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毕业别离之际》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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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写在毕业别离之际 篇一：写在监利人创刊五周年之际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追逐梦想 写在监利人创刊五周年之际 安频 花开花谢，月圆圆缺，时间如白驹过隙，匆匆之间，五年的光阴在我们指缝中悄然流逝。五年前，我们选择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夏日，选择在那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东湖之滨，创办了监利人杂志。当散发出油墨香味的创刊号分发到各级各类读者手中时，封面上那圆月朗照的荆岳长江大桥的漂亮图景，就像夏天葱翠的绿一样，不经意间就舒爽着朋友们的视线，顿时，一股鲜活的气息弥漫于全身。 紧接着，总第2期，总第3期，总第4期不断到刚刚从印刷厂运回，便即刻邮寄到您手中的2016年第7期（总第53期）。在这一本又一本的监利人上，我们留

2、下了一行行深深浅浅的编创足迹，留下了一串串萦绕脑海的漂亮经历，留下了诸多作者、读者、专家、学者的高度欣赏，留下了一个个追逐“演绎乡愁，聚拢乡情”的梦想 家国情怀 2015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省调查工作时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谈到：“新农村建立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照乡村本身开展规律，充分表达农村特点，留意乡土滋味，保存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五年来，监利人一直在“本刊特稿”、“特别关注”等靠前的重要栏目中，连续组织稿源，报道监利县域经济跨越式开展、引资、三城同创、三万活动、漂亮乡村建立等“重头戏”。 尤其是在去年六月一日深夜，得知“东方之星”在长江监利段水域翻沉后，

3、主编安频立即驱车赶赴监利县城，率领谢金城、吴边、谢均焱等采编人员，参与“小城大爱”的救援行动。全体人员积极投入采访，十个日日夜夜。发文章五十多篇、一百余条，并将所有文章网上传播。这些多篇有份量的稿件，被中国网等十多家网站转载。除了写稿传稿之外，还组织小车六辆，接送受难者家属和各省工作救援专班二百多人次。向家属、专班、志愿者、解放军发放杂志三千九百多本，购置雨伞三百把、毛被五十床及其他物品，接待外地网站采访人员开支经费九千多元。联络黄冈好人送价值近三万药到军营、工棚、福利院、工作专班。 五年来。协助监利乡亲患者联络医院、医生七十二人次，协助办理住院十三人次。 五年来协助学生就学、考硏十九人，联络

4、介绍学生就业二十多人次。 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如育才基金的两次活动中，协助筹划组织有关人员幕捐、共同在监利主办本土书法家捐字专场，主动协助联络活动会场，用大版面免费宣传该基金会的作法与成效。杂志社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五年来拿出近万元元支持贫困学子、残疾人和重症病人，为贫困户送旧衣服十多包。 组织天下监利人群捐款二万零二百元（其中杂志社及编辑四千五百元）、衣服六包、雨伞四十把，送到三洲，尺八、柘木、桥市七所学校的近七十多名贫困生手中。 下属的监利人艺术团到周老红色地专场演出，中央电视台全程拍摄。现在正在排练节目，今年“七一”建党九十五周年将专场献礼演出，此举遭到了县委、政府主要领导的充分确信和赞扬

5、！ 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也确实是说，只有我们每个人修好了身心，完善了自我，我们才有可能示范和治理好本人的家庭，实现家庭的和谐美满。监利人还将报道的触角伸向一个个看似一般却并不平凡的家庭，这其中有几十年侍奉病残公婆的孝敬媳妇，有为儿女治病而变卖家产四处求医的年轻父母，有深情思念父母养育之恩的党政干部，有含饴弄孙、童心未泯的退休老师。是的，每一个家庭和谐美满了，这个国家也就和谐美满了。 故园风物 记得在创刊一周年的纪念文章中，监利人曾打出了如此的旗号：监利人亮的是什么牌？监利人亮的是促进监利经济开展之牌，亮的是展示监利游子风采之牌，亮的是抒发乡思乡情之牌，亮的是回

