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正街市场志.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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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序 概述概述 序序由华夏地方志研究所与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管理委员会合作编纂的汉正街市场志，记载了汉正街市场形成与变迁的 历史过程，着重记载了近二十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详细情况，把现在所能搜集到的资料汇集于一册之中，便于查阅， 可供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利用。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应向组织这项工作的同志和编纂人员表示感谢。提供完备的地情资料，是从实际出发的必备条件。地方志书正是以其科学资料书的特点为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各界人士所看重的。 汉正街市场志的优点是资料丰富、新颖，许多章节写得比较充实。历史部分，实际上叙述了汉口成为国内中心城市的形成、变迁的 历史过程，脉络清晰，是

2、武汉市地情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经营和建设情况， 以及这个市场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作了比较充分的介绍，给人以有益的启迪。本书的缺陷是科学的、系统的统计资料尚显不足。希望有关单位(如统计局)帮助市场管理部门设计一套可行的统计技术，使市场统 计工作更趋完善，这对指导工作和科学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件事也提醒志书的编纂工作者，有些资料是现成的，搜集起来加以整理 即可使用；但是有些资料，如统计资料，必须经过调查研究，深入挖掘才能获得。反映当代情况的志书缺乏统计资料，将削弱其使用价 值。以上看法是否妥当，请读者和专家指正。(黎智) 概概 述述汉

3、正街是 16 世纪兴起的汉口镇上的一条主要街道。汉正街市场由汉正街及其联通两侧街巷内的众多经营门点所构成，它经历了明 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勃兴和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巨大变迁，在 20 世纪后期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再度兴起，进而发展成为著 名的国家级商品市场。它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是武汉大市场的一个缩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汉口镇，因地处汉水注入长江口处而得名，在武汉三镇中形成最晚。从 16 世纪初至 17 世纪前期一百多年间，汉口镇市井街坊由 南向北、由沿河向内地逐步推进而形成，即由河街(今沿河大道)到正街(今汉正街)，又由正街到夹街(今大夹街)，再由夹街到长堤街内侧， 街与街

4、之间则形成里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汉口继武昌金沙洲之后成为淮盐引岸，汉口盐运、盐行兴起，推动了汉口镇的发展。 崇祯年间(1628 年一 1644 年)，汉口长堤筑成，市廛相对稳定，汉正街自西向东贯穿汉口镇，其中 从淮盐巷附近的武圣庙至沈家庙段形成了当时最繁华的市场中心。至此，汉正街确立了“汉口之正街”的地位。汉口镇在明末形成的以汉正街为主脉，以两侧街巷为分支的汉正街市场，曾经于明清之交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经过清初的恢复和 发展，从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的百余年间，汉正街市场发展到历史上的鼎盛阶段。据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载，乾 隆年间的湖北所有镇市中，“其最大

5、者莫如汉镇”，“上自硚口，下自(原文如此)接官厅(今为何处待考)，计一十五里，五方之人杂居，灶 突重沓，嘈杂喧呶之声，夜分未靖”，“盖十府一州商贾需於外部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而外部所需於湖北者亦皆於此取给焉”。从 19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中叶的一百年中，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汉口市场中心东移两个主要原因，导致汉正街市场曾数次衰落 萎缩。1861 年汉口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来汉口沿长江地带(今江汉路至卢沟桥路)划租界、建码头、设仓库，倾 销本国商品和收购我国内地工业原料。由此，汉口贸易畸形繁荣，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由开埠以前的国内市场转变为近代国际市场，同 时，牵引汉正

6、街市场从两江交汇的沿河地区向下游沿江地带与外国租界平行发展。这一时期，对汉正街市场造成破坏的战争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 1851 年一 1856 年，太平军三克武昌、四进汉口、汉阳，与清军 激战多次，使武汉三镇受到战争的破坏，汉正街市场一度衰退。第二次是辛亥革命“阳夏战争”，清军纵火，将汉正街沿河老市区烧成残 垣断壁。第三次是抗日战争武汉沦陷时期，日伪划汉正街一带为“难民区”，市场再遭浩劫。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计划经济时期，汉正街小商品经营几经沉浮，禁而不止，但不成气候。直到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汉正街市场才得 以恢复，获得迅猛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繁荣的社会主义的商品大市场阶段。1979 年，在我国改革

7、开放总方针的指引下，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得到恢复和发展。政府管理部门从政策、管理、经营、精神文明建 设等方面对市场的恢复和发展进行引导与开发。在政策上，从 1982 年起先后允许批量销售、价格自由浮动、长途贩运、自产自销、联 合经营和投资办厂、承包以及租赁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存在，并鼓励企业开办服务业和室内市场、对外合作开发、合作经营等。在管理 上，建立和健全市场管理机构，完善经营、治安、税务、环境卫生和市场改造、开发以及发展规划等系统管理。在经营上，引导市场由 单一的小商品市场向综合性、全天候、复合型大市场一一商贸区转变，由自然混杂设点、占道经营向专业化布局、室内(商场)化经营转 变，由以经营低档

