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所见秦新地统治政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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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斤见耕地统治政策秦国作为一个曾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十分落后的诸侯国，逐步由弱到强，最终于公元前221年吞并六国，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然而，秦的统一局面仅仅维持15年就土崩瓦解，犹如划过天空的流 星，在极尽璀璨之时，瞬间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关于秦朝骤亡的原因，从古至今多有讨论。澳代的贾谊认为是因其“仁 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董仲舒那么归纳为“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仪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专为 自恣苟简之治工现代学者亦对秦亡的原因提出了诸多见解。翦伯赞认为在于“地主阶级的压榨使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生 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其他学者还提出了“制度性腐

2、败说”、“六国余孽说”、“区域文化冲突说”、“强置郡县说”等等。各家之 说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就秦朝灭亡原因提出的见解都值得注重，在此基础上，对秦代社会状况做进一步具体的分析还会发 现，秦在“故地”和“新地”实行了不同的统治政策，这可能是导致秦骤亡的重要结构性原因。“新地”一词多见于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中也有记载。史记赵世家称：“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 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这里的“新地”，胡三省释为“赵新取中山之地也工据此可以推断，“新地”在当时应是一个习用 概念。而在出土秦简中，“新地”那么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和行政文书，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法律术语。迄今所见其出现最早的 睡虎地4号秦墓

3、6号木牍中有如下文字：惊远家故，衷（中）教诏缕，令毋敢远就取新（薪）。衷（中）令口 I闻新地城多空不实者，且令故民有为不如令者实口 n为惊假设大发毁，以惊居反城中故。in惊敢大心问姑神（姊）、姑稗（姊）子产得毋恙？ IV新地多盗，衷（中）唯毋方行新地，急急急。V6反3这是一个名为惊的兵卒写给母亲的家书。虽然仅是私人书信，但其中的“新地”概念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随着这 一概念在新刊布的岳麓秦简中的大量出现，学界对于“新地”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时间划分、地域划分、动态 变化3种界定方式。按时间划分者中，朱锦程认为至迟于秦王政五年（前242）及其后纳入秦统治的地区在法律上都被 视为“新地”

4、。张梦啥认为“新地应指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十七年（前230）之后所扩之地。张韶光那么认为，“新地” 是秦壬政继位以来新占领的地区.按地域划分者中，欧扬将“新地”理解为一个地域性质的概念，指相对于“故徼”以外的“关 外”之地。鲁家亮那么提出了动态变化的观点，认为“新地”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这些 观点都很有启发性，但由于史料的限制，至今仍无定论。因此，更多学者沿用于振波先生的观点，笼统地将“新地”解释 为新近征服之地。然而“新地”这一概念既然曾被广泛用于行政、司法文书中，还是应该有相对明确的界定。张金光在秦制研究中 提供了思路：“以时间论，入秦久者为故，近者为

5、新原秦民为故，后入者为新以空间论，关中本部为故，东方为新J 就空间而言，将“新地”视为新近征服之地是毫无异议的，进一步需要明确的是时间的范围。根据岳麓秦简所载：0706简：缩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叁川、颍川署江胡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0383简：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属邦道当成东故徼者，署恒山郡。0864简：罪人而当成，请（清）河、河间、恒山者，尽遣戍取新地;清河、河间当成者，各戍。这是一那么秦罚戍制度的补充规定。罚成制度是一种戍役制度，指将有罪过者惩罚性地遣往“新地”。0706号简大意 为，原本应罚往泰原郡、东郡、叁川郡、颍川郡、南阳郡、河内郡的罪人，要被罚戌至四

6、川郡、江胡郡和九江郡等新地。 也就是说，泰原郡、东郡、叁川郡、颍川郡、南阳郡、河内郡都不属于新地范畴。河内、南阳两郡设于秦昭襄王时期， 泰原、叁川两郡设于秦庄襄王时期，东郡设于秦王政五年，颍川郡设于秦王政十七年。由此可以推知，秦王政十七年及 之前纳入到秦统治之下的区域都不属于“新地”范围。王彦辉先生曾经指出：“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考据层面，是为了证明或证伪一个个具体概念问题，而缺少对 秦汉基本问题及其在历史纵深上的价值的回答，那么除了获得事实上的澄清或解释外，这些碎片化的选题和个案的考察 终究无法积累出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也不能增进我们对秦汉史基本问题的认识。”这提示，对于“新地”的范围，

7、应该在 概念内涵考据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将之放到整个秦统一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所谓“禽灭六王”的历史过程，在秦始皇“议 帝号”诏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 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可见，秦最终实现统一的开端，是从公元前230年覆灭韩国、设立颍 川郡开始。根据出土秦简，“新地”概念的出现以及围绕“新地”所实施的统治政策，对于秦国而言，正是推进统一的重要战 略。因此，公元前230年秦灭韩、设立颍川郡，不仅标志着大规模统一战争的开启，也是“新地”政策正式确立的标志。综上，大致可以对秦人观念里的“新地”做一个界定，秦

