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东南沿海三大商帮的实证研究_赵子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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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 基于东南沿海三大商帮的实证研究赵子乐林建浩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客家、 广府以及福佬三个商帮的企业数据， 探究海洋文化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客家族群是乡土社会的典型代表， 讲闽南方言的福佬族群属于典型的海洋社会， 讲粤语的广府族群介乎两者之间， 这三个族群在东南地区广泛分布并主要在广东形成犬牙交错的格局， 使得我们可以在控制地域因素的前提下识别族群文化的影响。本文手工收集广东省的村级族群分布数据， 从而匹配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族群背景。在清代 “迁海复界” 的冲击之下， 三大族群在特定地区临海混居， 形成外生性的族群分布， 基于此的实证结果显示， 客家、 广府、

2、福佬企业的创新投入依次递增， 表明海洋文化有利于企业创新; 进一步将样本扩展至全广东的多族群区域， 控制地理、 经济、 人口学特征等因素， 只保留沿海县区、 考察多族群乡镇内部差异等处理仍然支持结果的稳健性。除了直接影响， 族群文化还对政府政策产生调节效应， 政府补贴在海洋文化浓厚的族群区具有更显著的创新激励效果。关键词: 创新海洋文化族群商帮华侨华人*赵子乐，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邮政编码: 510632， 电子信箱: zhao_zile 163 com; 林建浩( 通讯作者) ，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邮政编码: 510275， 电子信箱: linjh3 mail sysu edu c

3、n。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71803061)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1773147) 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感谢黄少安教授、 陈斌开教授、 孙涛副教授、 张川川副教授的宝贵建议， 本文为第三届文化与经济论坛优秀论文并曾在第三届 “大宏观全国论坛” 、 首届中国计量经济学者论坛等会议宣读， 得到与会者的宝贵建议，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文责自负。一、引言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西方世界兴起过程中， 地理大发现、 工业革命以及新式经济制度等重大创新起着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因此， 影响创新的深层次因素一直备受关注。西方文明孕育于地中

4、海， 西方世界的兴起又始于“大航海时代” ， 人们的目光自然会投放在海洋文化之上。黑格尔在 历史哲学 中认为海洋文化是推动西方世界崛起的关键因素 ， “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 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 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 从事掠夺， 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 从事商业” ， 他强调中国文明属于平原流域文明， 与海洋文化绝缘， 特征在于闭关自守、 固定、 静止( 黑格尔， 1956) 。梁启超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 中也认为 “海也者， 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置利害于度外， 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此古来濒海之民， 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

5、 进取较锐” ， 而中国等平原文明有着保守闭塞的弊病， 成为落后于欧洲的文化根源( 梁启超， 1902) 。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 东西方思想家都认为海洋文化的有无是东西方 “大分流” 的重要根源。海洋社会之所以可能有着比乡土社会更强的创新倾向， 主要有以下潜在原因。第一， 海洋社会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曲金良， 1999) ， 容易接受新事物， 这有利于企业创新( Florida，2003) 。第二， 海洋社会有着更强的冒险精神( 曲金良， 1999) ， 冒险精神是创新这种高风险活动的基础86赵子乐、 林建浩: 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 Jones Davis， 2001) 。第三， 海洋社

6、会有大量海外侨胞， 跨国族群网络有利于信息和技术扩散， 最终促进母体社会的技术创新( Clemens， 2011) 。然而， 要通过实证方法研究海洋文化对创新的影响仍然面临着种种困难。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中国到底有没有海洋文化? 囿于当时的学术视野以及文化偏见， 黑格尔、 梁启超认为中国根本没有海洋文化， 那么在中国内部进行比较研究自然是不可能的。然而， 随着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发展， 学界意识到中国自古就同时存在着中原地区的大陆文化与东南地区的海洋文化，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 这已成为学界共识( 吴春明， 2012; 杨国桢， 2016) ， “中国没有海洋文化” 可以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偏

7、见( 杨国桢， 2008， 2016) 。大量证据表明， 中国东南地区存在浓厚的海洋活动传统。百越族是现代南方汉族非常重要的基因来源( Wen et al， 2004) ， 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表明， 百越族在汉代以前便开始了大规模海外移民， 形成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南岛语族人群( Bellwood， 1995; 吴春明， 2012) 。百越族的海洋性与东南汉族的海上成就具有传承关系( 吴春明， 2012; 徐晓望， 2014) ， 东南地区在汉代便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到了宋元两代， 中国铜钱大量外流， 俨然成为国际支付货币， 还成为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内部通货( 梁方仲， 1989; 黄纯艳，

