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doc

《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doc（50页珍藏版）》请在得力文库 - 分享文档赚钱的网站上搜索。

1、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作者黄燕生）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作者黄燕生）方志的起源中国的地方志有着悠久的历史。方志起于何时，渊薮所在，历代学者曾经作过多方面的考辨，并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宋代学者王存、程大昌、王象之等人推禹贡、山海经等古代地理书为方志之祖，同代人司马光、马光祖则认为导源于周礼记述的古方国史；还有学者以多源的观点阐释方志的产生，如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以晋挚虞所作畿服经为例，称该书合禹贡、周官例而成。宋代地理学家欧阳忞纂舆地广记，序称:“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元人黄溍则将方志归结为古地志与古地图的合流。明清以来，溯方志之源于史书的说法较为盛行，章学诚力证周官外

2、史所掌“四方之志“即是当时的地方志，洪亮吉认为，汉晋霸史越绝书、华阳国志是方志之始。建国以来，对于方志起源问题的讨论，虽未完全统一认识，但方志多源，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地方志内容包罗万象，宋代以前出现的各类名目纷繁的地方史籍、地理杂著、人物传记、诗文选集均与定型方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其中，以山海经、禹贡、周官和古地图对方志的定型与成熟影响最大。 山海经，18 卷，分为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作者不详。全书仅3.1 万多字，却包括了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等多方面内容。由于奇谈甚多，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汉书艺文志将其

3、列入形法家之首，明人胡应麟称其为“古今语怪之祖“，清四库全书总目也谓其为“小说之最古者“，并置于小说类；但该书的多数内容涉及山川地理，唐刘知几史通以及隋书经籍志等历代史目又置其于地理之属。宋代一些全国区域志的编纂者述及修纂缘起，每每提及山海经。北宋元丰间，王存纂九域志，朝廷诏秘书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政和间，欧阳忞纂舆地广记，山海经也成为参照之书。此外，隋书经籍志记载南齐陆澄聚山海经以来160 家以为地理书。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只 1193 字。禹贡假托夏禹治水之后，将全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以此为纲，分叙各地山岭、河流，物产、贡赋、交通等项。这是我国现存最

4、古的一部全国区域志。历代言地理者，大都推禹贡为祖。元代志家张铉即将此书列为方志源头之一。禹贡比之山海经，不仅有明确的行政区划作为纲领，其记述内容和形式也更趋近于后世方志。如每州分叙山川、湖泊、土壤、物产，尤详于田赋等级、贡品名目的记述。加之此书较少怪异之谈，记实色彩较浓，因而受到历代方志学家重视。 周官即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是一部记述周代官制的著作。是书多处提到“方志“一词。地官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春官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郑玄解释“四方之志“为春秋诸国史书，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由于定

5、型方志具有地方史书的特征，而周官所云古方国史又统称“方志“，所以自宋代以后，许多人将两者联系了起来。司马光河南志序云:“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从“志属信史“的观点出发，也认为周官外史、小史之执掌即今之方志。章氏之说在近代极受推崇，故周官源流说颇有影响。 历代学者论及方志渊源，常常将周官所述古方国史与古地图相提并论。南宋方志学家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序称:“郡有志，即成周职方氏之所掌，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元代学者郭晦在至元嘉禾志序中也指出:“图志之书，古史之笔也，成周职方掌天下之图，外史掌四

6、方之志，事亦重矣。“明嘉靖太平县志图序分析古地图与方志的关系，说:“周礼九州之图掌于职方氏，此后世图经之所由作也。志以纪事而先之以图，义亦如此。“古代地图除写绘图形外，往往还有许多文字说明，图经即指这些图说而言，“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李宗谔祥符州县图经序)后来，图说渐众，可单独成书，逐渐由图经发展为方志。方志的定期续修传统，实际上也是从古代定期呈交图经的制度演变而来的。所以，古代地图与近代方志有着直接的因承关系。恰如民国间地图史专家王庸考述的:“中国古来地志，多由地图演变而来，其先以图为主，说明为附；其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多，或图亡而仅存说明，遂多变为有说无图与以图为附庸之地志。“(

