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听书《晚清官场镜像》导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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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日听书|晚清官场镜像一本县令日记，告诉你晚清官场那些“潜规则”原书亮点1、作者邱捷，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他花费 20 年时间，将晚清地方官杜凤治的数百万字日记转化为一本“活的制度史”。生动再现了杜凤治长达十余年的宦海沉浮，提供了一个观察近代中国地方社会的全新视角。2、本书见微知著，以杜凤治所在的晚清广东官场为样本，揭露了传统中国古代官场上的种种“潜规则”，以及清代地方治理模式的特点，局限性与弊端。听书亮点1、幸运挤过科举独木桥的杜凤治，为何苦熬了 23 年，直到年过 50，还要依靠氪金才能当上一个小小的县官？是他不努力？还是“内卷”惹的祸？2、在晚清官场上，立志造福一方的杜凤治，为什么上任

2、后就迅速“变色”？3、身为一方父母官，杜凤治为什么还要受手下衙役的气？书籍信息：书名：晚清官场镜像副标题：杜凤治日记研究作者：邱捷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年：2021-5-1页数：463定价：99.00 元装帧：精装丛书：鸣沙ISBN：9787520182010内容简介晚清州县官杜凤治宦粤十几年，留下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主要内容是杜凤治眼里和心中的官场。日记如同一面镜子，照出晚清官场的百态，为州县衙署的具体运作、州县如何借助士绅的基层权力机构管治乡村社会等方面提供了很多细节。南海知县任上的日记反映了晚清官府对大城市的管治。有关听讼的记载透露了州县官在审案时的种种考量，使今人得以了解官员为

3、何经常偏离王法做出判决。有关州县催征的记述，有不少清代赋税研究者尚未充分注意的事实。对官员交往、馈送、收支的记述，构成了一个个关于晚清官场“无官不贪”的生动而可信的故事。作者简介邱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等职务。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孙中山研究、辛亥革命革命研究、近代商人、晚清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等。著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合著），参 加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全集等书的编纂，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一批论文。前 言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专

4、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的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以往我们研究历史，尤其晚清这样一个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大家感兴趣的，都是像慈禧、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然而今天我们这本书的主角，却是一个晚清官场上不起眼的小人物，杜凤治。这个小人物杜凤治，名不见于史册，官做得也不大。同治、光绪年间，他曾在广东担任县官十余年，留下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存于中山大学。如果不是这部日记，他的名字很可能就此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这部日记的主要内容，是从 1866 年，到 1880 年，这十四年间，杜凤治本人亲历的官场现实，以及内心的种种纠结与感悟。这些记载不仅细节翔实，而且由于日记本身的私密性质，

5、可信度高，整部作品如同一面镜子，照出晚清广东官场与基层社会的百态，也给了今天的我们一个从近处、细微处观察中国传统政治运作框架与规律的生动样本。本书作者邱捷，则花费了大约 20 年的时间，把这部内容丰富浩大的私人记录，加以仔细阅读研究，最终写成了本书。在本书中，邱捷教授不仅盘点了日记主人杜凤治的早年生平，和他在广东长达十几年的宦海沉浮，也见微知著，对于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尤其是中国古代地方基层组织的职能与弊端进行了精要总结。读完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典型的晚清近代中国下层官僚，虽然杜凤治已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做一个好人，已经接近传统中国官僚社会所能允许的上限。但他的努力，并没有能

6、为百姓谋取更多的福祉，也不能让官场整体作风有所改变。相隔 150 年后，我们从杜凤治日记的字里行间，依旧还能感到他那种深深的困惑和无奈，同时也可以深切地感到，当时的中国，对于一场翻天覆地的现代化革命的需求，是多么的迫切。接下来，我就分两个部分，为你讲解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首先回顾一下杜凤治在上任前的人生经历，带大家领略下晚清科举与官僚选拔的残酷内卷，滋生的种种弊端。在第二部分，我将从日常职能、人际关系网，以及寻租敛财这三个侧面，来为你讲述杜凤治在晚清时代广东官场上的经历与奇遇，带你领略晚清时代广东官场上的人生百态。第 一 部 分1866 年，同治五年四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十个即将前往外地赴

