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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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品文档，仅供学习与交流，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武汉城市圈区域经济促进法研究来源：中国城市发展网 2011-10-27 09:14:36 2003年湖北省作出“打造武汉城市圈”的重大战略决策，2007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即“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中央政府注意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而提出的区域发展协调战略，然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策的支持，更需要法律的保障。“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的构建是以和谐理念为主导，促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使人们能够和平相处、安居乐业的为目的的发展策略。构建“两型社会”和武汉城

2、市圈需要有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离开了这些有力的保障，“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的构建就成为了纸上谈兵。经济法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对经济的发展影响重大，因其自身的理念及作用，必然成为顺利实现构建“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的重要法律，故经济法自身的完善与发展在当前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因此，我们需要努力谋求经济法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从而使其在构建“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一、构建武汉城市圈与构建“两型社会”的关系解析（一）武汉城市圈的构建分析“十七大”，一则关于“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新试点的申报意见已上报至最高层”的消息，成为国内外众多媒体及市场关注的新焦点。关于武汉城市圈的构建，特别

3、是在十七大提出构建“两型社会”的新形势下，武汉城市圈的构建势在必行。武汉城市圈，又称1+8，即以武汉为中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周边8个城市。城市圈的建设，涉及工业、交通、教育、金融、旅游等诸多领域。湖北9市政府部门主动拆除市场壁垒，搭建合作平台。工商、人事、教育等部门承诺在市场准入、人才流动、子女入学、居民就业等方面，建立一体化的政策框架，提高城市圈的整体竞争力。2005年，武汉城市圈以全省33%的土地，承载了全省51%以上的人口，提供全省近60%的GDP，55%的地方财政收入，近60%的投资，61%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是湖北产业和经济实力最集中的核心区。武汉城

4、市圈的构建必将增强区域竞争力，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二）“两型社会”的涵义解读所谓“两型社会”，即是指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解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同时，报告还指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

5、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可见，建设“两型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基本国策。（三）构建武汉城市圈在建设“两型社会”中的作用武汉城市圈的构建与“两型社会”的构建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两型社会”的构建需要通过构建武汉城市圈这样的举措来加以实现，城市圈的构建是实现构建两型社会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武汉城市圈的构建离不开构建“两型社会”这一大环境，城市圈的构建要以“两型社会”为基础。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既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

6、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又要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此外，还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武汉城市圈将建成以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和采用循环经济方式发展的新型制造业中心。这种新型制造业中心不是传统制造业中心，也不是一般的加工业中心，更不是原材料生产中心。如果还是传统的制造业中心，就不可能建成“两型社会”。同时，“两型社会”的构建给武汉城市圈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使其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更好地进行，而不是盲目地进行。（四）武汉城市圈的现状分析

7、1、经济发展不平衡武汉城市圈内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存在差异，其开放开发的步伐参差不齐，其中武汉、黄石为省内经济基础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在于武汉处于国内大陆腹地中心“九省通衢”之地，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金三角”(武汉-香港-上海,武汉-北京-上海)的关键交汇点和重要经济支点，是湖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石是湖北省发展基础较好的老工业基地。天门、仙桃、潜江、鄂州四市处于中游水平，孝感处于一般水平，咸宁、黄冈由于山区、老区多，处于相对落后水平。从理论上讲，不论是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还是周边不同地区，若经济发展差距持续增大，都极不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中心城市一支独秀，会导致要素和生产

8、活动从周边地区源源不断向中心城市聚集，剥夺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机会，使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样，周边不同地区发展不协调也会阻碍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2、中心城市功能不足作为核心城市的武汉，经济辐射影响力小，其经济总量偏低。同时，武汉产业结构高度化不够，其第三产业的比重不足50%，而服务性较强的金融业服务功能明显不足，难以为周边城市的发展有效融资。而作为腹地的周边城市，经济规模太小，总量都不足50亿美元，产业档次较低，难以与武汉进行有效的产业衔接和配套。3、产业规模小、投资结构欠合理武汉城市经济圈内整体产业规模普遍偏小，大型企业集团少，难以产生拉动效应。同时，各城市产业