7、山海经图与职方图，载禹贡一卷三期) 除上述诸书外，与方志形成有一定关联的书体还有诗经国风篇，这是方志艺文志的远源。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成书约于 2500 年以前的东周时期，所录诗歌多为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共有诗 160篇，记述当时各地的民歌。宋代以后的方志都收录本地诗文歌赋，或为艺文、文征，或为各类之附录，不少志家以为源于远古时代的“采诗以观民风“。元代志家张铉指出:“古者诸侯置史以纪国政，采诗以观民风，后世州郡，各为志书，亦此之遗意。“(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清代志家章学诚也认为“文征义本十五国风“。(湖北通志序) 综上所述，先秦时代的各类

8、著述与定型方志都有渊源关系，但在方志形成过程中，它们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四库全书总目总结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这是对方志源流比较全面的阐述。概括说来，先秦各体古书，除禹贡初具地理总志的规制风貌，其余诸书皆只为方志的部分远源，即便是周官所称古方国史，也只是近似于后世方志的某些特征。因为通常所指方志，不仅有特定的记述内容，还有着约定俗成的体例门目。从专述史、地单类的古代国史、地理书和地图汇为记述广泛、体例完备的方志，不仅有记载内容的不断完善，

9、还有各类书体的逐渐融合，而这一过程，始于秦汉，直到南宋，方告完成。 秦汉魏晋南北朝秦统一中国后，舆图地志之作，续有纂辑。史记载:刘邦率兵入咸阳，萧何在秦丞相府获御史律令图书，“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形法类著录有秦地图一种，班固汉书地理志征引两处，其一，琅玡郡长广县，注曰:“有莱山莱王祠，奚养泽在西。秦地图曰:剧清地，幽州薮“；其二，代郡班氏县，注曰:“秦地图书班氏。“从这两处简短引文看，很象是地图上的附注说明，类似后世图经的内容。因该书早佚，体例已难考辨。 两汉时期，郡国地志已成为中央政府的征录之书。隋书经籍志云:“武帝

10、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又说:“司马迁史记所述，仅河渠志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赣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朱赣撰著的地理书是成书于西汉末年的一部记述地理风俗的总志，刘知几史通杂述云:“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据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引宋书称，“朱赣博采风诗，尤为详洽，班固因以为志。“说明地理书之撰，除循禹贡之例，分州叙事，还有国风的影响。朱赣地理书经班固辑录，收入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郡国地理之后，其内容除述星野、疆域、物产而外，主要是描写各地风俗，采录先秦诗歌甚多，如述陇西古俗:“天水、陇西，山多林木

11、，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朱氏之后，由班固完成的汉书地理志是以当时行政区划为纲的全国区域志，该志分为三部分，首叙古九州地理，全录禹贡；次叙汉郡国山川、户口、水利、关塞、古迹、设官情形，似采录各地图经而成；最后述各地风俗，辑有朱赣的地理书。隋书经籍志评价是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记所相埒。“班固自己也声称是受到上述诸书的影响，他说:“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

12、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汉书地理志)从该志的结构和内容看，除首尾辑录禹贡、地理书外，主要是分郡县叙述各地建置，其内容与华阳国志所引东汉巴郡图经别无二致。溯源推本，无虑周官职方、诵训、小史、外史之执掌，秦地图之所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汉书地理志实际上融合了先秦图、志的体例和内容。汉书地理志的记述形式，为历代正史地理志所法，同时，也为各朝代汇纂图经总集、地理总志创立了模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全国区域为范围编纂的总志有晋挚虞畿服经、陈顾野王舆地志、北魏阚骃十三州志等，以畿服经的体例较为完备。隋书经籍志载:“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

13、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见悉，凡一百七十卷。“从其介绍看，该书与汉书地理志同源于禹贡、周官，但其内容却不止于叙述地理风俗，还增添了“先贤旧好“等人物事迹，是综括地理书和史书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宋人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实际上，成书早于太平寰宇记几百年的畿服经就已经开创了方志列人物的先例。正因为该书兼备史、地两性，故受到历代方志学家的盛誉。清谢启昆甚至称其“实为后世方志之祖“。 东汉以降，以郡国州县为范围编撰的各类史地杂著名目繁多，刘知几史通杂述列为十流，“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