8、次商品为主向经营中档次商品为主、面向农村市场兼顾城市消费转变等。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营造具有“汉味”的社 会主义市场文化氛围，提倡文明经商、遵纪守法、照章纳税，为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市场主体形 象。截至 1996 年底，汉正街市场从 1979 年刚恢复小商品市场时一条工 623 米的市街，发展成为占地 265 平方公里的商贸区；个体 工商户从当初的 103 户增加到 13 万户，国有、集体企业从 132 户增加到 400 多户，合资企业从无到有；同时，在市场环境建设上， 共投资 50 亿元，实施了三期改造工程，建成了以汉正街小商品中心市场为龙头，以小百货、布匹、

9、服装、鞋帽包箱、工艺礼品、文化用 品、日用塑料制品、家用电器、燃气用具和炊具、建材陶瓷、副食品等 1O 余个专业市场、30 多个室内市场、2 000 多个经营门点环绕 四周的市场群体，经营商品达 6 万余种，日均顾客流量近 20 万人次，商品供销渠道通达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至海外。17 年来，累 计实现商品成交额近 300 亿元，上缴国家税收 3 亿元(以上数字均未含 1990 年后在斫口区内延伸的西汉正街市场及在江汉区内向东延 伸的东汉正街市场。下同)。从 1992 年以来，连续 4 次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国家级“文明市场”称号。汉正街市场历史上曾经是汉口镇的中心市场，对汉口镇上升到中

10、国四大名镇的地位，对促进本地区乃至中国南部商品经济的发展， 以及对汉口社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起过重大作用。新时期汉正街市场的恢复和发展，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产 物，汉正街市场的运行对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全国社会主义市场建设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从生产与消费的角度看，汉正街市场成为城乡经济交流的桥梁。汉正街市场的经营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国有、集体等多种经济 成分并存，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经营者一头同广大的消费者、特别是广大农村的消费者相联系，一头同城乡商 品生产者、特别是乡镇企业和城市区街企业相联系，适应农村和城市生活、生产的需要，打破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

11、体制下条块分割、城 乡分割、阻碍城乡经济交流的状况，为建立多渠道、少环节的社会主义市场的商品经济流通体制、开拓城乡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 汉正街市场的经营者通过经销、委托加工、自产自销、工商联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开拓经营品种，一方面对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市 场适销对路商品的生产，另一方面对提高消费水平，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消费水平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从批发市场本身的角度看，汉正街市场已成为华中地区我国农村商品的中心市场。市场营运 17 年以来，商品流通渠道逐步拓宽， 已经同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 560 多个县(市)、5 000 多个企业和十几万个个体工商户建立了经济联系，并开始向海

12、外市场拓展； 1996 年，市场经营商品达 6 万余种，商品成交金额增至 80 亿元，居全国大型日用工业品集贸市场的前列。“汉正街市场”招牌的无形资 产逐步升值，全国 1O 多个地方的市场相继挂出汉正街市场招牌，以促进自身市场的发展。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汉正街市场不仅 成为华中地区农村市场商品的交易中心、展销中心(每年举办春秋两季商品展销会)、价格中心(市场价格机制影响中南五省同类市场)及物流中心，而且由于为市场服务的生产加工企业、金融机构、传播媒体以及生活服务业的逐步完善，使市场的加工、结算、信息等系统功 能也基本形成，这对于培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具有积极意义。从社区文化的角度看，汉正

13、街市场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之一。市场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在创造市场物质文化的同时，努 力营造市场的精神文化氛围，开展社区教育、文化活动，以汉正街市场为题材，反映个体工商户生活的文艺作品已大量出现。其中，8 集电视连续剧汉正街是我国第一部由个体工商户编写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参与饰演个体工商户的开创性作品，1989 年 10 月在 中央电视台播映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88 年 4 月，汉正街市场创办了全国首家个体工商户学校，为外来个体工商户的子女提 供了学习条件。在市场文化的培育下，市场经营者中涌现出一批致富不忘国家，乐为社会作贡献的先进人物并产生了省市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劳动模

14、范和一批优秀个体工商局。从市场恢复和发展的示范效应看，汉正街市场被誉为“对内搞活的典范”。作为全国第一个以发展个体经济为主体培育起来的商品市 场，作为一个搞活国内经济的改革试点，汉正街市场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倍受中外新闻媒体的注目。1982 年 8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的社论；同年 10 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武汉召开现场会， 总结和推广汉正街市场的经验，以推进全国小商品市场的发展。汉正街市场管理部门也曾多次组织市场发展理论研讨活动，积极探索市 场发展规律，指导工作实践。乔石、田纪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数十位省、部级领导人曾先后到汉

15、正街市场视察、指导工作。国内各 省市区的 1000 多个代表团到汉正街市场参观、交流。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五大洲的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专家、驻华使节、国 会议员、新闻记者等到汉正街市场参观访问。国内外新闻媒体报道汉正街市场的新闻作品和电视专题片达 2 000 多篇(部)。现在的汉正街市场已由历史上的一个地区性市场一跃成为承东启西、引南接北、“买全国，卖全国”，并且正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实 行全方位开放、大跨度串联、多种经济成分竞争的具有大流通功能的大市场，成为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第一篇第一篇 汉正街市场的形成与变迁汉正街市场的形成与变迁 第一章第一章 汉正街沿革