9、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产业链条短、断裂现象严重。投资结构也不合理，核心武汉的固定资产投资绝大部分在钢铁方面，而高新技术、环保和医药等支柱产业投资不足。4、统一市场体系没形成武汉城市经济圈在消费品市场上发展良好，但在资本品市场、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等方面，发展明显不足，影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企业的有效融资。（五）武汉城市经济圈的问题成因剖析武汉城市经济圈的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体制障碍严重。当前的现实是：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地方政府为维护本地区利益，制定出使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各是种制度。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这种各自为政的制度安排，严重地阻碍了武汉

10、城市经济圈一体化的进程。例如，当地方利益和区域利益发生矛盾时，协调制度的缺乏使各个城市政府难以顾及城市经济圈的整体利益；差异化的地方公共物品投资规划体制，使各城市政府难以进行基础设施的对接和统一、难以共享彼此的公共物品等。2、经济开放度不够。武汉都市圈的出口不仅没有有效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相反降低了经济效率。从理论上讲，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的出口粗放模式严重，单纯依靠价格优势和数量规模向国外销售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产品，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大量福利被转移到国外的原因，所以越出口越穷；从现实上讲，当前世界市场油价节节攀升，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导致各生产要素的价格猛涨，而各国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

11、销力度又在不断加大，导致我们的出口加工制造业利润不断下降，于是武汉都市圈的出口企业也在劫难逃。3、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过强。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化，使各级地方政府获得干预经济的能力。在改革之初，这种干预能力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完善以及政府在获取市场信息方面的缺陷等，政府继续操控经济、插手企业，这样就不能使经济按内在规律运行，从而产生一系列问题。4、缺乏有效的区域创新环境和区域创新网络，缺乏知名企业和企业家。对于武汉城市圈而言，缺少大企业和有魄力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缺乏高效的政府。与其他城市圈相比武汉城市圈中各级城市政府职能转变步伐不够，还处于管理

12、型的强势政府，管理机构臃肿且办事效率低下。对城市圈经济而言，没有高效的政府就不能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从而影响到其投资吸引的力度。市场化程度不高，缺乏有效的制度环境。二、武汉城市圈区域经济发展与经济法的完善武汉城市圈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作为城市圈的龙头，应该率先实现创新和突破，要对现行的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带动整个城市圈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突破。要实现这种突破,扎实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应将制定和修改相关立法，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放在首要位置。“区域开发之法制先行”是国际惯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等都是如此。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区域发展的指导方针、战略目

13、标、重点任务、组织领导机构、开发资金渠道、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开发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等，保证区域发展战略实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我国西部大开发中，正在草拟西部开发促进法。武汉“两型社会”建设,同样要在立法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方面先行一步，其中经济法就承担着重任。（一）加强和完善经济立法的必要性分析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又对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起能动的反作用。经济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部门法之一，也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产生和发展规律也应遵循这一规律。经济法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而是随着经

14、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在社会需求下应运而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法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成熟阶段。这一时期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只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进行市场秩序的管理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于是经济法产生了。“经济法上的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即实质公平。”经济法将结果公平作为自己的价值之一，在认同分配差距在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的同时，更兼顾了社会意义上的合理性。经济法主要是通过税法和社会保障法来实现这一兼顾任务的。税法是实现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重要法律保障，通过税收的调控功能，以达到结果的公平。而社会保障

15、法则采取一系列保护性规定和措施，保障特殊人群的基本生活，力图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结果的相对公平。社会保障和税收调控都是国家对市场竞争结果的一种矫正，旨在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法所秉承的公平理念。经济法是站在更高的高度强调结果公平，而不是否定起点公平。由于市场竞争条件的连续性，上一轮竞争的结果也就是下一轮市场竞争的起点。因此，经济法对结果公平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机会均等和起点公正，从而实现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的良性互动。此外，在经济法的公平理念下，虽然强调对结果公平的追求，但是并没有将结果公平庸俗化，变为平均主义，而是通过适当的政府干预措施，将经济不公或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相对

