒柳翼谋(诒徵)先生、地理气象学家绍兴竺可桢先生”。他修完竺可桢的“美洲地理”课后，写 了期终考试论文世界煤油问题，受到竺可桢的赞赏，并推荐到东方杂志发表。不仅如此，陈训慈毕业后回到家 乡工作，适值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师生二人在浙大西迁和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等方面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危难的 时局。竺可桢任职浙大校长半年后，因为各方面原因，有辞职之举，陈训慈知悉后，遂与张其两一同夜访竺可桢，极力 劝说，挽留竺可桢。陈训慈还带来了长兄陈布雷的一封长函，要竺可桢为浙江大学发展的大方针考虑，最终成功说服竺 可桢，继续担任校长

26、一职。1939年，抗战进入第三年，浙江大学从浙西、赣南一路西迁至广西宜山，于此建设龙泉分 校，时值乱局，人才奇缺，竺可桢力劝陈训慈担任分校主持人，虽然那时候分校的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常人无法想象， 但是陈训慈还是应承下来，坚持办学，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抗战开始后，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与官员一道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等馆藏珍贵典籍打包西运，苦于省 政府无法派车，陈训慈与图书馆总务主任史美诚一道出面向亲友借款，雇工搬运书箱至江边，装船沿富春江上驶。抵达 水流湍急的江面，一时逆流而上，陈训慈到处求人，四处碰壁，情急之中想到了竺可桢，竺可桢不顾浙大西迁之需，深 知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价值，于是派出一辆卡车

27、救急，分运三天，终于将阁书运抵建德，搬入安全的地方躲避敌机轰 炸(8)孟国祥：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73-174页。后人论及 竺可桢与陈训慈的师生之情，给以这样的中肯评价：“陈训慈与竺可桢之间的交往是很单纯的，那是一种比较单纯的纯以 学术为纽带的师生关系，他们注重的是趣味和性情，而非利害关系。正是基于此种纯粹的师生关系，陈训慈才会在浙江 大学诸多事宜上鼎力相助，而竺可桢则在浙江省立图书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搬迁保护上不遗余力。这种道德水准较高的 师生关系，对于当下如何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实有很大的借鉴意义。”(9)吴忠良：竺可桢与陈训慈的师生情谊，王来 法：

28、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新探索，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1页。二、并驾西国:陈训慈史学研究之观念浙东学派发展到清代，以黄宗羲为首的学者们不断发扬该派学术优长，打破门户之见，贵专家之学，而尤其重史 学，提倡“言性命者必究于史”(10)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5页。之可贵的研究精 神，反对在“人事”之外别“义理”，因而成为富于近代人文主义精神的学派(11)参见陶水木、徐海松、王心喜、尹铁：浙 江地方史修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陈训慈一生学术成就多元，但于史学成就最大。早在1920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之际，他义无反顾地选择 文

29、史地部，与张其吻、缪凤林等同为柳诒徵门人，自觉地开启了史学研究之路。1923年毕业后，陈训慈又就读于东南 大学历史系，1930年回母校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教，讲授西洋史及中国近代史等课程。虽然其后陈训慈的工 作多在图书馆界和博物馆界，但于史学研究从未中辍，其一生著述宏富，最初偏重西方历史研究，晚年则转向中国史研 究，于史学研究多有创获。(一)倡议成立“中国史学会”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陈训慈在柳诒徵的影响下，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积极投身史学研究，担任“史 地研究会”总干事，又相继担任史地学报编辑主任、史学杂志主编等职。1922年，陈训慈在史地学报发表 文章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一文

30、，呼吁组建中国史学会，指出学会发达是学术发达的表现，学会可以推动学术的发展。 组织史学会能够促进实学的研究，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浮泛学风引向笃实，可以保存、增多史料。他在该文中说：历史研究人类文化演进之迹，于学术中至占重要，而其发生之早，尤冠绝诸学。吾国古代，史掌于官；秦汉以后, 史职虽替，然每当修前代之史，多置立史馆，集学者以从事；其搜查编订，分力共作，颇有史学会之精神。西洋古代， 史无官守，考其最初史书，知其注重历史之早。中世学院，已教历史，惟自由学术研究之团体，亦莫得而闻矣。(12)陈 训慈：组织中国史学会的问题，史地学报1922年第2期。陈训慈认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新史学之声虽日盛

