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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点搜索观点 我们应低调时入“中上等收入国家”晏扬在12月15日的新华每日电讯上撰文指出：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张其仔称，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1年中国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欣喜之余，笔者认为，对于“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名号还需理性、冷静地看待，切不可盲目乐观。“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着眼于寻找差距，以便做得更好。实际上，最能反映民众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是人均GDP、人均国民总收入，而是人均收入。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

2、元，按目前的汇率，分别约为3014美元和933美元，鉴于目前我国农村户籍人口仍远多于城镇户籍户口，中国民众的人均收入也就1000多美元。4000多美元的人均GDP转化为1000多美元的人均收入，这个比例是偏低的，究其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财政收入占比较高，比如“拆也GDP、建也GDP”，有些GDP并没有转化为国民财富等。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前不久，中央将国家扶贫标准提高至2300元，中国统计意义上，的贫困人口由此增加到1.28亿人。一个“中上等收入国家”存在如此之多的贫困人口，它既是贫富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贫富悬殊的有力证据。“低调，并请保持低调。”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

3、我国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一再向世界强调，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想，当中国跃升至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时，我们仍需认清并强调这一点，并将之作为继续努力和改进的动力。 提高软实力要靠硬实力 葛剑雄在11月24日的时代周报上接受采访时指出：软实力对于国家战略而言，只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这里的关键不是软实力、硬实力，是战略目标是否恰当，如果战略目标错误，不管用什么实力，都达不到战略目的。比如，有人呼吁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以“走出去”作为战略。但其实，“走出去”只是策略，是为了实现其他战略目的、如果“走出去”像输出革命一样输出文化，注定要失败另外，软实力如果一直停留在口头上，没有转变成硬实力，便无法发挥

4、作用。而对外仅仅用软实力，这是西方人，包括美国人的一种欺骗手段、一种假象。葛剑雄举例说，语言，被认为是软实力，如何变成硬实力?要靠其他手段。历史上，美国占领菲律宾后，派了大批英语教师到菲律宾推广英语，以至于目前，英语仍是菲律宾的官方语言。这说明语言固然是软实力，但也需要军事占领、强制推广等硬实力。再比如，我们国家现在重视推广汉语，靠什么呢?办孔子学院，办孔子学院又靠什么呢?要靠硬实力。因为，建一所孔子学院至少需要花费50万美元，而且需要派人过去管理和任教。 领导之道 在11月10日的羊城晚报上，邓笛编译介绍：顿巴是位于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一个渔村，上世纪80年代那里是一个火箭发射基地，在这个基地

5、工作的科学家都十分辛苦，每天的工作时间一般在12小时到18小时。那时，有一个项目，共有70名这样的科学家扑在上面，他们的领导是一个要求严格几乎苛刻的人。一天，一位科学家向这位领导请假，说：“我今天下午五点半就想下班，因为我答应我的孩子们要去城里看画展。”领导同意了。这位科学家请假后开始工作。午饭后，他继续工作。由于投入，当他再想起带孩子看画展的事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半了。他愧疚地往家赶，心里想着如何向孩子们解释。回到家，妻子没有责备他，对他说：“吃过晚饭了吗?如果没有，我去厨房给你做。”科学家说：“我不饿，你快告诉我，孩子们怎么样了?”“咦，你不知道呀?”妻子答道，“你们领导五点多钟来到家里将孩

6、子们带去看画展了。”事情是这样的：下午五点，领导去这位科学家那里，想提醒他带孩子们去看画展，因为他了解这些科学家，一旦投入工作，就会把别的什么都忘记了。果然，他看到这位科学家完全沉浸在工作之中，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出现，他不愿打断他的工作，只好默默地走开。但是，他想，既然科学家答应带孩子们去看画展，就说明这些孩子喜欢看画展，所以他就去了这位科学家的家。这位领导并不是经常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每做一次，科学家们对他的忠诚就增加一份。他就是阿卜杜勒卡拉姆博士。后来，他于2002年7月当选为印度总统。 推动文化建设必须尊重“多元” 李君如在12月5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建设文化强

