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的文化形象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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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竹林七贤”是魏晋年间广为人们评说的七位士人，一千多年来，人们对于竹林七贤的言行或褒贬虽有不同，但都承认“竹林七贤”曾经对我们中国文学、哲学以及封建士人的行为准则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统治、高压政策之下，在这样一个朝代迅速更替，时局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向往隐逸，追求自由与清新，希望隐居在山林之间，饮酒作乐，看高山流水，赏鸟语花香，不被世俗所烦扰；他们好老庄思想，谈玄清议。长期以来，对竹林七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阮籍和嵇康，而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到底就比较少了。竹林七贤作为一个文学团体，七人政治思想、人生态度相近、志趣相同，七人“和而不同”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们归隐山林

2、、潇洒怀抱、轻视名利、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特质对后世的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处时代不同有着不同的社会风尚。而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会对文人阶层产生一定的影响。从汉末开始，士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有所不同，其仕途和理想是不同的。第一本文从汉末社会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尚的变迁对士人心态的影响，到最终竹林七贤的形成，从政治、文化方面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第二是竹林七贤名称的来由，“竹”是谦谦君子的象征，竹内中空也衍生出君子之谦,即“虚心”。他们之间与竹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渊源。竹林七贤七人来源于 不同的地方，是哪种隐藏的力量让他们聚集在山阳，把臂入林，把酒言欢，远离尘世喧嚣，甘心

3、追求平凡的生活，隐居于山林之间。 第三以文人团体集会交游是竹林七贤首创，其交游的标准则是“志同道合”，七人虽然在思想、精神方面相契合，但也有独立于群体的个性，通过分析其个人的事迹和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其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形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哲理，为后世模仿和效仿做出了表率。 竹林七贤的文化形象研究摘要：竹林七贤是魏晋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团体，由于其所处时代的的特殊性，他们的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为人处世、行为方式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竹林七贤的出身、社会地位、个性、思想都有着很大的差别，他们的传闻、轶事都带有其时代特征。他们是当时的文人、名士、承担着塑造其文化形象的重

4、要责任，他们谈玄、饮酒作乐、淡泊名利。影响竹林七贤文化主要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受到大家的认可，上层文士地位的变化，其时代风气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对后世文学集团和“竹”文化符号有直接影响，至今有关竹林七贤以及竹文化遗产都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同时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记忆。Abstract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of origin, social status, personality, thoughts are very different, their stories,anecdot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

5、s. They are the literati, celebrities, undertakes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the cultural image of the shape, they talked about metaphysics, drinking, carousing, indifferent to fame and wealth. Effects of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culture is mainly literati class was being recognized, cha

6、nges in the position of the upper scribes, the atmosphere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attitudes change, later literary group and “bamboo” cultural symbols have direct influence on, has about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and bamboo culture heritage all more or less by affecting the, while carrying th

7、e spiritual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关键词：魏晋风度、竹林七贤、文化形象、文化影响第1章 从汉末名士到竹林七贤第1节 魏晋风度形成的渊源与历程 魏晋风度又叫魏晋风流，是魏晋之际竹林七贤开始的名士风范。其主要内容主要是饮酒、服药、清谈和雅量，实则是为了追求理想化人生。他们崇尚自然、寄情与万物、风流自赏，学识、思想、行为都成为后世模仿的典范。汉魏之际是我国政治、学术、思想产生变化的开始，而魏晋时代则是矛盾最为集中的时代，在这个时局动荡的时代环境里，才开始自我觉醒的士大夫阶层，为自身的思想和信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晋书阮籍传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

8、少有全者”1，是最真实的写照，暴露出当时知识分子仕隐出处以及生命安危的“多故”，不仅表现为政治舞台的惨烈杀戮，也包括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对立。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当时士人的思想和气质与其它时代大不相同的，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与风气也是很独特的，的确给汉晋间负责的社会变化给士人带来了影响。中国士人自古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特征和理想追求。对社会的关注、对朝政的敏感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特有的心态，同时也形成了士人在不同时期因政治带动社会风气传统。汉兴，高祖文礼简括，士人多轻死重义，社会遂起怨愤必报之风；武帝崇儒，士人多尚文尊经，辞赋的到了飞速发展，文学之士备受推崇。东汉取士实行察举制和征

9、辟，注重品鉴。到东汉中后期，由于宦官和外戚长期反复斗争，政治极端昏暗，社会空前腐败，到了桓帝、灵时期宦官得志，“宦官得志，无以忌惮”，主政荒谬，仕途阻塞，士大夫官族不与宦官来往，对宦官的小人得志充满愤恨。“清议”谴责腐败，揭露罪恶，赞扬敢于对抗专权宦官的士人，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因而引起了桓帝和灵帝两次“党锢之祸”2。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方才解除党锢之禁。经过两次“党锢之祸”，东汉汉末士风大变，一改以前那种尊礼重经的常态，一方面注重清议，崇尚坚持正义，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荡，面对政治的险恶斗争，部分士人感到无奈。开始厌倦政治，逃避战争，崇尚归隐。自中平元年黄巾军起义至太和三年三国鼎

10、立，45年间，征战未停，生灵涂炭，士人流离转徙于割据势力之间，朝秦暮楚、危机四伏，尤其是在汉魏易朝之时，士人更是感触颇多。建安年间，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士人孔融王粲、徐干、阮隅、应玚、刘祯形成一个文学团体“建安七子”。因为经历了社会巨变，他们主张突破传统，抒发个性，继承汉末“党人”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力求通过自己的能力实现天下统一，形成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主流风尚。他们生逢乱世的社会现实让他们深刻感受到生死无常，放任性情，希冀隐逸之志，在生活情趣上对当时和后世的士人均有明显的影响。清议已经不再符合当时政治、文化需求。在当时动荡不安的时局背景下，士族名士相遇，谁要是谈及如何治理国家、

