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翻译家林语堂英文著作汉译者张振玉.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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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遗忘的翻译家林语堂英文著作汉译者张振玉 张秀燕【摘 要】林语堂及其著作广为人知,但其背后的译者却少有人关注.张振玉是林语堂英文著作最主要的汉译者之一,他翻译的林语堂作品数量多、影响大.这么重要的一位翻译家却一直被学术界忽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介绍了张振玉的生平,梳理他的译作,考察他的翻译观并对他的译作进行评价.【期刊名称】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20)003【总页数】6 页(P107-112)【关键词】翻译家;林语堂;张振玉【作 者】张秀燕【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正文语种】中 文【中图分类】H059 在中国，说起林语堂，

2、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大家读过他的著作，如京华烟云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但提到张振玉，却少有人知晓，甚至连林语堂研究者都不一定知道张振玉为何许人。殊不知，这两人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张振玉是林语堂英文著作的主要汉译者之一。由于林语堂的多数作品以英文写成，国内大多数读者想要阅读他的作品，就只能依赖翻译，阅读汉译本。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大部分都有汉译本，有的著作甚至有多个汉译本，广泛流传于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有大量林语堂的作品，一些还成为畅销书，广受读者喜爱。然而，在这样的繁荣景象背后，有一批人却一直被遗忘。很多读者阅读林语堂的著作，却不知道自己读的并不是林语堂的原著，而是中文译本

3、。不仅是普通读者，甚至连一些学者都不清楚这一事实。即使有读者知道读的是译作，他们也极少关注是谁翻译了这些作品，学术界的反应也是类似的。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进行林语堂研究，而针对林语堂著作汉译者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张振玉是翻译林语堂著作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译者。尽管他的许多译作已深入人心，但学术界却几乎将他遗忘。我国翻译界三部权威的译学词典中国翻译词典中国翻译家辞典译学大词典都没有将张振玉收录在内。林语堂(18951976)，出生于福建漳州的一个小乡村。父亲是传教士，因此林语堂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在中西文化的熏陶下长大。在中国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个特别的人物。说他特别，主要是由于他的双语创作。国

4、内作家一般均以母语进行文学创作，而林语堂却用英语进行创作及翻译，他希望能用英文作品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林语堂能够用英语写作，与他的教育背景密不可分。1912 年，他进入中国当时最好的大学之一，英文教学享有盛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在此期间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后来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他的英语水平有了更大的提升。回国后，他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同时用中文和英语写作。他的英语文章常常发表在中国评论报上，这些文章引起了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注意。于是，有一天，赛珍珠女士登门造访林语堂，邀请他写关于中国

5、文化的书，也就有了林语堂的第一部英文著作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没想到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林语堂写作生涯上的重要转折点，让他从此走上了漫长的英文创作之路。从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到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再到小说三部曲 Moment in Peking,A Leaf in the Storm 及 The Vermilion Gate，林语堂写出了一系列畅销国内外的著作。他一共创作英文著作 30 余部，其中多部著作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20 世纪 30 至 70 年代在林语堂著作

6、国际文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是其他中国作家难以企及的”1译者序。这些著作在海外的成功，帮助林语堂实现了“对外讲中”，即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目的，也使他成为“三四十年代在美国最有名和多产的中国作家”243。国内关于林语堂的介绍很多，而关于张振玉的介绍却非常少。较完整的介绍可见于江慧敏的博士论文，其中第六章第二节较详细地介绍了张振玉的生平3。另外，1988 年张振玉在为京华烟云修订本写的序言中，也有一段介绍自己成长及受教育的叙述。张振玉(19161995)，出生于河北，家境殷实。因祖父在北平经商，4 岁起就随祖母往返于河北与北平两地，12 岁起迁居北平，在北平接受小学至大学的教育。