16、公平。可见，经济法承认市场主体资源禀赋存在差异，追求结果大致公平，即以不公平求公平。在我国，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法的产生，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法成为了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性质由社会现有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或处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经济法的内容、特点和表现形式也呈现不同，往往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这就是说，无论是构建武汉城市圈，还是构建“两型社会”，都需要在经济法的指引下才能顺利进行。因此，经济法也必须与时俱进，注入和谐的因子，在构建“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使武汉城市圈的构建和“两型社会”

17、的构建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社会物质基础决定经济法性质的同时，经济法也反作用于社会物质基础，这种作用有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一点在构建“两型社会”及武汉城市圈与经济法关系上体现为：经济法若是停滞不前，不紧跟社会的发展步伐，那么由于经济法不能正确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就有可能阻碍“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的构建；反之，若是经济法能够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努力寻求自身发展，使其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那么经济法必将在构建“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我们构建“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的同时，作为构建“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有效手段的经济法，其自身也必须紧随时代的

18、发展而发展，通过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克服可能因制度缺陷而引起的阻碍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弊端，以期能在“两型社会”的构建和城市圈的构建中更好的发挥作用。（二）经济法在构建“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中的作用1、经济法理念对构建“两型社会”与武汉城市圈的指导作用。经济法的理念与和谐和会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谋而合的，是统一的。正因为这种自然的契合，笔者认为，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经济法，其理念上的契合必然对构建武汉城市圈和“两型社会”具有更深刻的指导意义。同时，经济法的指导作用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将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离开了经济法的指导作用便无法顺利实现。2、经济法是实现“两型社

19、会”和武汉城市圈的重要途径。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强社会的创造活力，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谐社会的这一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经济法作用的发挥。经济法起着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顺利发展，同时还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的作用。这些作用无疑也都保证着“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的顺利实现。因此，经济法在武汉城市圈和“两型社会”的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有通过不断发展经济法，为武汉城市圈和“两型社会”的构建提供更有利的制度保障，才能更有效地完成武汉城市圈和“两型社会”的构建，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和谐。（三）构建武汉城市圈和“两型社会

20、”离不开经济法的发展构建武汉城市圈和“两型社会”，首先必须建立理性的法律制度，没有法律制度作保障，就没有武汉城市圈和“两型社会”的顺利实现。其次，我们还需要确立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构建和谐社会强调各种具有差异的物的结合统一和共存，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离不开一个充满社会正义的实质的法治的存在，只有理性的法律与实质的法治同时存在，才能保证“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构建的顺利完成，才能最终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经济关系在社会发展中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作为调整它的经济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必然是其他法律不可取代的。构建“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

21、济，使经济关系更加协调和可持续性。因此，作为构建“两型社会”手段的武汉城市圈和“两型社会”的构建本身都离不开经济法的发展。三、充分发挥经济法在构建“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中的积极作用如前所述，经济法与构建“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密切相关，三者都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构建“两型社会”和武汉城市圈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发展和完善经济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一）完善和发展经济法1、完善经济法主体制度。经济法主体，即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指的是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或当事人。在我国经济法主体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企业的内部组织和有关人员，农户、个体经营户

22、和公民。可见，我国经济法主体并没有把消费者作为核心，这无疑与经济法以人为本的思想不符。因此，我们有必要强调树立以消费者为核心的经济法主体地位，以人为本，合理消费。通过完善经济法主体制度，进一步完善经济法体制，从而使经济法从制度上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2、深化经济法和谐理念，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体系。随着和谐社会构件的不断深入，其对经济法的要求也将有所提高，我们不能停留于当前的经济法理论水平，而应该使之进一步发展。经济法理念是经济法最深刻最本质的因素，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刻地去认识它，并深化它的和谐因子，使它与构建和谐社会紧密契合，从而使经济法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构建的是社会主

23、义的和谐社会，它不同于其他社会的和谐，它有其自身所特有的特点。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法，也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3、加强经济法制度设计的科学化。要使经济法能够发挥其应有作用，就得有一个能够让它发挥作用的科学的制度，所以我们在发展经济法时，也要努力设计一个更加科学的经济法律制度，给经济法的发展一个足够的空间，满足其发展。这样，经济法最终才能真正保障和谐社会构件的顺利进行。（二）充分发挥经济法的积极作用1、发挥经济法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在在资源配置方面，除了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外，还应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通过制定财