7、任的地方官，就来到了位于北京紫禁城文华殿附近的内阁。这是清代地方官出京上任前的必要流程，叫“验放”。十个人逐一上前，对着主持的朝廷要员报出自己的姓名、籍贯、年龄，主持的上级官员点点头，就算完事了。尽管如此，第八个官员上前的时候，还是显得非常激动。这个人年事已高，须发花白，他，就是我们今天讲述的主人公，新任广东肇庆府广宁县知县杜凤治。杜凤治，绍兴山阴人，生于 1814 年 6 月 11 日，此刻已经是 53 岁，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迟暮老人，从踏上科举之路，到最终拿到了一官半职，几乎耗费了半生的时间，今天终于得偿所望，所以从他的角度出发，兴奋也在情理之中。杜凤治前半生求取功名的过程，非常曲折，背

8、后折射出的是当时读书人十年寒窗，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杜凤治的曾祖和父亲都在国子监里做过太学生，也算是个书香门第，但可惜一直没出过举人。和千千万万同时代的读书人一样，杜凤治从年幼时就开始攻读八股，希望有一天能金榜题名，光耀门楣，走上人生的康庄大道。然而，当时的浙江，由于经济富裕，人口稠密，儒学发达，科举竞争激烈。根据史书记载，浙江每三年举办的乡试，都能吸引来数万考生，然而能够雀屏中选，成为举人的不过百人出头。所以杜凤治考了几次成绩不佳，于是想办法，把籍贯改到了京城周边的顺天府大兴县，还顺带把年龄从 29 岁改成 22 岁，继续备战。终于，在道光二十三年，也就是 1843年，杜凤治金榜题

9、名，考中了举人。可惜在接下来的京城会试中，杜凤治没能延续之前的好运，只中了一个“副榜”。什么叫副榜呢？清代科举的会试，每次录取一百到三百名举人，被称为甲榜，头三名就是大家熟悉的状元、榜眼、探花，其他的就被称为进士。然而，还有一些考生，他们的成绩和甲榜最后几名的成绩差不多，就因为一条无情的分数红线被隔绝在甲榜之外。于是朝廷为了体恤他们，给他们再设立了一个副榜。能进副榜的考生，同样能够做官，只不过因为成绩不太够，只能去当地方上不入流的小官，在清水衙门打发时间。心高气傲的杜凤治咽不下这口气，在此之后连续参加了三次会试，但依旧发现，自己总是距离甲榜一步之遥。怎么办？杜凤治仔细研究清政府的科举政策，发现

10、自己解锁了一项成就，叫“拣选”。这个规定简单说来就是，三次会试没有进甲榜的举人，就可以参加“拣选”：朝廷可以直接给你授予官职，当然，你得等，品级也不会太高，充其量六品，当个县令。这里要解释一句，一般人提到县令，脑子里浮现的概念都是“七品芝麻官”，但清代规定，一些比较重要的县，比如北京附近大兴、宛平县的县令，品级可以到六品。不过，即使这样杜凤治也发现自己前面的人太多了，大清朝的疆域内，一共有一千五百多个县级衙门。每年的出缺率大概在百分之二到三。所以每年空出来的县级官职大概在三十到四十个之间。类似杜凤治这样三次会试无法进入甲榜的陈年老举人有多少呢？三四百个，录取比例是一比十。有人要问了，那杜凤治大

11、概要等多长时间呢？说不好，历史最高纪录是乾隆年间的一位举人，从中举到上任，足足等了三十年。杜凤治掐指一算，自己今年已经 42 岁，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况且京城物价昂贵，自己平时又只能在别的官员家里当私塾先生或者幕僚，每月收入极为有限，最低的时候，每月收入折合白银不过一两多，日子过得十分窘迫。到了这个地步，杜凤治一咬牙作出了一个决定：氪金买官!此时，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同时在镇压南方的太平天国和北方的捻军起义，劳师糜饷，国库空虚，为了筹措军费，不得不大开后门，卖官鬻爵。于是，在同治二年，杜凤治把多年积蓄倾囊拿出，买了一个豪华大礼包。这个礼包能干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能让杜凤治在排队候选的时候走

