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可能导致的伦理危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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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肉搜索可能导致的伦理危机人肉搜索可能导致的伦理危机（一）“人肉暴力”可能危及人们的生活并进而影响和谐（一）“人肉暴力”可能危及人们的生活并进而影响和谐社会的建构社会的建构在许多人看来，人肉搜索介入当事人的生活就是一种暴力。首先，有针对性的人肉行为介入当事人的生活从来就不征求当事人的同意；其次，一旦个人信息被暴力搜索并被公开，这种暴力对相关者的影响就不只局限于网络社区，而是经常直接介入到其现实生活，演变成真实的暴力。更为可怕的是，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随时都处于被“人肉”的暴力与恐吓之下，这种情况在恶搞型及商业型的人肉搜索中尤为明显。因为恶搞型人肉搜索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展开

2、对任何人的人肉行动；商业型人肉搜索则为了商业利益可以为任何理由而展开对任何人的人肉行动。在当前态势下，两个方面的因素还使得人们面临的恐惧威胁有日趋严重的倾向：其一，人肉搜索对人们生活的暴力介入极为便利网络的便捷性与匿名性还使得这种暴力行为的成本极为低廉，几乎就是支付网络在线费用及休闲时间与业余劳动付出；其二，法律的滞后与无力使得发起、参与人肉行动者都愈加肆无忌惮，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人肉搜索。事实上，在有些事件中，人肉行动还因被人肉者的反击而升级，暴力在抵抗中被强化，这是一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毫无疑问，人肉搜索对被人肉者的这种暴力侵犯是极不道德的，如果人们在生活中必须时刻为自己是否被人肉暴

3、力侵袭而担心不已，他就失去了应有的安全感，这无助于社会公益的实现。这种情况持续发展还可能培育出一种暴戾的社会氛围，因为如果施暴者知道自己不会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相应的惩罚，他就可能变本加厉；而被侵犯者则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采取报复性行为。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看，这种情况还可能直接威胁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因为和谐社会的两个重要维度：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个体因社会安全而得的内心宁静在这种环境中都无法真正实现。（二）离轨放大对社会道德重建的负面影响英国学者莱斯利威尔金斯因大众传播媒介经常夸大现实世界里的真实事件而把它看作是“离轨放大器”，“离轨放大”描述的是一种传播效果，即受虚构的“离轨”或非虚构描写的

4、集中“反馈”，使得人们以为社会离轨事件呈增长趋势并进而导致明显的生活不安全感3。人肉搜索的许多案例中，败德或违法行为都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种信息经网络集中而强势的发布，可能会让公众对自己所处社区的道德环境产生不够正确、全面的印象，并进而产生不安全感。媒体的这种离轨放大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以美国洛杉矶市为例，统计表明，1988 年到 1996 年间，洛杉矶市的犯罪率本已有所下降，但是洛杉矶时报的一项调查却表明，几乎 3/4的人相信犯罪情况并没有好转，相反，他们认为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了。另一次民意调查表明，80%的人认为媒介的报道增加了他们对犯罪的恐惧；美国广播公司在 1997 年

5、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也发现，从全国的情况看，半数美国人对犯罪的恐惧比犯罪情况更为严重的 1992 年还有所增加。4人肉搜索往往也会产生这种离轨放大的效果，而且这种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尽管人肉搜索能搜集到行为人的大量信息，但通过网络所得到的信息毕竟不完全，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真实地反映了行为人的真实特点或人品。严格地说，公布在网络上的信息其实是关于当事人的“真相碎片”，根据这些“真相碎片”，人们往往会形成对他（她）的片面印象，而且多数是放大了其恶的一面。另一方面，集中而强势地发布“离轨”事件很容易给人们造成社会的危机假相。关于传播效果的几种理论也证实了这种离轨放大的可能性：“选择性接触理论”

6、认为，人们倾向于“选择”接触那些与自己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人群或内容，从而形成、强化群体认同。网络技术使网民不断接触和强化接近性信息，网络上看似多样化的信息在网络互动中形成了一个“回音壁”，危机在这里被不断强化和放大。“沉默的螺旋”理论也认为，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多数人共有的、能够在公开场合公开表明”的意见才能成为舆论，一种意见一旦具备了这种性质，就会产生一种强制力公开与之唱反调就会陷于孤立状态，甚至可能招致社会制裁的危险。这就是说，一旦网络信息“统计”出了社会危机的结论，反对这一结论的声音便很难在网络上形成相抗衡的影响。人肉搜索这种突出危机等社会负面信息的行为还有可能误导公共政策。美国学