14、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研究者普遍认为，这十个流派中以郡书、地理书、都邑簿与后世方志关系较为密切。 郡书即郡国之书，多记郡国乡贤耆旧事迹。隋书经籍志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刘知几说:“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史通卷十)汉晋郡书，大都散佚无传，据诸书著录，汉代有沛国耆旧传、巴蜀耆旧传、益州耆旧杂传记、三辅耆旧传、鲁国先贤传、京兆耆旧传、会稽贡举簿、陈留耆旧传、陈留

15、风俗传、南阳风俗传、南阳文学官志、荆州文学记官志、汉中耆旧传、兖州山阳先贤赞；魏晋时期有广州先贤传、汝南先贤传、豫章烈士传、益部耆旧传、襄阳耆旧记。郡书以人物列传为内容，实为地方人物志。 地理书即地记、地志之书，以记述各地建置、山川、道里、物产、风俗为内容。刘知几说:“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史通卷十)汉魏时期的地理书或日记，或日志，故有地记、地志之称，两者实无区别。以记为名的，据中国古方志考等书考，西汉有王褒云阳记，东汉有李尤蜀记、朱玚九江寿春记、应劭十三州记、杨孚临海水土记、

16、卢植冀州风土记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魏阮籍秦记和宜阳记、杨元凤桂阳记，蜀谯周三巴记、僧仁显华阳记，吴顾启期娄地记、顾微吴县记，两晋陆机洛阳记、张勃吴地记、太康地记、裴秀冀州记、潘岳关中记、顾微广州记、顾夷吴郡记，罗含湘中记、袁山松宜都山川记，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刘澄之鄱阳记、雷次宗豫章古今记、邓德明南康记、盛弘之荆州记、郭仲产荆州记、山谦之丹阳记，南朝齐陆道瞻吴地记、黄闵武陵记和沅陵记，南朝梁任昉地记、鲍坚武陵记、伍安贫武陵记，南朝陈顾野王建安地记等；以志为名的，东汉有陈术益州志，三国有蜀谯周益州志和吴韦昭吴郡国志等，两晋有常璩华阳国志、何晏九江志、常宽蜀志、佚名永宁地志和会稽郡十域地志等，

17、南北朝有宋元嘉六年地志、董览吴地志、沈怀远南越志，齐佚名地志、崔慰祖海岱志、梁萧绎荆南地志，陈顾野王舆地志等，以上地记、地志，除常璩华阳国志、何晏九江志尚存于世，其余均已佚失，清人王谟汉唐地理书钞、陈运溶荆湘地记辑录佚文多篇。从辑本文字考见这些古地理书的内容，大致包括疆域、地名、物产、山川、古迹、神话传说等项。有的地记还兼言人物，如梁鲍至纂南雍州记、宋邓德明南康记、晋周处阳羡风土记等。当时出现的各类地记，还有专述某项事物的山水记、风土记、异物志一类著作，如记一方山水的永初山川记、宜都山川记，记一域风俗的风土记、诸蕃风俗记，记物产异同的凉州异物志、扶南异物志、南方草木状。 都邑簿专志城市，内容包

18、括城池、宫阙、街坊、寺庙、园圃。刘知几说:“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簿是也。“(史通卷十)古都邑簿多已不传，唯三辅黄图有后人辑本二种。据清人孙星衍考:“旧书有图，特以文为标识，故其词甚简“(三辅黄图新校正序)因知原本有图有文。该书内容从清人辑本略可考见，分为三辅沿革、咸阳故城、长安故城、秦汉宫殿、城门、苑囿、池沼、台谢、辟雍、明堂、园丘、太学、宗庙、社稷、南北郊、街市、楼馆、观、阁、署、库、仓、厩、圈、桥、陵墓、风俗、杂类等项。都邑簿与后世一些都市方志有着相同的记述内容和相似的体例规制，如宋代名志长安志和河南志皆将城阙、街坊、

19、宫殿、古迹作为主要记载项目，元类编长安志的门类设置与三辅黄图也极其相近。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都邑簿是后世都邑志书的发端。 除刘知几史通杂述所列三类与定型方志风貌相近的地理杂著外，受到历代志家重视的还有当时的地方史书和图经。 地方杂史在史通杂述中被列为偏纪之属。刘知几说:“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记、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谓偏记者也。“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史通卷十)由此可见，偏霸杂史的特点在于记述一域最近史事。刘知几举列的偏记之书多已不传，而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的华阳国志、古史类著