8、2003)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实施“海禁” ， 但东南沿海民间态度大相径庭， 走私活动络绎不绝( 林仁川， 1987; 张雅娟， 2016) ， 海商集团甚至转化为亦商亦盗的武装势力与政府对抗， 造成 “倭寇之乱 ” ， “海滨人人皆贼” ( 林仁川， 1987; 戴裔煊， 1982) 。倭寇之乱最终迫使朝廷开禁， 此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量达到惊人的水平， 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以至于自身产银不多的中国转用银本位制度( 梁方仲， 1989) 。东南海商集团为了抢夺海外贸易据点与西方殖民者进行激烈的武装争斗， 还建立了以海上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政权( 戴裔煊， 1982; 梁方仲， 1989; 王昌，

9、2016) 。可见， 在所谓的大航海时代， 东南人民在海上贸易、 海外拓殖、 海权争夺方面的热情和冒险精神并不在欧洲人之下。此外， 世界各地华侨华人数量多达六千万人， 这是东南地区海洋文化的又一个有力证据。就海洋文化进行实证研究的另一大难题是， 内陆地区与海洋了无相涉， 更遑论造就所谓的海洋文化， 这便导致文化因素与地理因素的影响很难区分。所幸的是， 中国东南沿海有三个族群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客家族群( 以客家话为母语) 、 广府族群( 以粤语为母语) 、 福佬族群( 以闽南方言为母语) 。族群与经商有密切联系， 从明清至今， 本地商人都是按照三大族群形成三大商帮( 黄启臣和庞

10、新平， 2001; 魏安雄， 2005; 黄启臣， 2007; 闫恩虎， 2009; 司徒尚纪， 2014) ， 这三个族群文化差异明显但地理上犬牙交错。一方面， 客家、 广府、 福佬族群的海洋性依次递增， 客家族群是很典型的农耕族群， 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 福佬族群是典型的海洋社会， 在地理分布、 华侨数量、 经济来源、 民间信仰等方面都有强烈体现; 广府族群则介乎福佬族群与客家族群之间， 广府地区是近两千年历史里中国最重要的海上对外交往窗口， 但是， 无论是海商势力、 海上贸易的主动性还是华侨数量占比， 广府族群的海洋性又明显不如福佬族群。另一方面， 这三个族群主要在广东省境内接壤， 并呈

11、现犬牙交错的分布状况， 这为我们在控制地域因素前提下研究文化因素的影响提供绝佳条件。本文手工收集广东省村一级的族群分布数据， 按企业地址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匹配， 并通过企业家的姓氏频率分析企业家的族群归属与企业所在地族群属性的关联。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排除地理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首先利用清政府在收复台湾的战争前后实施的“迁海复界” 政策带来的外生冲击， 研究外生性较强的多族群混居区域样本， 发现在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等诸多变量的前提下， 客家、 广府、 福佬族群区企业的创新投入依次递增， 表明海洋文化有利于创新。为了考察结果的可推广性， 把样本扩展到整个广东省的多族群区域， 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分

12、析， 核心发现仍然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些稳健性分析包括: ( 1) 进一步控制企业所在县区的地理变量及历史上的战乱、 企业所在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 各族群的人口学特征; ( 2) 把样本限制在沿海城市、 沿海县962019 年第 2 期区， 使得其地理条件更为相似; ( 3) 使用多族群乡镇的样本， 研究同一乡镇内不同族群区企业的创新投入差异; ( 4) 考虑不同族群企业家可能存在特定的行业选择倾向进而影响创新投入， 进一步剔除低端行业， 控制行业小类的创新投入均值; ( 5) 变换企业创新水平的测度指标等。最后， 本文发现政府补贴会加剧各族群区企业创新投入的分化。具体而言， 政府补贴令客家

13、区企业减少创新投入， 广府和福佬区企业增大投入， 其中对福佬区企业的作用又更大。二、文献综述文化因素对于创新的影响， 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中方兴未艾， 相关文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抽离了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 研究某种文化维度对于创新的影响， 主要有两个特征: 一是需要界定某种具体的文化维度或价值观维度， 例如应用最为广泛的 Hofstede 五大文化维度， 包括权力距离、 风险规避度、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男性气质/女性气质、 长期取向/短期取向; 二是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文化观念调查， 例如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性研究( 简称 GLOBE 研究)以及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