6、溯监利历史文化之牌，亮的是演绎监利民俗风情之牌，亮的是品味家乡风味特产之牌?五年来，监利人陆续采访报道了约一百位星散于省内外的监利游子。他们之中有党政官员，有企业精英，有科技俊彦，有高等学府的教授学者，有知名医院的内外科医师。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从监利这块热土的大街小巷中走出来，从故园的田垄村舍走出来。当我们用地道的家乡方言与他们交谈时，他们仿佛回到父母生养他们的农家小院，回到老师教育他们的中小学校。现在，他们事业有成，却仍然保存着那颗乡情难忘的赤子之心！ 三千年荆楚大地，群星闪耀的历史人物中，不乏古往今来的监利名人。我们在回溯了屈原、伍子胥、关云长、裴纶、贺龙、段德昌、周逸群等历史人物的足迹

7、外，这两年又着重登载了陈友谅的连续篇章。在采写陈友谅的过程中，主编安频与编辑谢金城，沿着这位农民英雄的足迹，走遍了监利的路桥湖港，去年又在酷寒中远赴鄱阳湖寻找陈友谅当年与朱元璋血战的古战场。目前，业已写出四十多万字的长篇汉皇陈友谅，并将其中的部分章节约十万字在本刊陆续登载，在读者中及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如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罗同松为此撰文发于本刊后，为新华网及人民网转载。目前，安频先生与谢金城先生又将敏锐的目光盯准了清朝台湾知府朱材哲，为这位在台湾为民造福、政绩斐然的监利籍古人作传修史。而李荣耀先生的红色系列，宣讲的是监利故乡一脉相承的正能量。 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故里形胜”、“民风民俗”与“家乡

8、特产”、”知青岁月”诸栏目，向来是监利人吸引读者眼球的强项。特别多本土读者屡次发来、短信，点赞监利人“乡味浓郁，耐人玩味”，“美图佳文如山间風景，令人应接不暇”，“编校水准可为百分之九十八。除了微末的错误，几乎可称完璧”，“质地滑软，手感厚实”等等。这两年，辞赋作家胡跃飞先生撰写系列赋文，杨林山赋、滨江公园赋，长短间杂，骈偶工整，让你吟诵一番后忍不住走马监利，去看个终究。而高凤华先生，继老木先生续写“乡下旧木器”系列，从水乡的木拱桥，到婴儿的“坐骑”围桶，都没有逃出这位农民作家的笔下。 至于监利“吃货”们纷纷寄来的文章，什么烧脚鱼，卤香干，酱莴笋，炕水饼等等，篇幅虽短，但却能激发读者们的味蕾，

9、那都是舌尖上的乡愁啊！ 人文亮色曹孟德在短歌行中写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子，沉吟至今。”这里表达了一种求贤假设渴的心情。监利人杂志办刊五载，出刊五十三期，刊出文章一千六百四十七篇，累计五百六十多万文字，编转发三千一百多条，杂志登载的所有文章都在巜监利人网站上进展转载，其精巧的图案、精巧的、鲜活的栏目、朴实的文风，一期期、一篇篇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原创作品，原汁原味地捧送到读者的面前，给人美的享受和乐趣。支撑监利人坚硬不倒的，也是得益于主编安频等人的求贤假设渴，慧眼识金。 安频先生担纲监利人主编的五年来，又当主编，又当编辑，又当美编，又搞发行，又当业务跑赞助。这完全是牺牲本人，为读友效劳。

10、拿他本人扥话说，“只求大伙理解，点个赞，多宣传一下家乡”。拿诸多读者的来说，“没有献身文化的精神，是干不好这主编的”，“我能够说，除了您，监利人没有人能够担纲，太繁累哟”，“您辛苦了！您不易”。 每当我们翻开一页页散发浓浓墨香味的监利人期刊，几乎每期都有一个叫高凤华的乡土作者，他那一篇篇锦绣文章，灿烂而明丽，如一条条淙淙的清溪，涓涓流淌在读者的心田，溅起无数欢乐的浪花。说到高凤华先生，是安频主编在监利通讯上看到他的特别多文章，并通过阮梅青同志才认识接触他。三年来，高凤华这位衷情于文学创作的农民作家，白天在长沙为生活奔波，晚上就在一间简陋狭窄的出租房里伏案而书。那一行行饱蘸心血的文字，一篇篇在监

