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近代激进与保守主义的关系.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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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浅析中国近代激进与保守主义的关系 基于杜亚泉相关思想的研究 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两大思潮，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杜亚泉作为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将以杜亚泉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杜亚泉和独秀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以与杜亚泉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的梳理，来分析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复杂关系。（一）杜亚泉和独秀的论战 杜亚泉和独秀的论战主要围绕对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看法而进行，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特点的不同认识上，两人在评价与对待东西方文明以与构建未来中国的文化方面产生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论战由此展开。关于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方面。1915

2、 年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东西民族的根本思想各成一体，二者存在很大差异：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法治和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则与之相对的分别以安息、家庭、感情和虚文等为本位，1因此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不能相容的。而杜亚泉则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一文中指出，东西社会的差异是由于各自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在杜亚泉看来，东西方具有各自的文化特质：西洋社会是动的社会因而产生动的文明，社会作为静的社会产生了静的文明。独秀和杜亚泉在东西方文明差异方面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人对东西两种文明的不同态度。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独秀赞扬了西方文明中勇健好斗、崇尚个人自由

3、和个人权力、专任法治等特性，认为其对推进国家强盛和社会进步有着积极意义；而对“尚安息，恶斗死，宁忍辱”的民族性和重家族宗法的习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认为“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2 杜亚泉则认为，东西方两种文明之间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东西文明的性质不同但不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当两种文明接触之时，固不必排斥欧风，侈谈国粹，以与社会潮流相逆。第其间所宜审慎者，则凡社会中，不可不以静为基础，必有多数之者，乃能发生少数之动者。”3 在杜亚泉看来，应该用中国传统文明来弥补西方文明存在的不足，可见他是以中国传统文明为其落脚点的，只有在守住传统文明的基础上来吸收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由对东西

4、文明的不同态度出发，杜亚泉和独秀分别就能否调和与统整东西文明提出了不同的主。杜亚泉 1917 年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指出，“东 1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新青年，1915 年 12 月 1 卷 4 号。2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新青年，1915 年 12 月 1 卷 4 号。3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于长城，2003 年第 1 期：P8.2/7 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生活，即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之文明”，4 随后杜亚泉分别从经济状态和道德状态两方面分析了东西方文明各自的弊端，并认为，“战后之新文明，自必就现代文明，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而以适

5、于人类生活者为归”。5 在此基础上，杜亚泉于 1918 年杂志上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进一步提出了统整东西文明的想法。在杜亚泉看来，中国传统文明在有效统一、整合国人的思想方面是成功的，并且历经数千年之久而未受摧残，这正是“吾固有文明之特长”，因此必须“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他指出，“今后果能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6 针对杜亚泉提出的统整主，独秀先后在 1919 年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质问杂志记者和再质问杂志记者，对杜亚泉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指出，在学术方法上，“但见分析与综合，在学术发展上有相互促进之功；而不见分化与统整，

6、在进化规上有调剂相成之事”。7 随后独秀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述证明“晚周为吾国文明史上最盛时代”，并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西方思想的本质区别进行了分析，指出“统整为害于进化”，从而对统整学说提出质疑和驳斥。在批评杜亚泉“统整”的同时，独秀还通过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批判了“调和论”。独秀认为，作为人类本能上的一种恶德和文明进化上的一种障碍，惰性造成了新旧杂糅调和缓进的不幸现象，但这不是社会进化上应该如此的道理，因此调和论只能看做客观的自然现象，不能当做主观的故意主。在独秀看来，中国和西洋的旧道德观念都不彻底，而且有助长人类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的部分，因此要进行道德革新，“我们主的新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

7、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旧道德是我们不能满足的了。所以若说道德是旧的好，是中国固有的好，简直是梦话。”8 在此基础上，独秀于 1919 年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进一步对旧传统和旧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强调，要拥护就必须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科学就必须反对旧艺术、旧，而既要拥护又要拥护科学就必须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综观杜亚泉与独秀二人的论战，可以看出两人分歧的焦点不在于对东西方文明特点的认识上，而是在于如何评价与对待东西方文明以与如何构建未来中国的文化方面。杜亚泉认为东西两种文明互有优劣，只能各取所长，补其所短，而不能取