14、alues Survey) 等， 这是构建文化维度的数据基础。这一类文献的数量很多， 或是全面检验各个维度的影响， 或验证个别维度的影响， 又或者对其中几个维度进行合成加总， 例如 Gorodnichenko oland( 2011) 及 inne et al ( 2012) 。Jones Davis( 2001) 的综述发现现有文献总体上支持低权力距离、 个人主义、 低风险规避、 较高的男性气质有利于创新。此外， 还有两类文化维度受到特别关注， 一是信任或社会资本， 二是社会的宽容程度( Florida，2003; Akomak Ter Weel， 2009; 严成樑， 2012) ， 这些

15、文献大多发现信任和宽容有利于创新。由于文化的国别差异更为明显， 数据调查也是跨国调查， 因此第一类文献主要是跨国研究。跨国研究的缺陷在于， 文化与制度、 社会结构等因素的作用难以区分( Sackmann Phillips，2004;Westwood Low， 2003; Lewin Kim， 2004) ， 甚至根本没打算区分( Hayton et al， 2002) 。并且， 跨国研究往往忽略了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 容易形成刻板印象或偏见( Sackmann Phillips，2004) ，另外， 用于跨国研究的文化维度划分能否直接用于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测量也受到质疑( Hayton eta

16、l， 2002) 。一个群体在各个文化维度上的表现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而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根源， 因此第二类文献转而强调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于创新的影响， 主要集中在国家/族群因素以及宗教因素两大方向。研究具体国家/族群文化对创新影响的文献， 通常使用定性方法剖析某一个国家/族群的文化特征及其影响( Lewin Kim， 2004) 。中国的商帮与族群有密切关联， 很多文献研究商帮的经营特点， 但几乎都是描述性的或历史学的研究( 吕福新， 2008; 李琳琦和张萍， 2018) ， 也有一些文献以商帮为题， 但仅仅是以某个地域的企业为例研究一般性的话题， 并不涉及族群或地域文化特征( 金杨

17、华和吕福新， 2008; 俞荣建和吕福新， 2008) 。另一支文献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特定国家/族群的文化对创新的影响， Westwood Low( 2003) 和 Sackmann Phillips( 2004) 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 这些文献通常也是定性研究， 个别文献建立了经济学模型， 较为经典的是格雷夫( 2008) 对中世纪马格里布商人与热那亚商人的研究以及蔡洪滨等( 2008) 对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研究。总体来说， 基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研究国家/族群文化对创新影响的文献很多， 但缺乏基于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研究宗教因素如何影响创新的文献也不少( Herbig Dunphy

18、，1998; Berry，1999; Gorski，07赵子乐、 林建浩: 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在单一民族国家中， 国家文化与民族文化是基本重合的。也有实证研究涉及到族群与创新的关系， 包括族群多样性的影响( Alesina Ferrara， 2005) ， 以及外来移民、 跨国族群纽带的影响( Hunt Gauthier- Loiselle， 2010; Kerr Lincoln， 2010) ， 但这些文献并不涉及具体的族群文化特征。2003) ， 与本文最为接近的是研究宗教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文献( Chen et al，2014; Adhikari Agrawal， 2016; Huang，

19、 2016) ， 他们在公司金融领域大批研究宗教因素影响的文献基础上( Hilary Hui， 2009; McGuire et al， 2011; Kumar et al， 2011; Shu et al， 2012; 陈冬华等， 2013) ， 把研究话题拓展到企业创新。Chen et al ( 2014) 以及 Adhikari Agrawal( 2016) 基于天主教与新教对待赌博态度的差异， 研究宗教文化因素对企业创新的投入和产出的影响。Huang et al ( 2016) 则发现中国佛教寺庙越多的地方企业研发投入越低。三、样本选取、 数据搜集与变量构造1 样本选取的依据: 三大族