11、利人上华彩生辉。 安频先生认识的第二位充满朝气的农民作者袁作军，是他l990年在监利程集工作时，与当时的镇委宣传委员王克文先生同事。去年他到程集探望王老时，王老向他推荐这位作者。这位作者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种农田，晚上夜深人静之时，还在伏案著文。他的文章简约明快、幽黙质朴，宛如乡野的野花野草那样，带着泥土的芬芳。 在监利文苑享有盛名的老编辑杨忠锦先生，胸有烟霞，文笔老到，是身体好，心态好，文章好，人缘好的新时期“四好”先生。全国“十佳老师”作者陈振林先生，是自由撰稿人，佳作叠出。宣传部新闻科长万东方先生，文笔流畅，功底深沉。县人大常委会代工委主任李荣耀同志，对监利红色苏区的革命历史文化，情有

12、独钟，写出了多部长篇巨著。县文化馆退休干部胡跃飞同志，诗赋双绝，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吴边女士，文章娟秀隽永，颇有小家碧玉的范儿。匡计洪、余爱民、汤红兵、王克文、王生文、邓海平、孙永久、熊传甫、陈代明、邓从新、王辉、丁安国、严君、曹玉治等新老作家诗人（排名不分先后），这些监利文苑的主力军，为监利人繁荣兴盛、姹紫嫣红立下了汗马功绩。他们的长篇短制，给人启迪，让人遐想。 五年来，聘请特邀编辑十多人次，拥有作者三百七十二人，其中经常投稿发文的达八十七人。一批在国内?有名气的作者都屡次投来稿件，挖掘和培养新人（作者）近五十人左右。每年春节前夕，都举行骨干作者茶话答谢会，探望慰咨询部分作者。主编连续三

13、年亲身到高风华家慰咨询。为了便于编辑与骨干作家的写稿修稿，杂志社自筹资金几千元买了几部智能，送到杨忠锦、谢金城、高凤华、袁作军等作者手中。 五年来，开展大小作者活动八次，近三百多人次。其中在白螺的四周年活动就到达八十多人。每次活动都丰富多彩，含参观调查、研讨交流、表彰奖励、推介新人、书画展示、歌泳竞赛等。 五年来，在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百度、千龙网、清华大学学报、湖北有关网站和报刊上发表文章一百三十多篇。 监利人植根监利，又走出监利。2015年年底，由监利人杂志社发起，与深圳市星广瑞文化传播、江汉大学文学院、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联手主办的“小说改编影视剧本研讨会”，在充满学术气氛的

14、江汉大学明德酒店博学厅里召开。研讨会盛况空前，监利本土的七十多位作家（其中许多乡土作家依然第一次进入大学课堂），携着本人的作品，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江汉大学的作家、博导等，以及深圳市星广瑞文化传播总经理等人面对面交流，商讨小说改编影视剧的大计，收获颇丰，可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另外，监利人还组织近六十人的作者到洪湖瞿家湾蓝田采风观光，进展红色历史学术研讨，邀请监利、洪明二县市主要领导参加并予指导，两地领导对监利人的采风活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篇二：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之易说 摘要：近代之前易学的某些 内容 就已传入西方世界，例如数学化的洛书图式即是其例。西方人真正对

15、易经展开 研究 是在近代时期，创始者是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随着易经的译介，易学作为西方汉学最初的课题确立起来，迄今已逾四百年 历史 。本文是对以利玛窦、白晋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之易说而作的初步梳理。这种梳理带有 哲学 分析 的性质，显示耶稣会士围绕太极之辨而突出的宗教性的哲学立场。耶稣会士一般推崇早期儒学及 中国 哲学原典，对 理学 和宋易那么颇有批判，这就使他们卷入当时中西学界的复杂的学术纷争。对这场持续近二百年的学术论辩仍有待展开更为系统而深化的研究。 关键词：耶稣会士；易经；太极之辨 the ories on yi by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6、at the tur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尽管有种种迹象说明，近代之前“易学”及与易经的思想阐释和实际 应用 而构成的各类学术和有用知识，就已经传入西方世界,但这种传播根本属于文化 妨碍 史的范畴。外来的文化妨碍，关于学术思想的 开展 所以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过还不能看作是严格的学术交流。1西方人直到世纪以后才对易经展开直截了当而系统的研究，最初的一批研究者确实是来华传教的欧洲耶稣会士。这一研究始于对易经原典和中国当时某些具有权威性的注释本的深化的研读，结果就构成一批由耶稣会士直截了当用汉文字写作的易著。这确实是中西文化史上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与此同