16、第一节汉正街沿革第一节 武武(昌昌)、(汉汉)阳市集阳市集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当长江、汉水交汇之冲，为历代军事重镇。 三国时，东吴为争夺荆州，又在长江两岸屯兵集粮，大兴土木， 相继营造了夏口城(蛇山北麓)和鲁山城(龟山山脊)，武昌(当时为鄂州)、汉阳的城邑由此初具雏形。魏蜀吴三分天下后，经东吴政权数十 载经营，武昌、汉阳两城逐步由军事要塞演化为“导财运货、贸迁有无”的港埠商镇，聚集了上至巴蜀、下达江南的官商行旅。唐代初年， 武昌、汉阳作为州郡县治所，成为内陆区域性政治中心。九省通衢的交通优势，市镇规模的渐次拓展，带动了滨江、沿河水运和商业的兴盛，为武汉发展成为长江流域物产和商品的集散中 心奠定了

17、基础。武昌自东吴嘉禾二年(233 年)孙权筑夏口城始，商务发展居先，吴将黄盖水师所驻之黄军浦(今武昌鲇鱼套)为各地商舟汇集之处。 唐宝历初年(825 年)，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儒历时 5 年，将武昌土城扩建为东起蛇山尾，南到紫阳湖，西抵长江，北临沙湖的砖城。城内 商民稠密、街巷纵横，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发展。稍后，城外由现平湖门至解放桥、望山门一线蜿蜒数里,经营米、盐、茶、竹、 木、布匹、杂粮、药材等商品的武昌南市应运而生.南市市场兴于唐、繁于宋，盛极数百年。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入蜀记中，曾记载武昌南市“贾船客舫，不可数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今镇江)以西皆不及。”“市邑 雄富，列肆繁错，城

18、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今杭州、建康(今南京)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范成大的吴船录对南市记叙则更为详 尽：“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闾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 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足见其时武昌市集规模已超过沿江诸镇宋末明初，武昌市场的辐射已突破长江中游，扩展到 江、浙、川、湘以至珠江流域的大部地区。位于武昌对江的汉阳市集，以东汉卻月城、三国鲁山城为依托逐步发展。其规模虽逊于武昌，但自唐代成为沔州州治之后，发展速 度日见加快。北宋乾德二年(964 年)，汉阳已成为国内 6 大榷茶(茶叶专卖)和榷酤(酒类专卖)地之一。

19、其时，汉阳、武昌两城有榷酤务 8 处，年收酒税曾达 65 万余贯。宋太宗雍熙年间(984 年一 987 年)，宋廷为控制淮盐销售，实行“交引法”、“盐钞法”，汉阳城外常 年泊大批盐船，城内商事更为繁荣。据唐会要辑稿、汉阳府志资料分析，北宋熙宁十年(1077 年)以前。汉阳商税已超过江南的 武昌。至南宋嘉定初年(1208 年)，汉阳知军黄干在申京湖置制司办籴米略呈文中已称：“本军(指汉阳)城内外户口不下 3 000 人家， 又有居船 400 只。”若加上泊于此处的外地商船，汉阳市集已颇具规模。与其同代人胡寅在登汉阳南纪门城楼时留下诗句：“平时十万户， 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鹾鳞衔舳舻”，记录了

20、当时汉阳集市人烟稠密，车马喧闹，舟船会聚，交易兴旺的景象。宋代武昌鹦鹉洲因汉阳刘公洲的兴起稍见式微，市场一度趋重汉阳至后刘公洲渐趋消失，汉阳市场转至禹功矶、铁门关附近。城 内的显正街、双街及河街在很长一段时间仍是汉水流域粮、棉、油等农副产品的集散市场之一。从东汉末年至明初，武昌、汉阳由古军事重镇进而演化为长江流域的港埠商镇，市场随长江主泓道水运的日渐繁盛，两岸市场交相 辉映,互有消长，形成长江中游双城俱兴的特色。直至明代成化年间汉水人江口改道，导致了汉口商镇的勃兴，由此而创立武昌、汉阳、 汉口三镇鼎立的新格局，引发武汉商业市场发生深层次的变化。第二节第二节 汉口市场的萌生汉口市场的萌生明代初年

21、，汉阳城内府、县治所同在。其时，今汉口地域只是汉阳城外的一片芦滩，汛期汪洋一片，汛后漫滩芦荻，禽兽栖息，鲜 见人迹。据传，明太祖朱元璋征讨陈理时曾在此留下“马渡沙头苜蓿香”的诗句。至天顺年间(1457 年一 1464 年)始有零星居民迁入，择 墩台、高地筑室定居。明成化初年(1465 年)，汉水(俗称襄河)下游因水文情势的变迁形成单一河道，由郭茨口沿龟山北麓汇人长江，形成汉江新的人江 口。于是，汉阳城外的这片荒滩遂被其一分为二，两岸地域也因此被称为汉口(或水口)。汉口地当江河交汇之冲，经汉水冲刷后，港深 水阔，既占水道之便，又擅舟楫之利，水运条件优于武昌、汉阳港区。四乡居户陆续移居两岸修房设铺