7、者富兰克林吉列姆就指出，如果观众看到的犯罪新闻比反映校园问题的新闻多，他们就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应该把纳税人的钱更多地投入到修建监狱上，而不是改善学校条件和雇佣好老师上5。与离轨放大所导致的不安全感并存的是人们的道德恐慌。所谓道德恐慌，根据英国学者斯坦利科恩的解读，是指这样一些偶发性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会使得人们对价值产生担忧，以至于社会所支持的原则也会受到怀疑，整个社会由此而陷入到一种道德恐慌的境地6。真实情况是，这种恐慌所引起的恐惧本身甚至已经成了一种社会公害。在 2003 年的“非典”事件中，部分媒体在报道中夸大、扭曲疫情，曾一度引起公众的极大恐慌。针对这种情况，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戴维

8、巴尔的摩撰文指出，“我们在经历一场令人恐怖的与非典有关的公共健康危机，这是一场由媒体传播开来的恐怖”，“新媒体技术正在加速公众对于病毒的焦虑情绪，这种对病毒的焦虑情绪增长的速度超过新医学技术对付病毒的速度”7。从伦理的维度考察，人肉搜索可能导致的离轨放大与道德恐慌不利于当前我国社会的道德重建，因为它使得社会公众普遍对道德整合持悲观的态度，这无疑加大了社会道德失范的惯性，并使得当前社会道德重建变得尤为艰难。事实上，人肉搜索及部分媒体对那些非道德甚至反道德材料的嗜好，已经使得社会公众普遍生活于一种道德危机的压力之下，并进而导致公众对普遍道德原则的构建与社会整合丧失信心。众所周知，道德重建乃是要重建

9、为社会公众所一致认可并共同执守的道德价值体系，但如果社会公众普遍对道德原则丧失信心，道德重建无疑会变得极为艰难。（三）道德冲动下的非理性倾向在立法不足或法制效力有限的情况下，道德时常被当作解决问题的手段。在许多人肉搜索事件中，由于法律不能及时提供有效支持，人们大多借助道德审判、道德谴责甚至不正当的人身攻击等方式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或寻求问题的解决。这当然反映了事件参与者的激情与道义担当，无论如何，这种出于激情与道义担当的行为总要好于对败德行为或违法行为的漠不关心。但是当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最终演绎成网络乃至现实中大规模的道德讨伐时，一些原本应当理性对待的问题却被暴躁的“道德评判者”推进到非理性的境

10、地。一般情况下，人们在发动人肉搜索时，就已经在特定的道德价值立场上形成了基本的道德判断，许多当事人在一开始就已经被贴上“道德恶”的标签，并在舆论的促推下被裹挟进入到强势的道德法庭成为道德审判对象，最近的最疯狂敛财校长事件就是明证。如果当事人确实存在败德或违法行为，这种道德审判尽管有处置不当的嫌疑，但仍属可接受的范围。但事实上，在实践操作中，许多网民由于过于愤懑而经常把问题引向非理性的境地，造成攻击者与被攻击者的双重困境。其一，道德审判中的先验道德判断忽视了对事件本身的考察，有些问题原本不属于道德问题，而属于制度性缺失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等，但在道德审判的强大声势下，往往也被解读为道德问题，并试图通

11、过道德审判的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这种寻求解决问题的愿望是好的，但方向与手段明显不当。其二，过于愤懑还使得人们忽视了许多更为实质的问题或问题更为实质的方面。如在“Die 豹事件”中，某高校网名为“Die 豹”的学生因发文称汶川地震不够强烈且死的人不够多而遭人肉搜索，来自网络、现实等的各方围攻使得她最后不堪重负而被迫休学。事件中，Die 豹不成熟的个人言论固有不当之处，但她所受的攻击却也明显有处置不当之嫌。更需深刻反思的是，事件中最需反思的当代中国教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Die 豹是当代中国教育的产品，她的问题无疑就是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一个缩影，因此，教育问题才最需要反思，如应当培养学生具有何种品质，以及如何培养？等等。但又有多少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其三，在实际的人肉行动中，人们还普遍存在一种以道德审判干预甚至取代法律审判的非理性倾向。在针对败德行为或违法行为的人肉搜索中，人们在发起人肉搜索时，其实也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道德审判开庭的时候。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有的人开始有意无意地干预法律审判，试图通过舆论力量影响案件的审判。更有人还自觉不自觉地试图以道德审判取代法律审判自行“终结”问题。但事实上，这种以民间道德审判干预或取代法律审判的现象极不可取，因为它不但直接影响了法律的程序正义，而且无助于社会法制精神的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