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钱币中宝字与乾字的探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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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古钱币中“宝”字与“乾”字的探讨 中国古代的钱文，自唐代通宝钱出现以后，多为年号+宝文结构。“宝”字主要用于宝文，“乾”字则经常出现在年号中，二字都为钱文的高频用字。由唐初至清末，“宝”主要写作“寳”，偶尔使用“寶”；乾字有“”、“乹”、“乾”三种写法的变化。一、“寳”与“寶”历代古钱币宝文中的“宝”绝大多数写法是从尔的“寳”，而很少出现从缶的“寶”。其中，官方的文字规范在文字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政府统治稳定的时期，这些规范通过书籍、碑文等形式向社会推广。特别在隋唐出现科举制后，文字书写是科举的必然内容，官方通过在考试用字上增加要求、引导考生的用字习惯，逐步实现社会用字的规范化。“宝

2、”字，在唐代文字规范上有很大影响力的干禄字书中有：“寳寶，上通下正。”即从尔的“寳”属于通体字，从缶的“寶”字属于正体字。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说：“寶，珍也。從宀、玉、貝，缶聲”，而后世规范字体皆以说文为主要依据，所以，“寶”字在历代的用字规范中都属于正体字。而从尔的“寳”则很可能是汉代新产生的俗体，早在东汉建和二年（148）的石门颂碑文中即有从尔的来自 wwW.L“寳”字。唐代的用字规范相对开放，这是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字使用的严重混乱而采取的妥协。文字学者在提倡正体字的同时，也努力发掘和规范俗体字，干禄字书、九经字样等字书很多内容就是对俗体字进行整理与规范。虽然对钱文用字提倡使用正体字

3、，但通体、俗体也被允许。宋元之后的文字政策都很保守，排斥俗体，始终将“寳”判为俗体字。但实际上，“寳”字却一直是为统治者所接受的正统文字。明俗书刊误里说：“寶，一作寳，俗作宝，非。”直接把“寳”字与从宀从玉的俗体的宝相对立，说明在学者的认识里，严格上应是俗体字的“寳”，与正体字的“寶”的地位无异。其次，“寳”在长期的社会实际使用中都比“寶”更普遍。早在汉末魏晋时期，这个字就显示出很高的使用频率。结合书法大字海与秦汉魏晋汉字字形表所录的碑文字形，在 8 个宝字中，从珎（包括其变体，如珍等）的宝就占了 5 个。在唐代，“寳”的使用更是频繁，唐楷书字典所列的唐代 36个宝字的字形中，“寳”有 24

4、个。宋代的印刷书也是以“寳”为主，在宋代雕版楷书构形系统研究所载的宋代雕版楷书构形总表中，“寳”字在总共 66 字形里占了 60 个，所以“寳”的使用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元明清之际，下层民间较广泛使用的是现在简化字中从玉的宝。而当时的民间俗字是不被官方承认的，使用很受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寳”字实际上是当时的用字主流。文字使用的继承性对“寳”字的长期使用也有影响。一些高频率的钱文用字，如“宝”、“通”、“元”都有延续性。第一种通宝钱是唐初的开通元宝钱（又作开元通宝，隶书），钱文由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亲自书写。上面使用的即是从尔的“寳”字。而从钱文书法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书法界一直就有模仿名家学习的传统

5、。那些名家所用的字甚至是当时的俗字自然就很容易为大家所认可。除欧阳询习惯使用“寳”字外，在释智永的真草千字文、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等著名书法作品中也都使用了“寳”字，名家的用字风气使“寳”字，为后人所推崇。而宋代的印刷字形，很多还是“肥者学颜，瘦者学欧”，效仿唐代书法家的字体。后世钱文的书写者，就很可能受前代特别是唐代书法名家的影响而习惯写“寳”字。从钱币铸造的传承角度，开通元宝在中国古钱币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与影响力。它的钱文和字体直接影响了整个唐时期的钱币铸造。五代至宋初的钱币，字体上也多为隶书，钱文还有模仿开通元宝的后汉“汉通元宝”、后周“周通元宝”和北宋“宋通元宝”。可以认为，正是开通元宝开了

6、宝文用“寳”字的源头。后世设计钱文者，即便偶尔遇到“寳”与“寶”的选择问题，也会参考前代的钱文用字而选择“寳”。但是，在钱文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少数“寶”字的存在。除了随机因素外，又有何社会背景呢？带有“寶”字的古钱币大多数并非都是“寶”，只是其中一些版本而已，反映出“寶”字的使用有偶然性。进一步分析，“寶”字出现主要有两个阶段：一、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二、清代中期以后。在第一个阶段中，钱文多为“御书钱文”，由皇帝或著名的书法家撰写。这些用字不一定代表当时社会通行的用法，而与社会上层氛围有关。一方面，当时的文化领域有很浓的复古风气。宋初统治者竭力修缮、完备古代的礼乐制度来理顺统治秩序，因而非常重