20、录的越绝记、吴越春秋尚存于世，不少志家以为方志之雏形。越绝记即越绝书，原有 25 卷，今存 15 卷。述吴越二国史地，上起吴太伯，下迄东汉光武帝，横列人物、地理、都邑、建置、冢墓等门类，内容统合古今，兼述史地，与后世方志述事有相同之处。但其篇目划分甚杂，除详述吴内传、外传记范伯、外传计倪、外传春申君等人物事迹，还列有外传记吴王占梦、外传记宝剑、内经九术、外传记军气等，与后世定型方志，尚有距离。 吴越春秋22 卷，今存 10 卷，东汉赵晔撰。记吴越二国始末兴亡。前 5 卷叙吴，起自太伯，终于夫差；后 5 卷记越，始于无余，终于勾践。该书只录人物，不载地理都邑，虽常与越绝书同列，但就记述内容和体例

21、而言，不及越绝书完备。周中孚跋称是书“盖率尔而作，非史乘之作也。“ 华阳国志12 卷，东晋常璩撰。记述汉末至东晋间巴蜀史事。分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梁益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等篇。李塈重刊华阳国志序云:“其指归有三焉，首述巴蜀、汉中、南中之风土；次述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于特、雄、寿、势之僭窃，继之以两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然三者之间，于一方人物，尤致深意。“此志汇历史、地理、人物于一编，初具后世方志的规制，因而有的学者以此为最古之方志。 上述三书

22、，不少志家推之为方志之祖。清洪亮吉称:“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新修澄城县志序)近人李泰棻说:“志即史也。故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能传世之百二十国宝书等，皆可称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方志学第一章)客观地说吴越春秋只记人物，不言其他，其性质似与春秋、国语相当，越绝书、华阳国志兼述史地，综合了地记、郡书的内容，但两书体例设置杂乱，只能称为初具方志规制。一些方志史研究者认为，越绝书可为方志之发端，至华阳国志及畿服经则具雏形。 汉晋时期，舆图的绘制较发达，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和后汉艺文志著录有王莽地理图簿、佚名司空郡国舆地图、张衡地形图；当时的一些舆图，附有

23、许多文字说明，汉晋学者引述其图说部分，有称图者，如后汉书卷五十陈敬王羡传:“按舆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说明舆地图附载户口租税的数额；亦有称图经者，华阳国志巴志引录巴郡图经、文选芜城赋注引王逸广陵郡图经，巴郡图经文曰:“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方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城或三四百，或及千里。“这段文字表明，图经内容包括建置、疆域、属县、设官、户口、里至等项，与后世方志的地理部分相应。图经在魏晋时期已与古地图脱离，单独成书，隋书经籍志即著录有幽州图经、冀州图经、齐州图经三种。 综括汉

24、晋时期各类区域性史地著述，就其形式而言，大致分为记人、述地两类，记人一类，有国史、载记、郡书以及史通杂述所列竹林名士等小录，列女、逸民、忠臣、孝子等别传；述地一类，有各种类型的地理书、都邑簿和图经。大体说来，这些书体都是由先秦山海经、禹贡、古舆图和周官所述古方国史发展而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出现了一些融汇诸体、兼言史地的著作，如地理书兼述人物的畿服经、南康记，史书兼言山川风土的越绝书、华阳国志，这些综合性地方史志的出现，萌始了方志的雏形。此外，区域性史地杂志的广泛涌现，也为定期续修地方志书和完善方志体例，作了充分准备，而图经的兴起，则为图、志融合成定型方志，提供了条件。 隋唐五代隋唐时期，大

25、一统局面形成，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为方志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央集权的政府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定期编呈图经版籍制度，为方志体例的进一步完善和续修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隋朝建立初年，即十分重视史志编修事业，“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隋书经籍志)，汇编诸州图经集等书。这是我国有组织地大规模修志之始。隋代各地图经均已散失不传，惟诸书所引，略见零章片简。如太平寰宇记卷十陈州商水县引有隋陈州图经、郎蔚之陈州旧图，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有固安图经，舆地纪胜卷八十三引有随州图经。隋朝官修总志有诸州图经集、诸郡物产土俗记和区宇图志。 诸州图经集