31、，然其发展仍存在诸多不尽人意处，尤缺乏“专精之研究 诚使有史学会为之中心，于古文化为忠实之研究，以发现完全之过去，则必可畀中国文化以正当地位”，因此，组织中国 史学会刻不容缓，通过建立专业学会性质的学术团体，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专业研究力量进行分工合作，才能将史学研 究推向系统化和深入化。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虽为一篇短文，但十分有条理，提出成立史学会之重要性在于促进实 学之研究，表白中国文化，增加与保存史料；史学会的任务是整理旧史、编订新书、探险考察、保存古物、组织图书馆 博览室、参预近史；史学会的成立方法是参酌西制，以为规画，勇敢地向具有丰富的史学会创办经验的西方各国学习， 并给出具体的建言：“

32、至其着手组织，可由各大学史学教授及专门史家联合发起，再征集博学同志，募集经费，建筑会所, 然后逐渐扩充；而同时国人亦可自由别组。”最为难得的是，陈训慈明确将表彰中国文化作为史学会的重要功能之一。“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自为中国文化 耳。而浅率西人，至有置之原始文化至西方文化之过渡”。陈训慈将史学会成立一事置于近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中考察，卓 有远见。在文章的最后，陈训慈写道：“务使吾国学术研究之精神，并驾西国，携手共进，作远大之企图。事无难易，全 在人为，国内史家，曷速起直追，毅然以图之乎！ ”(13)陈训慈：组织中国史学会的问题，史地学报1922年第 2期。(二)勾勒“浙东史学”谱系作为中国传统

33、学术的一个派别，浙东学术源起于宋，兴盛于明清，代表人物多为活动于浙江一带及籍贯为浙江的 学者，该派学术富有创新精神，主张学术研究要为社会服务，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及海外学术影响很大。自幼受到乡贤学风的熏染，陈训慈甫一踏入学术领域，即对浙东学术有很深的感悟，他“在分析浙江发展的内外条 件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在浙江发展史上，造就经济发达文明发展的社会状态的，有一个历史基因，就是人文因素，他将 其命名为浙江学风”(14)王效良：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耕耘者陈训慈先生，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 中华书局，2006年，第632页。陈训慈所谓的“浙江学风”究其实质来说，主要指“浙东”学风，内容还是在史学范畴,

34、当然，他对浙东史学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提升研究过程。1922年，在老师柳诒徵的指导下，陈训慈与张其的合撰浙东学术管窥。1925年，陈训慈对原文不甚满意， 于是专取有关史学部分，修改后名日浙东之史学，发表在四明日报之新年增刊。但之后不久，陈氏仍觉不满意， 遂于1930年在杭州养病之机，再次修改，撰成浙东史学管窥，发表在中央大学史学创刊号，其后又撰清代 浙东之史学，刊在史学杂志第二卷5-6合期上。此文之成历时八年，全面反映了陈氏关于“浙东史学”的研究成就。 全文共分为十个问题展开论述：（一）浙东史学之渊源；（二）清代浙东史学之统系；（三）黄梨洲开创清代浙东史学; （四）万季野与明史；（五）万氏考礼

35、之学；（六）全谢山文献之学；（七）章实斋之史学与方志学；（八）邵二云之 史学；（九）定海黄氏父子对古史之贡献；（十）浙东史学之特色。陈训慈后来还分两次做了修改，惜并未最终完成修 改。首先，提出“浙东史学”概念。浙东学术研究由来较早，史上有多位学者对该派的学术名称与学术特征给予适时总结。早于陈训慈撰写清代浙 东之史学一百年，浙东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中首先提出“浙东学术”之概念，认为浙东学术渊源于宋代 大儒朱熹和陆九渊，并进一步指出浙东学术的特点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史学所以经世”，浙东学术系统是“梨洲黄氏， 出薮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致全祖望辈，尚存其意。”（15）章学诚

36、：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注,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1920年，梁启超先生撰写清代学术概论称：“浙东学风，自梨洲（黄 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说范围很大，指向不很明确；而梁启超的“浙东学风”说，虽然指出浙东学者的最大贡献在史学, 但只就“学风”论。无论“浙东学术”还是“浙东学风”，其核心都在于史学，这是历来研究浙东学术的学者们所公认的。陈训 慈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首次明确提出“浙东史学”这一学术概念，“体现了陈训慈对于浙东史学认识的变化和深入过 程”（16）吴忠良：陈训慈与