22、，族聚而居，人烟渐至密集。长 江沿线的往来商船，为避江上险风恶浪，纷纷移泊于此。沿汉水而下的商贾船家，也乐于在沿岸装卸、贸易。水运的繁荣带动了商业的 兴旺，汉口市场终于萌生。据汉阳府志的统计，明嘉靖四年(1525 年)，汉口地域已有张天爵、徐文高、李勤、丁泰等居户建房 1644 间。其中北岸(汉口 一侧)新增居民和房屋数多于南岸(汉阳一侧)，市镇面积和人口有新的发展。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汉口在籍居户已达 l 395 户， 约 7 000 余人。加上长江沿线来此经营的商贾、附近各县谋生糊口的农户，汉口的商业、运输业规模已蔚为可观。随后，地方当局将两 岸的商民密集居住区。划分为居仁坊、

23、由义坊、循礼坊、大智坊(均在北岸汉口)和崇信坊(在南岸汉阳)等。此处居户多数“不事农田，唯 贸易是视”，进一步促进了商贸市场的发展。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汉阳府定汉口商税额仅为汉川县刘家塥的二分之一。时隔不几年，“重屋飞栋，五金山积”“商贾上籍者 几万计”的刘家塥商市竟被汉口取而代之。隆庆六年(1572 年),汉口商税额比嘉靖年间增加了 34 倍。为此，汉阳府在南岸崇信坊增设 了汉口巡检司，专门管理汉口地区急剧增长的人口和日渐繁杂的商务。汉口初步取得商镇的地位。明万历元年(1573 年)，明政府指定湖广的衡阳、岳阳、长沙、荆州各粮产区的漕粮，均由城陵矶改到汉口交兑。湖广地域是国内 第

24、二大产粮区，年兑漕粮数额巨大，汉口的水运因此得到很大促进。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明政府建立商人按规定限额、口岸运销淮 盐的转输法令，汉口又因其便利的水运条件和能泊靠大吨位盐船的优势成为“楚商行盐”总口岸。漕粮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资，淮盐 是两湖人民的生活必需，也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数额巨大的漕粮交兑和淮盐转输，又使汉口一跃而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港埠，给汉口 的水上运输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遇。至此，汉口镇各业迅速发展，明末在籍居民已近 l0 万人。明末的汉口仍包括汉水南北岸的整片地域，最繁荣的地段在南岸汉阳的崇信坊一带，故汉口巡检司衙门设在崇信坊。但崇信坊背靠 龟山，发展受到一定

25、限制。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该地发生大火，损失惨重，商事渐衰。万历三十六年，汉阳遭遇大水，崇信坊及汉 阳县城几乎淹毁。至此，崇信坊在水火夹击下彻底衰落。明天启、崇祯年间(1621 年一 1644 年)，汉水南岸商民逐渐集中于北岸沿河高 坡地段，居仁、由义、循礼、大智等坊区逐渐形成繁华的街市。汉口镇的古老街区一一汉正街的雏形基本成型。汉水改道从地理位势上打破了武昌、汉阳两城对峙的格局，而崇信坊的衰落和汉水北岸街市的兴盛则从经济市场上为汉口的勃兴创 造了充分的条件。第三节第三节 汉正街的形成汉正街的形成汉水改道初时，汉水北岸的居民只是选择沿河一带地势较高的墩台修房建屋。随后在水运、商业的驱

26、动下，街市沿着汉水流向而自 然形成和延伸，因此，“市场精华”多集中于汉水沿岸。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的江汉大水，南岸崇信坊遭受灭顶之灾，市场重心转至北岸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联成的商业街市。 此处地势虽然稍高，但前临汉水，后无座山，仍然常年遭受水患侵袭。明崇祯八年(1635 年)，汉阳通判袁娼主持在汉水北岸上起硚口， 下至堤口筑起半月形十里长堤，人称袁公堤。因为筑堤取土，堤外挖出二丈宽沿堤壕沟，取名玉带河。汉水由硚口引进,从堤口流人长江。 春夏之际涨水时，河中可通舟船。沿岸架有石桥、木桥 50 余座，可以通达后湖黄花地。袁公堤的修筑消除了后湖水患，提高了汉口防御 洪水的能力；同时又改