8、王政十七年灭韩开始，新占领的区域都应该属于“新地”。所 谭新地”，是秦统一战争时期产生的概念，使用“新地”概念的目的，就是通过有别于秦故地的统治政策来加速领土扩张与 融合的进程。“新地”政策与书同文、车同轨等政策一样，都是秦王朝为了实现统一而实施的，其目的在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巩 固自己的新政权。然而，领土的扩张与融合不可能是同步的。由于长时间的分裂，各地所呈现的政治文化、社会习俗以 及法律制度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秦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采取了种种措施加速对“新地”的改造和融合，但这些政策 往往是以对“新地”的征服和压迫为前提的。可以说“新地”政策在出台之时，就蕴含了不利于统一甚至是破坏统一的

9、因素。（一）强制性的移风易俗加剧了“新地”与秦王朝的冲突秦虽然在政治上实现了统一，但“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的状况并没有随之发生根本改变，因而匡正新地 的文化风俗是秦统一后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为了保证“新地”民众接受秦的文化和制度，稳定秦在“新地”的统治秩序， 秦统治者除了通过人口迁出与迁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文化渗透外，更多是利用严刑峻法来移风易俗。首先是在立法方面整筋陋俗。以楚地为例，汉书地理志称其民“信巫鬼，重淫祀”，这与秦民“好稼稿，务本业” 的风俗可谓格格不入。这种情况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显然是不利的。因此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有明确规定：“擅 兴奇祠，黄二甲。何如为，奇？王室所

10、当祠固有矣，擅有鬼位也，为奇，它不为。”就是说，只允许百姓祭祀秦所祭祀 的神灵，其他的祭祀包括楚地民间原有的祭祀，都为“淫祀”。这正是秦统治者通过严峻秦法来改变“新地”原有民间信仰和 匡正“新地”民众思想的表达。其次，秦统治者在日常行政中，也以法令的方式来匡正地方风俗。睡虎地秦简语书是秦始皇二十年（前227） 南郡守腾对下辖县、道公布的地方性法令，其中明确提出了“匡饬异俗”的要求。内云：“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 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所谓“邪僻”与“恶俗”，就是当地的风俗文化。班固曾对风俗加以解释：“凡民函五

11、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 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正是由于风土的不同，民众的性格面貌也呈现出 截然不同的特点，其实质就是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的差异。而这也就导致了“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局面的出现，不 仅不便于民，更会“害于邦”，威胁到秦统治秩序的稳定。因此，南郡守腾在国家法令的基础上专门公布了地方性法规， 试图通过法律的强制作用来革除地方的旧有习俗。正如陈苏镇先生所言：“用秦朝法律去移易风俗、统一文化，并非只是 秦廷少数高层人物的一种主张，而是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基层官吏治民行政的指导思想。”众所周知，统一之前，秦的文化风俗历来被东方六国所贬

12、低和歧视，所谓“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 狄遇之”。司马迁甚至提到，“今秦杂戎狄之俗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由此不难想到，秦朝地方官吏在新地 移风易俗的过程中，必然会因为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的差异而产生冲突。如南郡原是故楚郢都江陵，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 278）白起“取郢为南郡”，至秦王政二十年发布语书之时已达半个世纪之久，但南郡楚人仍然“乡俗之心不变”，对于 秦法更是“吏民莫用”，足见秦律与楚俗之间矛盾的激烈。南郡尚且如此，其他入秦更晚的“新地”民众对秦法的抵触情绪只 能是更为严重。但秦统治者却全然不顾这种“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的差异”，片面强调“政治上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的对立”，

13、一味以强制手段将秦法雷厉风行地推行到“新地”以“匡饬异俗”。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与冲突，带来的就是“新地”民众对秦政 的反感，成为导致秦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臧知非先生所言：“历史在这里和秦始皇开了一个真实的玩笑，这就是 匡饬异俗的目的是建立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结果那么是导致了现实统治秩序的崩溃。”（二）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激化了新旧“黔首”间的矛盾首先是以法律的形式固化新旧“黔首”之间的身份差异。秦政府对于“新地”民众的身份进行了法律界定，称之为“新黔 首”。“黔首”一词并非秦统一后所创。根据张传玺、王子今等学者的考证，早在战国时期，“黔首”一称就已经开始使用。“新 黔首”一词，最早见于张家山汉