24、政、税收、金融、价格等多种经济手段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还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运用经济杠杆，注重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大市场供需平衡的调节力度，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确保国民经济持久稳定均衡地向前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2、发挥经济法市场规制作用，促进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市场机制“有所不能”的缺陷必然导致“市场失灵”问题的出现，为此政府就必须依据经济法对微观经济加以规制。为防止市场主体非理性行为，有必要对其实

25、施必要的适度的干预。对市场竞争中强制交易行为、低价倾销行为、商业贿赂行为、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等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要加大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行力度，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规制，以维护市场的正常经济秩序。通过经济法的市场规制作用，促进区域发展，打破地区封锁，争取资源能够合理有效利用。3、发挥经济法的社会保障作用，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一方面，要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以及农村的扶持力度，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另一方面，通过税收调节作用，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缩小贫富收入差距；缩

26、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加快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步伐。此外，还应通过实施社会保障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框架，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法律制度，使由于老、病、伤、残、失业、生育等原因而处于困难境地的劳动者，以及由于灾害、贫穷等原因而有困难的城乡社会成员基本生活得到充分的保障。通过社会保障作用的加强，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地发展。4、发挥经济法的维护公德作用，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通过反欺诈、反假冒、反侵犯、反贿赂等的宣传与执法，增强全体公民诚信守法、公平竞争意识，通

27、过对自然资源管理法律的宣传与执行，提高全社会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推动“两型社会”建设和城市圈的构建，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长久和谐相处。长三角区域整合新模式来源：中国城市发展网 2011-10-27 09:20:12 摘要： 最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表明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各项改革深入推进的新形势下，探索长三角区域整合的新模式，提高长三角地区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已提升至国家的战略层面，其重要意义不可低估。一、长三角区域整合在当前新形势下的必要性首先，要明确国内外的环境和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在国内，因各地行政

28、分割，统一大市场发育缓慢，重复投资、布局零散、产业同构的现象随处可见，这给企业发展带来了很大拖累和制肘。如与美国国内市场相比，差距非常大。从经济的角度看，我国各省的相似性要大于美国各州。美国绝大多数州没有钢铁工业，没有汽车工业，也不种植小麦，它们要向其他州或国家购买这些产品。美国国内的自由贸易允许不同的州及地区可以高度专业化，并由此形成不同的经济特色。如果拥有更为自由的经济环境的话，我们也许会走上类似的道路。在基础产品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贸易和专业化会导致地理上的集中。而我国各省的产业结构相互雷同，都是大而全小而全，公司生产基地和总部都得摁在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不得越雷池半步，不得迁址，这肯

29、定不利于企业在更大的市场中配置资源。由于国内市场一方面存在行政性分割，另一方面内需增幅有限，于是，做外贸就成了许多企业的现实选择。时下长三角地区面临的新的形势和任务，透露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到了一个新阶段，在全局上有着不能忽视的若干要点：第一，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接下去怎么样才能做到双赢？第二，如果长期处在高涨的要素价格的约束下，我们的增长方式必须改变。但是我们的经济结构怎样转型？怎样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需要考虑“世界工厂”的功能怎样与提高“内需”相一致？今天尚存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发展国内市场来解决。这里说的国内市场，和过去靠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来

30、发展的办法很不一样，需要花力气去建立国内的“统一大市场”。为此，第四，就要求在制度上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改革创新。系统的体制改革必须提出来并切实推进，包括政府、城乡、土地、财政、金融、就业、教育、保障等各个方面。其次，分析国家战略重点变化的空间轨迹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均衡化趋势，可以看到区域发展重心的转移，从1980年代的珠三角（以深圳为代表）、1990年代长三角(以上海浦东为代表)到21世纪初的京津冀（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代表），推进了沿海率先发展的大格局的形成。而区域发展战略的均衡化趋势，则表现为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成渝综合改革试验区等；与此同时，区域内部发展的趋势，即区域整合或区域一体