27、善了水运环境，促进了汉口的商贸旅游。正如范锴在汉口丛谈中所述：“汉镇之发展，初以长堤(即袁公堤)是 赖也。”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与明朝将领左良玉官兵在武汉地区相持征战，兵祸困扰刚刚兴起的汉口商业市场，繁华的汉口市集因之凋敝。但汉口优越的水运地利条件和丰厚的商贸利润仍为商界所青睐。清顺治十三年(1656 年)，各地富商大贾再度集聚于这块风水宝地。 不多久，青砖瓦舍就取代了茅屋竹篱，四乡的流民成为市场不竭的劳力资源，汉口的商业、水运、服务诸业在短时间内便得以复苏。至 康熙年间(1662 年一 1722 年)，清政府将汉口巡检司由汉水南岸迁至北岸，以强化日见繁杂的汉口镇商务与民事管理。北岸由居仁、由

28、 义、循礼、大智四坊联成的街区因驻扎汉口巡检司而成为汉口镇的正街(又称官街)。至此，人们不再把汉水水口的南北两岸统称为汉口， 而是把汉口作为北岸的专称。汉口、汉阳由此正式分离，武汉三镇的格局初步确定。汉口巡检司的迁移，汉口镇正街的形成，推动了汉口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清雍正五年(1727 年)，面对“居民填溢、商贾辐辏”的汉 口大市场，清政府又决定把汉口巡检司细划为仁义、礼智两个巡检分司，对上下 15 华里的汉口商业集市实行分区管理。沿汉水而下，从 硚口到金庭公店(今汉正街金庭巷)归仁义巡检司管辖，司署设于汉正街安定巷；自金庭公店至茶庵(今人民前巷)为礼智司辖区，司署设 于统一街万寿巷。两司的上级

29、主管是汉阳县知辅清军同知署，衙门驻在汉正街附近的四宫殿。雍正八年(1730 年)，清廷又在汉口增设水 师外委千把总署和水师额外外委署，强化汉口镇的水运和治安管理。乾隆三年(1738 年)，清政府再度将武昌水师营守备、千总、把总及 其管辖下的 281 名水兵归并汉口，在大智坊设水师守备署。当时汉口镇虽在行政上隶属汉阳县，在财政税务上隶属武昌府，但镇务设防 等级却已超过了武昌、汉阳两地，其商务、经济地位之重要由此可知。纵观武汉三镇商业发展时序，武昌最早，汉阳次之、汉口兴起较晚。但后来居上的汉口镇以其独特优势牵动前者，继而使武、阳、 汉联成一体，使武汉成为中国内地及长江流域的商贸、金融、交通和政治文

30、化中心，处于“近省市价所视为消长，而人心所因为动静”(湖 北巡抚晏斯盛请设商社疏)的重要地位。 第四节第四节 汉口沿河商业区汉口沿河商业区清康熙、乾隆两代，社会较为安定，处于袁公堤保护下的汉口商镇摆脱水患侵扰，商贸、水运、服务诸业均获得显著发展。乾隆四年 (1739 年)，上自硚口，下至接驾嘴(现名集家嘴)的汉正街铺条石路面。沿街店铺林立，多为两层楼房，白墙灰瓦、古朴别致。临街门面 有全敞式、半敞式、内敞外窄式，交错穿插，风格各异。夹街背巷的铺面则多用木板木桩架起红漆横梁。梁上雕龙饰风，极富民族特色。 在正街的两侧和周边地段，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巷坊里弄。汉正街人口居户之稠密颇为惊人。据史料记载，

31、当时汉正街西段多为本省汉、 沔、荆、宜、黄、孝等地商民居住，东段多为川、湘、山、陕、苏、浙、皖、粤等外省商贾集聚。商贸运输业的繁盛刺激了饮食服务业 的发展。遍布街巷的酒楼茶馆清晨开业，夜半收市，宾客盈门，经久不衰。商业的复兴与繁荣推动了市场与街区的拓宽。其时，汉正街杨家河至五彩巷之间有河街，大通巷以下有后街，升基巷以下有夹街， 夹街以下至集家嘴之间又有夹街(小夹街)。众多的小街小巷以汉正街为主脉，纵横连接，组成了新兴的汉口沿河商业区。据清道光年间 统计，这片形如卧帚的商业闹市，称之为街的有 32 条，称之为巷的有 64 条。就连原来空出留作防火通道的空间也发展成大火路、小火 路、新火路等街巷。

32、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汉口居民为 33 209 户、93 381 人。到嘉庆十八年(1813 年)，汉口居民已发展到 36 926 户，人口突 破 10 万大关，达 129 183 人(据续辑汉阳县志)。从明嘉靖至清嘉庆间 200 余年内，汉口虽历经数次天灾人祸，人口仍增加了 17 倍。而以汉正街为主脉的沿河商业闹市区内居集着汉口镇的大部分人口。汉口镇及汉正街市场的崛起之迅猛，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章第二章 汉正街成为汉口商业中心汉正街成为汉口商业中心第一节第一节 襄河码头与襄河码头与“八大行八大行”两江交汇，水运便利是汉口商业贸易得以发展的优越条件。沿汉水北岸入江口一带，水流平缓，

