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共生如何与“一带一路”相融相通.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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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共生如何与“一带一路”相融相通陈玉荣今天互联网与大众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推动全球文化交流的范围、强度和速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前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全球化的“双刃剑”直逼人类。其中引发了一系列危及人类生死存亡的全球性问题：人与自然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与社会的贫富强弱问题，人与自身的身心健康问题。全球性问题已给人类造成了极大危害，所以说不管人们习不习惯，情不情愿，保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协调发展，和谐共生的关系，已是当前人类摆脱危机得以持存的首要前提了。我们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建构共生理念，引导人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协调处理好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才能走出困境，超越自我，迈

2、向新的里程。虽然源于拉丁文culture的“文化”一词，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与尊重，但在实际的文化交流中，却往往出现了文化对抗、文化冲突。尤其一些西方国家凭借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优势，以“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贬损和牺牲其他非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传统，我们希望全球文化达到多元并存、多元共生的状态殊为不易。中国传统文化远源流长，底蕴深厚，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共生思想，挖掘这一思想资源无疑对我们建构共生理念，应对全球化挑战，解决全球性问题，创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政府自2013年底推出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为主题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更有部分西方国家抹黑这一倡议，认为中国此

3、举是希望恢复朝贡体系，进行经济殖民。部分西方舆论之所以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抹黑，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政治目的、现实利益冲突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化冲突。例如在西方人的文化理念里所理解的朝贡体系，和中国人所理解的朝贡体系，就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在英语世界的概念里，无论是nation、county，还是government都各有所指，nation指的是民族，county指的是国家，government指的是政府，但在汉语的概念里，这些英语的单词可以统称为“国家”或“政府”。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上的差异，背后是中国和西方不同文化的假设和意义。中国的一贯文化理念，追求的是“和而不同”，讲究的是“一种文

4、明，多种体系”，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实施哪种制度均可，例如港澳地区“一国两制”就是“和而不同”的实例。但西方的文化理念，追求的则是“一种体系，多个国家”，讲究的是“均一”、“同质”，只要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组成多少个国家都可以。中西方文化上的这类冲突，是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出现了不同的理解甚至误解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政府未来在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减少文化上的冲突，寻求文化共生，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消除误解，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一方面，不应只强调多元文化，文化共生更需要创新。如果只一味疾呼文化的多元性，容易因自身的私利、个人的局限，反而让文化冲突加剧。从历史

5、上看，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起源于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二者解体后重构而成的“文化混合体”，这两种文化本应更容易互相沟通、互现融合，可是在近代，由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国家推行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基督教文化事实上已经将伊斯兰教文化推向了冲突的对立面。我认为，文化不能仅强调多元，应该更加强调共生。“共生”概念是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在1879年提出的，暗示了不同种属之间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物质联系。只有各方有感于大家都是共生连结的共同体，才能以更宽容的态度，看待彼此的不同，推动文化共生。“天人合一”的文化共生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无限的融合精神和包容力。“天人合一”共生思想的

6、形成发展，并非是一种人为的预设，而是源于人们长期的实践体认。“人生天地间”一语就再好不过的概括了人与天地(自然界)的包含性共生关系，即没有天地的存在，就无所谓人的生存。关于这一共生思想，老子早在齐物论中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与天地本为一体，有天地，才有人，人要生存，就要有天地，彼此不能“有你无我”，只能同在才能共生存，故曰“并生”。天地和人是一样的神圣，同处平等地位。而放在天地自然界这一视阈看，人和万物也一样不过是一种生命存在体而已，同属于自然一族。易传序卦里进一步解释了天地万物与人的共生关系：“有天地，然后万物生，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从根本上说，天地、万物和人类不仅是

7、共生的，而且这种共生还是历时性的过程，天地生万物，万物生人类；所以说，人也是共生的产物，人的生命存在是从属于天地万物的，没有了天地的存在和万物的生长，人就什么也谈不上了。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共生是有条件的，仅仅为了人类得以持存，就必须毫无条件地让自然及万物好好存在，保护好自然万物，它的确是人类的唯一家园。秦汉以来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使命，“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其受命于天，禀气于天，与物无异也。”(辨虚)意即人与物同又不同。人与万物的不同之处是因为人是有智慧的；人“与物无异”，是因为人与物一样来源于自然界，都要服从自然规律。在这比较中我们可以识别人的位置和角色，与物一