31、化，如港深一体化、郑汴洛一体化、长株潭一体化、厦漳泉一体化等也在明显加速演进。产生这种波澜壮阔的区域经济发展图景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可以归结为：大国经济模式，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领导+行政体制+市场经济）以及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治理理念。现在，指导意见更是站在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指出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带动作用”，要求长三角地区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明确提出了长三角定位的“五大变化”：长三角区域的功能定位由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提升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

32、；发展定位“区域一体化进程”由学术概念成为中央政府确定的区域发展目标；产业定位由三二一产业发展序列变为“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制造业定位由“全球制造业中心”提升为“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长三角的区域范围由原来的江浙沪“16城市”扩容至“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全部区域”甚至更广。二、长三角的体制特征以及历次协调区域整合尝试的经验教训一般认为影响区域整合的力量包括了三个层面：一是市场经济，是市场的主体企业；二是行政体制，是政府。这两股力量各自都有自己的驱动力，前者为利益，后者为政绩。第三是企业和政府所嵌入的习俗制度、社会关系网络。长三角地区行政体制的特征，这里可以简单抽出几条：一是长三角由

33、“行政性、等级性经济”向“网络性、互补性经济”转轨。长三角由两省一市组成，在长三角内部，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政绩指标压力和竞争动力，一方面产生了各城市此起彼伏的发展浪潮，另一方面又增加了经济运行的磨损系数。该区域建制城市的演化路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撤地设市，强化市领导县体制；二是撤县（市）设区，扩大较大中心城市的都市区的资源配置权限和发展的政策空间；三是乡镇合并与撤乡设镇；四是日益发展的城市跨界需求，引起城市群或大都市地区规划和管理体制的变革。行政区划调整主要受财政利益的驱动，行政区划的调整不仅意味着土地的整合或扩张、城市空间的拓展，同时意味着对更多、更大发展机会的占有。政府间竞争，的确是中国

34、产生统一市场的一个独特的前提条件，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财政分权的“行政性、等级性经济”所带来的缺陷表现得愈益明显，因而必然要求由“垂直型”转变为“水平型”，同质转为差异，等级性转为互补性，单向流动转为双向流动，城市间的协同发展变得十分重要。二是上海作为“追求GDP的城市”与“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核心城市（世界城市）”的双重角色。在长三角地区，上海一方面是“追求GDP的城市”，另一方面，如果将长三角放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上海则又肩负着努力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或“世界城市”的重任。现阶段，上海则仍然主要依赖于技术进口来支撑产业新高地的形成，与地区内其他城市进行竞争，显现出城市间产业

35、差异性不足。很显然，上海城市功能定位的深入和到位，对于推进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行政体制对长三角地区区域整合的影响是复杂的。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为什么在上个世纪后十几年长三角地市一级行政区划变动有所作为，而过去和现在省际之间的协调则显得异常乏力？行政体制功能的滞后性使得竞争加剧，造成城市间产业结构雷同、区域内资源要素缺乏流动性、环境和生态承载力下降，使长三角地区整体实力的提升受到制约。我国行政体制的组织架构设置，经历过不少尝试，起初有过分大区设置国务院派出机构（即“大区局”）的做法。伴随改革开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成立了“上海经济区协调办公室”，针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

36、展水平相对较高、区域内城市密度较大、发展水平相对较均齐的特点，尝试加强协调管理力度，以期能够更好地处理长三角区域内省市之间的发展问题。应该说，这对推进当时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经济社会协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采取“分灶吃饭”的经济体制，相对突出和强化了省市地方利益机制，试图走出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努力受到市场发育严重不足的困顿，省市之间难以找到平衡彼此利益的市场准价尺度，因而使得合作和协调的作用难以正常发挥，在延续了差不多10年之后这一机构于90年代初撤消。经历了前面两种以行政权力安排和行政组织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尝试，特别是围绕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

37、断深化，借助市场机制的以横向平等协商的工作机制开始发育，从1997年开始，上海市、江苏省8市和浙江省7市，由各市的发改委和负责国内经济合作交流的政府机构参加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会”，作为一种工作交流机制和自发协调机构应运而生，对于16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及时沟通，增强彼此信息互通和行动认同。这一相对松散的组织机制至今也已走过10年，其在加强长三角16个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港口交通规划和物流产业发展、旅游产业规划、金融服务和社会征信系统建设等方面探寻联合合作的有效途径和机制上，取得了不少积极的成果。三、新形势下上海与长三角如何在区域整合中合作、互动和共赢针对指导意见提出的“把长江三角