14、简：“利乡反，新黔首往殷（击），去北当捕治者多，皆未得，其事甚害难，恐为败。”后 多见于岳麓秦简，如“新地吏及其舍人敢受新黔首钱财酒肉它物故黔首见犯此令者，及虽弗见或告之而弗捕告者，以 纵罪人论之二前者是作为法律案例汇编的奏澈书，后者那么是秦代的律令。众所周知，秦律中各类法律术语都是严肃而规 范的，具有相当的法律效用。因此，“新黔首”这一概念显然是区别于“故黔首”的法律身份界定。其次是在特殊案件的处置中，对于“新黔首”的处分远重于“故黔首”。张家山汉简中的南郡卒史盖庐、挚田，段（假） 卒史聘复攸库等狱簿中明确记载了关于“新黔首”临阵脱逃的案件。大致在始皇二十七年（前220）,苍梧郡攸县利乡 发

15、生叛乱，征发了 3批“新黔首”才平定了叛乱。秦朝对前两批临阵逃脱的“新黔首”按照“詹乏不斗津直接判处死刑。但在 岳麓秦简维等畏奥还走案中，对于临阵脱逃的量刑标准却与此不同，以逃跑距离和时间的先后为标准：有（又）取卒畏奥取（最）先去、先者次（？）十二人，完以为城旦、鬼薪。有（又）取其次（？）十四人，耐 以为隶臣。其余皆夺爵以为士五（伍），其故上造以上，有（又）令戍四岁，公士六岁，公卒以下八岁。其中罪行最为严重的“最先去”“先者次”两类也仅判为“完为城旦、鬼薪”，与前面“新黔首”的死刑相差甚远。总之，面对本就心怀怨怨的“新黔首”，刚刚完成统一的秦政府不仅没有消弭新旧“黔首”的地位差异，反而用法律的

16、 形式加以固化。这无疑会进一步放大新旧“黔首”间的矛盾，激化新旧“黔首”间的对立。正如史记项羽本纪所言：“诸 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可见, 直到秦亡前夕，“新地”民众与故秦之民的矛盾依然突出。这种政策不仅加剧了新故“黔首”间的冲突，更是进一步将“新地” 民众推向了秦政的对立面。（三）“新地吏”的任用引发了“新地”的对抗情绪众所周知，“新地吏”的任用与原有的官吏选用方式是不同的，其根源就在于迅速扩张疆土的过程中，新占领区的政 权建设很难跟上统一的进度，配置数量足够熟悉秦国法律制度的地方基层吏员不会一蹴而就。这一点在里

17、耶秦简中就多 有表达：吏凡百四人，缺卅五人。今见五十人。迁陵吏志：吏员百三人。令史廿八人，【其十】人繇（徭）使，【今见】十八人。官啬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 繇（徭）使，今见五人。校长六人，其四人缺，今见二人。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繇（徭）使，今见廿四人。牢监一人。长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见一人。凡见吏五十一人。材料中反映出迁陵县存在大量缺吏的情况，这显然不利于秦政府对于“新地”的统治。因此，从外地调任官吏，降低 选拔标准就成为秦在“新地”不得已而采用的方法。尽管“新地吏”的任用缓解了 “新地”缺吏的境况，但也带来了消极的一面。 “新地吏”是秦统治“新地”的代言人和管理者，是秦制、秦法的推

18、行者。为了维护秦的统治，他们在日常行政中多以严峻的 秦法来推行秦制，即所谓“刑罚深酷，吏行残贼”。如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范阳人蒯通曾对范阳令说：“秦法重，足下 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默人之首，不可胜数。”而这就造成了“新地”民众对秦王朝统治的怨 愤，使得“新地”之于秦统治的离心力越来越强。当然，除了推行秦制的强制手段外，“新地吏”自身的素质也带来问题。“新地吏的重要来源之一是故秦地的罪吏。 如岳麓秦简中记载，南郡司马庆诈课，本应被判罚为“废”，但律令中有明确规定，“诸当废而为新地吏勿废者，即非废。” 庆最终“以故秩为新地吏四岁”，以代替“废”的处分。这是用制度的形式，来明

19、确罪吏为“新地吏”的来源。除了“废官”以外, 官吏因“诈避事”“有谪过”“课殿”等违法行为，也会被“免为新地吏工可见，成为“新地吏”是对有罪之吏的处分方式之一。这 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地”官吏缺乏的状况，但却造成了“新地更群体素质的参差不齐，指望他们一夜之间由 “恶吏”变为“良吏”也是不现实的。加上其“被贬黜的挫折感，以及来自故秦地的优越感，也很可能左右他们的行为”，他们 对“新地”与秦统治冲突局面的加剧必然会产生较大影响。通过前面的分析，“新地”政策中确实蕴含了不利于秦帝国统一的因素。但仅仅这些因素，显然缺乏以说明秦的骤亡。 进一步的考察，应通过对秦亡前夕政治、社会等各种情况的全