8、样又不一样的智慧的人其实是大自然守护者!(海德格尔语)张载又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共生关系明确扩大提升，强调“人但物中之一物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民胞物与”的共生思想。也回答了如何履行使命，做好“守护者”的问题，即对待同类就如同兄弟姐妹、对待自然生命万物就要将心比心，一视同仁。其实，做到了“民胞物与”人也就成了真正的守护神，人与自然也就能生生不息，共生共进。总之，“天人合一”的自然共生观对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严重的生态危机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也为我们建构新的共生理念提供了充分的思想资源。中华的文化，要与其它文化长期共生，需要有创新思维，其中澳门特区成功结合两种不同文化而创造的第三文化的

9、经验值得借鉴。在澳门，由不同种族、不同习俗、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民众，以其各自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共生，诞生了既不同于中华文明，又迥异于西方文明的多元、包容、和谐的“澳门文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时曾强调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多位参与文博会展览、研讨的专家学者也认为，文化领域的共建共享对于“民心相通”至关重要，各国政府、企业和文化界人士不仅应当看到“一带一路”为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带来的巨大机遇，更应当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强调文化认同，真正凝聚起“命运共同体”。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杜进森高度评价加强“

10、五通”的提法，他认为，“民心相通应该是第一位的，仅仅在中国和东盟之间就存在个不同民族，文化多样，如果民心不通，其他的互联互通也很难做到”。因此，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不应将中华文化强加于其它文化之上，也不应刻意彰显中华文化的优胜之处，而是要以“双向车道”(twoway street)的平等、互利的态度，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的不同文化之间，各美其美，共生共荣，以及采用创新的思维，主动把中华文化与其它多元文化进行大融通，创造出互相促进、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文化。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应加强双向沟通。由于文化认同、文化共生，往往具有奇异的力量，可以打破地理的界限，甚至促使受众对境外的某

11、种文化认同程度高于自身文化，这种效果过往在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流行文化中已多次被证实。因此，中华文化要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同，进而推动各方文化走向共生，我国外宣媒体在海外宣传中，要摒弃过去在国内惯常的单向“灌输式”传播模式，应考虑加强双向互动、双向沟通，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合作格局。具体而言，在“一带一路”的文化融合、共生过程中，我国可先与沿线国家有近似性的少数民族进行文化传播、交流，讲述更多软性的中国故事，同时展示中国文化的精品和深厚底蕴。另一方面，要令沿线国家对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未来增强信心，我国更应多考虑加强在文化领域的双向传播，即除了对外传播外，也多向国内传播、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

12、文化，增加国民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和兴趣，这才能实现文化上的包容、相互促进和共生。第三方面，要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共生，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智库及文化产业界等机构相互结合的作用。具体而言，学术界、智库首先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对象国的文化、历史，进行长期研究，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其次，政府及政策制定者要最大限度地运用起这些知识，以此进一步促进、加深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产业界的任务，则是在前面的铺垫之下，加强与沿线国家在产业领域的合作和贸易。这是因为文化产业不但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成为了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合

13、作，这不但比单纯的海外宣传更能推广中华文化，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还能扩大双方文化产业的国家贸易额，通过加强双方在文化商品上的物质联系，以提升当中附加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推广力度，从而促使双方文化进一步融合、共生。简而言之，“一带一路”倡议应建立在文化共生而非文化冲突的立场之上。要在文化交流上进行创新、增强双向沟通及增进文化产业合作，才能为中国与沿线各国文化共生疏通渠道，并进一步利用文化上的交融和共生，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金融和政策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乃至民心相通担当桥梁角色，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的全面建设。毋庸置疑，摆在中国面前的使命异常艰巨。中国现在需要向周边和世界证明的是：中国不仅有能力将亚投行的资本金提升到世行与亚行的水平，更能牵头引领国际投资与贸易规则的适应性变迁，中国牵头打造的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是真正按照透明高效原则来执行相关开发项目的。而真正要让“一带一路”战略成为21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变迁史上的指标性共赢战略，亟须中国和有关参与主体，在镜鉴既往国际合作经验教训的同时，及时总结新情况，处理新问题。而这又有赖于建立一支既懂得国际商业规则又熟悉对象国国情的战略性运营人才队伍。换句话说，“一带一路”战略最终能否成为打造全球繁荣共生新模式的重要杠杆，不仅取决于机制化设计，更取决于中国作为主导国的立体化能力建设与合作性博弈平衡点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