8、而代之，并由此提出了东西文明调和论。而一战带来的危机，让杜亚泉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弊端，在杜亚泉看来，一战带来的各种问题和危机正是西方文明无限制地追求物质文明、过度崇尚竞争和纵欲的生活方式所致，因此西方文明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杜亚泉对国出现的危机的反思同样导向对西方文明的批判。4 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于长城，2003 年第 2 期：P5.5 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于长城，2003 年第 2 期：P5.6 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于长城，2003 年第 4 期：P7.7 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于长城，2004 年第 2 期：P189.8 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载新青年，191

9、9 年 12 月 7 卷 1 号。.3/7 杜亚泉列出中国现代危机的四方面征兆，即“国是之丧失”、“精神界之破产”、“政治界之强有力主义”与“教育界之实用主义”，这四个方面环环相扣，其中“国是之丧失”是中国所有现代危机的根源，实际上也是现代政治的危机。杜亚泉将这些现象归结为“迷乱之现代人心”，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病灶是重“分化”而缺“统整”、重“物质”而无“精神”、重“实用”而无“价值”，政治上的强人政治恰恰是这一现代病的产物。9 通过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重新审视与批判，杜亚泉逐渐将目光投向中国固有的文明，他重新评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主以儒家传统道德思想为衡量标准来完毕唯西方科学技术至上的混乱

10、社会局面。由于一战和危机都是现代文明自身的危机，因此杜亚泉主通过统整构建新文明，并且这种统整应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来实现东西方两种文明的调和，从而克服东西文明分别存在的不足。不同于杜亚泉肯定文明的价值并主将西学融入中学、以文明改造西方文明的观点，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并主全盘西化。尽管独秀也赞同杜亚泉列举的中国现代危机的征兆，但他却归因于传统中国的旧病复发，并在此基础上抨击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明。独秀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伦理道德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不符合制度下的自由、平等原则，并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和当今社会的种种悲惨不安状

11、态，如果继续维护中国固有的文明遗产将使中国无法适应世界形势。由于传统的文明存在诸多问题，并且新旧文明即东西方文明之间不存在调和的余地，因此独秀主以西方纯粹的科学代替儒学传统，放弃旧的伦理道德，建立新的伦理秩序，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并通过全盘吸收西方文化来建设中国的新文明。（二）杜亚泉政治思想的转变 杜亚泉的政治思想主要表达在其对政党与议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看法以与减政主义、国家主义等主上。值得一提的是，以一战的爆发和由袁世凯复辟引发的危机为界，杜亚泉在这前后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辛亥革命前后，杜亚泉在 杂志 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释其对政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看法，并提出了减政主义的主

12、，这也正是杜亚泉前期政治思想的主要容。1911 年 6 月，杜亚泉在英皇之加冕礼一文中赞赏了英国的议会制度，他倡导中国应实行英国的议会制度，运用宪政来实现国家的强盛。对于政党的作用，杜亚泉也持肯定态度，他尤其欣赏西方的两党制，认为政治的运行完全依靠对抗力的作用，而欧美国家政治之所以能保持均势，正是政党间对抗的结果，并且对抗的发生是政局的必然产物。在此基础上，杜亚泉认为中国也应该实行西方的两党制，两党之间相扶相助，既不过于激进又不太过保守，在互相对抗的同时寻求大的共识，防止出现各自为谋的情况。而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9 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 1910 年代的“思想战”，载中国社会

13、科学，2009 年第 4期：P140.4/7 杜亚泉明确反对集权，认为集权制和分权制各有利弊，主调剂集权与分权，实现权力制衡，而自治制是其中的重要容。杜亚泉主，自治团体，按我国习惯最好分为省自治、县自治和城镇乡自治三级，并详细列举了各级自治团体应举办的事务。此外，在 1911 年 3 月出版的杂志上，杜亚泉发表了减政主义一文，主“减政”，即减并官厅、减少官吏、减缩政费和精减政务，并强调这是实行宪政的前提。然而，随着一战的爆发和袁世凯的复辟，杜亚泉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显著改变。他对政党和议会政治的态度从原来的肯定和赞赏逐渐转向否定与批评。1917 年 1 月，杜亚泉发表外交曝言分析政党与国家分裂的关

