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考研考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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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年2印纹陶：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模印纹饰陶器。在做好的陶坯上，趁未干前用印模将所需花纹在所定部位捺印上去后进行烧制。依其烧制温度的低高，又分为印纹软陶和印纹硬陶。前者多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以前，多呈红褐、灰白、灰等色；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约出现于商代以后，因烧制时温度较高，故胎质坚硬，呈灰色。印纹陶主要流行于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台湾、江西、安徽等地，器形大都为日常用品，如瓮、坛、罐、盂、钵、杯、盘、豆、熊、尊、物等。制作方法为手制、模制、轮制。其纹饰初出于加固陶坯的目的，器物多留有布纹、席纹、绳纹的痕迹，后渐趋丰富、精美，纹样均为几何形纹饰，主要有水波纹、米

2、字纹、回字纹、方格纹、编织纹、云雷纹等2001年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唐代长安城重要宫殿，含元殿位于丹凤门正北龙首原的南沿上，可以由此俯视长安城，重大庆典和朝会多在此举行。现存殿址台基。殿面阔11间，进深4间。殿东、西山墙和北面的后墙皆为版筑夯土墙，殿的东南和西南分别建有翔鸾阁和栖凤阁，两阁都在其北侧设廊道与含元殿连接。殿前向南伸出3条阶梯和斜坡相间的砖石阶道，长78米，当时称为龙尾道。殿址中出有大量表面呈黑色光亮的陶瓦，当是殿顶的屋面用瓦,还出有少量的绿琉璃瓦片，可能含元殿的檐口使用了琉璃剪边的作法。在台基四周出土残石柱和螭首石刻残块多件，在翔鸾阁北廊道的西侧出土许多铁甲片及矛头。2003年4陶衣

3、见20135郸县古城位于郸县古城镇（俗称马街），是成都平原多处史前城址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古城遗址。遗址长约650米，宽约500米，总面积32万平方米，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1996年古城遗址与成都平原其它吏前城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1997年大规模考古发掘中又发现了全国同时期最大的礼仪性建筑遗迹，国内外数十家新闻单位进行了报道，引起了文物考古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6失蜡法金属铸造的一种方法。用蜡制成铸模，外敷造型材料，成为整体铸型。加热铸模将蜡化去，形成空腔铸范，浇入液态金属，冷却后得到成型铸件。古代多用于铸造具有复杂形状的铸件。中国已知最早的失蜡铸件是河南淅川出

4、土的春秋晚期铜盏部件和铜禁。战国以后，失蜡法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除鼎、彝外，还用于铸造印玺、乐钟、佛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贮贝器、饰件等。现代，失蜡法仍用于铸造金属铸件，称熔模铸造。7瓮棺一种葬具，出现在史前时期，大都是以陶制葬具，史前的陶棺大都是以实用生活器皿所代用，尤其以大型的陶瓮作为主葬具的较为多见，故常被统称之为“瓮棺”，瓮棺葬较早出现并流行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时期，常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还盛行以瓮棺盛放骨灰。多数埋在居住区内房屋附近或室内居住面下，也有专门的儿童瓮棺葬墓地。8封泥见20139考古图宋代金石学著作。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而又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吕大临撰。书成于元祐七年（1092

5、）。书中著录了当时宫廷及私人收藏的古代铜器和玉器，每器皆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容量和重量，全书共分十卷（外加释文一卷）。第一至六卷为鼎、鬲等属商周器，今本（下同）目列138器，实收143器（多的主要是同铭之器）。第七卷为钟、磬等乐器，目列10器，实收15器。第八卷为玉器，目列13器，实收9器。第九、十卷为秦汉器，目列63器，实收67器。总共目列224器，实收234器。并作一定的考证，其收藏处和出土地可考的也加以说明。10喇家遗址遗址主要为齐家文化中晚期遗存，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巨大聚落，抑或是一个遥远的城邦古国。位于黄河上游的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重点面积约20万平

6、方米。发掘出非自然性死亡人体遗骸，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唯一一处大型灾难遗址。这座因地震和黄河洪水毁灭的史前遗址，是2002年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被称为“东方庞贝”。喇家遗址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中心区外围有一条壕沟，沟宽10米、深34米，沟环绕成长方形，长600米、宽200米，其内有成排的半地穴房址。己发掘3座的地面、四壁用白灰抹平，正中一个圆形灶坑，房内有214人，曲肢，有的怀中抱小孩。房内还出土陶、石、玉器及玉器半成品、玉料等。2004年一、名词解释：石片：文化层：见2013利篡：利箧，又名武王征商箧，中国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为周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

7、的祭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圆形，侈口，鼓腹，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森严可怖。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利篇记载的史实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的记载，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陶衣：见2013郑韩故城：郑韩故城位于今河南省新郑市区周围，双洎河（古消水）与黄水河（古漆水）交汇处。平面呈不规则三角形。城垣周长20公里，城内面积16平方公里，城墙用五花土分层夯筑而成，基宽4060米，高1518米。北墙外侧有数处马面建筑，是全国最早的

