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课程内容回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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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次课，我们介绍了以郁达夫的创作为代表的“自叙传”浪漫抒情小说，郁达夫的前期作品沉沦是“自叙传”浪漫抒情小说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里，郁达夫将人觉醒之后产生的一种正常的、合理的生理需求（主要是情欲），以及正常合理的精神需求（主要是追求爱情的“求爱之心”）肯定为人的一种自然天性，通过描写这种生理、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以致于被扭曲被压抑，产生了变态心理和行为的“现代人的苦闷”，突出表现了对人性解放的要求，也表达了对黑暗社会以及封建礼教的控诉。同时，郁达夫并不是一味的强调生理上的“性的苦闷”，他强调的是灵肉一致的人的生活。中国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禁锢人的感情和欲望，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甚至于在五四时

2、期，封建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因此作为一种反拨，郁达夫展示“现代人的苦闷”，尤其是“性的苦闷”，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向封建观念宣战，无疑具有肯定个性解放、肯定人的自然天性、肯定人的价值的意义，体现了一种反抗传统、叛逆社会的个性主义精神。在沉沦中，郁达夫还展示了那个时代许多知识青年们的“病的灵魂”，他们孤独而自大，敏感自卑胆怯，心理时常在两极跳跃，有抱负而无行动，耽于幻想而又迷恋事功，这种病的灵魂正是当时处于新旧交替时代中许多青年们复杂心理情感的真实流露。由此，郁达夫的小说塑造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那就是“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被抛出既定社会轨道，而无力

3、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零余者形象又大都有着矛盾的性格，他们慷慨激昂又软弱无能，热爱生活又逃避生活，积极向上又消极退隐，愤世嫉俗又随波逐流，追求美好的爱情又渴求满足一时的性欲，自喻多才又自轻自贱。他们虽然自卑却又有道德洁癖，不过自身又难免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对立、矛盾的心态和“灵与肉”的冲突，是他们共同的内在特征。需要强调的是，郁达夫的沉沦还把“现代人的苦闷”、“病的灵魂”同祖国的“贫病”、国运的强弱交织在一起。在小说中，弱国子民的身份，是苦闷之源、是爱的杀手，是给他带来自卑胆怯焦虑的原因。郁达夫总是将个人的哀愁与家国之思想调和，他的许多小说都在演绎着因为祖国贫病而导致情感失

4、落、幻想破灭，祖国贫弱而使其儿女受苦的的主题。通过这样的描写，郁达夫成功的把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接起来，由个人悲哀引向对社会的控诉、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在个人感伤的情调中写出了民族的不幸，个人的情感也因此有了更为充实的社会内容，而家国之思反过来也染上了个人哀伤的色彩，他的小说表达了个性解放的诉求、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怀。同是写“性的苦闷”“生的苦闷”，创造社小说家个人的风格是大有差异的。这反映了他们不同的创作个性、文化修养和审美趣味。张资平是前期创造社的核心成员，他早期的小说与五四精神合拍，基本上能够体现创造社自叙传浪漫抒情小说的一般特点，这些作品表现青年苦闷源于经济和性的双重压抑的主题，对

5、陈腐封建礼教、封建旧体制和世俗观念具有一种极大的冲击力。但是他的小说杂质太多，有着对性欲进行色情化渲染的特点，这也就难怪他后来脱离创造社之后，“利欲熏心”，彻底地媚俗化了，走向了一种低级趣味。创造社的另一位小说集陶晶孙和郁达夫同样富浪漫气息，不过两人的个性气质和小说风格明显不同。郁达夫本人气质多带有中国传统名士落拓不羁、无所顾忌的“野”，所以小说有时笔触过于浮露，有时情调过于颓废，小说人物的某些心理、行为有时过于病态；陶晶孙本人则具日本文人言笑晏晏的“文”，清如水而又醇如酒。所以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浪漫而温文尔雅，在女学生和舞女中周旋，却又不流于轻薄，常在罗曼蒂克的际遇中让人觉得有淡淡的哀愁在心头

6、。渗透出如烟的弥久不散的惆怅，极富感染力。创造社作家倪贻德也像郁达夫一样写了很多“零余者”形象，笔下的人物大多为上司怠慢，经济窘困，受世人讥讽，飘泊无定；而这些人都有崇高的志向，脱俗的追求，不满社会的恶浊；同时也孤独忧郁，脆弱易感，因而成为人世的“零余者”。但与郁达夫同时写生理需求、精神需求上的苦闷，甚至刻意渲染生理上的性的苦闷不完全相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并不把爱的要求与性的的苦闷困惑矛盾扭结在一起，而是表现比较单纯意义上的精神感情追求，是为了安慰和温暖孤冷感伤的心灵。倪贻德的小说突出描写了对爱情的追求。倪贻德特别谜醉于描写“爱而不得”的“飘泊的孤独者的烦恼”。玄武湖之秋里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爱情描写的特点。所以，他既写着爱情的失落与失败，又美化着由此引发的更深的孤冷忧郁情绪。倪贻德平缓的感伤情调是一贯的，既可以看到青春的芜蔓的热情，也流露出太息般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