26、100 卷，郎茂纂。该书早佚，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录有部分内容，多为叙述建置沿革、物产、泉井、古迹、传说。 诸郡物产土俗记151 卷，纂人不详。隋书经籍志将其与诸州图经集并列，显然是汇纂诸州图经而成的另一部书，由于与图经集分编，大约是内容侧重不同，物产土俗记以采录各地风土民俗为主，图经集则偏重叙述诸州郡建置。 区宇图志1200 卷，虞世基等编纂。该书除“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风俗之宜“，(玉海卷十五)最主要的特点，是列有多幅地图。据大业拾遗载，该书“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其图上有山川、城邑。“由此可知，区宇图志是一部综合地图、地志的内容和

27、体例的地理总志。 唐袭隋例，继续了图经的定期编修制度。唐会要卷五十九兵部职方员外郎条载:“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请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复故。“唐会要所述“图“，实际就是“图经“，有新唐书所述为证。该书百官志兵部载:“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之所以出现称图经为图的现象，大约与古代书籍制度相关。古代地图通常为一轴长卷，或序文于前，绘图于后，或列图在前，附文居后。所以，称舆图者，实际包括了图经，前面提到的汉晋诸书引舆地图、秦地图即为一例，郎茂根据诸州呈进地图汇纂诸州图经集，又为一例。后来，地图的文字说明部分逐渐增扩，

28、甚至可盈数卷，便有与图分离，单独成书的例子。元稹集卷三十五载有进西北边图经状和进西北边图状各一篇，其进图经状云:“臣今月二日进京西京北图一面，山川险易，细大无遗。犹虑幅尺高低，阅览有烦睿鉴；屋壁施设，俯仰颇劳于圣躬。寻于古今图籍之中，纂撰京西京北图经，共成四卷。“这段珍贵的记载，反映了图经已作为地图的附录，别出单行。其内容也更加丰富。 唐代州县图经，据诸书引录，有润州图经、夷陵图经、茶陵图经、岳州图经、邵阳图经、湘阴图经、汉阳图经、夔州图经等约十几种。清人陈运溶辑荆湖图经36 种，其中“唐人所撰“者有长沙图经、衡州图经、衡山图经、道州图经、朗州图经、澧州图经等 7 种。唐代图经大都散失难考，极

29、其可贵的是本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残卷，为研究图经的内容和形式，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沙州图经残卷有二件，其一首尾缺佚，存卷长不逾三丈。始于水渠，终于歌谣，前后无题目。另一件题“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始祥瑞，终歌谣，存七十九行。比前一件稍短。有罗振玉敦煌鸣沙石室佚书影印本，其记述内容包括河渠、堤堰、盐池、古城、亭驿、祠庙、学校、歌谣等。文字简约，似图说之体。 西州图经残卷一件，首尾均缺，存数十行，无标题。罗氏敦煌鸣沙石室遗书收有此书影印本。残卷记述当地道路、寺院、古塔。 两种图经残卷均无小题设目，而是依一定次序排列诸事，每事名之后，皆署一“右“字，似文前当有地图，或

30、是另有图卷。图经的内容基本反映当地自然景观、沿革建置，兼述风俗歌谣，带有古代“采诗以观民风“遗迹。这两种图经不见诸家著录，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图经甚罕，说明当时的图经正处于由地方案牍向著述之体演进阶段，除中央政府用以汇为图志、总集外，尚未受到重视。 唐代记述地区史迹的杂史、偏记类著作有蛮书、太原事迹等。唐人对南诏史事的记述较多，据考，有韦琯云南事状1 卷、袁滋云南记5 卷、韦齐休云南行记2卷、徐云虔南诏录3 卷、达奚洪云南风俗录10 卷、卢携云南事状1 卷、窦滂云南别录1 卷、佚名云南行记1 卷、樊绰蛮书10 卷，除蛮书尚传于世，其余诸书，俱早散佚。蛮书又称云南志、云南史记，编撰于唐