8、新型城墙防御设施。石楔：形似斧铸而形体较小，单面刃。主要用于劈开木材。多见于长江流域和华南各地、各文化中。镇墓俑：镇墓俑源于古代傅说中的方相神，又称方良或鬼魅，是山川精怪，有驱除邪恶的法力。这种怪兽多塑成蹲坐状，有人面兽身和兽面兽身两种，外形凶猛可怕，头上长角，两膊间有火焰状翅膀，蹄足，羽人兽鸟的结合。镇墓兽安放在墓室前，人面和兽面的各一。镇墓兽因造型奇异可怕，加上光怪陆离的釉彩，在坟墓这种特定环境中，会使人有恐怖的感觉。在西安、洛阳地区唐墓出土的各类随葬品中，镇墓俑以其丰富的出土量、清晰的演变序列及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无纪年唐墓分期断代的标准器之一，尤其是这一俑群中最能代表社会文化气息的武士状

9、、天王状镇墓俑，其形象由于与唐代流行文化的因素息息相关而备受学界关注。公墓：君王、诸侯及王子弟之墓。周礼春官冢人：“冢人掌公墓之地。”郑玄注：“公，君也。”贾公彦疏：“训公为君者，言公则诸侯之通称，言君则上通天子。此既王之墓域，故训为君也。”孙诒让正义：“文、武葬地，在镐京之东，盖王城外近郊内之隙地。周初诸王，及王子弟，皆族葬於彼，即此经所谓公墓。”铭：铭是一种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称述功德的文字，后来成为一种文体。刻在碑上，放在书案右边用以自警的铭文叫“座右铭”。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刻在石碑上，叙述死者生平，加以颂扬追思的，叫“墓志铭”。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金石录：三十卷，宋赵明诚撰。赵明

10、诚，字德甫，山东诸城人，对考古、金石、书画研究甚深。金石录一书，著录其所见从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来，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是中国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全书共三十卷，前为目录十卷，后为跋尾二十卷，考订精核，评论独具卓识。二、简答：简述商周时期的棺椁制度；史前时代墓葬中国埋葬遗迹最早见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周口店遗址。新石器时代已有了一定的葬制，历年来，在上百处墓地发掘的1.3万余座墓葬，其中70%以上分布在黄河流域。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一般墓坑小而浅，墓葬排列有序，多为单人葬，没有发现葬具的痕迹：随葬器物的数量不多，彼此没有显著差别。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现采用木质葬具

11、的大墓，有的随葬上百件陶器，有的随葬较多的玉器，表明墓主生前占有多量财富。陶寺遗址的个别大墓，随葬器物多达200余件，其中有精致的彩绘陶器和木器以及建鼓、特磬等大件乐器。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红山文化积石，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土墩墓，分别用石块和土堆砌筑而成，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又有地面标志的大型丛葬墓。这些大墓从不同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曙光。商周时代墓葬已发掘的商周时代墓葬总计有1万多座。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型墓葬。随着阶级分化和等级制度的确立，埋葬制度也有了严格的等级区分。奴隶主上层贵族的墓葬墓室宏大，有墓道，使用多层棺椁,有些地面上建有用于祭祀的建筑。随葬品十分丰富，普遍使

12、用人殉、人祭,有的还附葬车马坑。一些小型墓葬，墓坑狭小，仅随葬少量陶器等，有的甚至一无所有。殷墟侯家庄西北岗与武官村之间商王朝后期的王陵区，有13座大墓，其中葬制规格最高的8座大墓，墓坑四面都有墓道，其余则南北两面或仅南面有墓道。墓室面积最大的达330平方米。陵区东南有1000多座人祭坑。小屯附近发现的“妇好墓规格不高，墓室面积仅20多平方米，无墓道，但随葬品十分丰富，出土青铜器和玉器各有数百件。西周丰镐遗址张家坡附近的井叔墓地，以周王重臣井叔的中字形大墓为中心，布局主次分明，是考察西周高级贵族葬制的典型资料。春秋战国墓葬主要发现于列国都城和其他城市遗址附近。列国国君的陵墓多单独集中在一个墓区

13、，整体布局有一定规划。凤翔附近的秦公陵墓，包括13个相对独立的陵园，每个陵园都有一两座“中字形大墓。临淄齐国故城附近的田齐王陵、赵邯郸故城附近的赵王陵、平山附近的中山王墓以及被推定为魏国王陵的辉县固围村大墓，上部都有高大的夯筑坟丘,有的还在墓上建造宏大的“享堂身份较高的贵族墓葬，随葬成套的青铜礼器、乐器和车马器等。中山王墓随葬陶器的组合也有定制。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帝陵秦汉及其以后的帝陵，除元代不留坟、无遗迹可寻外，其余各代大都地望明确。秦始皇陵的规模最大。陵园坐西朝东，平面横长方形，由两座夯土墙环绕。覆斗形坟在内陵园右侧，左侧有寝殿基址。陵园内外发现许多陪葬墓和陪葬坑，其中包括兵马俑坑。西汉十