20、面考量和分析来做出进一步的说明。秦的征伐并没有随着“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而停止，反而是在灭六国之后随即发起新的战事，采取了南北两线 出击的战略。一方面，“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消除了自先秦以来北方游牧势力对中原农耕文 明的威胁，使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另一方面，“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使得“百越之 君使首系颈，委命下吏”。这极大地拓展了秦帝国的疆域，王子今将之称为“规模更为宏大，意义更为深远的统一”。可是令人唏嘘的是，这样的历史性突破，却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竟致“海内愁怨，遂用溃畔，秦朝二世而 亡。因此，后世将秦亡的原因描述为“

21、内忧”源于“外患二即“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秦王朝的猝然崩塌当然不能用一 句简单的“内忧”源于“外患”来解释，但是维持岭南与北地等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对于秦的骤亡确实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众所周知，秦一直奉行“移民实边”的统治策略。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秦朝正 是通过这种移民政策，削弱了蜀地的反秦情绪，巩固了秦的统治，为后续的兼并统一奠定了基础。正如战国策秦策 所载：“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秦统治者正是有鉴于此，在北伐匈奴和南征百越胜利之后，继续沿用了移民于 新征服地区的策略：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

22、始皇三十六年）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河北、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这就是要充分利用故秦人加强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 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裴IB集解注：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从“以适遣戍”可以看 到，岭南之地的移民是随着军事行动同时开展的，这50万人除了承当军事征服的任务外，还有戍守的责任。王子今根 据“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的记载，认为“求中原单身女子以为士卒衣补事，暗示 远征军成员定居岭南的史实”。不仅岭南如此，北地也是如此。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四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

23、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 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始皇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关于这两次针对北地的移民的记载中虽没有提到具体的移民数量，但要充实新设的30多个县，其人数想必十分可 观。根据葛剑雄的推算，在这两次移民过程中，至少有近30万人迁入了河套地区。也就是说，从始皇三十三年（前214） 到三十六年（前211）,短短3年间，秦朝就组织了近百万人的移民活动。这对于刚刚完成统一的秦帝国而言，无论在 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是一种艰巨的考验。首先是导致了关中地区防御的空虚。近百万的强制性移民，虽然加强了对

24、新占领地区的控制，拓展了秦帝国的疆 域和声威，但却直接造成了关中地区防御力量的空虚。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二世）“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 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日：奈何？少府章邯日：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骊山徒多，请 赦之，授兵以击之。”从中可以看到，号称“金城千里”的关中在面对农民起义军时，却陷入了无兵可用的尴尬局面。只能 临时组织骊山服役的刑徒来进行防御。在这支军队被项羽击溃后，秦帝国再也无法组织正规军队用以防御，直接导致了 秦的败亡。其中，南北两面同时作战且战线过长，在面对秦末农民起义的浪潮畴，秦军主力无法及时回援正是重要的原 因之一。其次是削弱了对关东地区的控制

25、。由于作为迁徙目的地的“新地条件艰苦，形势不稳，百姓多不愿去，只能采取强 制手段，因此移民的整个过程需要大量的地方基层官吏。同时，岭南设置的桂林、象郡、南海3郡和北地九原郡新设的 34个县，也需要大量基层官吏来充实。这使“新地”缺吏的情况更为严峻，导致本应派遣去关东官吏数量的缩减，从而削 弱了对关东地区的控制。这一点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多有表达，忠于秦帝国的秦吏仅局限在县长吏这一层级，在面对农民 起义时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窘迫境地。如：“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武臣说其豪杰日：家自为 怒，人自为斗，各极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第三是直接点燃了反秦的烽火。秦统治者加

26、强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除了军事征服和移民外，还包括行政区域的 设置、直道的修筑和长城的建造等。这些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因此徭役就成为了当时民众感受到的最沉重的 压迫。汉书严安传中描述当时的情形：“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其中固然有夸 张的成分，但秦代徭役之重却是不争的事实。汉书食货志称，秦代“力役三十倍于古二足见秦时徭役之繁重。这带 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 义兵随，而定假设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秦王嬴政奋先王余烈，一举吞并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行政一元化统治的“大一统”。秦在统一战争进程 中，为有效控制新占领地区，采取了与过往既有传承也有变化的“新地”政策。然而，秦的“新地”政策却是一把双刃剑，在 以秦政压服“新黔首”的同时，由于法律地位的不同，“新地更的暴力统治等因素，激化了“新黔首”的反秦情绪。同时，秦 始皇灭亡六国后，没有与民休息，停下武力征伐的脚步，而是乘胜征服百越，出击匈奴，征发50万人成岭南，以30万 人守北边。兵役与徭役负担的沉重，不仅激发了“新黔首”的复仇心理，也使“故秦人”不堪重负。加之秦“新地”政策所导致 的故秦地防御力量的空虚，至陈胜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之际，秦的速亡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