12、VIP 通道，插到其他候选人前面去，而且保证能拿到六品知县，这种有实权，有油水可捞的职位。那么，杜凤治到底会被派到哪里做官呢？为了公平起见，清朝规定，地方官的上任地，由吏部主持的公开抽签来决定。对于杜凤治这样的新官来说，如果能去经济发达富裕，人口稠密的山东、广东，是上上之选。而如果不幸被派到落后贫瘠、民风彪悍的“四西”，也就是陕西、山西、广西、江西，则如同抽到了下下签。此时，杜凤治时来运转，上选之地广东，居然一下空出了 5 个知县官缺。于是，当年 3 月 25 日，杜凤治志得意满，来到吏部抽签。结果，杜凤治是一发入魂，抽中了富饶的鱼米之乡，广东肇庆府广宁县。现在，让我们回到咱们开头提到的时刻，

13、也就是同治五年四月初五。即将前往紫禁城参加验放的杜凤治，兴奋得夜不能寐。于是，他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从这一天开始写日记！而这一写，就是十几年，最终变成厚厚四十一本，几百万字的鸿篇巨著。第 二 部 分刚才我们说到，杜凤治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肥差，开始兴冲冲地收拾行李，准备上任。从 1866 年 10 月抵达广东，到 1880 年 10 月卸任返乡，杜凤治在广东官场中度过了十四年岁月，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知县，以及罗定知州。那么，杜凤治面对的广东官场和地方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作者告诉我们，在广东做官，并不轻松。曾经有同僚和杜凤治吐槽，说在广东做官，简直是自己给自己选择了 Hard模式，为什么这样

14、说呢？广东虽然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是一等一的富庶之乡，但这里地方宗族势力强大，民风彪悍，再加上两次鸦片战争以来，广东被迫开埠，所以棘手的涉外事务也就比其他地方多。另外广东经济发达，是大清朝倚重的财源，这就导致本地不仅物价昂贵，而且是朝廷各种吃拿卡要的重点对象。所以晚清时代的广东官员必须加紧搜刮贪污，才能一边中饱私囊，一边凑足孝敬各路上级的贿赂赃款，保住自己头上的顶戴。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晚清广东官场的派系斗争和腐败程度，格外严重。更复杂的是，杜凤治这一级的州县官，是个很微妙的位置。上面，有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知州等一堆地方大员。下面，是师爷、书吏、衙役等底层工作人员，还有地方上的士绅。这些人，

15、各有各的难对付，要想在他们中间八面玲珑，游刃有余，需要极高的官场智慧。杜凤治虽然在京城待岗就业了很多年，光会试就考了三次，但他并不是不通人情世故的书呆子。他的伯父，当过湖南浏阳县令，照顾过童年时的杜凤治，耳濡目染之下，杜凤治的早教就包括了对官场人情世故的揣摩和了解。到了京城，他又通过参加会试广结人缘，并通过给官员当私塾先生、师爷，迅速熟悉了各种行政事务的流程和晚清官场明里暗里的各种规矩。从日记内容来看，杜凤治堪称模范官员，首先，他把儒家士大夫的自律和道德修养看得很重要。其次，虽然杜凤治年事已高，但他并没有以此为理由疏懒，放松对自我的要求，而是勤于政事，积极下到基层一线现场。他在日记中说，自己每

16、天处理政务到半夜三更甚至四更，回卧室打个盹，天亮还要继续升堂，而且还要隔三岔五地下乡，开现场办公会。那么，有人要问了，作为州县官的杜凤治，他的主要职责有哪些？是什么让他如此忙碌？作者邱捷根据日记内容，总结说，大体有三项：主持县级科举考试，审案执法保一方平安，以及收税。由于篇幅所限，我们这里主要来谈谈后两项。首先来看看治安执法，这是朝廷对地方官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立志造福一方的杜凤治，自然是不敢怠慢。一有案件，他会仔细勘查现场和证据，反复询问疑犯，甄别受害人与证人的供词证词，积极派出手下打探消息，了解案情真相，堪称民间称颂的“青天大老爷”。但是，在实际判决中，秉公执法往往只是一句空话。和晚清