31、懿宗咸通三年(862)，是书分为云南界内途程、山川江源、六诏、名类、六、云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蛮夷风俗、蛮灵条教、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 10 篇，记述了当时云南地区的山川地理、六诏历史及各族风俗制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视为现存云南最古之方志。太原事迹记又名晋阳事迹杂记，14 卷，唐河东节度使李璋撰。宋治平中太原府刻印。记述了割据时期河东史事。南宋时散佚。 唐代根据各地图经、地志编集的全国图志，可考者有贞观郡国志10 卷、括地志550 卷、职方记16 卷、长安四年十道图13 卷、开元三年十道图10 卷、十道录、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 卷、贞元十道录4 卷、元和郡县图志40 卷、十道图10

32、卷、郡国志2 卷、域中郡国山川图经1 卷、郡道山河地名要略9卷、十道四蕃志10 卷。以上诸书，仅元和郡县图志流传于世，括地志、郡国志、十道四蕃志有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本，贞元十道录、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有敦煌发现的残卷，其余率皆散佚。 唐代最早纂成的地理总志是括地志，主修人魏王李泰，为唐太宗第四子，贞观十六年(642)成书。唐太宗誉之:“博采方志，得于旧闻，旁求故老，考于传信，内殚九服，外极八荒，简而能周，博而尤要，度越前载，垂之不朽。“(玉海卷十五)该书以唐贞观十三年(639)行政区划为纲，记录了当时 10 道 358 州的建置沿革、山川形势、风俗物产、古迹故实。 唐代地理学家贾耽以绘制地图负有盛

33、誉，他每完成一幅地图，都要撰写图经式的别录。贞元十四年(798)，献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地图时，撰有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6 卷；贞元十七年(801)，制海内华夷图成，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 卷；嗣后，又绘制了地图10 卷，与之相应，编有贞元十道录4 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的内容，据贾耽进海内华夷图表称:“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玉海卷十五引贾耽碑，对该书也有介绍，云:“通夷裔之风俗，尽山川之险易，历代沿革之自，百王废置之由，关塞通塞之因，牧圉盛衰之异，道程疎密之准，要荒享献之数，聚米画地，成于指掌。“由此得知，该书主要记述郡县建置、山川形势、道路关隘

34、、物产风俗，与传统地理志及图经相似。贞元十道录的内容，权德舆在该书序言中有详细说明:“其首篇，自贞观初，以天下诸州，分隶十道，在天宝以州为郡，在乾元复郡为州，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贡赋之名物，废置升降，提封险易，因时制度，皆备于编。“其三篇，则以十道为准，县距州，州距西都，书其道里之数，与其四鄙所抵。“由此可见，该书分为两部分，首卷述建置沿革、疆域、贡赋，后三卷述至到里数。敦煌发现有贞元十道录手抄残卷，罗振玉收入鸣沙石室佚书第三册。残卷仅存十六行，即剑南道姚、协、曲、悉、柘、静、保、霸、维、真、恭、翼十二州。每州之下，记所管县名、土贡、距两京道里及县距州里数。当是后三卷的部分内容。 现存较完整的

35、一部唐代图志是李吉甫纂著的元和郡县图志。该书成于元和八年(813)，原本 40 卷，目录 2 卷，北宋图佚后改名元和郡县志，传于今世仍有 34 卷。李吉甫指出:“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元和郡县图志序)他认为，志书不应疏忽“丘壤山川，攻守利害“的记述。李吉甫强调了图志与政治军事的关系，以其能“佐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这是对方志重要性的新的认识。元和郡县图志以当时 47 节镇为纲，分镇记镇府、州、县、户、沿革、山川、道里、贡赋。每镇叙事之前，冠有地图。是典型的图

36、、志兼括之体。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宋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及元明清一统志，从体例考察，确是元和郡县图志的继承和发展。因此，这部书是方志史上承前启后的一部重要著作。 李吉甫还参与编修十道图的工作。十道图是唐代开始定期编制的全国地图。据史书载，先后成书 3 种，即长安四年(704)、开元三年(715)所编 2 种和元和间李吉甫所编 1种。十道图从名称上考，应是地图，但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李氏十道图的著录，“首载州县总数，文武官员数俸料“，却又类似图经之体，与贞元十道录相近。考五代、北