17、时，为了使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及其陈旧的传统，一些耶稣会士开场翻译易经，法国耶稣会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易经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易经西语译本，已佚失。随后耶稣会士中宋君荣、雷孝思、顾赛芬都曾从事易经的翻译，而以雷孝思的拉丁文译本妨碍最大。将这一经典完好地介绍给西方世界，从此开场了易经传入西方和西方易经研究的近代时期。 至世纪期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易学著述，其数量相当可观。除了拉丁文翻译和研究著作，世纪耶稣会士还留下了一批直截了当用汉语写的易著，这批著作根本完好地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他们在许多宗教、哲学和 科学 著作中，也不时对易及与易学相关的 咨询题 作出阐述。姑且不管这些著作

18、的学术价值如何，仅仅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其意义就不容无视和低估。即便是单纯从易学史的观点看，耶稣会士的易说无疑构成了明、清易学史和易经西传史的一个不应疏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假设从中西学术思想交流史及易与近代以来世界主流文化（宗教在其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的关系着眼，其含义更是意味深长。由于笔者受 目前 研究条件的限制，本文远远没有充分利用该课题现有的原始材料，更多地是辍合一些第二手的材料而成，这是我要表示深深歉意的。考虑到这一课题在国际学术界至今尚未唤起应有的注重，草草写出，期以引出进一步的讨论。 一、意大利耶稣会士之“易”说 在欧洲，意大利是中国典籍传入最早，也是汉学兴起最早的国家之一。

19、至世纪之间，中国与意大利之间的关系远比欧洲其他国家来得亲密。据近人考证，早在世纪，意大利伟大的旅行家和博物学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在中国居留了年之后归国时，马氏一行人就将许多中国典籍带回欧洲，在今日意大利弗罗伦萨档案馆仍可见到他们带回的种种汉籍。由此断言，汉籍之输入欧洲，当远在世纪。所以，在意大利，对汉籍展开学术研究，那么要到世纪耶稣会士来华时才真正展开。 在西方以自觉的文化认识来华传教，始于耶稣会，而意大利的传教士最先来到中国。1557年罗明坚（p.michel ruggieri,1543-1607）抵达澳门。此后，澳门不断是西方向中国内地传教的基地。1582

20、年，利玛窦（p.mattheeus ricci,1552-1610）到达肇庆。最初传教不利，中途辗转，于1598年抵达北京，开场了他最有制造性的学术传教生涯。利玛窦居广东十余年间， 学习 汉文，研习中国经典，其发奋情形为当时中国许多学者所称道。应伪谦对天主教一向持批判态度，但在其所著天主论中赞许道：“窦初入中国，一字不识，数年之后，能尽通经史之说。”张尔歧在蒿庵闲话中记载：“玛窦初至广，下舶，髡首袒肩，人以为西僧，至佛寺，摇首不肯拜，译言我儒也。遂僦馆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书五经皆通大义。乃入朝京师。”利玛窦入朝京师前，对易经等中国经书进展过深化的研究。1594年，利玛窦出版了“四书”的拉丁

21、文译本，这是儒家经典最早译成西方文字的本子。利氏还给新来的同会神父讲授中国经书。他在天主实义（一名天学实义）南昌初刻本（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中历引“六经之语”多处对易经作了评述。在这部著作中，利氏提出圣经的天主即易经所言上帝：“易曰：帝出于震。天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天主实义第二编）利玛窦在写作天主实义一书时曾反复就如何使中国经书与基督教用语互相结合的咨询题，与中国学者进展商讨。在邹元标愿学集中有答西国利玛窦书云：“门下取易经读之，乾即曰统天，敝邦人未始不知天。”利玛窦十分推崇中国早期的经典，去世前一年，他在致巴范济神父的

22、书简中写道：“事实上，在儒士们最陈旧的、成为权威的著作中，他们仅仅崇拜天、地及它们二者之主。假如我们细心研究一下所有这些著作（指易经、书经等经书引者），那我们就会从中发觉只有特别少的内容与智慧之光相反，互相符合的内容那么甚多，他们的 自然 哲学家们比任何人都不逊色。”我们看到，在中国，认为宋代理学家的新儒学不是古代的真儒学，或至少新儒学的部分传统已在佛教妨碍下败坏的观念，在明末已经开场流传，到了清初又有一批思想家和学者加以发挥。利玛窦根本上也采取了反理学的立场。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认为宋儒的太极之说（“太极说”为宋儒易学体系的根本论理之一）缺乏取，而加以驳斥：“但闻古先君子敬慕于天地之上帝，未闻

