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参与行政程序探讨.docx

《个体参与行政程序探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个体参与行政程序探讨.docx（8页珍藏版）》请在得力文库 - 分享文档赚钱的网站上搜索。

1、 个体参与行政程序探讨 一、个体参加行政的民主价值 从理论上看，政治民主与行政民主都属于民主的不同表现形态，政治参加、行政参加都属于实现民主的不同方式与途径。参加型的公共行政决策构造、多元化的公共行政组织构造、程序化的公共行政治理模式、竞争性的公共行政效劳机制等，使得现代行政治理和行政法制实践中越来越多地增加了民主因素。毋庸置疑，公民个体行政参加不仅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也具有肯定的优势。 首先，从直接现实意义上看，个体行政参加能够通过低廉的社会本钱来实现人们的利益诉求。比拟群体性和组织参加，个体参加作为社会成员以个人形式参加行政的过程，具有直接、明确，本钱最低廉等优势。这种形式下的利益表达，是个

2、人直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不通过任何的媒介代言，使得行政主体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知悉和把握参加主体的利益追求，从而准时地调整行政打算的相应内容。个体参加的利益表达，无需经过任何有关利益的整合和筛选过程，能够比拟明白地表达参加主体的需求;不会发生在群体性和组织参加中必定消失的、参加主体之间通过利益衡量、博弈，而使得比拟弱势的利益被沉没或被代替的局面。在个体参加中，主体在搜集信息、表达诉求方面所需付出的组织本钱几乎为零，相对于群体参加、组织参加的此项支出，个体参加还是比拟廉价的。 其次，从民主价值或长远意义看，公民参加政治、行政参加有利于克制官僚主义、培育公民“德性”、促进民主政治进展。从理论还是实

3、践上看，参加式民主所凸现的民主价值及其所具有的标准意义，可以弥补阅历性的“精英民主”、“代议制民主”、“官僚制”的固有弊端，精英民主很简单将“自下而上的民主”扭曲为“自上而下的民主”，是对精英民主的补救与超越;也符合间接民主回归直接民主、政治民主走向社会民主的历史进展趋势和时代要求，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假如说，20世纪前半叶行政与政治的关系所表达的主要是政治民主中的公民资格问题，表达的是间接民主;那么，20世纪下半叶行政与公民关系所表达的行政民主中的公民参加问题，突出表达的是直接民主。” 再者，个体的公共参加，是发挥民主的教育功能的主要途径，培育公民法律文化的首要的、最有效的方式，这有利于熬炼

4、和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德性”，增加个体对其所属集体的共同利益的认同度和关留意识，强化人们的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从而有利于公民法律文化的培育和建立、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民主法治建立。由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对公共事业的投入是公民美德的关键标志。”参加制度的持续活力、参加活动对民主的推动、参加活动对制度革新的促动、参加活动对政治文化进展的推动等意义，都主要是来自于个体性的公共参加以及通过参加而得到训练、具有公民“德性”的个体，而非源自于以“最大化”为目标的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也正是从今种意义上，卢梭认为最抱负的参加形式就是个体性的参加。需要强调的是，对当代中国民主法治建立而言，公民文化建立

5、比制度建立更具有根本性、长远性、稳定性;能否顺当实现从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向参加者政治文化(公民文化)的转变或飞跃，这从根本上制约着我国的民主法治建立、影响着我国的政治与社会稳定。由于公民文化(包括公民法律文化)“是一种忠诚的参加者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构造相互协调的参加者文化，在公民文化中参加者政治取向与臣民和村民政治取向是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既存在着政治的积极性、政治卷入和理性，但又为消极性、传统性和对村民价值的责任心所平衡。”公民政治文化与法律文化具有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参加和听从相统一、自由和秩序相统一、主体与共同体相统一等显著特点，这是村民政