14、系问题，认为国家危亡之际，不同政党为求一己目的而竞争，并经常引入外力，其结果势必加重国家的分裂。而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杜亚泉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面对袁世凯的复辟，杜亚泉一方面明确地将帝制运动视为违背民意、天意之举而加以反对，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冲突非但没有解决，反而由于这一事变而变得更加严重。在杜亚泉看来，称帝事件与其说表达了与帝制的冲突，不如说显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体无法形成有机统一的危机。10 因此，尽管杜亚泉并不赞成帝制，却体认国家统一和独立问题的至关重要性。在接续主义一文中，杜亚泉批评了民国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截然断裂，他将超越政体差异的国家延续性作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途径，指出

15、当务之急不是陷入与专制的价值论辩，而是探讨中国政体危机的解决之道，并由此将“建国根本问题”归结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问题。通过对民初政党政治乱象以与国家在独立和统一问题上面临的危机的分析，杜亚泉指出，为避免被瓜分或分裂的命运，国民个人必须自觉服从于国家的目的。在这一思路下，他以“国家主义”对“政治主义”进行了批判：如果国民过于注重“政治主义”即宪政主义，极易产生部分裂趋势，导致外敌乘虚而入，最终危害国家的独立与统一。11 因此，杜亚泉主将国权置于个人权利之上，将宪政主义纳入“国家主义”的轨道。（三）总体分析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而杜亚泉的相关思想与论战正

16、是这种复杂关系的缩影。具体来说，杜亚泉与独秀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与其政治思想的转变从三方面揭示了中国近代激进和保守思想的关系。首先是二者各自独立的观念与价值系统。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包括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主要在于对现实政治秩序的认同方面，前者要求对现存制度进行根本解决和推倒重建，主全面改革 10 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 1910 年代的“思想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4 期：P128.11 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 1910 年代的“思想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4 期：P130.5/7 甚至革命，后者主在现存

17、系统作技术性调整和修补；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在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判断方面，保守主义主认同、维护传统，固守本土文化的基本框架，而激进主义则主完全抛弃传统文化，实行西化或全盘西化。杜亚泉与独秀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就表达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在杜亚泉看来，一战与危机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西方文明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与之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优点，可以成为新社会新文化建构的立足点和契机，因此他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在保存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来构建新文明，这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普遍主与基本观点。独秀的主则代表了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观点：独秀认

18、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主要反映的是专制主义与王权政治的需要，完全不适应现代社会和世界形势，因此主学习西方文明，以全新的现代思想和伦理精神来彻底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以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论战，以杜亚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以独秀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分别构建起了各自独立的价值系统和学说，这正是二者的区别所在。其次是二者的交集与共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具有各自独立的价值系统，但也并非完全对立的两极，可以说二者之间存在不少的“重叠共识”。以杜亚泉与独秀的思想为例，他们在接纳现代性、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与对国情的认识等方面都具有相似的主。众所周知，独秀的思想较为激进，他

19、主全盘西化，完整地承受西方现代文明，而杜亚泉尽管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主以此为框架，但他并不排斥西方现代文明，反而主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进行调和，只是不同意完全西方而放弃自身固有的文明。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实际上都是承受西方文明和主现代化的，只是二者在承受现代化的程度、围、速度以与对现代性的评价等方面存在差别：从接纳现代性变革的角度看，二者在要求现代化变革的快慢、多少以与深度上存在分野，激进主义倾向于通过激烈的手段、快速的节奏来推进彻底的变革，希望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保守主义则希望在大变局中守住民族文化的根脉，把变革的程度、速度限制在可控围。从批评与反省西方现

20、代性的角度看，激进主义从后现代和社会主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评并追求超越，而保守主义则从传统文化和道德理想主义的角度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弊端与局限。12 独秀全盘西化的主以与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和杜亚泉的文明调和论以与对西方文明过度追求物质而忽视道德的批评正是两者关于现代性的分野的表达，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主现代化。除不同程度地承受西方现代文明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同样充满了对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的忧虑和关心。在独秀等激进主义者看来，西方文明是现代文明，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为 12 俞祖华、赵慧峰：“和谐”语境之下的回眸对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之关系的再认