17、官场上绝大部分同僚一样，杜凤治在判决时，需要考虑多方因素，比如是否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损害自己在同僚上级那里的评价，是否会得罪地方上强势的宗族士绅，把事情闹大，诸如此类。至于司法公正，就不得不排在这些因素后面了。比如，有个和杜凤治关系不好的知县，叫齐同浩。齐同浩的儿子欺负家里的女佣，导致女佣自杀。杜凤治在审案的时候，第一想到的不是把凶手绳之以法，而是把此案当作和齐同浩和解的契机。他改动了证人的口供，最终只是判决齐同浩尽量赔偿受害者家属，儿子就不必入狱，如此一来，就等于卖了齐同浩一个大人情，把昔日的官场政敌纳入了自己的关系网。另外，有些案件不得不徇私处理，一方面是由于案件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另

18、一方面则是因为刑侦手段落后，无法判断。比如在四会知县任上，杜凤治就遇到一件棘手的强奸案，被告罗文来的罪名是强奸侄媳妇王氏。但杜凤治最后只能判决说，所谓强奸，实为调戏，被告罗文来支付一笔巨额罚款，部分款项用来赔偿原告夫妻。这是因为，罗文来有钱有势，强奸案难以调查取证。即使杜凤治一心给被告伸冤，判决罗文来罪名成立，那也会直接得罪整个罗家宗族，以后但凡有什么催粮、抓贼的事情，都别指望罗家能够配合执行。更何况，这样的大案，州府一级，不是终审，罗文来以后必然翻供，而被害人夫妻还要被羁押在监狱里，随时候审。对于被害者王氏来说，每过一次公堂，诉说被害经过，就多受一次心理折磨。同时，对杜凤治自己来说，罗文来还

19、可能联合自己的官场政敌，利用此案来打击自己，说不定前途都要受到影响。所以，杜凤治觉得，能让被害者有一些经济补偿，就是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能实现的最大正义了。当然，如果不妨碍各方利益，杜凤治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案件进行宽大处理，顺便彰显自己的爱民本色。比如，咸丰年间，在杜凤治的辖区，就曾出过一个叫戴永英的农民起义领袖，他被杀之后，妻妾子侄等亲属，被关押在狱中将近 20 年，受尽折磨。杜凤治上任后，就认为，现在广东局势已经稳定，这些所谓从犯并没有参与造反，罪行轻微，就把他们全体释放了。同时，杜凤治还要定期带着官兵衙役，下乡剿匪抓贼，制止乡民械斗。这是因为清代法律有规定，州府地方官任上，每月顶多

20、允许发生三次恶性案件，如果不限期破案，官员记过一次。这个脱离现实的硬指标，搞得杜凤治苦不堪言，但实际上，这种轰轰烈烈的行动其实收效不大，一则因为刑侦手段落后，二则因为绿营兵此时已经彻底腐化，毫无战斗力。书里说了，有一次，杜凤治要求绿营兵参将邓安邦出兵，一起下乡剿匪，邓安邦居然说天气太热，等凉爽了再去不迟，一拖就是两三个月。邓安邦之所以拖延推诿，首先是因为自己部下的战斗力实在不行，其次是因为财政困难，军队军饷拖欠是常事，士兵自然不愿意出头当差。杜凤治曾经在日记中抱怨说，军队下乡剿匪，还要向县衙勒索一笔额外开支。这笔钱一部分作为临时性的军饷安抚士兵，一部分就进了将领个人的腰包。这个钱完全没办法走正

21、常办公经费，只能让杜凤治这样的民政官员从衙门小金库或者个人积蓄中出。所以说，杜凤治只能和其他地方官一样敷衍，把大多数恶性案件压下不报，或者分期缓报，来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帽。说完了执法与治安，我们再来看看收税。税收是否能足额、及时征收，是关系着整个大清王朝官僚机构是否能维持运转的关键，所以是另一项地方官重要的任务与考核。前面说过，广东虽然富庶，人口稠密，但民间的抗粮抗税行动时有发生，税粮常常无法足额征收，经常拖欠，让历任地方官头疼。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作者分析说，首先，这是因为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土地大量流转交易，而官府手中的户籍和土地资料无法及时更新，