7、小时曾接受“私塾”教育；中学时深爱古文、诗词、戏曲、小说；高中开始阅读林语堂的文章，这些文章多发表于人世间宇宙风西风论语等杂志。高中毕业时，他原本想报考向往已久、名士云集的北京大学国文系，却“因为不肯读敌伪教育总属主管的大学，乃去投考一个与世俗红尘关系疏远的天主教高等学府北平私立辅仁大学”，并“索性投考以英文为主科的西洋语言文学系，而对于他钟情的国文系只能去听课或选读，当时曾选了赵万里(王国维的外甥)的元曲、孙人和先生的宋词和宋步瀛的昭明文选”4130。在辅仁大学学习期间，张振玉学习了两年翻译课程。第一年由翻译名家李霁野授课。李霁野是复活简爱等著作的译者。张振玉勤奋好学，常常向李老师咨询翻译与

8、写作方面的问题，还在老师的推荐下翻译了中篇小说The Cossacks，译成中文哥萨克人，约 20 万字。第二年的翻译课程由哈代小说还乡的译者张若谷执教。师从名家，让张振玉受益匪浅。虽然就读于西文系，张振玉却有着扎实的国文功底。在辅仁大学期间，学校规定凡是入学考试国文成绩在 90 分以上的学生，大一国文免修，张振玉就是免修学生中的一员。在学校期间，他还尝试用文言文进行翻译，而当时的青年学生已很少有人会用文言文。1941 年张振玉由辅仁大学毕业，由于战乱，埋头读书一年。1943 年开始南下，经洛阳、西安、重庆等地。1944 年入江津县城的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教书，抗战胜利后回北平老家，后又曾携妻

9、至沈阳长春大学教授英文。1950 年赴香港，1951 年初赴台湾，先后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晚年，曾两次返京讲学。1995 年 2 月 1 日病逝于美国檀香山，享年 80 岁。张振玉一生翻译了许多作品，其中大部分为林语堂的英文著作。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翻译理论主要体现在翻译著作译学概论中，而同时他的译作则是他翻译观的直接体现。(一)翻译实践：汉译 10 部林语堂英文著作 张振玉是林语堂英文著作最重要的汉译者之一，他的译作数量多，影响范围广，流传时间长，获得学者及读者的肯定。20 世纪 70 年代，林语堂的许多英文著作被翻译成汉语。这个时期的翻译工作主要

10、在台湾地区开展，许多译者参与其中，但大多数译者只翻译一部或两部林语堂作品。翻译林语堂著作数量最多的有两位译者，分别为张振玉和宋碧云，两人都翻译了 10 部林语堂的英文著作。张振玉翻译的10 部林语堂作品为：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苏东坡传武则天正传红牡丹中国传奇小说孔子的智慧奇岛风声鹤唳和八十自叙。张振玉先生为什么选择将自己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林语堂作品的翻译上呢？1.个人兴趣爱好及对林语堂的敬爱。张振玉从高中开始订阅林语堂主编的中文小品文刊物如人世间宇宙风西风论语等，大学时开始阅读林语堂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对林语堂作品喜爱有加。在译作出版时，张振玉大多会写一篇“译者序”，从这些序中，我们可以窥探他选

11、择翻译林语堂作品的原因。(1)张振玉多次流露对林语堂纯熟流畅的英语的赞赏。在京华烟云的“译者序”中，他称赞林语堂的英文“洗练自然，无低俗俚下语，亦无古奥艰涩词”5译者序。在他的著作译学概论里，他写道“现代国人英译中国文学者，林语堂氏当推巨擘。于翻译理论，林氏所见，亦复平实精当”，“我国中英文造诣皆深如林语堂、梁实秋、钱歌川、吴经熊、胡适之、蒋梦麟、邱言曦诸先生之简洁流畅风格，似已渐成绝声。通顺自然之国语言其尚在民间刘老老口中乎？”632 并在书中采用不少出自林语堂英译的浮生六记古文小品等的汉英翻译例子。(2)张振玉对林语堂的创作也很欣赏。在苏东坡传译者序中，他称“林语堂先生这两本名人传记(指武