23、有尊奉太极者，如太极为上帝万物之祖，古圣何隐其说？”值得留意的是，利玛窦在将天主设为宇宙的推进力时，实际上即隐含了利玛窦对易经的思维形式和宇宙图式的批判。按照易经的观点，宇宙本身具有它本人的机理和制造才能，因而“物质”本身可说是具有灵性的，这是一种天然的灵性，它使阴阳聚合，从而产生出无穷的组合。在这一点上宋儒的太极说实际上是对易经宇宙论的更有哲学性的发挥。在理学家看来，易经的“易有太极”说，根本是从符号组合上立论。不难设想，对利玛窦来说，太极概念显得如此怪异，由于不能想象世界是一种符号演化过程的产物。他贸然声称，“凡言与理相合，君子无以逆之，太极之解，恐难谓合理也。吾视夫无极太极之图，不过取奇

24、偶之像言，而其象何在？太极非生天地之实可知也。”这一点利玛窦根本上是正确的。他再三指责宋儒的太极说，其推论多有含混之处，虽是从西方的思想立场而作的批判，确是中的之言。利氏不能同意在形而上学领域中对“太极”作任意的发挥。他在批判中士（论辨时所设想的批判对象，与西士相对）的“太极非他物，乃理而已”的见解时说：“吾今先判物之宗品，以置理于本品，然后明其太极之说，不能为万物本原也。?假设太极止解之以所谓理，那么不能为天地万物之原矣。盖理亦依赖之类，自不能立。”“中士曰：吾闻理者，先生阴阳五行，然后化生天地万物，故生物有此第焉。?西士曰：试咨询于子，阴阳无行之理，一动一静之际，辄能生阴阳五行，那么今有车

25、理，岂不动而生一乘车乎？又理无所不在，彼既是无意之物，性必直遂，任其所发，自不能已，何今不生阴阳五行于此，孰御之哉？且物字为万实总名，凡物皆可称之为物。太极图注云理者，非物矣，物之类多，而均谓之物，或为自立者，或为依赖者，或有形者，或无形者。理既非有形之物类，岂不得为无形之物品乎？又咨询，理者灵觉否？明义者否？如灵觉明义，那么属鬼神之类，曷谓之太极？?中士曰：灵绝为有灵觉者所生，非理之谓，既闻命矣。但理动而生阳，阳乃自然之灵觉，其或然乎？西士曰：反复论辨，难晓此理。吾又咨询彼阳者何由得灵觉乎？此自然之理，亦大相悖。”天主实义中太极之辨甚详，其中屡屡涉及对易经的根本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咨询题。此外，

26、在一些书信中，利玛窦间或也讨论到易经。如利氏在复虞诠部书中称：“独后来生上帝语与前世圣贤所论未得相谋，尚觉孔子太极两仪一言为安耳。”可见利玛窦以易经（易大传）为本，批判宋明以来新儒家的易说，是其一贯的学术立场。利氏对太极之说所作的批判性的说明是探究性的，他说：“?夫太极之理，本有精神，吾虽曾阅之，不敢杂陈其辩，或容以他书传其要也。”所以，利氏太极之辨，非专为讨论易学咨询题而发，他的志趣毋宁说是在宗教和哲学方面。利玛窦将易经看作是早期儒家的经典之一，他把包括易经在内的儒书看作是一种以自然法那么为根底的哲学，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并力图调和儒学和基督教的关系。 作为“西方中国学先驱”，（保罗德米埃

27、维尔的赞语）利玛窦为而后西方的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学术研究创立了一种“范式”，这也许能够看作是他毕生为之努力的事业的最伟大的奉献之一（尽管这并非是没有争议的）。其他耶稣会士也以利玛窦为典范，除传教活动外，同时从事中国学研究。利玛窦的弟子，佛兰芒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年）继他的老师“四书”翻译之后，将包括易经在内的“五经”翻译成拉丁文，于1626年（明天启六年）在杭州印行。金尼阁是西方最早的易经的翻译者，他的译本尽管佚散不传，但对而后耶稣会士（其中许多从事过易经的翻译工作）的易经的拉丁文翻译显然有一定的推进和启发。8（卷九，第-420页） 跟利玛窦一样，许多意

