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治水.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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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品文档，仅供学习与交流，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苏轼治水千古一东坡！说起苏轼苏东坡，差不多地球人都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文学家，但许多人却未必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学艺术巨匠，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水利专家。或许是苏轼在文学艺术上光芒太盛，人们对他其他方面（如兴修水利）的“闪光点”常常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实，苏轼不仅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成就了得，作为官员的他还善于治理一方，特别是在兴修水利方面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屡有创举，令人刮目。（一）徐州治水“学而优则仕”，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情结，苏东坡也一样，骨子里长满了走上仕途建功立业的渴望，只是命

2、运多舛，开一代豪放文风、领袖文坛的苏学士在官路上走的一直踉踉跄跄。事实上，通才如苏轼，真正施展自己的行政才能，是在不惑之年以后。此前，苏轼曾任杭州通判（一州的副长官）之类辅佐官员，虽尽心竭力，不辱使命，却始终不能从事具有建设性的重要工作。在密州（治在今山东诸城）知州任上，虽为一方大吏，但因所辖之地偏远贫困，且苏轼上任时“旱蝗相仍，盗贼渐炽”，其所作所为无非是抗旱、灭蝗之类的“灭火”之事，依然没有逞才的广阔天地。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42岁的苏轼就任徐州知州。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智饿其体肤一不留神，孟夫子的话便应验到苏轼身上，等待这位新知州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一场滔天的洪水。

3、这年七月，黄河决于澶州曹村（今河南濮阳西），汹汹洪水“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夺泗入淮，如脱缰野马，直扑徐州城。徐州城外，汪洋一片，水深九米多，高出城中平地丈余。面对汹汹洪水，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富户大贾争相逃离。在此危难关头，苏轼作为徐州的知州，没有弃城逃离，而是义无反顾地担当起率领全城军民防洪抗灾的责任。大水围城，人心惊恐，面对危难，苏轼没有慌乱，而是镇定自若，一派大将风度。他大声疾呼：“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与城池共存亡，言之铿锵，无所畏惧，让慌恐的百姓吃下了第一颗“定心丸”。接着，他又苦口婆心地把那些要逃离富家大户劝留下来，此举同样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苏轼知道，光靠宣传鼓动给大家吃

4、“定心丸”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迎战洪水措施，并见之于行动。他见徐州城墙到处漏水，便紧急组织城中百姓加固城墙，堵塞漏洞。风雨中，他又趟泥涉水连夜赶到徐州武卫营禁军驻地，恳请驻扎在城中的官兵助一臂之力。按照大宋的规定，禁军归皇帝直接指挥，州官无权调动城中军队。苏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禁军首领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言罢，便率领士卒带着畚锸等劳动工具奔赴防洪抢险的战场。有了这支生力军，徐州城的抗洪保卫战无疑增加了胜利的砝码。为确保城池万无一失，苏轼还率众在城中“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作为防洪的第二道屏障。他还“使官吏分堵以守”，分工明确

5、，责任到人，避免了抗洪抢险职责混乱、顾此失彼的问题。作为徐州主官，苏轼以文弱之躯，“过家门而不入”，始终奋战在抗洪第一线，他甚至在城墙上搭了一个临时窝棚，以为栖身之所。严防死守70多个昼夜之后，洪水终于退却了，徐州城保住了，百姓得救了。徐州抗洪，苏轼受到了神宗皇帝的嘉奖。水退后，苏轼修表呈奏朝廷，一方面请求朝廷免去徐州百姓赋税，一方面请求拨款修建石头城墙，以防患于将来。但奏折呈上，如石沉大海。苏轼见朝廷不支持修石堤，便退而求其次，建议改用坚木加固堤防。这一次朝廷没有反对，于是，苏轼带领百姓“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即将外城墙与护城大堤合为一体，用木桩对加固堤防，以防御洪水卷土重来。为了

6、纪念抗洪斗争的胜利和镇水患，苏轼命人在城东门挡水要冲处建造了一座两层高楼，并用黄土的颜色饰以外观，名之为黄楼。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胜的观念，黄色代表土，黑色代表水，水来土挡，“土实胜水”。黄楼成为防洪御水的象征。近千年间，黄楼巍然，屡废屡兴，标志徐州。如今的徐州黄楼，高耸于古黄河畔，为双层飞檐仿宋建筑，重建于1988年。“自公去后五百载，水流无尽恩无穷”，这是明代诗人吴宽赋黄鹤楼送李贞伯的诗中对苏东坡的赞誉。自这次抗洪抢险到明代天启四年（1624年）540多年间，徐州城虽水患灾害不断，但因为苏轼当年率众“筑堤横亘长如虹”、“黄楼高起城之东”，城池一直安然无恙。后人缅怀苏轼当