14、一陵，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在今西安市东南郊外，其余都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渭北九陵和杜陵，都有覆斗形坟，其中武帝茂陵的坟最大。文帝霸陵因山为藏无坟。当时帝后同莹不同陵，分别由夯土墙环绕成平面正方形的陵园，而后陵小于帝陵。西汉诸陵附近都有陪葬墓，现存陪葬墓坟最多的是高祖长陵和宣帝杜陵，各60多座。咸阳杨家湾的两座长陵陪葬墓，墓主可能是周勃和周亚夫父子。霍去病墓是茂陵的陪葬墓。高祖至宣帝七陵附近，还有为供奉陵园所设陵邑的遗址。东汉帝陵在汉魏洛阳故城附近，除北宋以来所传光武帝原陵外，其余都无法肯定。据记载，东汉帝陵的坟前建石殿，并已有石刻群，这种规制对后世影响很大，但目前尚未发现它们的遗迹。曹魏和西

15、晋帝陵也在汉魏洛阳故城附近。由于当时主张薄葬，“因山为体既无封树，又无寝殿，地面无任何痕迹。晋文帝崇阳陵和晋武帝峻阳陵的位置已基本查明，其他西晋、曹魏诸陵有待探寻。东晋帝陵在南京附近，大致仍依山为陵，并不起坟，个别起坟的也较低小。南朝陵墓的显著特点，一是墓地的选择受相墓术影响，方向很不一致：二是陵前有很长的神道，列峙石兽、石柱和石碑。刘宋和陈的帝陵，多在南京附近。南齐和萧梁的帝陵，多在丹阳陵口镇。陵口有一对大型石麒麟，为齐梁陵区总入口的标志。可大体肯定的南朝帝陵已发掘5座。都是在山坡开挖大型单室长坑，墓壁多用模印花纹豉拼砌大型画面，一般填平后仍起坟。北朝陵墓经过发掘的，只有大同方山北魏文明太后

16、冯氏永固陵。北魏迁洛以后的帝陵，在洛阳河以西的北邙山下。孝文帝长陵、文始皇后高氏陵和宣武帝景陵的坟比较明确，其他遗迹则无可寻。河以东为当时近支皇族妃嫔和其他贵族的葬地，与长陵的距离因其间血缘关系的亲疏而由近及远。这种布局保留着早期族葬的遗风。唐代高祖至僖宗十八陵，都在关中平原的北部。唐高祖献陵形如汉陵，仍为覆斗形坟。唐太宗昭陵改在北山南面半腰穿凿玄宫，封堵后不再另起坟。此后多数唐陵沿用此制，陵园布局也依昭陵规制，都在周围筑墙，四面各开一门。南门内有用于朝拜献祭的献殿（寝殿）遗迹。南门外的神道两侧，列峙石俑、石马、石鸵鸟、石华表等10余对，有的还有蕃酋立像。陵园南相当距离又有寝宫（下宫）遗迹。石

17、刻群保存最多的是唐高宗和武则天乾陵。陪葬墓坟保存最多的是昭陵（167座），献陵其次（67座），历年作过一些发掘。五代时期的帝陵，发掘过南京的南唐二陵、成都的前蜀王建墓和后蜀孟知祥墓，它们沿用了唐陵的某些制度，但规模较小。巩县宋陵的北宋八陵，都有覆斗形坟，陵园布局沿袭唐陵制度而稍有变化。主要差别在于：恢复唐以前帝后不同陵之制，后陵附葬于帝陵西北，规模较小：下宫建在帝陵西北、后陵之前，与唐陵位于西南不同；神道石刻的品种和数量增多（一般帝陵23对、后陵10余对），组合和形制更加定型化。南宋六陵“攒宫（暂厝地）在浙江绍兴，宋亡后被破坏，已无遗迹可寻。辽陵及奉陵邑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和巴林右旗境内。辽

18、陵地面建筑被金兵破坏，布局情况不明，仅知其依山为陵，陵前有享殿遗址。金陵在北京西南郊大房山下，明代将其破坏，现正进行勘察，布局情况有待判明。西夏陵在银川市西贺兰山麓，布局与北宋诸陵颇多不同。明清两代的陵寝制度有较大变化。坟不再是覆斗形，改变为平面圆形前建方城明楼的宝城宝顶式。坟前面的陵园为纵长方形，并扩大享殿，取消寝宫（下宫）。南京的明孝陵，北京的明十三陵，沈阳的福陵和昭陵以及河北的清东陵、清西陵，都是这种格局。其间的差别在于：明代帝后同陵合葬，清代帝后不同陵；明陵享殿称棱恩殿，清陵称隆恩殿；清陵在陵丘宝城与方城明楼之间增筑月牙城。明十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把帝陵集中在一个总的陵园内，仅在居于