12、则天正传及苏东坡传)写得实在好，但可惜我们所拥有的这类书实嫌太少”，并说林语堂在写传记时“考据、义理、词章三要点”7译者序都做到了。在孔子的智慧的译者序中，他也表现出对作品的欣赏，他认为过去关于孔子的描写几乎将孔子圣人化，而林语堂这本书“把孔子恢复成有血肉之躯的人，使人觉得他老人家颇可亲近可以说语堂先生把孔子从九天之上接回到了人间，这是件可喜的事”8译者序。同时，针对守旧文人对林语堂的批评，他极力为林语堂辩护。守旧文人中常有人批评林语堂虽然精通英文，却“不邃于国学，因而讥诮之”。张振玉却认为他们是“腐儒”，并说因为林语堂的著作都是英文写成，而这些守旧文人不通英语，说句“失敬的话，真的是夏虫不足

13、以语冰”8译者序，讽刺那些没有读过林语堂原著又随意评论的守旧文人不懂英语，读不懂原作还妄加评论。对林语堂的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他更是赞赏有加，称其为“流落英语世界之我国文学瑰宝”5译者序。将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后，可使其“回归中土，得与水浒红楼三国西游等汉文名著同列于国人家庭中之书架上，中国长篇说部之阵容，得以益增光彩”5译者序。将京华烟云与中国传统名著相提并论，是对该小说极高的评价。2.出版社及读者的需求。1966 年林语堂夫妇离开纽约，来到台湾，定居在台北。在国际文坛，林语堂是知名的作家，他来台湾定居，自然引起台湾当局及人民的重视。台湾不少学者开始着手翻译林

14、语堂的作品，出版社也争相出版林语堂作品的汉译本。林语堂的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 Moment in Peking在美国出版后，大陆很快有了汉译本。其中，郑陀与应元杰合译本较有影响，林语堂先生自己也读过这个版本，但对该译本并不满意，还特意发文评论此译本，文中还劝诫国内作家不要轻易翻译该小说。时至 20 世纪 70 年代，台湾德华出版社邀请张振玉先生翻译 Moment in Peking，希望该小说能有一个较好的译本。张振玉沿用已有译名京华烟云，于 1977 年翻译完成并出版。这个译本一直畅销于海峡两岸，目前已成为Moment in Peking 的通行译本。其实在此书之前，张振玉已翻译过林语堂的两部

15、作品中国传奇小说及武则天正传。武则天正传先在高雄新生报上连续刊载，后由德华出版社出版全译本。京华烟云译本出版后广受好评，读者也愿意多读林语堂的作品。德华出版社趁热打铁，又邀请张振玉翻译林语堂的另一部小说 Red Peony。张振玉将之翻译为红牡丹，他在译本序中说“林氏英著小说中国传奇小说武则天正传京华烟云三部译毕后，林著小说之文字与内容，已觉顺手”9译者序，因此他对出版社的邀请也是欣然接受，于 1977 年完成译作。后来又陆续完成其他几部林语堂英文著作的汉译工作。这些译作大多先在台湾由德华出版社出版，至20 世纪 80 年代末，大陆出版社也纷纷从台引进张振玉的这些译作，并一直沿用至今。(二)张

16、振玉翻译观 1.翻译著作译学概论。译学概论是张振玉于1964 年在台湾出版的一本翻译专著。1963 年他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翻译课程，在授课过程中积累的素材成为译学概论内容的主要来源，出版后主要为台湾大学外文系学生研究翻译之用。当时图书市场上的翻译著作数量稀少，译学概论问世后大受欢迎，3 月初版，10 月初就售罄。出版社修改了初版里的一些错误后于10 月抓紧再版，后又多次重印。1992 年，此书经作者修订增补，改正一些错误后，由译林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并将书名改为翻译学概论。该书首先阐述我国及西方对翻译的解释，第二章介绍中国翻译史；第三章介绍中国翻译论，其中第四节为“林语堂氏之翻译论”，详细介绍

17、林语堂的翻译理论，该节一开头，张振玉就表达了他对林语堂的崇敬，认为他不仅在英译中国文学方面，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都很有贡献；第四章到第十一章讨论不同类型词汇的翻译，如普通译名、文学译名、称谓、典故、双关语等的翻译；第十二章至第十八章以翔实的例子介绍补足、解释、断句、削浮词、删繁文等翻译技巧；第十九及二十章介绍直译、意译两种翻译方法；第二十一章谈论误译；第二十二章论及象征与写实；第二十三章论及丑与美。全书主要论及一些普通的翻译思想以及翻译技巧、翻译观，是较系统、完整的翻译著作，经多次重印，成为海峡两岸若干大学教材。2.译作中体现出的翻译观。张振玉共翻译林语堂的10 部英文著作，多数译作附有“译者序