7、年抗洪保城的历史功绩，将其当年带领民从抢筑的长堤称为“苏堤”。（二）杭州治水苏轼兴修水利浓墨重彩的篇章是在杭州写就的。苏轼曾两次出任杭州的地方官，“居杭州积五岁”。一次是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一次是元祐四年（1089年）任杭州知州。在任期间，他导演了一出又一出兴修水利、造福人民的好戏。第一出是整修“六井”，解决杭州居民的生活用水问题。杭州濒临大海，“地泉咸苦”。唐代，刺史李泌始作“六井”引西湖水。所谓作六井，就是开挖六座大小不等的地下蓄水池，引取西湖水经暗管注入池中，以供民用。后来大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整治六井，民赖其汲。1071年，36岁的苏东坡任杭州通判，其时，“六井亦几于

8、废”，杭州居民叫苦连天。为解民之疾苦，苏轼协助杭州知州陈襄组织民众，修复六井，让城中百姓喝上了甘甜的西湖水。第二年，恰逢江南一带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众吃水十分困难，而杭州居民依赖六井水的滋润躲开了干渴的厄运。十五年后，当身负太守重任的苏轼再次来到杭州时，发现六井干涸，居民大多买水度日。查其原因，一是西湖淤塞水浅，水源难以保障；一是引水的竹水管极易损坏，且更换维修困难。于是苏轼在发动民众整治西湖的同时，延请有经验的和尚，组织实施了输水管道升级改造工程，即将引水竹管一律改为瓦筒，并用石槽围裹，使其“底盖坚厚，锢捍周密，水既足用，永无坏理”。与此同时，还开辟新井，健全给水管网，使得“西湖

9、甘水殆遍全城”。工程建城后，苏轼没有把功劳记在自己头上，而是奏报朝廷，为具体组织实施工程的和尚请功。第二出是整治西湖，留下一泓盈盈碧水。美丽的西湖是“大海的婴儿”，由钱塘江的一个浅海湾演化而来的。早在唐代，西湖便在当时人们的大力整治与呵护下成为集饮用、灌溉、景观于一体的名湖。元祐四年（1089年），54岁的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州。十几年前，当他以通判的身份任职杭州时，西湖水光潋滟，风景如画，令他留连忘返，并吟出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绝妙诗章。这次，当他带着无限憧憬去见西湖时，迎接他的西湖却是一派破败和萧然：由于年久

10、失修，西湖淤塞日甚，湖面长满葑草，周边尽成农田。如不进行整治，“更二十年，无西湖矣”。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苏轼上书朝廷，从民饮、灌溉、航运、酿酒等方面阐述了西湖必须疏浚的五条理由，并动情地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乞开杭州西湖状）奏章终于打动了宋哲宗，他朱笔一挥，批准了苏轼的奏请，但所拨款项却少得可怜，只有100道僧道人的“度牒”（“度牒”为那时官府卖给出家和尚或道士的一种凭证，价值相当昂贵，可用其换钱换米）。苏轼用这些“度牒”换了一万七千贯钱，并用自己写字作画义卖筹款，以工代赈，动员二十万人投入到疏浚西湖工程之中。在浚湖过程中，出现了淤泥葑草堆放问题。苏轼考虑到西湖南

11、北30里，若沿湖往来，耗时太多，于是他匠心独运，化腐朽为神奇，将浚湖时挖出的淤泥、葑草堆于湖中，筑起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将西湖一分为二，西曰“里湖”，东曰“外湖”。堤上造六桥，夹道种植芙蓉、杨柳。这样，既便利了交通，又使西湖以一堤诗情画意留存千古。为了西湖绿波永驻，苏轼组建了“开湖司”，专门负责对西湖的管理维护；颁布了禁约，并建立三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许辟为湖田，“三塔”后来演变为著名的“三潭印月”景观；雇用农人湖中种植菱藕，其收入作为西湖岁修费用。美丽的西湖，是苏轼的亲密的爱人、情人。繁忙公务之余，苏轼常常沉醉于西湖的湖光水色之中，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词、题刻和传说，于是，西湖揉进了一