19、主位的明永乐帝长陵、清顺治帝孝陵和雍正帝泰陵前，即陵园大红门内设置神道和石象生，其余各陵之前不再设置。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其他墓葬各地发现的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墓葬总计不下数万座。一些显贵家族都有共同的墓地，地面上有高大封土，形成范围很广的墓群。厚葬之风减退,随葬品多用明器。各地区的墓葬形制有所不同，尤其是一些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墓葬，各有特点。秦和西汉初期的大墓仍采取商周以来的葬制，即在有墓道的土坑竖穴内营造木构椁室,墓主的棺室居中，四周置放随葬器物，长沙马王堆汉墓便是如此。西汉中期的某些诸侯王墓,例如河北满城的中山靖王墓，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多室洞穴，并在洞内搭建木构瓦屋。另有一些诸侯王墓，则在

20、穿土为圻的木构椁宝周围增设“黄肠题凑从汉代开始，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的一般墓葬，多为结构简单的土洞墓，随后长期流行。同时出现几种新的墓制：空心破墓。用模印图像空心豉砌筑墓室，开始出现于战国晚期，流行于西汉时期；破室墓。用小型长方砖砌筑墓室，西汉中晚期出现于中原和关中一带,东汉以后广为流行，成为全国各地常见的一种墓制，其中许多墓内绘有彩色壁画，内容有天象、四神、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以及车马出行、宴饮百戏等；画像石墓。用雕刻画像的石材砌筑墓室，结构和布局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盛行于东汉时期，主要分布在山东和苏北、河南南阳以及湖北襄樊、陕北与晋西北3个地区。河南密县的打虎亭汉墓，为破石

21、结合墓室，既有画像石，又有壁画。另外，四川省境流行画像砖墓和崖墓，画像为模印,题材有收获、射猎、采桑、卖盐等生产和商业活动以及宴饮、乐舞、车骑等生活场面。乐山附近的麻壕崖墓，保存大小不等的墓穴200余座,年代属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某些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采取特殊的葬俗，例如川南的人悬棺葬。魏晋以后的贵族官僚墓葬，布局简单，面积缩小。一般都是单室，规格高的有前、后两室，多室的极少。北朝和隋唐大墓的墓道较长，接近墓室部分掏成隧道，并在顶部开通几个天井，以象征宅第的层层院落。在墓室的前面和墓道两壁绘壁画，内容有墓主人男女侍者门卒和武装骑从行列以及四神图和天象图。北宋和辽金墓葬，墓室由方形、圆形演变为等

22、边多角形,而且用雕砖砌成仿木建筑结构。雕砖和壁画内容多与前代相同，为宴饮、伎乐场面，有的墓内出现了有关杂剧的题材。至于随葬器物，西汉中期开始在日常器物之外增添陶质明器，东汉则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更多。从南北朝开始，又随葬大量仪仗俑和伎乐俑，并置放方形石质墓志。盛唐时期常用三彩陶俑。墓主身份高的大墓，陶俑多达数百件以至上千件。宋代以后多随葬瓷器。东北地区高句丽和渤海时期的上层人物墓葬，沿袭汉代旧制，并结合本族葬俗，墓地多建在较高的地方。形制有积石墓和封土石室墓2种，排列比较规整。墓室用石块叠砌，多数彩绘壁画。西藏吐蕃时期的藏王墓，受唐代影响，封土夯筑，呈覆斗形。在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中还有一些历史名人墓

23、，例如：纪念民族始祖的黄帝陵、成吉思汗陵；属于文化名人和民族英雄的孔林、司马迁墓和祠、张衡墓、张仲景墓及祠、司马光墓、岳飞墓、李时珍墓、徐光启墓、李自成墓、郑成功墓；少数民族地区的杨粲墓、奢香墓、阿巴和加麻札；有关中外关系的伊斯兰教圣墓、苏禄王墓等等。1.简述隋唐两京墓葬的分期。隋唐两京地区这一地区的隋唐墓数量最多，且不少墓葬有明确纪年，在中国隋唐墓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与其邻近的陕西、河南、山西、甘肃以至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的隋唐墓，虽也各有一些地方性特点，但从全貌看，都与两京地区十分相近。在两京地区，以对的研究最为充分。I两京隋唐墓可以分为3期：第一期，从6世纪晚期至7世纪晚期;第二期，