20、群的文化异质性与交错分布客家族群是非常典型的农耕族群， 缺乏海上贸易的传统( 黄淑娉， 1999; 黄有东， 2012; 司徒尚纪， 2001， 2014) 。从文化认同来看， 客家人有着强烈的中原文化认同， 素来以正统的汉人自居( 罗香林， 1989) ， 而中原文化正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客家人的“中原性” 得到了多学科证据支持， 方言学证据表明客家话在三个族群的方言当中最接近中国的主流方言即官话方言( Cheng， 1997) ; 遗传学以随机同姓率测度血缘关系远近， 在三个族群当中客家族群是与官话族群随机同姓率最高的群体， 在汉族七大方言群体聚类分析当中客家族群与官话、 吴语、 赣语、 湘

21、语族群聚成主流的一支， 只有广府、 福佬族群聚成另一支( 杜若甫和袁义达， 1993) 。既然客家族群有很强的“中原性” ， 那么自然继承了中原农耕文化。福佬族群在历史上属于典型的海洋社会。首先， 从地理分布来看， 福佬族群分布在闽南及潮汕地区、 雷州半岛、 台湾、 海南、 香港、 澳门和南洋各地， 呈现出典型的逐海而居的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1987) 。其次， 福佬族群的海外华侨华人数量极多。以潮汕和闽南地区为例， 按照 广东省志: 华侨志 记载， 潮汕的华侨华人与归侨、 侨眷数量之和与本地居民数量相当，按照 福建省华侨志 统计闽南地区也是如此。再次， 福佬族群有着

22、悠久的海上贸易传统。闽南和潮汕地区地狭人稠， 明清时期的粮食自给率不足 50%， 所缺粮食依赖从台湾、 暹罗等地输入， 所需经费主要靠出洋筹集( 王业键， 1987; 王元林， 2005) ， 海上贸易是福佬地区的经济生命线( 王业键，1987; 徐晓望， 1999) 。从明朝后期到清朝中前期， 以福佬人为主干的中国海商通过海上贸易输入白银五亿两以上， 以至于中国改用银本位制度( 梁方仲， 1989; 杨国桢， 2013， 2016) 。最后， 福佬族群的民间信仰以海上守护神妈祖为首要， 这也与客家、 广府族群有很大差异( 司徒尚纪， 2001) 。广府族群则属于介乎客家族群与福佬族群之间的类

23、型。一方面， 相比客家族群， 广府族群的海洋性更鲜明。现有文献在总结广府人的性格时一致强调其特征在于开放、 兼容( 黄淑娉， 1999; 黄有东，2012; 司徒尚纪， 2014) ， 这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特征( 曲金良， 1999) 。作为广府人活动中心的广州， 从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 除了元代) 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贸港口( 赵崔莉， 2016) ;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另一个硕果仅存的对外交往窗口 澳门， 也属于广府地区。另一方面， 广府族群的海洋性又弱于福佬族群， 最有力的证据是， 垄断清代广州对外贸易的 “十三行” ， 其商人多数是福佬人， 广府人反而属于少数， 在澳门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

24、中国人同样以福佬人为主体( 徐晓望， 2014; 张侃和水海刚， 2016) 。在“海禁” 时期， 从事走私或者与政府武装对抗从事贸易活动的， 主体都是福佬人， 这可以说是海洋文化最极端的表现形式， 而广府人鲜见参与( 林仁川， 1987; 黄启臣和庞新平， 2001; 张雅娟， 2016) 。此外根据 广东省志: 华侨志 的记载， 广府族群当中海外华侨华人的占比不到福佬族群的 40%， 出国的主动性也远不如福佬人。因此， 广府族群的海洋性介乎客家族群与福佬族群之间。选取样本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 如何能够干净地分离文化因素与地域因素的影响。一个较为有效的识别策略是使用族群交界区的样本， 在

25、地域因素大体相同的前提下识别出不同族群文化的影响。客家族群集中分布在福建、 广东、 江西， 在广西、 台湾、 湖南、 四川等地也有分布， 广府族172019 年第 2 期群集中分布在两广地区以及港澳， 福佬族群则分散分布在东南沿海各地， 三个族群主要在广东省接壤， 构成了广东省人口的主体， 而且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广东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属于多族群城市， 从 中国语言地图集 来看这在汉族地区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为实现我们的识别策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按照各地地方志及相关史料记载， 这主要是因为清代统一台湾地区的战争、 土客械斗、 抗日战争等外生冲击导致大规模族群迁徙所造成的， 族群分布相对外生