12、道道“东坡文化”的清波。“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得水波盈盈的美貌，当感谢苏太守的妆扮之恩，西湖得“西子湖”的芳名，当感谢苏学士诗中的妙喻。第三出是整治杭州城内水道，保证航运通畅。流经杭州市区的盐桥河和流经城东郊区的茅山河是杭州城内两条水运干道，分别与大运河和钱塘江相连。由于江潮倒灌，所挟泥沙淤积河内，既有碍航运，又影响民生，同时每隔几年就要疏浚一次，劳民伤财。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苏轼亲率僚属到现场进行查勘，了解到两河淤塞的罪魁祸首在于堰闸废坏。于是，他组织军民在连接两河的水道上加修一闸，使钱塘江潮先入茅山河，待潮平沙沉水澄后再开闸放清水入盐桥河，以保证城内这条主运道不致淤塞。

13、同时，对茅山河定时挖沙疏浚。自此以后，“江潮不复入市”，河道无淤阻之虞。苏轼兴修水利，造福杭州百姓，传为千古佳话。“轼二十年间在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自古便是中国百姓的真性真情。（三）颍州治水元祐六年（1091年），55岁的苏轼出任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在主政颍州仅仅半年的时间里，他在水利方面亦办了三件好事。第一件，叫停了有害无益的八丈沟工程。颍州、陈州（今安徽淮阳）一带自古多水患，当地一些官吏把罪魁祸首归结于颖河的经常泛滥，主张从陈州境内开一条长三百余里的八丈沟，引颖入淮，以削减颖河洪水。正当八丈沟工程分六段开工上马的时候，刚刚到颍州履新的苏

14、轼却力排众议，三次紧急上书哲宗皇帝，奏明利害，建议下马八丈沟工程。原来，苏轼来到颍州任职之际，正值八丈沟工程拉开施工序幕之时。苏轼一到任，便听到反对八丈沟上马的呼声不绝于耳。到底该不该建设八丈沟，兹事体大，不可造次。为了做出正确的判断，苏轼“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不辞劳苦地奔波于颍河、淮河之间，对颍州一带的河道水系进行了全面考察。他不但寻问州官县吏，访问“农民父老”，查证历史资料，而且还差人作了详细的水准测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见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一竿，然后地面高下、沟身深浅、淮之涨水高低、沟口之下口有无壅遏可得而见也。”（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2个月后，取得了系统的水文、

15、地形等资料。有准确的情况和数据在手，苏轼就取得了充分地发言权。他发现，八丈沟是个典型的“拍脑门”工程，主张和反对工程上马的官员都是凭主观想象行事，“皆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见地形的实高下丈尺，是致臆度利害，口争胜负，久而不决”，也就是说，争论双方都没有进行基本的水准测量，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而是热衷于大打嘴“官司”。比如，力主建设八丈沟的罗适等人称：淮水面宽二十余里，淮水涨不过四丈。但苏轼派人经过测量得出的结论是：淮水面宽不过三里，“涨痕五丈三尺”事实胜于雄辩，罗适等人不以测量为依据，而是凭主观臆度妄作规划，贻害无穷。与此同时，他还重新核定了开挖八丈沟工程所需要的工费，发现原计划的“起夫十八

16、万，用钱米三十七贯石”（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的工程预算“全未是实数”，是有意大大缩水的数字，目的是先让工程上马，再让朝廷追加预算，这岂不成了“钓鱼”工程？经过调研分析，苏轼敏锐地发现，要解决颍州防洪问题，核心是要处理好淮河、颍河、八丈沟的泄洪关系：“但遇淮水涨溢，颍河下口壅遏不得通，则皆横流为害”显然颍河受淮水制约；而“八丈沟必先颍河而涨，后颍河而落”。淮河泛涨的水位，高于八丈沟上游8尺5寸，如发生洪水，将从八丈沟逆流而上，“行三百里与地面平而后止”。最后的结论是：开八丈沟既解不了陈州的水患，还会造成上下游洪水在颖河遭遇，使颍州倍受其害。是非曲直明了以后，苏轼连上三道奏章（共3598字），以实

17、事求是的精神阐述了反对建八丈沟工程的意见。我观苏轼之奏章，处处用数据和事实说话，言之有据，析之以理，层层深入，真捣要害，从而得出了令人心服口服的结论。以形象思维见长的苏学士，逻辑思维之严密，在奏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最终，朝廷接受了苏轼的建议，下令取消了八丈沟这项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工程。第二件，疏浚清河。颍州城西有条清河，因长时间无人疏浚维护，泥沙淤塞，舟船难行。苏轼阻止了开挖八丈沟工程后，又立马投入到整治清河的筹划施工中。他副食民众疏河培堤，沿河建闸三座；又在上游建了一座名叫清波塘的小水库，作为河道补水的备用水源。工程完成后，不但满足了通航的要求，还能够灌溉沿河两岸六十里的农田。第三件，浚治