24、从7世纪晚期至8世纪中；第三期，从8世纪中至10世纪初。第一期墓葬，沿袭北期时期的传统，流行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土洞墓和破室墓，大墓则盛行带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龛的形制。随葬陶俑一部分是表现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另一部分为表现墓主人出行的仪仗俑。第二期墓葬，刀形墓室盛行，墓道开始缩短，天井和小龛数量减少，而对墓室构筑却更加重视。墓内多随葬僮仆俑和园宅、假山、建筑模型，突出炫耀其豪华优裕的家庭生活。西安、洛阳的此期唐墓中，随葬较多的唐三彩器物和。太原唐墓壁画多绘制大幅的树下老人图。属此期的、等,除具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龛外，还有前、后二墓室，墓内随葬品丰富，墓壁绘制大型出行图、狩猎图和击球图等壁

25、画。第三期墓葬，斜坡墓道更短，竖井式墓道流行，天井变少，小龛移至墓室四周。厚葬之风甚盛，多以金银锦绣为饰。元和(806820)以后陶俑减少。经常使用装饰华丽的绢衣木身俑。表现墓主生前室内陈设的条幅式立鹤屏风画成了墓室壁画常见的内容。与分期相适应，各期的壁画风格，陶俑的类型和形象，陶瓷器、铜镜、墓志等随葬品的形制和花纹，也都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另外，从西安地区一些大型唐墓看，墓葬中石质棺椁的使用，壁画里仪仗队伍的构成，门前列戟的数目，大都同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相称，基本符合大唐六典的有关规定。三、论述：试述中原地区两汉中小型墓形制的演变。汉代之墓葬形式及种类众多，常见的墓葬类型，有土旷木椁墓、崖墓

26、、空心砖墓、小砖拱券墓、石墓数种。大型土耕木椁墓除帝王外，诸侯王及达官显贵亦多采用。小型的用一穴一棺，民间也甚为流行。依山崖开凿的大型多室崖墓，西汉诸侯王偶有用者，例如河北满城的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便是凿山为陵，墓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由墓道、南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组成。此类墓在山东、江苏北部地区都有发现。小型的东汉崖墓则盛行于四川一带。空心豉墓西汉时多规模不大，为数也不多。后来其平顶渐变为折线形，为此构件增加了样卯。继而又出现多种异形构件，以及混用小砖以弥补其构造的不足。自西汉中期至东汉末，以小砖砌造的多室拱券墓盛行，其平面组合方式甚多，极富变化，结构上为加强拱券的密

27、合性，常使用楔形或扇形砖砌拱，有时甚至在砖间加样或使用多层拱券。石墓系用石条、石板等建造的墓葬，多见于山东、河北一带。在豉、石及空心砖墓中，常出现有多种内容及形象之画像石专和画像石。除表现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及墓主生前事迹外，尚起了很好的装饰作用。大的墓地外砌围墙，并建门阙、神道、石象生、神道柱、碑及祭祠2005年、名词解释：绝对年代：是根据某种事物的变化速率给出的数值年龄，也叫定量测年。绝对年代的记数通常有以四季轮回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单位的太阳年和原子周期性释放为单位的放射性纪年等方式，但在历史上普遍流行的是太阳年，至今通用的也是太阳年，在使用放射性年代时一般也要将其换算成太阳年。蒙特留斯

28、：瑞典考古学家，史前时代文化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其研究的重点是史前文化的分期与年代，尤专西欧、北欧地区的青铜文化，提倡类型学方法。他的主要著作有青铜时代年代问题(1885)、异教时代的瑞典文明(1888)、使用金属器以来的意大利原始文化(1895-1910)、东方与欧洲上古文化诸时期、英国青铜时代年代学、史前希腊等。他在各地博物馆和大学的演讲对考古工作的普及也有很大贡献。抱子花粉抱粉分析即通过对地层中分离出来的植物抱子和花粉的鉴定，认清它们所归属的植物属种，进而推断出当时的古植被、古地理及古气候特征。近二、三十年来，抱粉分析已广泛应用于考古研究。我国一些著名的考古遗址也都进行了抱粉分析，如山

29、西丁村人遗址、临潼姜寨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上海青浦的崔泽遗址、寺前村遗址、福泉山遗址、广富林遗址、金山亭林遗址、唯亭草鞋山遗址等。根据抱粉组合特征推断古人类的生活环境：史前人类及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分析遗址文化层中的抱粉，对于了解当时人类生存的环境是很好的方法。植物硅酸体又称植硅石（phytolith）,是指高等植物细胞中发育的硅质颗粒，易鉴定且较易被保存在考古地层和遗物中。许多栽培植物能够产生具属种一级鉴定特征的植物硅酸体。通过考古土壤等样品的硅酸体分析，能够较好地恢复史前农耕面貌与特点。目前，已有一些栽培植物的硅酸体形态得到了较好的研究，当代考古植物

30、学家也有一些成功的研究范例。植物硅酸体分析，将在农业考古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三棱尖状器一种大型石片石器，为旧石器时代“河-丁村系”文化的典型器物。山西芮城西侯度、河、襄汾丁村、陕西蓝田公王岭等遗址都有发现。形似西方同期的“手斧”，由大石片单向加工而成。三棱三面，庄严对称，使用功能和艺术兼备。干栏式建筑在木（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的房屋。这种建筑自新石器时代至现代均有流行。主要分布于中国的长江流域以南以及东南亚，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北部。从考古发现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埋在地下的木桩以及底架上的横梁和木板，表明当时已产生干栏式建筑。“