21、识，载学术研究，2011 年第 1 期：P113.6/7 了适应世界形势和实现国家的复兴，就必须彻底放弃落后的传统文化，并以先进的西方文明取而代之。在杜亚泉等保守主义者看来，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关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并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多优点，因此只有通过调和东西方文明才能建立起适应中国的新文明，进而实现民族的复兴。可以说，尽管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分别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批判与守护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但两种不同态度的背后却是相同的考量与关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上，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享着许多相同的看法，这也是双方能够展开论战的前提。如独秀与杜亚泉都意识到中国存在的社会、政治危

22、机，并对这种危机的具体表现持相似的观点，但是在对产生危机的原因方面，两人出现了分歧，独秀将矛头指向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认为是旧病复发，杜亚泉则将病因归结为“迷乱之现代人心”，并对西方文明进行了批判和重新审视，随着对危机原因的不同分析，两人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为中国设计了不同的出路。总而言之，尽管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在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态度以与主现代化改革的速度、广度、深度等方面存在分歧，但二者都分享着一些共同的前提，即对西方文明与现代化存在不同程度的肯定、对基本国情存在相似的认识以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共同关怀，这也正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交集所在。再次是二者的调适与转换。中国近代激

23、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调适与转换主要表达为两点：一是思想家在政治取向与文化取向上的不完全一致，有的思想家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很激进或都偏于保守，但更多的则是政治取向与文化取向上的不一致，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可能是政治激进主义者，一个政治激进主义者在文化取向上也可能是保守主义者。二是同一思想家的思想在不同时期可能发生显著变化。杜亚泉政治思想的转变就充分表达了这一点。在辛亥革命前后，杜亚泉对政党政治和议会制度持肯定态度，并主将其引入中国，同时明确反对集权、主实行自治制。但是，随着一战的爆发和袁世凯复辟引发的危机的出现，杜亚泉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显著改变：他对政党与议会政治的态度逐渐转向否定与批评，在对中央与地方

24、的关系上也由反对集权和实行自治转向维护中央的权威与统一，并以“国家主义”批判“政治主义”，认为国家的独立与统一高于与专制的论辩，主将国权置于个人权利之上，将宪政主义纳入“国家主义”的轨道。由此可见，杜亚泉后期的政治思想与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主相比，明显具有更加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而这种向保守思想方向的逐渐转变正是中国近代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相互调适与转换的写照。小 结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两大思潮，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都是在清末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不断加深、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发端的，并于“五四”运动前后完全成型。身处相同的时代背景，使得中国近代的激进主.7/7 义和保守主义形

25、成了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是相互界定的，二者具有各自独立的观念与价值系统；另一方面，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存在着“重叠共识”，并相互调试和转换。而杜亚泉与独秀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与其政治思想的转变正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间的这种复杂关系的表达。可以说，中国近代的激进与保守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二者之间的交锋、互动与调适促使中国社会和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参考文献（1）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 卷），人民，1982 年。（2）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2000年。（3）盛邦和：杜亚泉与其接续主义史观，载华东师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6、1998 年第 4 期。（4）长林、班彦美：解决中国问题的“道德本位”思想倾向五四时期杜亚泉与独秀道德观之比较，载理论学刊，2008 年第 1 期。（5）高力克：重评杜亚泉与独秀的东西文化论战，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 4 期。（6）高晶：杜亚泉保守主义思想探析，2009 年刊，2000 年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7）俞祖华、慧峰：“和谐”语境之下的回眸对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之关系的再认识，载学术研究，2011 年第 1 期。（8）大华：中西与新旧之间：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学术研究，2011 年第 1 期。（9）喻大华：论保守与激进在中国近代文化潮流中的共通共融，载学刊，2005 年第 1 期。（10）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 1910 年代的“思想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4 期。（11）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新青年，1915 年 12 月 1 卷 4号。（12）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载新青年，1919 年 12 月 7 卷 1 号。（13）独秀：再质问杂志记者，于长城，2004 年第 2 期。（14）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于长城，2003 年第 1 期。（15）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于长城，2003 年第 2 期。（16）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于长城，2003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