37、浙浙江地方史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深化了浙东学术研究的内 涵，指明了浙东学术的精髓所在，为后人从事浙东史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其次，勾勒浙东史学谱系。在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中，陈训慈勾勒出一幅浙东史学谱系图：自黄宗羲以降，分别为万斯同、全祖望、章 学诚、邵晋涵和黄以周父子。其中，黄宗羲“为学赅博，而流风所被，最足为近三百年史学开山之祖。梨洲授徒著述，浙 东从学之士承其史学多为最著，自兹以降，甬绍硕学大师，前后相承，在清学之中，厘然似有一脉之体系，而其造诣特 见于史学”（17）陈训慈：清代浙东之史学，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5页。， 他对史学最大的成

38、就“一为明史料之征存，一为学术史之创作，而其发为政论，又多读史有得之谈也”（18）陈训慈：清 代浙东之史学，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3页。万季野史学成就主要在明 史，他“义不食清禄，辄以胜朝国史之重，不容坐视，秉父师之教，独以布衣参史局（时史馆征土食七品俸，称翰林院纂 修官），不署衔，不受俸，当道不能强，且益尊先生之学”（19）陈训慈：清代浙东之史学，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 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6页。与黄宗羲和万季野不同，全祖望“博古通今，有志述作。鉴于晚明掌故 渐湮，尤致感喟。意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苟其及今可追，义无旁贷。故其搜访之勤，记载

39、之密，文情之茂，皆 有突过前人之概”（20）陈训慈：清代浙东之史学,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2 页。全祖望所传之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故国之遗烈，二为乡邦之先哲，三为儒林之典型。陈训慈对章学诚之 史学和方志学论述较多，首先肯定其史学特识在于退春秋为史之大原，昭揭史学经世之作用，本道不离器之旨以论学术 之原，提倡治书之道在于校傩，辨别著作与史料之分，以明通史之义例，“阐史学之义例，发绪余于方志，上追尚书 春秋之遗教，下为治史之士开创径途，遗著昭垂，洵足为浙东史学大师”（21）陈训慈：清代浙东之史学，陈训 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2页

40、。上述史学家共同构成了博大思精的浙东史学谱系，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重要作用，陈训慈总结说：“自梨洲 一代大师，上乘先哲之遗教，为学广博，于史学尤足为清代之鼻祖。自是以降，若万季野之于明史，邵念鲁、全谢 山之于文献之征存，章实斋之于史学义例，邵二云之于宋史，乃至定海黄傲居、玄同父子之以礼学而治古史，莫不 各成其至，蔚为不朽之业。”(22)陈训慈：清代浙东之史学，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97页。梁启超先生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23)梁启超：中 国历史研究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页。中国

41、古代史学自建立起，史学谱系的体系(也即史 学史，包括史书源流、序列、范围等)便逐渐层累地构建起来，但是，对于一地史学谱系之勾勒，陈训慈是第一位，于 地方史学研究功莫大焉。最后，总结“浙东史学”精神。历史上，浙东史学家皆具民族的优良传统，他们在国家危亡的时刻，能够身体力行，发愤有为，充分体现了他们 强烈的民族精神。陈训慈将之总结为“博约、躬行、经世实用、民族思想、不立门户、博大公正”等几方面，他说：夫博约以致知，躬行以立德，经世以致用。破除门户，斯能见其大而会其通。而民族思想所系，又不仅在易代之 忠节，而有系乎道德之消长，民族之存亡。审斯以言，则近世浙东之学，固不仅有造于史学，而充其精神，抑更有

42、裨于 学术风气之重。方今治史学者，或病琐碎支离，或失空疏无本，或又师心自用，好逞臆说。浙东学者治史之精神，所足 为之补偏而矫弊者何限。而晚近一般学风之失坠，尤有江河日下之慨。更安得知如诸大师者振其木铎，以稍挽此既倒之 狂澜？此则追寻遗教，尤不禁令人兴无限之感矣。(24)陈训慈：清代浙东之史学，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7页。由于在一篇文章中要涉及浙东史学之全貌，故陈训慈对于浙东史学精神的论述还是概念化的，尚不具体，但是其 提出的浙东史学精神的六方面特征，足为后人指明研究路径，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关注逐渐多了起来。如蔡克骄和王春容 两位学者在陈训慈研究的基础上论浙东史