31、干栏”式建筑主要应为防潮湿而建,长脊短檐式的屋顶以及高出地面的底架，都是为适应多雨地区的需要，各地发现的干栏式陶屋、陶困以及栅居式陶屋，均代表了防潮湿的建筑形制，特别是仓縻建筑采用这种形制的用意更为明显。直到今天东南亚一带还较盛行栅居，以适应潮湿多雨的需要。人殉与人牲人殉是用活人来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或封建主殉葬；人牲是用活人来祭祀祖先（人鬼）、神灵或自然界万物。主要流行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中。殉人基本上是主人的近亲、近臣和近侍：而人牲的身份则主要来源于战争中的俘虏，或由俘虏变成的奴隶。在中国，二者约都出现在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永靖

32、秦魏家遗址的齐家文化氏族公共墓地中，都曾发现女子为男了殉葬的合葬墓。考古学界公认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杀妻（妾）殉葬墓。黄肠题凑见2001唐三彩见2003邢窑唐代白瓷窑址。分布在河北省临城、内丘二县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的程村、解村、澄底、岗头、祁村、双井村一带。其中祁村窑烧制的白瓷具有典型邢窑特征，窑址发现于1980年，经调查，证实了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一部分白瓷是邢窑的产品。邢窑白瓷的出现,改变了当时以青瓷为主导的发展方向，并对其他瓷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窑址中未发现窑炉。窑具比较先进而多样，器形有碗、盘、壶、罐、盏、托等，除一般漏斗状匣钵、桶式匣钵外，还有一种盒式匣钵，有盖有底，坯体置其中，

33、然后放在漏斗状匣钵之上，专用于烧造高档白瓷。邢窑产品造型规整、制作精致、胎质坚硬，釉色洁白则是其主要特点。开元通宝唐代开元通宝货币。钱币在唐代始有“通宝”。唐初沿用隋五铢，轻小淆杂。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为整治混乱的币制，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最初的“开元通宝”由书法家欧阳询题写，形制仍沿用秦方孔圆钱，规定每十文重一两，每一文的重量称为一钱，而一千文则重六斤四两。从此，中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而发展为通宝币制，成为唐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沿袭近1300年。开元通宝的铸制与流通，在我国钱币形制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反映了

34、当时人们对货币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钱为宝，则意味着货币即财宝观念的增强和人们对其崇拜程度。二、简答：考古类型学局限性；局限性：第一，只能确定出现早晚的逻辑序列，不能判定每式具体存在的年代。器物新旧形态，总是存在着一定并存时间，甚至有的旧形态比新形态存在的时间还长。发掘所得的层位关系和共存关系是代表了遗物被埋藏的时间先后，因此，也会出现新旧形态共存现象，甚至出现前后颠倒的现象，要判定具体存在年代，应采用多方法、多视角、多参照系的综合研究。第二，只能确定相对早晚，不能确定每式之间的时间间隔长短。第三，只能对一部分遗迹、遗物或遗存群进行排序，特异形态、突变器物形态都不能用类型学方法研究。第四，类

35、型学分析属于不完全归纳法，排出的序列和总结出的规律都有一定的假定成份,随着新资料的积累，需要作补充或修改;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会完全不反映实际情况，需要在资料增加后重新排队。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出现把“类型学研究”与“分类研究”、“器物形态研究”混为一谈的现象。类型学研究只是分类研究中的一种，而分类研究又是形态研究中的一种。 Ps：考古地层学的局限性：在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过程中，考古地层学的主要任务是划分地层并确定各种遗迹、遗物的相对年代关系。但是仅仅依靠地层学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一是地层关系只能表示文化堆积的先后顺序，而不能反映早晚相差的程度；上下两个文化层可以相差几百甚至几千年，也可以只

36、差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二是因为种种原因，晚期地层中往往混有或多或少地早期遗物，给晚期文化面貌造成假象，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加以排除。如果只按地层分期，就会把这些早期的混入物归入晚期阶段，从而模糊了早期和晚期文化之间的界限。三是地层叠压或打破关系在整个遗址中有时仅仅是局部现象，其余没有直接地层关系的文虎遗存，只有靠出土器物的对比才能确定相对年代。四是仅依靠直接的地层关系根本无法越出遗址进行远地对比，而器物则是可以在不同遗址间进行比较，进而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地层关系最后必须落实到遗迹、遗物型式的变化上来，才能正确地进行文化分期以及探讨各期文化同其他文化的关系。2006年一名解：1三棱大尖状