26、， 这为本文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基于这些原因， 本文以广东省为研究样本。2 广东省村级族群分布数据的搜集以及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本文收集了广东全省的族群分布数据， 二手资料主要包括各类地方志以及方言学文献， 共使用二手资料近一千份。对于二手资料缺失或不够详细的地区， 则联系当地镇政府或村委会获得一手资料， 最终建成精确到村委会一级、 基本覆盖全省的族群分布数据库。本文使用企业所在地的族群来界定企业的族群属性， 这是同类文献通行的做法。例如， 在研究宗教因素对企业影响的文献中( Hilary Hui， 2009; McGuire et al， 2011; Kumar et al，

27、2011; Shuet al， 2012; Chen et al， 2014; Adhikari Agrawal， 2016; Huang et al， 2016) ， 绝大多数都是使用美国企业所在 “县” 级行政区的宗教变量作为自变量。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在两个方面有重要改进: 第一， 使用村一级的数据， 数据精细得多; 第二， 对企业决策影响最大的人无疑是企业家， 但现有文献无法提供企业家本身特征与企业所在地社会文化特征相关性的数量证据， 而本文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根据人类学文献， 亚洲地区人群的 Y 染色体与( 作为族群标识的) 方言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Wen et al， 2004;

28、 Kumar et al， 2007) ; 另一方面， 中国人的姓氏基本上都是按照父系谱系传承，即父传子、 子传孙， 这与 Y 染色体的遗传路径完全相同， 姓氏与 Y 染色体的进化具有基本相同以及平行的表现， 两者相关性很强( 袁义达等， 2000) 。因此， 方言/族群与姓氏关系十分密切， 不同族群区的姓氏结构有很大差别( 杜若甫和袁义达， 1993) 。各个族群都有一些“标志性” 的姓氏， 即在本族群占比异常高而在其他族群的占比要低很多的姓氏， 例如梁姓在粤语区和林姓在闽语区都是数一数二的 “超级大姓” ， 但在其他方言区占比就要低得多。在一个群体的姓氏构成当中， 如果某个族群的 “标志姓

29、” 占了特别高的比例， 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地推断这个族群在该群体当中占了异常高的比例。本文根据袁义达和邱家儒( 2013) 整理出三个族群的标志姓， 然后统计本文样本当中不同族群区企业家里面广府标志姓、 福佬标志姓、 客家标志姓所占比例。表 1 显示， 各个族群的标志姓在本族群区企业家群体中都占了异常高的比例， 基本是其他族群区的两倍或以上， 最高可达到六倍之多。可见， 企业所在地的族群属性与企业家本身的族群归属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表 1三大族群标志性姓氏在各族群区企业家群体所占比例客家区企业家福佬区企业家广府区企业家客家标志姓占比6. 53%2. 80%3. 52%福佬标志姓占比10. 34%

30、21. 97%8. 16%广府标志姓占比5. 92%2. 14%13. 13%注: 各族群区企业家是指各个族群区的企业负责人。3 变量构造与统计描述本文的企业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用企业的研发密度即研发费用占销售额之比来衡量企业创新水平， 作为被解释变量。2005 年以前的数据并没有提供企业研发费用数据， 因此使用20052007 年的数据。由于相当比例的企业没有研发投入， 本文将基于 Tob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的族群属性， 用企业所在村委会/居委会的族群来衡量。值得注意的是， 在27赵子乐、 林建浩: 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本文样本当中， 国家级或省级开发区企业的样

31、本占了相当高的比例， 这些企业与当地乡土社会的关联很弱， 多为政府招商引资所引进的企业， 本文把这些开发区的企业单列出来， 不归入任何一类族群区当中， 于是样本企业分属四类区域: 广府区、 福佬区、 客家区、 开发区， 其中广府区作为基准组。控制变量方面， 参考同样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企业创新的文献( 聂辉华等， 2008) ， 本文控制以下变量: 销售额( 单位: 亿元) 及其二次项、 出口占销售额比例、 利润率、 以人均资产测度的资本密集度、 资产负债比、 广告密度。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年龄、 所有制虚拟变量、 年份虚拟变量、 行业虚拟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尤其是控制城市固定效应之后，