38、洲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总体要求，需要加强统筹协调与完善合作机制。而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管理区域经济的新模式，则必须“坚持政府引导、多方参与，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所谓建设“重要的国际门户、先进制造业基地、世界级城市群”，就是要形成长三角地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密集化，成为亚太地区的枢纽，关键是上海要奋力提升为全球城市。芝加哥大学沙森教授指出，看一个城市是不是全球城市，首先是要评估该城市究竟包含和创造了什么类型的“全球化循环回路”。“全球城市是日益增长的特定经济活动的全球循环回路的战略性枢

39、纽。这些循环回路包括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的流动，高层次的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流动，日益增加的跨国界的兼并和收购，不断扩大的外国企业分公司的网络，以及被统一到全球金融市场里的越来越多的金融中心。”上海作为集聚大量商务活动的网络节点，一方面与全球经济交易活动相连接，另一方面向城市群地区和腹地市场延伸。当然，重要的是我们要看有哪些与全球信息经济有关的活动已经和将要在这座城市里发生？这里有些什么样的公司（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集聚了什么样的一类人在活动？又有什么样的市场交易和创新在进行？对国家的现代化有什么样的贡献？在哪些方面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影响力？而要实现这样的发展蓝图，我们需要在探索区域整合方面明确以

40、下几点：（1）两省一市与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合作，团结奋斗，真抓实干，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其中上海要有所作为，应当成为区域整合的积极推动者。这一角色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影响力辐射力整合力，二是政府的推进力协调力。衡量它的功能的强弱，是看它的流量规模，有多少资源要素是在此节点上流进流出的，并且在这种流动中实现了资源有效配置和提高了附加值。上海迈向全球城市，和长三角城市群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应是同一过程。现在区域发展与整合已进入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城市的格局从传统的等级辐射向网络化多方位演化。比如浙江义乌是国际小商品市场，尽管在长三角中的等级地位很靠后，但其城市已具有国际性

41、。上海、苏州、南京等城市，相互间的内部联系实际上可能不一定比它们与外部的联系来得更强。现在的行政体制促使各自大力与外部进行资源要素交换，以形成全球制造业基地，但在城市群内部则构成了互为竞争乃至掣肘的格局。上海与长三角地区的关系，又可分三个层次：上海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地区。其中，上海都市圈层次，是在100公里左右半径内，包括苏州、嘉兴（南通），成为区域整合和一体化的基础、核心。长三角城市群，则是指上海市、江苏的苏锡常宁镇扬泰通、浙江的杭嘉湖甬绍舟台16个城市，其中有一主三副（上海与南京、杭州、宁波）的空间和功能的层次联系。长江三角洲地区，则覆盖了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2省1市的全部区域

42、。指导意见界定的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这主要是按照行政区划来划分的，但也反映了区域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集团的经营范围都是跨区域的，他们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长三角一体化，根本上有利于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竞争力的世界城市。从世界城市的发展历程看，19世纪伦敦崛起、20世纪初纽约勃兴、20世纪70年代东京发展，皆依托于周边城市群的发展，与周边区域互为依托，共生共荣。上海的发展，必须坚持区域统筹，积极融入长三角，加快一体化建设，为上海“四个中心”和世界城市建设提供区域支撑。（2）长三角地区经济和空间的演化是一个较长的

43、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可以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未来大约可分三步走：第一步到2010年，基础设施、旅游资源整合阶段。长三角地区的硬件框架逐渐成形，产业发展以生产要素推动和投资推动为主，各地方城市、乡镇拓展开发空间冲动强烈。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之际，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商贸、旅游、会展等产业在城市群内得到初步整合。第二步到2020年，产业、环境资源整合阶段。这期间长三角地区内城市继续扩张，人口继续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量逐步减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成为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第三产业比重大大增加。随着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城市在外延扩大的同时，内涵或质量的进步也日益明显，长三角地