7、国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内搞文化统制，对外搞文化强势。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和世界里推动文化建设，必须尊重“多元”的特点和现实，把功夫下在文化认同上。这就是，在国内文化建设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并在这样的自觉认同上增强民族凝聚力；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增强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在这样的认同基础上增强我国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和传播能力。我们常讲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要讲让人家听得懂的话，这是正确的。但这不能仅仅理解为要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说话听话习惯，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怎么样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人能够认同我们的思想文化。当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的时候，在全球70亿人口中，我们

8、面对的是近60亿信奉这样的或那样的宗教文化的人。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华文化中，哪些是同他们的信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思想道德相通的，哪些是能够为各个国家具有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接受和喜欢的，哪些是会震撼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心灵的：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地送出去，而是要能够走进世界上各国人民的头脑和心灵。如果我们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并在文化认同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能够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避免落入“文明冲突”的陷阱。 生活家 李银河在第24期的视野上撰文指出：很喜欢“生活家”这个词。第一次在西湖湖畔看到这三个大字赫然镌刻在一块西湖石上，心弦被轻轻拨动。“

9、生活家”这个词，第一眼看去，会令人产生罪恶感。因为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所养成的价值，一向只有工作哲学，工作是人生第一要务，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稍稍闲下来，犯一会儿楞，罪恶感就会油然而生。好像生命被浪费了，被虚度了。现在，有人把“生活”作为一种正面的人生价值提出，这是对我们的工作哲学的公然挑战。然而，这种工作哲学，这种使用时间和生命的节奏，其实是大可质疑的。将工作视为人生最重要的价值，至少是一种本末倒置。人生最重要的是过一种舒适、宁静、沉思的生活，如果短短的几十年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那就不虚此生。在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旅途中，越早到达这个境界，就越早拥有人生的真谛。而工作应当是达到这个境界的

10、手段。 从社会转型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12月1日的社会科学报刊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强近日在上海的一次学术年会上的演讲。他说，中国的近代化或者是现代化发端于19世纪，如果以社会转型来界定其内涵的根本内容，那么这个过程到今天仍未结束，19世纪中叶产生的“富强”观念以及19世纪末期引进的“进化”观念，曾经影响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人。总体上讲，还将继续影响21世纪的中国人。民族存亡之际产生的富强观念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一是同西方比国力，二是带有浓烈技术取向，三是蕴含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三大特征都深刻影响了我们民族的命运。富强的主体是国家，中国人由此才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至上的观念

11、。在20世纪多灾多难和颠沛当中，正是这种国家至上，凝聚了我们这个民族，支撑了我们这个民族。进步的观念同样颠覆了我们民族中庸守成的传统思维，已经融入我们的历史和精髓。但另一个方面，这两个观念也是产生今天种种重要问题的思想根源。其中最显著的，是追求富强造成的国家至上。一旦国家至上，民本、民生都不能不边缘化，变成对国家服从的东西。同时，国家至上不能不带来国家权力的扩张，我们今天讲市场、政府、社会三者关系，常常感慨社会之衰落。这反过来之又对中国转型造成重重困难。新时期理论从国家至上重新回归到历史中心、发展中心，这不仅同我们传统连接起来，而且重新解释了富强和进化的目的所在和意义所在。从这两点来看，我们今

12、天的转型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非常可以期待的阶段。 规则面前的检省 毕诗成在12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指出：一位知名医学专家近日讲：他所在医院最近发布内部通知，以后患者看病住院“不管是谁打招呼一律排队”，这不只是因为敬畏规则，更源于一种无奈找关系打招呼的人太多了。规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杠杆，但只要有点权的、有点钱的、有点朋友的，大家就总想着“我自己是个例外”，而规则是“留来管别人的”。到医院看病，当内部人带着你穿越长长的队伍直接递单子时，当打过招呼的大夫表现出更多热情时，竞也有一种快感。按某种解释，这是大家希望不被伤害的自我保护，“别人都在做，我不做不就更吃亏了吗?”可当这种思维普遍化之