18、颍州西湖，并将其打造成闻名遐迩的风景游览胜地。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57岁的苏轼以“诽谤先朝”罪，被贬官到岭南惠州（今属广东）、琼州（今海南海口）。宋代，岭南还属荒蛮之地，遍地蛇虫毒瘴。贬官岭南其实就等于流放边陲，让人自生自灭。但有着“一蓑烟雨任平生”之豪迈的苏东坡，没有沉缅于“小我”之中不能自拔，他仍体恤百姓，关注民生，为民请命。在惠州，他见广州百姓饮用咸水，常患疾疫，便建议当局将距城20里的蒲涧山泉用竹筒引到城中。在琼州，他见百姓多取池塘积水饮用，不少因喝脏水致病而死。于是便说服乡民与他共同挖了一口井。由于井水洁净，果然少罹疾病。消息传开，远近百姓纷纷效法，一时间凿井汲水蔚然成风我

19、明白了，苏轼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兴修水利，固然与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有关，更与他时刻挂念“民间疾苦”的博大爱心分不开。（四）治水理论家古往今来，不乏死读书、读死书的酸腐文人，他们大多属于天桥把式，嘴上夸夸其谈，一遇实际问题，便束手无策。这种人如果做官，肯定就是个庸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苏东坡虽然是一流的大文人，但一点也不迂腐。比如在徐州抗洪抢险中，他不但勇气超群，身先士卒，而且把握大局，决策得当，部署得力，指挥有方，表现出大智大勇。如果按照行政官员的标准评定苏轼，他在徐州、杭州、颍州任太守时所表现出的水利政绩，已足以证明他是个干练之才。让我们惊叹的是，苏轼不但是个治水的实干家，还是个治水的理论

20、家。他的治水理论集中体现在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东坡易传和有关兴修水利的奏章中。禹之所通水之法阐述道：“治河之要，宜通其理而酌之以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早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苏轼深刻地认识到，水灾的频仍不仅与“河水湍悍”的“理”有关，更与人们“爱尺寸而忘千里”的短视行为有关。如果人类活动过度地挤占了水的活动空间，与水争地，那么水就会“激而作之”，以“湍悍”的形态向人类实施报复。苏轼从人水和谐的高度认识治水问题，这种超拔的理念和智慧，对我们今人的治水同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21、苏轼不但精通水利，而且精通易经，是一个“易学大师”，对于这一点，同样鲜为人知。苏轼少时，便从眉山道士张易简学易，成年以后，经常与道士高人交往，深谙周易之理。他的认知方法、执政思想乃至诗文艺术，无不深受易经影响。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对易经中关于水的特性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发挥，则告诉我们他的治水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水之特性的认知。如他对风水“涣”的解释是：“世之方治饿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乱也，溃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乐为此，盖必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逆之者必哀，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归焉。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有了对水性的深刻认识，行之于治水实践，便形成了苏

22、轼就水性而因势利导的治水方略。再如他对风水“井”的注释：“彖曰井养而不穷，所以养井者，岂有他哉！得其所居则洁，洁则食，食则早日新，日新故不穷。”苏轼的疏淘六井、整治西湖等惠政，正是站在养的高度，采取有效的措施使之“日新”，从而永续不断地造福于人民。读宋史、苏东坡文集，我发现苏轼有关水利方面的奏章不少，而且动辄洋洋数千言，论述之周密，见解之精当，令人拍案叫绝。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前面所述的有关“八丈沟”的三个奏章外，还有一则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的奏章，颇能说明苏轼是一位“知水”的智者。状词开门见山，提出问题，指出吴中“虽为多雨，亦未过甚，而苏、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接着分析造成水灾的原因，指出不是天气所致，而是“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路与水争道，才是问题的症结。如何解决问题，苏轼推荐了单锷的吴中水利书所提出的治水方略，即：先开江尾，解决尾闾不畅的问题；禁止围湖造田，给洪水以出路；拓宽河道，增大洪水泄量；整治闸口，导水入江，从而系统地提出了解决吴中水害的构想。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吴中水利书所提的规划设想未能实施，苏轼深以为憾，笔者也深以为憾。【精品文档】第 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