43、学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浙东史学的一大特色，它始终贯穿着浙东史学的整 个发展过程。它不仅体现在浙东史学家，孜孜不倦地为祖国兴盛而奋斗终生，为祖国可以牺牲一切的崇高的民族气节， 而且史学家们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后，进行史学著述，从中也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 并在民族精神的指导下，他们在史学思想上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思想，而且注重近现代史的编撰，重视表彰遗民，希望从 中吸取经验教训，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这就使浙东史学充满了民族精神的特色。”(25)蔡克骄、王春容：民族精神与 浙东史学，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这一论述是对浙东史学精神的逐渐细化和深化。“陈训慈是

44、近代史上第一个以浙东史学为名来研究浙东学派的学者”(26)吴忠良：陈训慈与浙江地方史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厘清了“浙东史学”的来龙去脉及各家各派学术成 就，自此之后，“浙东史学”便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被后来学者认同和接受。三、躬行践履：陈训慈的图书馆学思想与实践如果说史学研究属于陈训慈对浙东学术更新的理论范畴，那么图书馆学研究则是对浙东学术更新的主要实践阵地。 陈训慈之前的浙东学者对于图书馆学研究仅限于传统典藏学研究之范围，他们十分精心地从事收藏、编目、校勘、题跋 等工作，但主要目的在于便于自己利用。陈训慈则不一样，身处西方思潮传入中国的变革时代，私家藏书

45、楼逐渐式微， 公共图书馆纷纷兴建，图书私藏逐渐转变为公藏，更加利于全体国民的阅读，利于文化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在这个大变 局下，陈训慈积极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主动更新浙东学术的传统内涵和模式，在图书馆学上多方探索。机缘巧合，时代 给了陈训慈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在其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也即1932年1月至1941年1月，陈训慈开始了长达 十年的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工作，其间，陈训慈还自1933年起先后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监察委员、理事等职。在任 期间，他将多年来积累的图书馆学理论知识用于指导图书馆实践，“开创了浙江图书馆发展史上一个繁荣时期”(27)吴育 良：陈训慈的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国家图书馆学刊

46、，2013年第1期。，在图书馆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改进图书编目陈训慈任馆长之前，浙江图书馆的编目方法十分复杂，善本与通常线装书用四部分类法，平装书（即包背装）用 王云五中外统一分类法，西文书则用杜威分类法。由于从事编目的馆员人手少，卡片目录制作很不完善，给读者借阅带 来很大的不便。1932年1月，陈训慈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后，首先对浙江图书馆的原有编目方法进行改进。早在杨立诚任 馆长期间，鉴于旧学式微，新学勃兴，浙江图书馆投入众多资金新购了很多平装书籍和西文书籍，这部分图书不适合采 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编目，而是针对不同图书采用不同分类法进行编目。新式平装书用王云五中外统一分类法编目，西

47、 文图书则采用杜威分类法编目，加上传统线装书的四分法编目，这样一来，同一所图书馆居然同时使用三种分类法进行 编目。陈训慈担任馆长后，深感原有分类编目方法编制的卡片与图书不易互检，于是改变原编目由阅览组主任负责的模 式，专门设立编目组，要求编目组将新购新进之书进行编目，同时对旧有的平装书重新编目。为此，陈训慈撰文说：“西 文旧书数千本，亦皆须重行编目（编目手续亦未全，卡片不齐更多），自去年九月后亦开始与新到西文书同时进行重编。 另外，对浙大移交之西文书，浙大虽曾为编目，但仍保留其卡片（为联合目录），且登记号、借书片等亦须重行登记、 分类、编目、制卡。”（28）陈训慈：浙江图书馆的回顾与展望，浙江

48、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年第3期。图书的分类问题解决后，前来查阅和借读图书的读者效率就大为提高了。陈训慈并不满足对图书分类编目问题的 解决，还组织学者先后编印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题识（1932年）、浙江省立图书馆汉译西文书目索引（1934 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图书总目（1935年）和浙江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1936年）等，藉此全面了解浙江 图书馆馆藏情况。如浙江省立图书馆图书总目（中日文书第一辑）于1935年编就，全目分上、下两册，“按本馆自 订的分类大纲汇编当时馆藏，每书著录书名、著者、出版年、出版者等，并一一注明每种书分类号、册数、复本数 及收藏处（总馆或分馆），具有馆藏目录和读者目录双重功能。”（29）浙江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图书馆志， 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1页。上述各书目对于图书的记载较为详细，既利于馆员之研究，又利于读者之借阅， 在民国时期国内各大公共图书馆中，此做法为继北平图书馆和南京国学图书馆之后的第三家。（二）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