13、后都找关系就看谁的关系硬。大家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我们骨子里，是否也有一套将规则视为工具的逻辑?从来没把规则当回事儿!而是习惯于将其放置于“关系”里来考量：对我有利的规则就大讲特讲，对我不利的就暂时抛到脑后。纵然个体各有无奈，却因为这种司空见惯，造就了无法自拔的社会漩涡。中国入世已10年，前几天看到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说了几句话，深以为然：中国必须形威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寻求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地依赖规则而非关系，更加追求公平交易。国际贸易如此，社会健康运行，何尝不是如此?每一个有能力“更平等”的人，是否都负有一点检省的责任? 培育文化的从容与优雅 范玉刚在第51期的望

14、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随着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在文化发展上要有清晰的目标和战略定位，在文化风貌的展示和民众的文化素养上要培育一种从容和优雅。文化的从容与优雅表现在文化发展中宽容的心态和包容的胸怀，社会转型期多方利益诉求和矛盾频发，需要文化的弥合与整容。对待不断躁动的民粹主义，既要引导叉要宽容，要显现主流文化的智慧，既不能过度压抑，也不能过度纵容，要有从善如流的自信和耐心。文化的从容与优雅不失亲和与谦和，正是这内在的底蕴抵制了外在的奢华，它不事炫耀，而是内涵的提升。因此，它不会在意所谓有形的量的世界第一，诸如世界第一高楼，等等。一旦迷失于物质的追逐，即使有再多的钱，其所能做的除了炫富就

15、是纸醉金迷。原本可以借助经济的力量丰富自己的内心，反倒远离了文化，远离了优雅。什么时候当全民族真正懂得了文化的从容与优雅，文化强国之梦的实现就不远了。 皆为公德 羊白在第24期的做人与处事上介绍说，一个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一次，他不小心把从国内带去的手机丢了。这手机买时也就300多元，况且已经用了两年多了。考虑到手机里存有一些宝贵的资料，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在校园各处贴出了寻物启事。第二天，一个美国学生将手机送了过来，中国学生为了表达谢意，要请美国学生吃饭。美国学生平静地说：“不必了，这手机本就是你的，还给你是应该的。”美国学生的话让中国学生深受感动!可就在第三天，中国学生却收到了校方送来的一

16、张30美元的罚单。原因是他乱贴寻物启事，弄脏了墙壁。更让他惊讶的是：揭发他的竞是那位还他手机的美国学生。事后，他找到那位美国学生，问：“为什么?”美国学生耸耸肩说：“我这样做，有错吗?我把手机还给你，是出于公德；向校方告发你的不文明行为，同样是因为公德，仅此而已。” “90后人文素养”值得期待 秦丹在12月22日的新民晚报上撰文指出：日前上海市公布的市民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素养报告显示，80后、90后市民的人文知识、人文思想普遍高于前辈，在思想维度等方面90后高居榜首。有如专家分析，“80后”和“90后”往往被认为是“宠坏的一代”，但调查结果却与“常识判断”相悖。在一系列社会评价中，80后、90

17、后常被“标签化”：“月光族”，年收入10万不够花，没有节俭美德；“啃老族”，工作不体面不愿干，好吃懒做；“闪婚闪离”族，把感情当游戏，缺乏贵任心。去掉“标签化”，我们能看到一个群体更为真实更为丰富的人性：在网络上精打细算直呼“团购”给力的90后，他们很节俭；世博会时三伏天仍连续热情服务中外宾朋的“小白菜”大都是90后，他们能吃苦：在一次又一次的公共事件中，作为网民的中坚力量，80后、90后用鼠标推动正义，他们有责任80后、90后作为现代公民，他们很在乎维护自己的权利，主张个体价值的实现，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抵达正义的程度，这都将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带来不容小觑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人文精神