22、现有的土地所有者往往和官府手中档案对不上，无法征税。另一方面，广东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少数大地主可以依靠宗族实力，无视官府的催要，拒绝纳税纳粮。对于这种情况，杜凤治为了显示自己有担当作为，经常采取铁腕高压政策，包括对拖欠税粮的“钉子户”采取羁押、示众、查封财产、焚烧住宅，甚至封掉家族祠堂等手段。同时，由于民众拖欠的税粮年代久远，经常是一笔糊涂账，所以每次杜凤治带着大队衙役和兵丁下乡催粮，都是他们趁机利用权力，大发横财的好机会，当地乡民实际缴纳的钱粮，经常是官府规定的几倍。忙完了这些公务，杜凤治老爷就要开始操心自己的私事了。什么私事呢？核心不过两个字“搞钱”！作者邱捷特地在书里强调说，这事儿不完全

23、赖杜凤治自己，而是因为，清代官员微薄的俸禄，根本不能养活官员本人和亲属家族的生活。更恐怖的是，由于预算有限，有些公务开支还必须让地方中下级官员自掏腰包，所以官员必须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进行权力寻租获得灰色收入，才能实现收支平衡。根据研究显示，相对于当时的物价，清朝官员待遇是很低的，再加上他们要支付各种巨大开销，真是举步维艰。一品官的年俸不过白银一百八十两，九品更是只有白银三十三两，米十六石多一些。按照同治、光绪年间的物价，九品官的年俸，只能换来米 8 到 10 石。再加上清代中后期通货膨胀严重，白银购买力下跌，到了嘉庆年间已不足康熙年间的三分之一。所以无论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日子都不好过。所以说

24、，虽然杜凤治在晚清官员中，对自己的要求已经算严格，但他也不能免俗，要面对这个现实问题。首先，杜凤治和其他地方官一样，是带着一屁股债来广东上任的。原来，清代规定，地方官离京上任，一路的差旅费朝廷是不管的，必须自筹资金。另外，刚一上任，新官上任还要送礼打点各级上司，这个钱肯定也要自己出。所以在北京，就诞生了一批专门向离京地方官放高利贷的掮客。杜凤治在京城，就以高额利息借贷了白银 4680 两，到了广东发现，刨去路费，剩下的根本不够打点各路神仙，又一狠心再次借了 3500 两。不用说，这笔巨额债务迫使杜凤治必须开动脑筋，通过贪腐与受贿行为捞回来。在书中，作者替杜凤治算了一笔账，表面上，在广东当县令，

25、每年只有 45 两白银的俸禄和 600 到 1500 两的养廉银，理论上这点钱养活自己一家人和幕僚班子都很难，更别提打点上下级和垫付公款了。不过，卸任后，杜凤治从广东带回家乡的财产至少值白银 45000两，按照购买力相当于今天 513 万美元。可以说，14 年任职州县官，让他积累了大量财产。那么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富裕的广东当官，杜凤治捞钱的路径可以说极为丰富。刚才我们提过，主持科举，是州县官的主要职责，存在极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在 1874 年罗定州举办考试的时候，就有个武官叫黄添元，来贿赂杜凤治，要求他照顾自己参加考试的堂弟，黄勋元，并且要求一定得进前十名。杜凤治不敢得罪这位实权派同僚，

26、收了贿赂，但一看卷子，感觉实在是文理不通，于是只给黄勋元定了一个“头图”，也就是前五十名。对于这个结果，杜凤治感觉，就算很对得起其他考生和自己的良心了。其次，我们刚才说过，地方官下乡收税，必然超额征收，中饱私囊，而这些收入里，作为主官的县太爷肯定有相当大的一份。杜凤治虽然在日记中没有明说自己收了多少，但曾经提到，自己拜访卸任的东莞县令张某，张某亲口说，自己从钱粮征收里拿到的收入是白银五万两，想来杜凤治放到自己私囊里的，大致也有这个数。不仅如此，作为一县地方官，杜凤治还可以直接从老百姓进行不动产交易时缴纳的契税中捞钱。然后，手下的各级衙门官员，都会向县太爷定时送礼，感谢上司给自己这份差使。另外，