32、 本文呈现的是同一个城市之内不同族群企业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 本文还控制了企业是否位于市区、 是否位于县城， 以控制城市内部的区位异质性。根据本文研究主题的特点， 剔除以下样本: ( 1) 本文的基础识别方法是利用三个族群犬牙交错的分布， 研究同一个城市之内不同族群区企业的差异， 因此剔除单一族群的城市; ( 2) 外来企业的存在降低了本文结果的可靠性， 因此剔除外来企业众多的珠江三角洲城市以及外资控股的企业;( 3) 剔除广府、 福佬、 客家以外的族群区( 例如 “沾米话” 方言区 、 “军话” 方言区) 以及族群归属存在争议的地区; ( 4) 剔除在村委会/居委会层面上仍然存在多个族群的

33、区域。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还参考谢千里等( 2008) 以及 Cai Liu( 2009) 的方法对样本进行筛选， 最终保留 8938 个观测值。表 2各区域样本量及重要指标均值区域样本量研发密度( %)新产品占比广告密度( %)利润率( %)资产负债比出口占销售比员工人数开发区22750. 0750. 0380. 0472. 480. 550. 26296客家区9960. 0280. 0180. 0603. 090. 540. 14170福佬区22850. 0610. 0780. 0714. 820. 440. 20173广府区33820. 0490. 0120. 0525. 200.

34、560. 23199总计89380. 0560. 0360. 0564. 180. 520. 22213表 2 呈现了重要指标的均值， 无论从研发密度还是新产品产值占销售额比例来看， 福佬区企业的创新水平都领先于另外两个族群区。在三个族群区当中， 广府区的企业数量最多、 规模最大， 福佬区次之， 客家区最末， 与广东省的宏观格局一致， 这表明本文的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四、实证分析海洋文化孕育于海滨地区， 地理因素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很难分离。地理因素的差异可能带来文化差异， 也可能导致资源禀赋、 交通状况、 产业发展、 经济政策的差异， 最终导致了创新的差异。如果能有相同的地理条件， 则可以得到

35、文化因素与企业创新之间“干净” 的因果识别。因此本文的思路是， 先找一个 “干净” 的小范围样本进行回归， 然后把样本范围扩大到全省境内， 检验回归结果的可推广性。1 基于清代 “迁海复界” 外生冲击的识别结果本节使用受清代 “迁海复界” 政策影响的区域作为样本。清朝初期， 郑成功父子在台湾所建立的政权经常与大陆东南沿海居民进行秘密贸易获取给养， 清政府于是颁布“迁海令” 强迫沿海数十里的居民迁往内陆以封锁郑氏政权( 顾诚， 1983) ， 广东的“迁海” 范围为沿海五十里( 曹树基，1997) ， 但由于各地地形地势、 军事意义、 官员执行尺度不一， 实际迁界的里数参差不齐( 顾诚，1983

36、; 曹树基， 1997) 。沿海地区原住民在“迁海” 以后由于陷入贫困、 强盗打劫、 清军勒索、 瘟疫袭372019 年第 2 期击、 官府安置失当等原因大量死亡( 顾诚， 1983; 李龙潜和李东珠， 1999) ， 死亡率估计在 50% 左右( 李龙潜和李东珠， 1999) 。清政府收复台湾以后颁布 “复界令” ， 重新允许居民进入沿海地区居住，但由于原居民在 “迁海” 过程中大量死亡， 幸存下来的人很多又已经在内陆定居不愿意回迁， 导致沿海大量土地抛荒， 发还到原住民手中的田地只占一小部分( 顾诚， 1983) 。沿海土地的荒芜为外来移民提供了生存空间， 诱发了内陆人口尤其是客家人向沿海

37、地区的大规模迁徙， 形成了沿海地区族群交错分布的局面， 对广东的族群分布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曹树基， 1997) 。表 3基于清代 “迁海令” 实施区域的回归结果( 1) 抛荒田地 10%以上( 2) 抛荒田地 20%以上( 3) 抛荒田地 30%以上客家区0. 25532 ( 7. 94)0. 22100 ( 5. 47)0. 26893 ( 6. 34)福佬区0. 56564 ( 19. 10)0. 63082 ( 19. 80)0. 53567 ( 15. 72)开发区0. 30399 ( 8. 80)0. 38181 ( 9. 77)0. 21683 ( 5. 01)是否位于市区0.