18、需要精英群体率先垂范，高声倡扬，但作为这个社会未来的中坚，80后、90后的集体成长，以及最终成为这个社会的“橄榄中段”，同样值得期待。 城市化质量决定中国未来发展高度 毛颖颖在12月23日的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城市化是个好东西，但城市化不只是土地的城市化，硬件设施的城市化，人口身份的城市化，而是要让全体国民享受到现代城市的发达、便利并实现生活质量、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的全面升级。以这个标准看，我们的城市化虽然速度很快、规模很大，但粗放有余，质量有待提高，豪言“拆出一个新中国”的人太多，潜心“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人太少。反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农村，但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

19、并不在一下子“进城”。在当前的城市化中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社会建设以城市为中心。实际上，我们跟发达国家差距最大的地方，不在城市，恰恰在乡村。人口大量流动到城镇绝不意味着对乡村的放弃。从目前来看，中国农村整体的空心化较为严重，城市缺乏发达的乡村、现代化的农业作支撑。另一方面，城市并没有为大量人口的涌入做好准备，“城乡二元结构”变成了“城市二元结构”，这不能不让人担忧。反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可以发现，许多人将解决“半城市化”等问题的希望无限寄托于户籍制度放开上面。实际上，相较于就户籍说户籍，把城市户口当作一种空洞的标志和“给予”，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

20、系显得更加实际，在一张平等、共享、可预期、有底线的全民福利网面前，由于地区差异、身份差异导致的福利碎片化现象将渐渐消弭，市民与农民的身份不同也将最终不值一提。城市化的质量高低，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高度，也深切影响着国民的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分配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阮修星在12月21日的中华工商时报上撰文指出：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以撬动“三驾马车”之一的内需，无疑是实现明年经济“稳中求进”的一个重要着力点。然而，将经济增长从外需和投资拉动转到内需驱动上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方早已形成共识：扩大内需

21、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扩大内需，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譬如家电下乡、建材下乡等政策和措施，虽然短时间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政策和举措还无法真正地让国内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最重要“马车”。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近年来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较慢，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在养老、医疗和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他们不敢将手中的钱投入到消费之中。因此，在不断健全社保体系和公共服务的同时，如何通过推动制度改革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启动居民消费，保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必须指出的是，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22、探索过程中也难免要动一些人的奶酪，会遇到很多阻力和压力。这时最需要的是耐心、智慧和勇气，切忌将此作为怠于改革的借口。 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境界 刘根生在12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有“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境界。领导干部交替是正常规律，只有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蓝图才能变成现实。如果新官上任，纠结于“功劳算到谁头上”，放着现成路不走，硬要“走自己的路”，工作连续性就会被打断，可持续发展就可能沦为“断断续续发展”。“尾巴工程”，“半拉子工程”，“前任建后任拆、前人挖后人填”现象，大多由此而生。从路径选择角度看，“功成不必在我任期”意味着承前启后

23、，在正确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去计较目标到达后功劳归谁。此等“不变”，绝非保守，而是一种理智，也是一种境界。“功成不必在我任期”更深层意思还在于，既要干好在任见效之事，又要干好后任才能见效之事。据说有种毛竹，最初5年里，它总是向地下生根，根系可伸展出几公里，人们几乎看不到它有什么变化。第六年雨季到来时，毛竹终于钻出地面，之后就像施了魔法般以每天近两米的速度生长，一直长到30米高。试想，没有长时间根系培养，哪来日后快速成长?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任期”意识过浓，太看重任内政绩，就可能放弃“根系”培养工作。历史是条长河，“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是社会进步的结果。然而，我们也不能忘

24、了，今天胜于昨天，既不等于“昨天”一无是处，也不全是今人功劳。同理，“明天比今天好”，得看今人怎么干。若是急功近利、寅吃卯粮，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明天”怎样就要打个问号了。“功成不必在我任期”，就蕴涵着这种历史观、发展观、功德观。 对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应保持清醒认识 朱维群在第24期的求是上撰文指出：近年来，随着社会上信仰宗教的人增多和对宗教认识的日益多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共产党员参与宗教活动、与宗教界人士建立密切私人关系的现象逐渐增多，有的党员实际上成为宗教信徒。与此同时，社会上乃至党内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应该“开禁”，允许党员信教，还罗列出党员可以信教的种种理由以及党员信教的诸多“