6、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所无法比较的。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再好的事情进展到极端、超过肯定的限度，也会走向其反面。个体参加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个体行政参加也是有肯定的限度的。就个体行政参加的弊端而言，同群体性和组织参加比拟而言，支持其参加的利益根底相对分散、表达诉求的力气相对弱小、个体资源与时间精力比拟有限等等，这些因素必定会减弱私人主体对行政过程的参加力度和参加效果。比方，如个体无法借助其他的社会力气和公共资源强化自己的利益，在其与行政主体的博弈中也就必定处于弱势;同时，“搭便车”的心理期盼、个体学问、力量的有限性、个体支配资源的有限性等因素，也会阻碍个体对行政过程的有效参加。就个体参加的限

7、度而言，这种限度与民主本身固有的限度相关联，个体参加过度、民主过度或大民主等，既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也有可能诱发群体性大事。要正确理解个体行政参加的限度，必需正确处理好政治参加和行政参加关系，二者具有肯定的关联性、也具有肯定的区分;这种关系主要是由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所打算的。根据威尔逊和古德诺的说法:“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过程，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过程。”尽管这种说法在当代已经受到质疑和批判，人们开头关注“行政过程的政治”;但政治与行政的内容层次不同、侧重点不同。对公民个体而言，政治参加和行政参加的区分主要表现为参加客体、参加方式、参加目的方面的不同;若把行政参加泛化为政治参加，或以行政参加取代

8、政治参加，这既不利于民主进展，也不利于国家治理。对我们国家而言，既要正视行政民主化这一国际潮流，更要加强相关制度建立，使行政参加、行政民主早日走向制度化、标准化、科学化轨道。 二、个体参加行政的现实逆境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人的自主性，也为“臣民”、“村民”转化为“公民”供应了经济根底和政治环境。于是，个体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加、个体对行政决策的参加甚至质疑，业已成为我国公共行政领域的亮丽风景、并有力地推动着我国民主法制的进展进程。近年来，诸如“画家严正学向区文体局实名举报消遣总汇在某小学门口不雅表演遭打击案”等，个体主动参加到公共行政生活的身影和个案越来越多，

9、参加的热忱大大提升，相关行政主体的应对态度也从恼羞成怒、打击报复转变为积极回应、理性反思，告知、听证、陈述、申辩、说明理由等行政程序制度也有所进展。但是，总的说来，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参加的状况还有些差强人意:绝大多数人尚缺乏参加的权利和责任意识;在个体利益或共同利益受到损害时，还停留在“经济人”层面的思维和行为，倾向于充当“缄默的大多数”，其结果就是“消极等待取代主动影响成为一种常常性的现象。”即使愤而起之与行政权“叫板”的“威猛人士”，也往往会在行政主体施予“小恩小惠”后“偃旗息鼓”，参加的力度、持续力和全局观念明显缺乏;由于学问、力量、职业甚至地域的不同，个体参加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等等。

10、这些缺乏，表现出我国个体参加行政的不成熟。究其缘由，除了个体的差异之外，还源自文化观念、社会进展水平、体制等方面的一些障碍。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弱势”的现实地位。比拟民事关系双方主体的对等性，实践中的行政关系明显地呈现出不对等性，私人相对于行政主体而言，在学问、信息、力量、力气等各个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无论是关于行政权力实施的程式、惯例的把握，还是关于详细工程所设法律、政策、行政规章、技术学问乃至社会公众的普遍心态的相应信息等，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都堪称专家，这也是罗斯福新政时期所提倡的“专家学问”型的行政模式的根底所在。就力量、力气而言，行政主体所拥有的国家强制力、支配公共资源

11、的力量等，都不是个体的私人所能比较的。就这种现实地位悬殊性来说，个体依靠自己的力气意图影响或转变强大行政主体的打算，无异于“蚍蜉撼大树”。因此，个体的行政参加主体地位的实现，必需借助于能够与行政权力相抗衡的其他国家权力的支持和帮忙，如立法权力确实认和司法权力的救济等;假如离开了法律的权利、程序等相应制度的支持，私人对于行政过程的参加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在法律制度尚不健全或法律制度的实施状况不很乐观时，私人参加必定步履维艰。 “搭便车”的心理期盼。“搭便车”现象是1966年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规律一书所概括的集体行动的逆境: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过奉献，都能享受这一