38、89111 ( 28. 55)0. 95002 ( 27. 96)0. 95159 ( 25. 19)是否位于县城0. 22614 ( 7. 29)0. 22017 ( 5. 83)0. 27805 ( 6. 70)销售额0. 08558 ( 58. 82)0. 07214 ( 52. 25)0. 06643 ( 49. 17)销售额二次项0. 00050 ( 56. 00)0. 00042 ( 48. 25)0. 00038 ( 46. 29)企业年龄0. 01719 ( 10. 31)0. 01901 ( 10. 49)0. 01759 ( 9. 23)出口占销售比0. 16471 ( 5

39、. 04)0. 12883 ( 3. 16)0. 11933 ( 2. 76)利润率0. 01578 ( 12. 94)0. 01443 ( 11. 71)0. 01005 ( 7. 64)资本密集度0. 00000( 0. 03)0. 00000( 0. 50)0. 00000( 0. 69)资产负债比0. 11929 ( 2. 41)0. 01891( 0. 34)0. 02722( 0. 46)广告密度1. 01630 ( 61. 36)1. 47319 ( 60. 78)1. 34812 ( 55. 32)所有制虚拟变量是是是年份虚拟变量是是是行业虚拟变量是是是城市虚拟变量是是是样本量

40、335731322750注:*、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0%、 5%、 1%水平下显著， 不报告常数项结果， 下表同。47赵子乐、 林建浩: 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迁海复界” 是由战争因素诱发的外生冲击 ， “复界” 以后外来族群居住在哪个地方主要取决于哪个地方的原住民在 “迁海令” 实施期间的死亡率较高， 因此族群分布具有很强的外生性。本文先后使用受 “迁海令” 影响抛荒田地比例超过 10%、 20%、 30% 的区域作为样本进行回归。表 3 的结果显示， 在清代 “迁海令” 的实施区域， 广府区企业的研发投入高于客家区， 福佬区企业的研发投入又高于广府区， 这一结果表明海洋文化促进了企业创新

41、。2 基于全广东省多族群地区样本的实证结果上文基于 “干净” 的样本揭示了三个族群区企业创新水平的差异， 呈现了海洋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但这一结果的可推广性如何? 本节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广东省的多族群区域。表 4 呈现了基准回归结果， 可以看到福佬区企业的创新投入高于广府区企业， 广府区企业又高于客家区企业， 这与 “迁海令” 实施区域的结果相同。表 4基于广东省全部多族群区域的回归结果( 1)( 2)( 3)客家区0. 59997 ( 3. 67)0. 37505 ( 2. 41)0. 42976 ( 18. 88)福佬区0. 43041 ( 4. 79)0. 51539 ( 5. 7

42、7)0. 44797 ( 22. 61)所有制虚拟变量否是是年份虚拟变量否是是行业虚拟变量否否是城市虚拟变量否否是其他控制变量否是是样本量893889388938整个广东省的族群分布不如 “迁海令” 实施区域那样具有良好的外生性， 因此必须针对可能干扰回归结果的因素进行稳健性分析。第一， 增加控制变量。尽管本文已经控制了城市虚拟变量， 在大的范围内控制住区域因素的影响， 然而城市内部不同县区依然可能存在经济地理因素的异质性。本文首先加入企业所在县区是否沿海的虚拟变量。族群分布的区域异质性还可能表现在更微观的乡镇层面， 但这种差异通常是通过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企业决策， 为此直接控制乡镇层面的经济发

43、展水平， 具体是以企业所在乡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衡量( 单位: 亿元) ， 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数据加总所得。表 5 的结果显示， 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地理因素确实对企业创新有显著影响， 但是即便进一步控制这些因素，族群变量的大小和显著性仍然是稳健的。除了是否沿海、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创新影响比较直接的因素， 还可能有一些地理因素对创新产生比较间接的影响， 为此本文进一步控制企业所在县区的年平均温度、 年平均降水、 经度、纬度。此外， 广东省的族群格局受到历史上战乱因素的重要影响， 战乱因素也可能直接影响创572019 年第 2 期抛荒田地数据来自李龙潜和李东珠( 1999) 。之所以选择

44、30%而不是更高的数值作为临界值， 是因为在本文样本范围内，在清代受 “迁海令” 影响抛荒田地比例超过 40%的只有阳江县和遂溪县。新， 因此也需要加以控制。根据各地地方志以及方言学文献记载， 从清代至今对广东族群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包括: 清政府为收复台湾而颁布的“迁海令” ， 咸丰、 同治年间发生的“土客大械斗” 以及抗日战争。因此， 分别控制了各县因“迁海令” 抛荒的田地比例， 数据来自李龙潜和李东珠( 1999) ; 控制了企业所在县区是否属于“土客大械斗” 范围， 资料来自刘平( 2003) ; 控制了抗日战争期间各县的人均直接财产损失， 财产损失数据来自广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