37、器见20052中石器时代处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均有少量发现,以黄河流域的遗存比较重要。其基本特征是:这时的人类依然过着采集渔猎的经济生活，农业和畜牧还没有出现。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用间接打击法制作的典型细石器尤为盛行，仅有个别的磨制石器，陶器还没有产生。这一时代当开始于1万多年以前地质上的全新世时代下限则延续得比较长，在先进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以后，某些边远的地区还保留了中石器时代的原始状态。3清凉寺西安清凉寺乃隋唐古刹，古籍记载云：始建于隋开皇元年（西元五八一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年的历史，曾名真寂寺、崇福寺、化度寺等，金大定二年（西元一一六二年）法演法师扩建，敕

38、封为清凉寺。一九四四年，长安县对土地村庄进行测绘，档案记载，清凉寺原有土地八十馀亩，其中建筑面积十五亩，分南北两院。南院有僧房三间及大雄宝殿，殿内有弥勒玉佛一尊，隋代风格，造型精美，现保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馆。寺内现存民国甲戌年住持僧智朗建立的古清凉寺石碑一通。4利簇见20045金口器凡是用金属加固和装饰器物口沿的，就叫扣器。扣器首先产生于漆器，用金属加固器口的漆器最初出现在战国时期，到汉代开始大量生产，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扣器按从高到低的档次主要分黄金扣器、白银扣器和铜扣器三大类，其中铜扣器又可分为鎏金铜扣和不鎏金的铜扣，绝大部分扣器是漆器，但也有少量是玉器、象牙、玳瑁、琉璃器。考古发现汉代一些铜

39、扣漆器，其铜扣加固，不仅限于口沿，而且在边沿、转角处或器身上加上几道铜箍，使其更结实、更美观。如耳杯的双耳，是使用时触摸最多的部位，为了加固，多用铜扣。6三体石经见20017唐三彩见20038钧窑宋元时期北方瓷窑，为宋五大名窑之一.在今河南省禹县。钧窑最迟始烧于北宋末年，北宋南迁后一度停烧，但烧造技术传至元代，并蓬勃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钧窑系。钧瓷属产方青瓷系统，以其汝浊釉闻名天下。乳光釉及“蚯蚓走泥纹”为钧瓷的重要特征。钧窑在宋代创用铜的氧化剂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铜红釉，为我国陶瓷工艺及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9三叠层10安特生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874年7月3日生于瑞典克

40、尼斯塔，1960年10月29日卒于斯德哥尔摩。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1902年获博士学位。他曾调查周口店化石地点，成为发现北京人的嚼矢。他在河南濯池仰韶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还在甘肃、青海调查发掘大批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遗址，把以上的发现分成齐家、印韶（半山）、马厂、辛店、寺洼（卡约）和沙井6期，并推测它们的绝对年代。安特生是较早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学者之一。11苏秉琦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河北省高阳县人。生于清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10月4日）。1934年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从1949年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学术论著还有瓦鬲之研究

41、（1941）、以及一系列论文，其中主要的论文已被编集为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1984）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主持工作的30年中，为办好这个专业、培育考古人才，充实全国各地的考古队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08年一、简述题（每题20分，共计180分）简述中国细石核的分类并绘出各类石核的形态示意图细石核是剥落细石叶的母体，一般形体较小，台面多经细致的修理。我国常见的细石核有柱状、锥状、楔形、船形等类型，又可归为圆体石核和扁体石核两大类。圆体石核主要有柱状、锥状、半锥状三类。柱状石核即两端均有台面，四周有剥片痕迹，整体而呈柱状。锥状石核一端有台面，与台面相对的一端呈尖形者，亦称“铅笔头状”。半锥状石核，

42、即锥形的二分之一左右。扁体石核主要有：楔形石核，即台面略呈狭长三角形，一边有剥落石叶的细长疤痕，相邻的一边经仔细修整呈刃状者；楔形石核又可细分为宽楔形和窄楔形两种。船形石核，即石核体窄长，一端遗有剥片痕迹、相邻的底部经修整而整体似船形者。简述环境考古的理论及研究目的环境考古学是研究古代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相互关系的学科。环境考古学主要是通过对古文化遗址中所包含的能够反映环境的依存研究，来恢复古代人类及其文化的生存环境，分析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探讨人类文化适应、利用自然环境过程中形成的特色和对环境的改造过程，最后对古代自然环境的变迁史和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之间的关系作出全面的解释。环境考古学的产

43、生，有其理论方面的背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条件。首先，文化生态学理论是环境考古学产生的理论基础。所谓文化生态学，是研究人类适应和改造所处环境的所有方式的学问。文化生态学概念的提出，引起了考古学家们对文化与环境关系方面问题的关注,从而认识到对古代人类生存环境考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环境考古学产生的技术条件。二战后，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与技术，如新的测年技术和动植物、土壤显微分析技术等，使得从古文化遗址中获得的有关古环境的信息量大为增加，从而使分析古文化与古代环境的能力大为增强。于是考古学家与地质、地理、生物学等学科专家合作，开始了有关古文化与古环境关系方面的