33、成为停泊大小船只的避风港。于是 在汉口沿汉江上下，先后建起泊船卸货白 J 码头，以满足长江上下游来船停靠装卸的需求。水运和贸易的兴盛由沿河向内推进，对汉正 街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清初，汉水沿岸码头已初步形成以北岸为主的“八码头临一带河”态势。从上至下，就有宗三庙、杨家河、五显庙、老官庙、沈家庙、 接驾嘴、四官殿等著名码头。由长江、汉水而来的商船各有传统的泊靠地点，湖北本帮及江西商船多集中于北岸港口，川、黔等商船惯 泊于南岸码头，而江浙及徽帮商人因资财雄厚则占据北岸最方便的港区。据粗略统计，汉江两岸泊船量常年达 24 万一 25 万艘次之 多，呈现出“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华景观

34、。据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记载：在汉江码头装运的商品有 18 大类、230 余个品种。如湖北省内的各色鲜鱼，湖南、鄂南的 茶叶，汉江流域的棉花、布匹和四时鲜果，吴越的丝绸及海产品，山西、陕西的牛羊皮毛，安徽的茶、油和文房四宝，云南、贵州的木 耳、生漆，四川的桐油、药材，江西、福建的瓷器、果品，以及广东、广西的日用杂货等，“四海九州之物不踵而走，特形异物，来自远 方者，旁溢露积。”不仅本省“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埠之物无不取给予汉镇，而且外省同湖北之间的商贸也大半通过汉口转运各地。”汉 水码头水运的繁荣带动了武昌、汉阳港埠随之兴旺，下新河、鲇鱼套、鹦鹉洲成为汉口港埠的补充和延伸。三镇港区互为犄角又

35、融为一体，共同推动着武汉市场向纵深拓展。汉口的商品贸易市场由码头发展到河街，又由河街发展到正街、夹街，逐渐形成较大规模。而盐、 茶、粮、油、药材、什货、棉花、牛皮等八大交易行则遍布汉口镇，继而远近驰名。淮盐是湖广居民素来食用的大宗货品。明代时，淮南盐船均由江苏仪征西上汉口停泊，再由汉口批发转输湖广及各地盐商分销。清 循明制，定汉口为“商船聚集分销引盐之所”(续汉阳县志卷 8)。雍正十年(1732 年)，由汉口转运至两湖(湖南、湖北两省)的淮盐 达 774 137 引，共 26 亿余斤。乾隆初年(工 736 年)更高达 90 余万引，计 33 亿余斤。据史料统计，当时汉口分销的淮盐量约占 全国总

36、量的一半，因此被看作是国内“淮盐转输第一口岸”。汉口市场的粮谷交易因江浙地域常年依赖于川湘粮产区而长盛不衰。汉口镇粮市货源大宗来自湖南、四川诸省，外加湖北及陕西汉 中、汉江流域的杂粮，数量相当巨大。乾隆末年(1795 年)，汉口码头发生大火，一次竟延烧粮船 100 余艘。雍正九年(1731 年)12 月 至次年 2 月，不足百日之间，“外贩米船已有 400 余号，而盐商巨艘装运(粮食)者尤不胜数”(雍正硃批谕旨)。纺织品、茶叶、棉花在汉口市场拥有较大的交易份额。皖、苏及本省的棉织品，湘产麻织品和江浙丝织品齐聚汉市；川、湘、赣、 皖茶叶均由汉口市场转销各地。当时汉口镇棉花市场的规模已与芜湖、上海

37、并列。汉水沿岸码头的港口水运业实际上成为汉口商业贸易繁兴的内地基础。汉正街处于这种得水独厚的经济氛围中，因而很快跃升为汉 口镇的商业中心。第二节第二节 正街正街(官街官街)、汉正街市场、汉正街市场汉口成镇后，汉口正街成为汉口镇集市的中心地段，一些地方官署均驻于此地，因此正街又有“官街”的名称。当时，汉水码头的商 家相继在汉正街开店设市，沿街地域先后建起一批会馆、公所，市场由此更趋繁荣。据范锴汉口丛谈载，汉正街市场西段以粮、棉、 油、什业居多，东段以药材、参燕、金银、票号、典当为主；中段最为繁荣，密布百货、布匹、山货、海味、纸张等大小商铺。由西至 东形成以武圣庙、沈家庙为集合点的两个中心市场。清

38、同治三年(1864 年)，汉阳郡守钟谦钧、县令孙福海及镇绅胡兆春等奏请鄂督官文核准，筹集白银 20 余万两，在环绕汉口镇西 北的袁公堤外修筑汉口堡。沿堡辟出玉带、居仁、由义、循礼、大智、通济等 8 座堡门，外有深壕环绕，既便于布防守卫，又可抵御洪 水。汉口堡完工后，袁公堤逐渐废圯，玉带河也逐步干涸。于是汉口镇商民在此堤沿线建房设店，形成与汉正街平行而下的长堤街。玉 带河上的大多数桥梁成为连通堤内外街道的小巷。少数桥梁(如保寿桥)至今还在原处。长堤街周围街巷众多，纵横交错，无往不通，成 为汉口又一商业闹市区。清道光年间(1821 年一 1850 年)，以汉正街为主脉的汉口商业区的街巷除以寺庙名称