18、”，这些序言便成为了解译者翻译观及具体翻译策略选择的最直接途径。(1)使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避免欧化文体。在译学概论中，张振玉说中国近代的英汉翻译语言“多粗劣不文，诘屈聱牙”，译者盲目使用英文形式文法，语言欧化，译坛上“清新流畅洗炼自然之文体既已罕见”6自序。林语堂也反对使用欧化语言，他在评价郑陀与应元杰合译的京华烟云时说“其中佶倔聱牙的句子，恐怕读者看惯了，还以为现代文本该这样写法”10791。因此，张振玉在翻译作品时，“力避三十年代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下之欧化文体。诸如 当时候假若的话散步着有着被成功地实验了等句法文词，全避而不用”7译者序。在翻译其他作品时，他也秉承这一原则。翻译红牡丹时，他再

19、次强调“招致译文生硬古怪之当时假若地底它们被些着有着和等词，全尽量避免。假若明天她说，她自杀身死此等腰斩两截的洋句法，未敢盲目崇洋，随俗采用”9译者序。对这些欧化语言避而不用，目的是追求语言的自然流畅，这样的语言选择正好符合林语堂对译作的要求。(2)发挥译者主体性，对原作进行更正、删减或添加。张振玉在翻译过程中，会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损害原著精神的前提下，对一些内容进行更正、删减或添加，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译学概论第十八章阐述的是翻译中的“修正”，张振玉认为“执笔为文者众，绝无瑕疵者少”6299，因此他认为译者有必要对原作的错误进行修正。在翻译林语堂作品时，对于作品中他认为欠妥或是错误的地方，

20、一般将之更正或是略去不译。如红牡丹一书，张振玉在翻译过程中觉得“本书中有数项细节，颇觉其背乎情理”，如“清末女人坐茶馆，在北京似不可能”“打拳人傅南涛竟敢向牡丹唱曲调笑，既绝不可能”“天桥盲目关外大汉绝无唱王昭君之理”，对这些他认为不合常理的内容，大多“略而未译”9译者序。这一原则也应用于京华烟云的翻译中。京华烟云的主要场景在北京，主要人物也生长于北京，因此书中有许多关于北方风俗器物的描写。张振玉认为林语堂是南方人，对北方的这些风俗器物难免有不了解之处。他举曼娘出嫁时使用的轿杆为例，原著中林语堂用的是“bamboo poles”，而张振玉认为北方不似南方盛产竹子，北方的轿杆采用木制，因此他在翻

21、译时将原文中的 bamboo 省去，直接译为“轿杆”。对于原作中的一些小错误，他都“于译时随笔更正”，如“通州距北平为三十里，非如原著所称数里之遥”“经亚向父称 My daughter-in-law，实当称 your daughter-in-law”5译者序。对原作进行添加也是张振玉在翻译过程中常用的手法。林语堂英文著作针对的是西方读者，对他们来说中国人的姓名难以记忆及分辨，因此林语堂在描写一些次要角色时常常只写出他们的姓，或将姓与名省略而以人物的职位含混称之，这样英语读者就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辨认这些角色。但是在回译时，如果也用这么简单的称呼，中文读者可能就不清楚这个角色到底是谁，所以张振玉翻

22、译时“皆据译者所知，顺笔将此等人物之全名补出，如前清大学士翁同龢，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孙夫人宋庆龄等”5译者序，这样才能让中国读者对小说情节有更好的理解。添加这一策略的应用最典型的例子是京华烟云里每个章节回目的翻译。在1988 年京华烟云的修订本中，张振玉特别在每个章节前加上回目，使得小说看起来与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形式一样，他解释说这样可以让读者看到回目就大体知道该章节的内容，也更符合中国小说的特点。多数读者与学者认为添加章节回目为原作增色不少，甚至不了解原著的读者以为该作原本就是章回体小说，可见译作之深入人心。当然，也有反对的观点认为“给小说加上回目，进一步淡化了原著为英文