12、物品所带来的好处，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猎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虽然每一个人都想猎取公共物品，但每个人都不想因此而付出代价，其中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想让别人去为到达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中国俗语中所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逆境。“搭便车”现象反映了个体自利的经济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给人类共同生活造成的逆境，它反映的是个人受经济动机驱动而在手段选择上的非道德倾向，这种心理期盼是社会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在行政参加中的个人，参加的动力取决于参加行为与自我利益实现之间的关联性，关联性越强，参加动力越足。只有参加的收益超过其所支付的本钱或者可

13、能由于参加而免于惩处(如“污点证人”)时，个体才有可能付诸行动;否则，假如个人认为参加的收益与本钱不能成正比、或者达不到预期利益，就会放弃参加、等待别人参加后自己安享公共产品。 “囊中羞怯”的经济逆境。行政参加的本钱有经济本钱、法律本钱、政治本钱和心理本钱等多样负担。仅就经济本钱而言，就足以消解许多人参加行政过程的热忱。经济本钱包括收集信息的费用，为参加公共事务而放弃的其他事情乃至误工的时机本钱，为参加而产生的交通费、通讯费等等。对一般的社会成员而言，要付出这些费用而仅为履行“公民”的责任，确乎要进展经济上的权衡。莱纳和利普塞特提出的“一个国家经济状况愈好，它维系民主制度的可能性愈大”的假说，

14、好像印证了这一点。很多讨论者曾用阅历数据来检验经济财宝与民主化之间的正相关性，并得到了证明:如博伦和杰克曼使用1960年和1965年两个年度的政治指标，对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的相关因素进展过全面的讨论，发觉“经济进展水平对政治民主有重大影响”。在我国，郝铁川教授也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察，发觉世界各国的权利实现的不公平性具有惊人地全都，即权利实现“根本依靠于经济的极大进展，而不是法学家的一场启蒙运动和立法者的一番变法。一部人权史告知我们，每一次权利理论的重大冲突，每一次权利实现的质的飞跃，无一不是经济的巨大进步所致。”因此，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个体参加难成气候”。 “枪

15、打出头鸟”的体制为难。这主要表达为参加行为可能带来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风险，也就是政治本钱和法律本钱。确实，有些参加可能会在肯定程度上危及当下社会的政治秩序和法治秩序，而给参加者带来相应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但是，出于“理性人”的审慎，个体参加者往往会在参加前作出参加的本钱、效益核算以及参加的可行性和制度的容许性推断，参加行为触动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几率是很小的;因此，此种状况下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的追究可能给个体参加者带来的困惑和障碍，还是特别有限的。“枪打出头鸟”的体制为难主要指向的是来自于被质疑、被责难的行政主体的打击报复、陷害找茬。个体性的行政参加常常会指向行政主表达有的一些不合现行法制

16、、不合法治精神的做法，这些质疑无疑意图瓦解现有的利益格局，包括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质疑者也往往进展充分论证，提交明确、详实的有关现行做法“不当性”、“违法性”甚至“违宪性”的材料，令行政主体百口莫辩。但是，千百年来始终处于“强权”和“威慑”地位的行政主体，绝不情愿“束手就擒”，也不情愿“知错必改”，由于他们拥有支配众多资源和国家强制力的肯定优势和权力意志。他们会利用强权与资源优势，任凭寻个借口进展“挟私报复”、追究一下参加人的法律责任、甚至政治责任，或者至少通过这种追究责任的行为对参加人小小的“敲山震虎”一下，就足够参加人忙活和顾忌的了，行政参加者哪还有精力和胆识再与行政主体“叫板”呢。 ：李卫华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科学讨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