25、好处”，甚至指责不允许党员信教与宪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相违背、事实上，我们党关于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从未有过丝毫动摇。这一原则是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应保持清醒认识，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这一原则。如果我们党允许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对党员信教“开禁”，不仅这些人所许诺的种种“好处”虚无缥缈，相反其带来的恶果却显而易见。如果允许党员信教，那么就是允许党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并存，有神论与无神论并存，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党的分裂。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就等于允许一些党员既接受党组织的领导

26、，又可以皈依于不同宗教人士的门下，接受各类宗教组织领导，五大宗教及其他宗教在党内各成体系，这势必在组织上造成党的分裂。当前有的地方党政领导把宗教作为获取经济利益和提高本地知名度的工具，视为工作“业绩”，争相滥修大佛和寺庙，热衷大规模宗教活动，人为助长宗教热，而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对宗教团体的教育引导根本不当回事，导致混乱现象蔓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一些党员干部放弃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甚至成为事实上的宗教徒是密不可分的。 国企高管失窃，不能说的秘密? 陈方在12月19日的青年时报上撰文指出：“家中财产遭劫”可能算不上是“大新闻”，但是遭劫后隐瞒遭劫的财产金额这可能就是“大新闻”了。据报道，上月底，

27、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劫，当时他的妻子报案称遭劫的财产为300万元。有意思的是，白家遭劫在网络上却存在多个版本，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被盗钱财物品总价值近5000万元，其中人民币600万元，港币100万元，美元27万，欧元300万。金条七八公斤，另外还有名表、钻戒、项链等名贵奢侈品”。还有的版本是劫持金额在1700万元左右。不同的版本在网络上四处弥漫，山西警方对此却采取了“不辟谣”亦“不接受采访”的沉默。警方的沉默不免让坊间浮想联翩。民间常常流传贪官“有四怕”：一怕记者曝光，二怕小偷盗窃，三怕情人举报，四怕同盟背叛。而“小偷偷出贪官”的版本，10年前就开始在现实中上演了。2000年6月，

28、原广东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党组书记、正厅级的副局长李军因受贿案被查，事发源头皆因两年前他住所的被盗案；2004年1月19日，原江苏省睢宁县交通局局长任树楼办公桌被撬，3张存单、4万余元现金及银元50块不翼而飞，结果侦破中他自己先入囹圄5000万的传言如果是谣言，警方应该及时出来辟谣才对。因为被劫财产金额的坐实与真相的出炉，不仅仅关乎一个国企高管的清廉，更考验着当地警方与纪检部门的公信。 政府追星，百姓揪心 田方在12月16日的钱江晚报上撰文指出：文化部日前下发通知，进一步规范音乐节等节庆类营业性演出活动的运作与管理，明确规定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不得主办或者承办节庆演出，不得直接参与投资节庆演出。领导追

29、星、政府买单，早已成为众矢之的，国家早已明令禁止。但县委书记“熊抱”管彤追问“我是不是男人”不还是发生了吗?同时，与政府搞的纪念活动、招商活动相伴的那气势宏大、明星云集的文艺晚会，哪个不是“砸”进去几百万、上千万?说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哪场演出不是“政府请客，百姓买单，明星发财”?据圈内人士透露，这种活动耗资一般在300-400万元之间，多则达上千万元，其中约80用于支付明星们的出场费。尽管“星”价高得令人咂舌，但一些地方官员依然乐此不疲，甚至越穷越舍得花钱。事实上，政府举办的这类活动无形中向公众传递了一种“求奢华”的信息，从省、市、县，乃至乡镇，上行下效，于是一种浮躁攀比之风便在一些地方蔓延开来。要想抑制地方政府举办和投资节庆演出的冲动，仅凭文化部的一纸通知不够，必须有刚性的制度制约。 第 17 页 共 1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