44、区内产业和空间布局开始趋于合理，尤其是空间发展的均质化。第三步跨度要到2040年，制度整合基本完成。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城市群水平，届时城市化率高达70%以上，城市群功能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城市发展从增量唱主角转变为内涵或质量的驱动。（3）在一些重要领域开展合作与互动以达到共赢。第一，加强交通信息网络建设。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等项目的建成，有利于长三角地区的紧凑和便捷化。以公路而言，在上海都市圈范围基本上构成了1小时经济圈；以时速200250公里动车而言，上海至杭州仅需1小时18分钟，上海至南京1小时58分钟，可以构建12小时经济圈。通勤圈的建设

45、对于长三角地区的人员流动和社会经济融合作用巨大。通勤圈是随着交通的便捷而变化的，要突破行政区范围，上海周边城市多有连接上海地铁的愿望。第二，推动产业分工与合理布局。培育优势产业群和产业集团，引导推动企业家联盟来营造长三角的合力，现在形成跨地区企业集团的环境趋于成熟，比如通过资本整合，可就上海港及宁波北仑港和连云港范围建立与上海航运中心相匹配的港口经营集团；可以举办上海世博会为契机，组建跨地区的会展公司；还可以成立若干城际轨道交通和高速交通公司；进一步可以扩展至石化、家用汽车等领域。第三，力求跨界治理的有效突破。许多工作都涉及城市之间的规划协调，因此长三角地区的合作与互动，应重视规划的合作与衔接

46、。其他的制度和政策安排，要做到一事一议，实质性地加以推进。比如指导意见提出的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的改革试点，以及探索互利共赢的财政政策、有序推动异地联合兴办开发区等。另外，除了政府的作用，要重视培育民间组织的力量，尤其是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带来的启示来源：人民日报 2011-10-27 09:17:07 摘要：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给正在整合中的珠三角带来诸多启示.在珠三角城市群新一轮规划启动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指出：要立足广东，着眼全国，面向世界，高起点地做好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规划。 跨省区整合资源具有战略意义近几年来

47、，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快速发展，给珠三角带来许多借鉴。近期，广东对珠三角城市群进行新一轮规划，进一步整合内部城市资源，从而更好地推动珠三角内部（即小珠三角）、粤港澳大珠三角乃至广东与周边省市组成的泛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目前，长三角地区正在加强与辐射腹地的合作，一体化趋势日渐明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跨省区大、中、小城市和集镇等级序列完善，已经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城市群落，强调的是区域内大中城市的连体发展和梯度分工，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以三角洲15个城市为主体、三省市一体联动、以南北两翼为腹地的“大上海”发展格局。上海、浙江和江苏早在1999年就开始探讨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问题，2002年更是有

48、了突破性进展。沪、浙、苏成立了常务副省长（副市长）的沟通渠道和沟通机制，从解决区域大交通体系规划、出台三省市电子信息资源和信用体系资源的共享方案、加快区域旅游合作、建立三省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合作框架、实现区域内气源互补五大方面入手，大力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在去年10月举行的“2002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又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区内城市市长论坛”制度。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上的优势，上海从近代以来就对全国形成扇面辐射。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辐射看，长三角主要是沿长江而上的整个流域地区。相对而言，珠三角地区由于外向型经济发达，原料、市场两头在外，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并不太强，因此，“立足广东，

49、着眼全国，面向世界，高起点地做好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规划”，加快对包括整个珠江流域在内的跨省区资源整合，形成华南经济圈，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产业梯度转移拓展辐射范围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扩张和进行资源整合，有利于解决辐射腹地问题，也是其实现产业梯度转移的客观要求。产业的适时转移，是高梯度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当一个区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若其成熟产业不适时扩散出去，就会产生衰退产业与创新产业各方面的冲突，导致产业拥挤。适时的产业转移，可以优化该区域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并且，如果一些产业转移至落后地区，可以增加落后地区的就业机会，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应提高消费能力，为产业转出区创造一个有实力的经济腹地。上海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在产业方面不追求大而全，而是通过与地区进行良好合作，让自己更好地抢占优势产业的发展制高点，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长三角已经在有意识地错位发展，发挥产业互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