28、大利的传教士在不同程度上都就“太极之辨”发表本人的看法。而“太极之辨”显然是构成争论范围更大的“礼仪咨询题”的义理层次的核心咨询题。进一步挑明“太极”咨询题的性质，并将其纳入宗教范畴进展论战的是意大利西济利亚的龙华民（p.nicolaus longobardi 15591654）。他于1597年来华，1609年入京时，利玛窦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次年，利氏在去世前，即委任龙氏为本人的继承人。由于龙氏的传教 方法 与利玛窦不同，引发了“天”与“上帝”、“天主”名义的界说等咨询题的剧烈争端。与利玛窦重调和的观念不同，龙华民一直强调中国思想的固有特点及其与基督教思想的差异。他在一篇题名为西学十诫注解中

29、，针对中国教徒杨廷筠所写的文章进展评论：“尽管这本注解确含有一些我们神父说的好东西，但仍有假设干直截了当引自儒家箴言和明显地属于他们的概念”，如“声称所有的事物九九归一，总是一个东西，它确实是理（宇宙生化固有的机理）。事物间唯一的差异是表现的差异和带有少数偶尔性”。龙华民在其代表著作灵魂道体说和论中国宗教的假设干咨询题中都对宋儒的太极说进展批判。灵魂道体说为反驳宋儒的道体说而作，作者严格区别灵魂与道体的概念。他说：“儒云：物物各具一太极；道云：物物俱是大道；释云：物物俱有佛性；皆是也。所谓太极、大道、佛性，皆指道体言也。且前人又谓之太乙、太素、太朴、太质、太初、太极，无极、无声、无臭，虚空大道

30、、不生不灭。种种名色，莫非描述道妙耳。”龙华民强调与“物”相异之“灵”具有超越性，这是道体所不具备的。因而他的结论是：“人奈何徇其与物同之道体，而忽其与物异之灵魂？又或以灵魂之美妙并归道体，道使人性不明，灵魂混杂?如世论，徒以太极、大道、虚空等，为生造天地万物之本是也。夫以道体当灵魂，已屈人同物，而以道体当天主，下同于所造之物也，此又惑之太者矣。”9（第9页） 龙华民在论中国宗教的假设干咨询题一书中，对中国哲学的一些概念作了更深化的辨析。他告诫说，不能将“理”或“太极”如此的概念比作基督教“上帝”的概念：“我完全能想象，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理或太极确实是我们的上帝，由于他们所说的理的质量和完满性

31、只有我们的上帝才有。要留意不要让本人受这种包藏祸心的似是而非的描绘所迷惑。假如你们能深化到咨询题的根子，你们就能够看出这个理不是别的，而只是根本物质。”龙华民强调指出：“中国人对一种能从无而产生某些东西的无穷力量毫无所知。他们只明白存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宇宙，它是太极或气之源；气把宇宙物质包含其中，通过时作时息，呈现出各种不同质量和偶发事件，从而成为事物的直截了当内容。”龙华民与利玛窦一样，诲人不倦地揭明中国人的论证方式，但两者批判的落脚点却有所不同。龙华民不像利玛窦那样富于调和精神，他更注重提醒中国思想的差异，并强调在一些关键的咨询题上，中国思想与基督教是不容妥协调和的。 艾儒略（p.juliu

32、s aleni 15821610年）是利玛窦的跟随者。艾氏于1613年来华传教，1625年（明天启三年）相国叶向高延请入闽讲学，闽中称为“西来孔子”，受教者极众。著万物本原、三山论学记，两书均接受天主实义反理学的立场，其立论亦与利氏相近。艾氏批判宋儒的太极理气论：“太极之说，总不外乎理气二字，未尝言其为有灵明知觉也。既无灵明知觉，那么何以主宰万化？愚谓于天地犹木瓦于宫室。理也者，殆如室之规模乎？二者厥一不可，然不有工师，谁为之前堂后寝，庖湢门墙，彼栋梁而此榱桷也?。儒者亦云：物物各具一太极，那么太极岂非物之元质，与物同体者乎？既与物同体，那么囿于物，而不得为天地主矣。因而贵邦言翼翼昭事，亦未尝