45、和财产损失 。表 5稳健性分析: 控制是否沿海以及经济发展水平( 1)( 2)( 3)客家区0. 42976 ( 18. 88)0. 43647 ( 19. 19)0. 31929 ( 14. 01)福佬区0. 44797 ( 22. 61)0. 41715 ( 19. 69)0. 45879 ( 23. 26)是否位于沿海县区0. 10980 ( 4. 46)所在乡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68. 55762 ( 26. 97)原有控制变量是是是样本量893889388938最后， 各族群除了在文化方面有明显差异， 在人口学特征方面也可能有差别， 这也可能影响创新。本文的样本都来自多族群城市， 而

46、且一般的人口统计资料都不会记录人的方言族群信息， 无法获得样本城市内各族群准确的人口学数据。本文使用一个近似的方法刻画各族群的人口学特征:各族群都有自己的标志性姓氏， 拥有该姓氏的人有明显更高的概率属于该族群， 因此本文使用各个族群标志姓的人群的人口学特征近似地反映各族群的人口学特征。本文从 2005 年人口小普查数据中筛选出样本城市当中拥有族群标志姓的个体， 共计 34344 人， 占这些城市样本量的 20. 4%， 然后计算出各城市各族群标志姓人群的平均年龄、 家庭规模、 受教育程度、 收入。本文还希望控制平均财富水平但并没有相应的指标， 因此使用人群当中拥有钢筋混凝土房屋者的比例来代替。

47、表 6呈现了控制更多地理变量、 战乱因素、 各市各族群人口学特征以后的结果， 可以看到， 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第二， 只采用沿海地区样本。在本节的基准回归样本中， 清远和韶关是仅有的两个内陆城市， 同时也是客家人特别集中、 山区较多的城市， 尽管本文已经控制了城市虚拟变量， 但为了排除这两个城市的特殊性对回归结果的潜在影响， 仍需予以剔除。表 7 第( 2) 列剔除了清远、 韶关， 此时客家区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福佬区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第( 3) 列进一步把样本范围限制在沿海县区， 同样位于沿海县区， 福佬区企业的创新投入大于广府区， 广府区企业又大于客家区。由于样本范围已经限制在沿海县区

48、， 而族群变量依然有很大影响， 这是对基准回归结论的有力支持。67赵子乐、 林建浩: 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对于抗战影响的一个更直接的测度是死亡人口占比， 但我们没有找到县级数据。此外， 在计算人均直接财产损失时， 由于缺乏抗战时期的县级人口数据， 我们使用民国初年的数据代替， 数据来自 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此部分内容提出的宝贵意见。表 6稳健性分析: 控制更多地理变量、 战乱因素、 各族群人口学特征( 1)( 2)( 3)( 4)客家区0. 42976 ( 18. 88)0. 36798 ( 15. 86)0. 48644 ( 21. 15)0. 50955

49、 ( 19. 01)福佬区0. 44797 ( 22. 61)0. 56926 ( 26. 65)0. 33987 ( 16. 72)0. 46255 ( 20. 11)年平均温度0. 06034 ( 46. 26)年平均降水0. 00055 ( 33. 57)经度0. 01229 ( 47. 38)纬度0. 45824 ( 352. 83)“迁海令” 导致的抛荒田地比例0. 00525 ( 13. 55)是否 “土客械斗” 区域0. 57454 ( 19. 68)抗战期间财产损失0. 00716 ( 11. 49)本族群平均年龄0. 18861 ( 198. 13)本族群平均家庭规模0. 3

50、8240 ( 59. 95)本族群平均受教育程度0. 77809 ( 188. 85)本族群人口中拥有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比例1. 62173 ( 19. 51)本族群平均收入0. 00012*( 1. 82)原有控制变量是是是是样本量8938893889386663注: 第( 4) 列的样本减少是因为开发区企业被剔除， 这些企业没有相应族群的人口学数据。表 7稳健性分析: 沿海地区样本与多族群乡镇样本( 1)( 2)( 3)( 4)基准回归剔除韶关、 清远沿海县区样本多族群乡镇样本客家区0. 42976 ( 18. 88)0. 26104 ( 12. 85)0. 69816 ( 15. 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