7、视发扬古代的经学和相应的典章制度。上行下效之后，当时的文人阶层普遍有一种好古意识。在文字学上，宋初有说文研究热，之后又有王安石的字说、王圣美的“右文说”、郑樵的“六书”研究，学者们致力于汉字渊源与结构的研究，也强化了在汉字规范上以说文为宗、排斥后起俗体字的意识。史载“（王圣美）入对，神宗与论字学，留为资善堂修定说文官”，皇帝亦对字学感兴趣，而正是在神宗时期的钱币上首次出现了“寶”字。政府对古代典籍、器物的收集，还形成了一股收集和研究金石文字的风尚。研究古文字，必然要对文字原始结构有详细的了解，而相对接近原始字形结构的正体字得到了推崇。宋代文字领域的复古潮，虽不能确定对下层民间有多大影响，但对上

8、层的文人、士大夫、甚至是皇帝的影响却是肯定的。而此时的钱文主要就是由这部分人书写，钱文上也易出现符合篆书结构的“寶”。另一方面，宋代是雕版印刷的大发展的时代。宋代重文轻武，读书风尚浓厚，社会各界因而对图书印刷非常重视，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三大雕版印刷系统。印刷事业的发展，使得印本图书比例增加，手抄书减少。至仁宗中期，印本成为书籍的主流，得到社会士人们的追捧。印本书相对于手抄书，文字形体更加稳定、明确。在雕印系统中，官刻印书占主导地位。官刻本有着政府雄厚资源的支持，用料考究、印张精美，在文字方面更具规范性和权威性。再加上庆历年间（1041-1048）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印刷业更加普及。文字标准体

9、依靠印刷书籍广泛普及，民间用字得到规范统一，字书的要求得到了进一步落实。第二阶段，约在清代咸丰年（1851-1861）以后。此时文字使用上也有重要特点。首先是馆阁体书法的盛行，科举对书法的要求苛严。特别是自道光年间（1821-1850）始，科举考试对书法的要求更加苛刻。“科场考官竞相挑剔偏旁，呵责笔误”，甚至“举凡偏旁有误、使用碑帖别体”都会影响到能否被录取。苛严的用字规范，带来的是正体字使用频率的升高。故而在道光以后的钱币中频繁出现“寶”。其次是文字仿古风气浓厚。同宋代类似，清代也出现了比较浓厚的文字复古风气。乾嘉时期由于思想文化的限制，知识分子专注于与政治无关的朴学。朴学以文字训诂为基本功

10、，又把古代金石碑版文字作为重要资料来源。在社会浓厚的重文氛围下，文字学得到迅速发展与普及。在文字书写上形成了一股好古风气。再者，此时仍有印刷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清代的铸钱工艺中很可能应用了活字模的工艺，即用活字模铸钱。使用印刷字体，必然追求文字的规整正式。十九世纪初期，西方近代铅活字技术传入中国。铅活字不易变形，更能保证字体的正规面貌。虽不能肯定这些技术被马上应用于钱币铸造之中，但一些铸钱局肯定受到了铅活字所印文字质量高的启发，优化工艺、精刻字模，对字体的选择追求最正规的写法。需指出一点，在咸丰之后的战争导致清代钱局数量众多，而一些大钱的铸造如“咸豐元寶”都是短时间迅速推行的，因此众钱局铸钱

11、的钱文难以统一，都自成体系，差异明显。这种情况在咸丰之后依然如此，导致了后面的几种钱币都出现了“寳”与“寶”的混用。到光绪年间，张之洞在广东用机器制造机制钱成功，新的铸钱方法迅速在各省推行。用机器造钱，只需通过模具不断冲压就能印出大量钱币，因而造钱的主要精力就是制作规整精美的模具。那么在用字上也就多以正体的“寶”字为主。再者，模具可以在各钱局交换，故“寶”得以逐渐在各钱局中推广。在清末民初的铜元、银元上，虽仍有少数地区用“寳”，但用字已转变为“寶”为主。二、“”、“乹”、“乾”的演变 乾，作为八卦的首卦，有天、君的崇高寓意，受到历代皇帝的青睐，经常被选作年号用字而出现在钱文上。但纵观历代钱文，

12、乾字却经历了“”、“乹”、“乾”三种写法的演变。与宝字两种写法出现相混的情况不同，、乹、乾按时间顺序依次出现。“”主要在唐初至五代时期。“乹”主要出现在辽代。南宋初期以后开始使用“乾”字。说文：“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达也。倝声。”按照说文作为正字标准的认识，从乙倝声的“乾”，是属于正体字。其他两种写法在干禄字书中有：“、乹、乾，上俗中通下正。”它很明确地指出：“”是俗体字，“乹”是通体字。乹，北魏元嵩墓志就已出现，此字当为省去了声符“倝”的构件“人”，“乙”字隶书多作“乚”，故为了追求字体的美感而作“乹”，并被广泛用于碑志中。，估计也产生于南北朝时期，其字形类似“乹”，只要“”上的一横截