33、言事太极也。”10（第6-7页）艾氏认为，太极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元质概念，而加以拒斥：“今观儒者之解太极不出理气二字，那么贵邦所谓太极，似敝邦所谓元质也。元质不过造生万物之材料，不过天地四因而然（今译“四因”引者）之一端，安得为主？又安得而祭之事之也哉？”指出，所谓“太极”，仅仅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四因”中的“质料因”，因而不能当作根本原理来理解。通过这么一些分析，事情就特别明白了：“噫嘻！人苟知太极之即元质，又察之此四者，而知元质之异于天主，那么可通太极生两仪之解，而古人不祭太极，其故并可见矣。”11（艾儒略口铎日抄上卷） 随着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深化，一些耶稣会传教士试图超出论辨的立场，就中国原

34、典本身，对易经的思想意义和价值，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渊源流变展开研究。在西方，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i martino 16141661年）最早提出易经与中国历史纪年的开端咨询题。他的拉丁文著作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us prima）于1658年在德国出版。这部书依照易经、书经、春秋、史记等中国典籍，以中国为咨询题中心，对自人类起源直至耶稣降世的历史作了系统的介绍，从而引出了中国最早产生的历史年代与圣经旧约中所说的人类祖先的年代是否相符的咨询题。从易经的历史研究的观点看，这确实是易学传说中所涉及的“纪年咨询题”。我们假设将易传的历史谱系与卫

35、匡国的世界历史年表加以对照，是特别有意思的。卫匡国尽管从盘古说起，但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历史。他认为即位于公元前年的伏羲以后的历史才是可信的。在确认了这一史实之后，他向欧洲读者说明，自那以后中国才有了从未连续的历史。不过，关于易经与圣经相关的更有意思的历史纪年咨询题，卫匡国并没有专门展开讨论。这一咨询题到了法国“旧约索隐派”那儿，那么有了更多的发挥。12（第二编第一章） 二、“旧约索隐派”与法国在华耶稣会传教士之易说 白晋是一位关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杰出奉献的人物，而易经西传史上，白晋的作用犹为重要。自白晋开场，在华的天主教教士之学术研究也慢慢显示了分化的倾向。留驻北京的法籍教士，亲近中国皇帝

36、，甚至奉皇帝之命进展著述。他们虽致力于中国经典的研究，却远离了当时中国一般知识界，大多数中国人有何种思想，对他们仍是生疏的。他们以本身所具有的宗教、哲学、科学知识和观念为根底，来研究中国古经，构成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他们研究中国学咨询的目的，在于为西方寻找更为理想的楷模。因而，他们借助研究中国经典，进一步讨论中西文化的共同咨询题。故而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与中国学的研究，或多或少不同于中国的传统。不过，这种不同是有认识的，相当自觉的。我们看到，而后西方世界构成的易学，并不是沿着中国传统学术方式而开展的，这一点正好与东亚易学构成对照。正是这种深化的差异性的展开，易学的演进慢慢进入一个更具有跨文化意义的

37、开展时期。 （一）“旧约索隐派”之易说 “旧约索隐派”（figurists）又译“形象学派”或“意味学派”。这一名称最早见于1732年法国汉学家n .freret与马假设瑟的通讯中。索隐学派是18世纪初专门研究圣经、道德经、中国文字及古史的学术小团体，创始人是白晋，傅圣泽、马假设瑟、郭中传（j.al de gollet16641741）是这一小团体的主要成员。 正是中国文明的历史起源及与旧约相关的历史纪年咨询题的讨论的进一步展开，使耶稣会传教士进入进退维谷之境。他们不得不身处两难的立场，一方面必须维护教义及圣经的权威性，另一方面那么力图使有关中国的报导具有正确性。以白晋为首的“旧约索隐派”试图用一种被称为figurists（形象论）的理论来解除中国古代史与圣经旧约之间的冲突。他们的研究方式是，先假定中国古代经籍中包涵了原始的启示，再从易经、道德经等中国早期典籍中寻找论据和材料，并以形象主义的术语和方法加以诠释。尽管这一学术团体中，各人意见不尽一样，但大多数人都赞同白晋在易钥的序文中提出的富于博大的人文精神的根本看法： 伟大易经之神圣训示，只能由中西学者合作，方能将其发扬光大。不管中西，人类来自同一祖先，本为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