37、宋皆有续补、仿效之作，如宋九域图有文无图，因改名曰志。唐代十道图即是九域图前身，亦可能纯属图经，而非地图。 由图经、地志汇纂成的总志，唐代末期有韦澳纂修的诸道山河地名要略9 卷，又名处分语、新集地理志。玉海卷十五载:“大中九年(855)，令澳纂次诸州境土风俗及诸利害为一书。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次，题为处分语。“罗振玉敦煌鸣沙石室佚书第三册收有是书第 2 卷残卷，开首断缺，存河东道州府八，曰晋，曰太原，曰代，曰云，曰朔，曰岚，曰蔚，曰潞。其体例已很完备，前述建置沿革，次事迹，次郡望地名，次水名，次山名，次人俗，次物产。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全国区域图志难于纂就，州县呈进图经时续时停。五代会要卷

38、十五兵部职方载后唐天成三年(928)敕:“诸道州府，每于闰年合送图经、地图，今后权罢。“同条又载长兴三年(932)五月二十三日尚书吏部侍郎王权奏，称:“伏见诸道州府，每遇闰年，准例送尚书省职方地图者，顷因多事之后，诸道州府旧本虽存，其间郡邑或迁，馆递曾改，添增镇戍，创造城池，窃恐尚以旧规录为正本，未专详勘，必有差殊。伏请颁下诸州，其所送职方地图，各令按目下郡县镇戍城池、水陆道路，或经新旧移易者，或须载之于图。其有山岭溪湖、步骑舟楫各得便于登涉者，亦须备载。“时朝廷批复:“宜令诸道州府，据所管州县，先各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误。其间或有古今事迹、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

39、不得遗漏，限至年终进纳。其画图候纸到，图经别敕处分。“五代会要所记，仅限于后唐一代的有关规定，但就地图、图经的呈交办法、撰写内容，叙述较详，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图经仍受到政府的一定重视。现存五代图经，有敦煌石室所出寿昌县地境1 卷，内容包括去州里数、公、户、乡、沿革、寺、镇、戍烽、栅堡、山泽、泉海、渠涧、关亭、城河等。体例仍唐代图经之旧。其书首尾完整，是敦煌发现的 5 种地志中最全者。其书后题:“晋天福十年乙巳岁六月九日州学博士翟上寿昌张县令地境一本。“后晋天福只延续八岁，所谓天福十年即后周开运二年(945)，寿昌远居西陲，故有改元而不知之例。 综述隋唐五代时期方志的发展，图经、图志已成为主流，

40、汉晋时盛行的地记、杂史已退后为次，这时期的图经，内容更加丰富，已摆脱了附于地图之后的地位，而与地图同列并举；中央政府制定了周详的呈送地图、图经的有关规定，并定期汇编图经总集和图志。图经地位的提高和图、志融汇，为方志的繁荣和体例定型，奠定了基础。 宋代宋代是我国方志发展史的重要时期。方志内容和体例进一步完善并趋于定型。 宋朝初年，仍沿袭了唐代图经造送制度。规定，州县图经每闰年一造送，诸路图经十年一上。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玉海等书记载，宋朝大规模组织编造图经，主要在太祖、太宗、真宗时期，仁、神、哲、徽诸朝也做了一些工作。朝廷在地方呈送图经基础上编次整理，汇纂图经总集和全国区域图志。主要成书有开宝诸

41、道图经、祥符州县图经和历朝九域志。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知制诰卢多逊、扈蒙等人受命重修天下图经，未成。两年后，卢多逊出使江南(南唐)，派人对国主李煜说:“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江南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李煜马上让人校雠抄写，送与之，“于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多逊尽得之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开宝八年(975)，宋准也参与修定诸州图经，由于有卢多逊等人四年编修的基础，很快就完成了。这是宋朝最早完成的一部图经总集。 祥符州县图经，成书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十二月，李宗谔等编纂，凡 1566 卷，目录2 卷，抄成新本共 342 本，于次年颁下。(玉海卷十四)这

42、是宋代最大规模的组织修志活动，也是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次有统一类例的图志总集。严格说，祥符图经还不是定型方志或区域总志，而是各地图经的汇编，但北宋时期的图经多是在此倡导下编纂的，而南宋各地盛行的修志活动，在当时也都被认为是祥符修志的继续，因此，这是一部很有影响的方志巨著。祥符州县图经在南宋时多已散佚，馆阁所藏仅 98 卷。(中兴馆阁书目)见于直斋书录解题(南宋中修)的只有苏、越、黄三州图经。但其内容，有不少为南宋方志征引。主要叙述有户口、贡赋(见至顺镇江志)建置、山川、古迹(见舆地纪胜)等。玉海卷十四祥符州县图经条全录李宗谔序，述其所叙范围，包括京府二、次府八、州三百五十二、军四十五、监十