13、去左侧，即为“”，流行于唐碑。1.唐初至五代的“”字 唐代文字政策是开放的。即使“”是俗体字，也有被写入钱文的可能性。而从当时社会的实际用字情况来看，字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乹和乾。书法大字海所录的 5 个由唐人书写的乾字中，3 个为“”，2 个为“乹”，“乾”字无。在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系统研究里所列的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分析总表中，也把“”列为这一时期的主形。“”字在唐代有着深厚的使用基础，民间多用这个写法，再加上五代十国的文字政策因战乱而出现混乱，“”、“乹”两个字，特别是前者能在唐至宋相当长的时期内被用在正式场合，到文字保守的宋代，才逐渐弃用“”。再者，钱文用字的继承性使得“乾封泉宝”上的

14、“”在后来的钱文用字中被沿用。五代时楚国钱币就是大多沿袭唐代的钱币，故也用了“”字，然而，乾字作为钱文用字并不如宝字那么有延续性，在钱文使用中断断续续，故在之后辽代钱币的铸造中就没有参考前代的用字，而完全取决于当时书写者的习惯。2.辽时期的“乹”字 第二阶段的“乹”字主要出现在两种辽代的钱币上。辽虽有契丹文，但辽人以汉字为尊，汉字实际使用面也最广，被大量应用于汉文经典、佛经、墓志之中。再加上铜钱的使用以汉人为主，故传世的辽代钱币都为汉文钱。由于汉字在辽国内被广泛使用，且辽与中原的北宋交流密切，可以认为辽与北宋的文字使用在社会民间范围差别不大，那么唐代至宋代的各种正字风气也能影响到辽国。辽钱使用

15、“乹”，而少用“”，很可能“”字在越来越保守的正字风气下，使用频率越来越低，特别是在政府发布的公告、钱币之中。因而在辽代，很可能“乹”是当时官方比较正规和普遍的写法。宋初的字书佩觿言及“乾”的俗体时，只提及“乹”字。宋仁宗时期的集韵“俗作乹，非是”。（下转页）（上接页）他们只承认了“乹”的俗体地位，而“”字直接就排在用字规范之外。钱币中少数版本的“统元寳”则反映出“”在民间尚有一定的使用基础。辽与北宋的文字使用在社会民间范围差别不大，但在社会上层文人的范围里就不同了。辽代没有北宋浓厚的文化氛围，在文字上的复古风气就不会很强势。事实上，北宋中后期在社会上层已普及“乾”字。宋四家书法字典里所列的“

16、乾”字皆作“乾”。只是北宋无带有“乾”字的钱，也就无从体现了。同时期的辽钱虽有这个字，但制作粗糙，钱文不一定由上层文人书写，更可能是民间写法的体现，因而没有使用“乾”字。可是，“乹”只出现于辽代的两种钱币，信息很有限，又有争议，所以随机因素的影响非常大。在这段时期内，“”字在民间依然普遍。但是宋代中期以后的文字复古趋势影响加大。在俗体字被排斥的背景下，“乹”、“”两字都开始受限制而走向衰弱。3.南宋初期以后的“乾”字 经过了宋以来长期的文字保守政策的影响，字书中的正体字开始真正在社会使用中获得应有的地位。“”、“来自 wWW乹”这些不符合六书系统的字，受到社会上层的极力排斥。故在体现统治者想法

17、的钱文上，多使用正规的“乾”字。“”虽曾出现于“道元寳”铁钱，但官方的“乾道元寳”和“乾道通寳”为非正式流通钱币。这种铁钱很可能是民间或地方铸造的，已非用字主流。到明清时代，“”字已基本退出使用了。明代的字书字汇、正字通里还都有列乾的俗字“乹”，但“”字已不再收录。康熙字典引用集韵，也只提到“乹”字。宋元以来俗字谱中所统计到的乾字的俗体也只留下了“乹”。“”完全被废弃，“乹”字虽在民间还延续使用，但难能登大雅之堂。印刷业的发展同样有较大影响。宋代的雕版印刷、清代的西方活字印刷，都使官方字体走向正体化，俗体字只能有限地用于民间。早在北宋时期的楷书印刷书籍中，就已经有了明显的反映，宋代雕版楷书构形

18、总表所统计的共 20 个乾字中，“乾”字 18 个，“乹”、“”各只有 1 个。“乾”字被广泛使用，无论在民间还是官方。到了馆阁体盛行的清代，在“乾隆通宝”钱上使用“乾”也就更理所应当了。值得一提的是西夏“乾祐元宝”中的“乾”字。西夏与辽都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国家。虽然西夏文在西夏国内被大力推行，但经考古实物可知，在西夏国的各种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汉、番两种文字并用。西夏基本效仿宋代的钱币制度，因而西夏国汉文钱的用字实际上受到北宋用字的影响。南宋的“乾道元宝”、“乾道通宝”与西夏的“乾祐元宝”时代很近，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再加上西夏钱相比辽钱制作更规整，民间私铸也少，其用字即是最正规的“乾”。“宝”与“乾”的字形的演变有所不同，可能“寳”与“寶”结构都较复杂，不易辨识，二者都能一直沿用。而“乾”字的正体本身就不复杂，故能逐步取代不符合规范的俗体。透过钱文文字，我们可以发现，汉字规范中的每个字正俗之争是不相同的，但总体趋势都是逐渐走向正规与统一。（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物与博物馆系在读本科大三学生）-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