39、、姓氏等命名外，其中相当数目的街巷名称 与商业行帮、商品品名有密切联系。如棉花街、打扣巷、花布街与纺织相关，砖瓦巷、板子巷、竹簰巷与建筑相关，打铜街、剪子街与 五金相联，另有淮盐巷、药帮巷、茶叶巷、衣铺街等均以商品命名。第三节第三节 专业街肆与手工作坊专业街肆与手工作坊汉口堡的筑成扩大了汉镇的地域，长堤街的兴起致使汉正街市场向北拓展，为商业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新的空间。一批批新的异地 商民接踵而至，源源不断地充实和扩大汉正街市场的资金、商品和购销渠道。为适应武、阳、汉三镇居民及远近农村市场的需求，汉正街市场经营范围再次拓展，在正街与堤街之间逐渐兴起铁器、竹器、木器、 铜器、染坊、纺纱、织布、刺绣

40、等众多手工作坊，形成“上八行、下八坊”的市场新格局。手工作坊与店铺融为一体形成前店后坊、产销结合的商铺群，并按行业或经营商品集中，在汉正街市场组成不少专业街肆，这些街、 巷以所经营的行业取名，代代相传，有的沿袭至今。如白布街、钱板巷、灯笼巷、花翎巷等等。早在清雍正年间(1723 年一 1735 年)，湖南的铁就源源抵汉，其中少量转销外省，大部分均用作汉口镇铁坊原料。至嘉庆年间， 汉镇已有铁器作坊 13 家、铁匠 500 余人，可见当时汉口专业市场的加工与销售已形成一定规模。清康熙年间(1662 年一 1722 年)，江苏、安徽等地的铜器工匠在汉正街一带开设铜锣、铜镜、铜脸盆、徽锁等作坊，并联合

41、建立 江南、京南公所等同业组织，其聚居营业的横街因此得名“打铜街”。汉口刺绣品凭借绣花街的作坊店铺制作的“汉绣”蜚声海内外。从明代开始，汉口镇妇女“入夜登机，旦即成匹”从事纺织业至清初， 已衍变为众多手工作坊。汉口近郊出现常年雇工 100 余人的纺织工场，所产棉布多由汉正街花布商包买，经加工染整而转销各省。这些手工作坊的产品多数是居民日常生活用品，如筷子、刀剪、水烟袋、毛巾、花样(绣花用品)等更为农村所必需，成为后来汉正 街小商品市场的基本商品。第四节第四节 会馆、公所、同业公会会馆、公所、同业公会汉正街市场日趋繁荣后，大批外省商贾进入汉正街经商。为维护共同利益，以地域乡谊为纽带的商业团体随之

42、出现。这些团体大多 推举同乡中的殷实士绅主持修建会馆，定期集中议事，以协调彼此间的商业行为。嗣后则演变为公所，以便管理、协调同业间运输、度 量衡、交易习俗及价格行为等，保持本行业的市场优势。清顺治十三年(1656 年)，由河南怀庆府商民在汉正街药帮巷兴建的药材行帮公所是汉口创设较早的会馆、公所之一。随后，岭南 会馆、徽州会馆、金庭公店、湖南宝庆会馆、黄州会馆(帝主宫)、汉镇杂货业宝善公所等相继设立，大多数分布于汉正街市场周围。此外，仅有名称、地址而无建设年代可考的会馆、公所有 37 个(如下表)。经过一段时间，一部分落籍汉口的异地商民逐渐与汉口本帮结合，形成势力强大的湖北帮。当时，各商帮为追逐

43、利润，占据汉口镇 市场，合纵连横，争夺颇为激烈。最终演化成湖北、湖南、宁波、四川、广东、山陕、山东、河南、云贵及京津等众多商业行帮。至今 汉正街市场内袭用的新安、宝庆等街名，安徽、江苏、广东、金庭等巷名就是当年会馆公所商业活动的历史见证。随着汉正街、长堤街一带手工作坊的发展，汉正街市场还出现了手工业同业组织，如由汉口镇铜器作坊联合建立的江南、京南公所 与木工匠人在鲁班阁设立的木业公所等。民国时期，政府要求商业团体依照商会法及同业公会法改组，会馆公所逐步消失，其活动场所大部分改为学校、市场、堆 栈、仓库或文化娱乐场所。1933 年，汉口商界按同业公会法组建的商会分会和同业公会共有 154 个，汉

44、正街市场商民均按行业加入相关行业公会。据 1933 年汉口市政概况统计，有 78 个行业公会仍设于汉正街及周边市场，占汉口同业公会总数的 51。汉正街市场的同业公会有 的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后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时方正式结束。第五节第五节 钱庄、票号钱庄、票号汉正街市场开始兴起时，大量资金为外地客商引入。清代初年，一批拥有巨资的山西、江西商人携带大量资金进入汉口，从事资本 经营，为资金不足又急待发展的经营业主和作坊主提供融通资金。光绪年间(1875 年一 1908 年)，汉正街下段鲍家巷至打扣巷沿线分布 钱庄、票号和典当行，成为汉口金融业的中心。当时以山西商人经营的票号最为有名，是市场金融业的中