27、地方上一些利润高的大企业，比如矿山、商号、当铺，也会定期拿钱来孝敬。同时，农村里的士绅，为了感谢杜凤治施政有方，造福乡里，也会送上价值不菲的红包。当然，以清正廉明自我标榜的杜凤治，经常会象征性地只收一部分。看到这里，有人要问了，晚清时代，贪污受贿如果被官场上的对头抓住把柄怎么办？对于这个隐患，经验丰富的杜凤治早有准备。和其他官员一样，杜凤治非常注重编织以自己为中心的官场关系网，这也是他除了处理公务之外，耗费精力最多的一件事。首先，杜凤治在京城候选多年，通过各种渠道结交了很多官僚，比如曾经在户部、工部等要害衙门做过侍郎的晚清名臣潘祖荫，还有一起考过会试，后来进了翰林院的周星誉、杨庆麟等人。其中，

28、潘祖荫曾经是会试的考官，按照清代科举和官场的规则，潘杜两人这就有了师生之谊，并且为杜凤治最终顺利补缺，外放广东，出过一份力。杨庆麟，后来当上了广东布政使，也就是广东省的最高司法长官，出于旧日的情分，他对杜凤治是照顾有加。而周星誉呢，虽然在翰林院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实权，但他有一个才子的人设，交友广泛，是晚清京城官场里有名的包打听，信息集散中心。于是，周星誉定期把这些关键信息，通过信件和杜凤治共享。你看，杜凤治在京城一边等候官缺，一边有条不紊地在朝廷各个要害部门，都建立了自己的关系和眼线。到了广东做官之后，这种“朝中有人”的背景，就成了杜凤治的独特优势，就连他的上司官员，想要在京城办点什么

29、事，都会来求杜凤治。同时，在广东，杜凤治也积极在领导上司里，物色保护伞，比如广东学政杜联。杜联是杜凤治的远亲，还是杜凤治早年求学时的老师，而他担任的学政，是主持地方科举，管理教育的一把手，而且是皇帝直接派到地方的钦差，地位仅次于总督巡抚和将军。在巴结上司，维系感情方面，杜凤治可谓尽心尽力。每逢节日寿诞，升迁等喜事，杜凤治也会收到同僚的贺礼。当然，这种时候必须要有来有往。作者举例说，同治十一年，也就是 1872 年，两广总督瑞麟过生日，杜凤治就置办了一份厚礼，包括大红玛瑙朝珠、翡翠扳指等等，总价值达到 3000 两白银。有了这些关系的加持保护，杜凤治在广东官场里浮沉 14 年，虽然有过小起落和挫

30、折，但大体上还算顺风顺水。透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奇妙的悖论，一方面各级官员非常繁忙，但一方面行政效率又非常差。归根结底是因为，官员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维系关系的礼仪性拜访、应酬上。至于还能剩下多少时间处理公务，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但是，仅仅处理好和上司、同僚的关系，就够了吗？并不是，杜凤治的日记中给我们揭露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真相，那就是，晚清基层地方官，同时在受上司和下级的夹板气，必须在两者之中小心翼翼地走钢丝，而导致这种局面的，正是传统官僚行政体系手中资源的不足。在州县这一级，清代官府和历代王朝一样，人员配置由于预算非常有限，地方上事务又千头万绪，只能通过大量雇佣“编外人员”来解决。首

31、先在杜凤治日记里频频登场的，是佐杂。他们是县官衙门里的助理工作人员，没有品级，主要职责是维护治安，是官吏中的底层，俸禄低微，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权力寻租。最常见的就是通过向赌场、鸦片馆和妓院收取所谓管理费，甚至包揽诉讼。对于这些案件，身为一县父母官的杜凤治，也遵循晚清官场的官吏，绝大多数就交给手下的佐杂和地方士绅去处理。由于佐杂是官府许多具体行政事务的执行者，不可或缺，所以官员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睁一眼闭一眼，不予深究。杜凤治在日记里，甚至记载了一个荒诞的案例，有一个名叫王光照的佐杂，居然在广东布政使邓廷楠的衙门前公开聚赌，还拿刀砍伤了前来要求兑现的赌客，气得邓廷楠责令杜凤治立刻惩治，但杜凤治只能