44、而研究。这样，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环境考古学应运而生，并在考古学研究中日益占据重要的地位，成为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环境考古学的主要对象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自然环境是指人类以外的自然界，包括气候、地质、水文、动物、植物等因素。其中，气候（包括气温和降水）是自然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气候状况和变化会直接影响当时的地貌、土壤、动植物和人类。不同的地貌（平原、山区、海滨、草原等）和土壤有着不同的动植物资源，直接影响古人类的生活方式；而动植物的生存、分布又受到气候、地貌、土壤、水文等因素的制约。因此，环境考古学实际上是把考古学、地学（包括地质学、地理学、土壤学）、动物学和植物

45、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在研究过程中，尚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均是对环境考古学具有指导或实际应用的意义.环境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则是文化生态学。任何复原史前环境的尝试，都不仅要考察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而且也要考虑人类文化对自然环境的积极反作用力。因此你，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的环境考古学，是从人类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它的目的在于探讨古代的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环境考古学研究的方法：a）地址环境考古学方法：地质学特别是第四纪地质学同史前考古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第四纪是地质史上最新的一个时间单位，仅就环境考古学而言，地质学对沉积物成因和第四纪气候演变的研究，

46、对于恢复古人类的生存环境有着重要的作用。b）动物环境考古学方法：不同的动物不仅是适应一定的温度和纬度，而且与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相适应，据此，可以根据动物化石推断古人类生存的古地理环境。c）植物环境考古学方法：同动物相比，植物由于移动性小而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差，对温度、降水、土壤等环境因素的变化更敏感，常被看做是地质时代“温度计”而用来判断第四纪古气候的变化。利用古文化遗址中的植物遗存进行有关植物和古气候的研究，是植物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植物的根、茎、叶和种子等易腐朽而能够保存下来成为化石的很少，故古植被方面的研究，主要依靠对植物的微体化石的分析，如抱粉分析（利用埋藏在古地层中的植物抱

47、子和花粉研究古植被和古气候抱子是指苔辞、蕨类等植物的繁殖细胞，花粉是指裸子和被子植物的繁殖细胞）和植硅酸体分析（沉积于某些植物体中的玻璃质的二氧化硅骨架耐酸碱、耐高温，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被称为植物硅酸体或植物蛋白质、植硅石。硅酸体多存在于植物的细胞壁上，在植物体因各种原因被破坏后，仍可长期保存下来，并保持其原有的形态不变，成为微体化石禾本科植物也称“灰像法”）等。筒述镇墓瓶及镇墓文镇墓罐也叫镇墓瓶、斗瓶、五谷瓶，是中国古代墓葬中比较常见的随葬物，流行于东汉中后期，一直沿用到魏晋时期。镇墓罐多陶质，个别泥质。瓶内一般装有面粉、粟粒、云母片等所谓的神药，个别的装有铅人，瓶腹文字多用朱色或墨色直接书

48、写在腹部，镇墓文多少不等，多者百余字，少者仅数字。文字的文体和内容比较固定。一般的行文规律是竖行自右而左书写，起首注明年号、月日、干支，之后书死者乡里及姓名，再书写慰藉性语言及供死者冥用的“斗瓶五谷铅人”、“八魁九坎”等，其后是为死者祈福、解罚、约束亡灵的破除谶语，最后仿效官府文书的文体以“急急如律令”结束。镇墓文后面的安慰死者及祈福、解罚之类的内容，其作用主要是以文告的形式，告诫地下鬼怪不能对死者进行侵扰，以便使生人家宅安宁，死者冢墓稳定，以“天地使者”的名义为主人解罪，为死者求福，安慰并约束亡灵，使其认识生死有别，勿事纠缠。例如，在敦煌发现的五凉时期的一件镇墓瓶，瓶上的朱书题记是：“麟嘉八

49、年闰月，甲辰朔六日乙酉，重执姬女训，身死。自注应之，今厌解。天注、地注、岁注、月注、日注、时注。生人前行，死人却步，生死道异，不得相撞。急急如律令。”其大意是：麟嘉八年（396年）闰三月六日乙酉。我们（后人）以此瓶作为神物供奉，聆听您的（老妇）教训，您身死因疾病缠身，这是天意。现在，我们（后人）祈求神灵为您消除各种疾病，不要将这些病灾带入阴间，活着的人还要继续走路，死去的人已经止步了，活人和死者的道路不同，不能阴阳相撞在一起。请您按照这样的命令去办吧。由于镇墓瓶上一般都详细记载死者姓名，卒时年、月、日、时，纪年准确，对于考古断代以及补史、证史有很高的价值。镇墓罐往往成对使用，或放在墓主头部，或置死者脚旁，有的也放于枕内或尸床内。镇墓瓶上的镇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