45、坚力量。因其总号在山西祁县、平遥、太谷而分为祁帮、遥帮和太帮。汉 口票号均为分号，交易量大而手续并不繁琐，内部组织较简单，但往来商号及分支机构遍及国内，呼应灵通，信用卓著。光绪六年 (1880 年)，汉口镇票号盛极一时，曾达 33 家。1911 年，汉口镇仍有票号 18 家。辛亥革命后，票号失去封建官府的依托，存款来源 枯竭，周转失灵，逐渐走向衰落。1933 年，汉口镇仅存的济生、永亨两家票号改营钱庄，票号至此全部消亡。钱庄是旧式信用机构，初期主要开办货币兑换。其中规模大的钱庄发展到经营存放款、汇兑业务。此类机构由上海扩展至汉口时， 汉正街市场上有人称之为“银号”。他们利用商业信用，吸收比自身

46、资本大 10 余倍的闲置资金作资本，再采用贴现方式放(贷)出，通过加 速资金周转赚取利润。汉正街市场及周边钱庄业主多为江浙商人，经营资本额在 6 000 一 10 000 银元之间，而其放票(放款)业务款常 高达 10 万银元以上。钱店是经营货币兑换的小本钱庄，汉正街市场上的钱店多由江西商人经营。汉口镇钱店兴盛时曾有 100 余家，各街市随处可见。 此类钱庄以小额存放为主，并做铜元与银元的兑换生意，以方便市场交易。银庄、票号的形成与发展，对促进汉正街市场商业资本向手工业、金融业资本的转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汉口开埠，外国资本入 侵之后，此类旧式信用机构均不敌外国银行的特权或优势，逐渐歇业倒闭。

47、1905 年，汉口最大的怡和兴、怡和永、怡和生三家钱庄全部 倒闭。第六节 汉正街市场的辐射汉口成为长江中游“九省通衢”的商业重镇之后，汉正街市场作为汉口商业闹市区的代表对周边省份及近郊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层 面的影响。汉口商贸、运输业及手工业的勃兴，拓展了与外省及近郊物资和信息交流的渠道，集纳了大批异地商贾和省内土地闲置资本，扩大 了汉正街市场的经营阵容，为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汉正街市场的扩大和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刺激了近郊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汉正街各著名酒楼饭店制作的名贵鱼肴 所用鲜鱼均由汉口镇周围河汊湖泊的渔民供应。为获取提前应市的利润，菜农竟使“五月王瓜(黄瓜)四月尝

48、。”汉口的繁荣激活了汉阳县十 余个集镇，其中蔡甸镇成为“商贾数千家”的“南北两乡之都会”；而索河集乡民“平时收买白布转贩汉口，小民夜成匹，朝咸来贸”(乾隆 汉阳府志卷六)。武昌远郊的白浒、纸坊和金口在汉镇经济发展的牵动下，也成为汉口商贸的周边市场。与汉口邻近的郊县同样受到其经济辐射的影响。东邻黄陂县大批乡民迁入汉正街市场族聚而居，形成闻名遐迩的黄陂街。应城原地瘠民贫，清代初年因石膏在汉正街市场俏销致使石膏采掘兴盛，取代了传统的男耕女织，“县商因经营石膏拥万金者不下 数百户”光绪应城县志卷一)。山城崇阳产茶，因汉口茶市兴旺而兴起贩茶之风，“各路贩客云集，舟车肩挑，水陆如织”、 “犁锄之夫半辍业以

49、居货为事”同治 崇阳县志卷四)。咸宁在汉口市场的影响下也由明代中期“居民以渔稻为业，无商贾利欲之诱”而发展为清初的“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之邦。诸多商民 背井离乡到汉口经商贩卖，其中发财致富者还修起了“咸宁会馆”(1994 年 4 月 25 日)题为汉正街内数风流的文章中也记述有：“昔日的小商小贩们早已不再满足,二传手,的角色，而是开 始办厂、办店、办公司，要把,蛋糕,做大。一名个体户从 1982 年的摊主经营发展到 1989 年的门店经营，到去年已出资租赁了某国营企 业 600 平方米的厂房。”截至 1996 年底，全市场 60以上的服装个体工商户前有摊店后有工厂，实现了就地取材，就地加工，产销一 条龙。国泰工艺针织厂生产的手套因款式新、用料好、做工细，被评为“汉货精品”，不仅在汉正街市场闻名，还远销俄罗斯及东欧其他 国家。据汉正街市场总商会副会长谢诗海介绍，他在汉正街市场经营服装，从 1984 年用一台家用缝纫机加工服装开始，逐步扩大产销 规模，到 1996 年，已有两处厂房、300 多台服装加工机械、两条流水线生产“邦达”服饰产品，并在宜昌、长沙、成都、西安、郑州、 邯郸、武汉等城市设有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