23、的信息，给读者甚至林语堂研究者造成了误读、误解”1163。总体来说，张振玉的译文能显示出译者的自主性，但并非无视原著，而是在充分领会原著精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修正、添加或删除。张振玉翻译的 10 部林语堂著作目前大多仍在台湾及大陆图书市场上销售，其中苏东坡传武则天正传和京华烟云都是畅销书。读者、出版社与学界对张振玉译本普遍评价较高。许多出版社多年来不断再版重印林语堂的作品，其中很多译本出于张振玉之手。张振玉翻译的京华烟云已经成为Moment in Peking 的通行译本，拥有众多读者，深受大陆及港台读者喜爱。学术界对该版京华烟云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清顺自然”，符合林语堂对译文语言的

24、要求。王宏印教授对张振玉翻译的京华烟云评价颇高，他认为张振玉对献词的翻译所采用的策略是“站在全书主旨的高度上进行的高屋建瓴的创造性翻译，是对主题的深刻体现和抗日情绪的适度张扬”，并且“实现了由原作的英语读者向译作的中国读者的阅读视角的彻底转换，可谓匠心独运”1366。该译作虽然普遍得到认可，但却存在不少问题。通过对比阅读原著与译作，不难发现译本中存在不少翻译错误，小到粗心大意的数字、人物的误译，大到整个句子的理解错误导致的误译1456。张振玉翻译的另一部作品苏东坡传也常有学者研究。苏东坡传主要有两个译本，分别为 1977 年宋碧云译本与 1978 年张振玉译本。常有学者将这两个译本进行对比，有

25、学者认为“两个译本都体现了译者深厚的汉学功底和高超的翻译能力”，但张译本在一些衔接的处理上“译文比较生硬”，部分句子“信息非常分散，一口气读下来，读者没有办法理解整句话的含义”1560-61。还有的学者认为张振玉的译本“语言风格不甚统一”，译文中既有流畅的现代汉语，又文白夹杂，“用词忽俗忽雅”，有些句子不通顺。974-75 还有学者指出了张振玉译本中的一些错误，“这个译本(指张译本)不能完全依赖。译者对宋代和苏轼都相当陌生苏轼的第一个岳父名叫王方，第二个岳父名叫王介，他都译作王杰”，“译者委实不该在查不到(原文)的时候自己编原文”，“对照一下译者的我来我去，拖泥带水，判若云泥”1628-29。

26、对于译作风声鹤唳学界也是有褒有贬。有学者认为该译作有些文字译得较好，“译文流畅清雅，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情境，传达了原文的意义和风格”，但是显然译得比较匆忙，没有体现出该小说与京华烟云的关系，其中有一些人物与京华烟云中的是一样的，但在该译本中却翻译成不同的名字。译作中还存在多处粗疏、漏译的现象1168-69。由此可见，尽管目前图书市场上销售的林语堂著作多为张振玉译本，学界及读者也给予广泛认可，但是张振玉的译作还是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正以提高译作质量。近一二十年来，由于张振玉译作的普及，其他译作纷纷退出图书市场，而这些译作中也有翻译品质上佳的，如郁飞版的瞬息京华、梁守涛与梁绿平合译的风声鹤唳等。林语堂一生致力于以英文写作向西方读者宣传介绍中国。他的英文著作有 30 多部，大多在美国创作并出版，并在国外产生巨大反响。中国国内也有相应的汉译本，多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或七八十年代所译。今天读者们仍然在阅读 20 世纪的译本，有些读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所阅读的是译本，误以为是原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林语堂研究中一个为人忽视的层面，即林语堂英文著作汉译本背后的翻译家，他们的翻译生涯如何，持有怎样的翻译观等等。林语堂英文著作的汉译者们一直被遗忘，张振玉是其中一位重要的译者，这么重要的翻译家不该被遗忘，读者及学术界应该多关注隐于林语堂原著之后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