43、四、县一千二百五十三。 九域志是宋代的全国区域志。大中祥符初年，李宗谔修图经总集时，有司请约唐十道图以定赋额，于是命王曾修九域图，基本是在祥符图经的基础上简约而成。祥符六年(1013)，九域图修毕，卷帙极略，只 3 卷。神宗元丰八年(1085)，又命光禄丞李德刍删定，知制诰王存审其事。书成后，因“旧名图而无绘事，乃请改曰志。“(王存元丰九域志序)该书以当时行政区划为纲，每县列乡、镇、堡、寨及山川名称，举列户口和贡赋，是研究宋代经济地理的重要文献。除元丰志外，见于诸史籍的还有天禧九域志、熙宁九域志和绍圣九域志，估计天禧志是祥符志的续修，熙宁志是元丰志的草创(元丰志始修于熙宁八年)，绍圣志则是对元

44、丰志的续补。“玉海卷十五载，绍圣四年(1097)九月十七日，兵部侍郎黄裳因元丰九域志“所载甚略“，请求“诏职方取四方郡县、山川、民俗、物产、古迹之类，辑为一书，补缀遗缺。“徽宗大观元年(1107)，宋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乾道四明图经黄鼎序)这是我国设立志局的最早记载。政和元年(1111)，蔡攸等人受命详定九域志。惜未成书。 宋代由中央政府颁令诏诸路(道)州上图经，还有太平兴国二年(977)、元祐三年(1088)数次，所修图志有景德重修十道图、皇祐方域图记、元祐职方图等。熙宁间，集贤校理赵彦若为所绘十八路图作说，还撰有十八路图副20 卷，郑樵通志艺文略也著录有北宋十八路

45、的图经。上述诸书均未流传下来。 北宋时期，一些学者仿效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撰述地理总志。其内容或偏重建置沿革，或汇集名胜古迹，或兼述各类。后人常称此为舆地记著作。北宋舆地记传于今者，有太宗时编纂的太平寰宇记和徽宗年间成书的舆地广记。 太平寰宇记200 卷，乐史纂。是书沿袭唐十三道区划列目，始于河南，终于四夷。该书征引浩博，考证精核，不仅大量采录了历代地志、正史和文集材料，还仿郦道元水经注列诗文、碑记之法，引用了不少诗赋和碑文。清人洪亮吉称其引书多至百数十种。该书最大的特点在于体例更为完善。在太平寰宇记中，乐史增加了土产、风俗、古迹、人物、姓氏、艺文等目，改变了我国地志只

46、记沿革地理，轻视经济文化的风习，为后世各类型方志确立史、地、文并重的内容形式，提供了范例。四库全书总目称:“地理之书，记载至是而始详，体例亦至是而大变。“清人周中孚说:“有宋一代志舆地者，当以子正(乐史字子正)为巨擘。“(郑堂读书记) 舆地广记38 卷，欧阳忞纂。是书前 4 卷叙历代疆域，皆系以宋代郡县名；后 34 卷述宋代郡县沿革。作者自序称:“地理之书，虽非有深远难见之事，然自历世以来，更张改作，先王之制，无一在者，自非专门名家从事于此者，其孰能知之？“大概为了追寻所谓“先王之制“，欧阳忞一反言地理必及风俗，述郡县必列户口的传统，其舆地广记与历代地志迥然不同，专记州县建置沿革、地名改易，不录道里、户口、物产、土贡、风俗等内容，可谓之全国区域地理志的专志。 北宋政府数次大规模诏修图志，对各地图经方志的编纂起了极大促进作用。据统计，著之于编的宋代图经多是祥符、熙宁、元丰、政和等时期纂修的。张国涂中国古方志考著录的祥符图经即有 43 种之多，包括今江苏(4 种)、安徽(2 种)、浙江(7 种)、福建(1种)、湖北(6 种)、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