32、要求王光照三天之内，把自己的赌档移走，否则就把他的差事和科举功名拿掉，也没办法作出进一步的处置。在佐杂之外，每个地方官的衙门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团体，幕客，也就是我们在各种古装影视剧里看到的师爷。从今天的角度看，幕客，是精通财务会计、法律程序和公文起草等行政事务的专业人士，大多是科举考试中的失意者。杜凤治当了南海知县之后，一口气聘请了 7 位师爷中的大牌，每年光工资开支就超过白银 6000 两。这些大牌师爷，一方面能够处理公务，减轻杜凤治的工作负担，一方面也能利用自己独特的人脉网络，帮助他排忧解难，比如，杜凤治和上司之间关系出现了裂痕，或者作一些违规的暗箱操作，就可以通过自己和上司两边师爷之间的

33、“秘密联络渠道”，进行游说和沟通。在这些“大牌师爷”下面，还有一些小师爷的编制，杜凤治就不客气地把自己的亲属，比如儿子杜子榕、女婿陶志焕也请了过来，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晚清地方官府权力私有化的严重性。在佐杂、师爷下面，就是大清帝国权力机构的最底层员工，衙役，破案抓贼，传讯犯人等脏活累活都要靠他们。根据规定，广宁县下的三班衙役，定额为 78 人，但是众所周知，维持广宁这样一个面积 2400 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20 万大县的治安，78 个衙役肯定是杯水车薪，所以杜凤治和其他地方官一样，只能默许衙役班头招募大批“编制外临时工”凑数，称为“帮役”或者“伙伴”。杜凤治虽然没有在日记里明确记载，自己在历任地

34、方官任上，手下有多少“帮役”，但按照晚清其他档案资料的记载，应该在千人以上。衙役，薪水低微，要想发财只能徇私枉法，而手下的临时工“帮役”，不但没有编制，甚至连薪水都没有，所以只能依靠自己手中那点公权力，进行权力寻租，在下乡执法，收租的时候，吃拿卡要。关于手下衙役之腐败，杜凤治在日记里记载了不少奇闻，比如在当广宁县令的时候，手下有个衙役叫梁昌，因为犯法，要被革职，结果其他受过梁昌贿赂的衙役，居然联名要求杜凤治撤销处分。更离谱的是，这个梁昌压根不是本人，他本来姓何，纯粹是通过行贿冒名顶替来的。杜凤治对这种情况也是束手无策，只能对那些要求自己收回成名的衙役训斥一番，草草了事。结 语好了，这本杜凤治日

35、记：晚清官场镜像 的主要内容，到这里就基本为你讲完了。听完杜凤治在广东为官十几年的种种故事，简直是一部真实版的官场现形记：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是样样兼备，那些披着冠冕堂皇外衣的勾当和各种丑态，虽然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旧事，在今天的读者眼里，依旧是一出活灵活现的讽刺喜剧。然而，在嬉笑怒骂之余，这本日记却折射出一个沉重的事实，那就是到了 19 世纪下半叶，维系了两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官僚体制，已经无法继续维持有效性，也不能肩负起这个古老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任。作者邱捷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清朝官僚体制的内核，依旧立足于传统农业社会，既抽象粗率，又死板僵化，已经跟不上晚清政治社会经济巨变的现实，所以已经患

36、上了几种致命的疾病，积重难返。首先，是因为尚未建立现代国家体制，晚清政府收入依旧以土地和人头税为主干，十分有限，支撑不了一个能够提供合格公共服务的现代化政府，所以官员们只能一面敷衍塞责，一面把大量基层行政实工作，托付给不领薪水的体制边缘或编外人员完成。这些人同时为了生存和满足私欲，上下其手从中渔利，压迫百姓，而对这种行为，官员们只能睁一眼闭一眼，甚至沆瀣一气。其次，由于缺乏近代化的法律制度与资源，千千万万像杜凤治这样的基层官员，无力解决民间层出不穷的诉讼与纠纷，所以只能根据抽象的儒家道德原则，和诉讼双方的社会地位进行审理和调解，力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司法正义无从谈起。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点，就是由于以上种种问题，让晚清官场实际上的运作规则，和明面上的制度，与道德规范大相径庭。说白了，官员们所谓的核心利益，就是利用权力寻租满足私利，贿赂蒙蔽上级，来保住自己的官位。真正决定整个晚清官僚机构运作的，就是这一套官员全体都心照不宣的“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