11、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赫，就会被贬低为谈论世俗之事，由于当时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清谈已经成为一种风尚。“清谈”是魏晋时期承袭东汉清议风气，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的现象，清谈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所对应的是魏晋士族制度及封建等级制度，魏晋士人崇尚老庄，空谈玄理，最终归结于政治原因。儒家文化提倡积极入仕，但是现实环境却逼士人们不得不放弃仕途，转向道家老庄哲学思想找到思想的栖息地，主张无为，不能对政治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只好寄情于万物，于玄言哲理。正始是曹魏废帝曹芳的年号，公元240-249，这时正式魏晋易代之时，这一时期的世风上启汉末建安，下启两晋，这是一个

12、重要的转折时期，史称“正始之风”。“其代表人物何晏和王弼，推崇老庄而否定原来的名教传统，为正始时期世风的转变准备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正始名士处于司马氏处心积虑取代曹魏的时期，轮回式的朝代更替使士人们感到世事无常，常生末世之感。在当时的背景下，只有从现实的清议转变为超现实的清谈，才能公论合法，因此引发清谈是必然的。这种情况到了竹林七贤的时代，就被大多数士人所接受认可，他们通过服药、饮酒麻痹自己，免受司马氏的迫害，通过这种方法来保全自己和家人性命。正始名士之中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如何晏、邓谧、夏侯玄等多是拥戴曹魏政权并因此殒命于司马屠刀下的；但也有依附于司马氏政权的，如钟会等人。实际上，政治权利归于

13、司马氏的“高平陵政变”正是这些正始名士直接推动的结果。与上述名士不同的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七贤游与竹林，也在正始年间（240249）之间，是雒下名士群之外的名士群体。第二节魏晋风度的时代特征 说起魏晋风度，人们很自然的会想到那些风流蕴藉的魏晋名士，想起这些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魏晋名士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如正始名士、竹林七贤、江左名士，至于魏晋风度，使用这一概念，则是沿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3一文的说法。而“魏晋风度”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鲁迅并没有概括，鲁迅之后，使用“魏晋风度”的一词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以及二者之间表现出来的的人格精

14、神，也是其内在性格和外在标志，也是后人一直追求的对象和目标。1、魏晋风度和名士风流 对于魏晋风度和名士风流，世人有着不同的见解，褒贬不一。他们崇尚老庄，以清谈为风尚；放弃旧的礼法，任情放诞；寄情世外，轻视名利。他们不顾礼法，在当时人们看来是违背人伦道德，但是他们坚持做自己的风格，不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改变，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两晋以后，魏晋名士所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在激烈的批判与赞扬声中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后走进人们的精神世界。世人对魏晋风度所持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了人们对名士风流的基本态度，在中国古代，人们都已赞美之情来评论名士风流，大多数都是失意的文人，“同是天涯沦落人”便更加体会出其中的“酸

15、甜苦辣”。 魏晋风度在正始、竹林名士得到了充分体现：不论崇尚自然、喜好老庄，还是率性任诞、风流自赏，不论谈玄清议、寄情万物，还是性喜饮酒、不务事务，也不论超然尘世、向往隐逸生活，还是服食养生、追慕仙道都有其时代特。如果只是简单复制模仿魏晋风度，只能是形而上学，只得其貌不得其精髓。其独特的文化大背景有着其不可复制性，超越魏晋这一特殊时期和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去评价魏晋风度都是不合理的。如果随着时代的推移，名士们不知与时俱进，热衷与于追求魏晋风流，不断地复制着魏晋名士只是邯郸学步，结果只会让后世耻笑。比如服食为何晏所创，后来成为魏晋名士的一块招牌。世俗不知何为服食，以为服石，是米中之石，也要装模做样

16、的发散，对人说是“石发”。世俗之人学魏晋大多如此，学其皮相难得精髓，一些人不加以分辨认为这便是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加以诟病，殊不知这样的行为与魏晋风度丝毫无涉。1、 魏晋风度的时代的意义 轻蔑名利、遵乎达生是魏晋名士的人格精神；萧散怀抱、风流器度是魏晋名士为人处世的方式。二者相结合便成为了完整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的形成不仅在魏晋时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生于乱世，有许多为后人所激赏的精彩表现，概括起来就有八个字：“萧散怀抱，风流器度”4。“萧散怀抱”指的是魏晋名士的人生态度，“风流气度”指的是魏晋名士的处世的方式。当竹林名士把臂入林，举杯痛

17、饮时，他们或许不会想到，正是他们的萧散怀抱和风流器度，为喧嚣的魏晋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为处于迷茫时期的魏晋士人带来了短暂的喜悦，通过竹林七贤等魏晋名士的萧散怀抱和风流气度，可以发现魏晋名士精彩表现背后所蕴含的人格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长期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卷入了政治斗争，而且惨烈的政治斗争往往给他们带来的是生死抉择，面对这短暂的和平与安逸之后，不久之后又是接踵而至的动乱洗礼，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他们的态度和为人处世的方士不约而同的表现出相同之处，其兴趣爱好也逐渐趋同，正是这一种趋同性与一致性，决定了魏晋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成为了魏晋时期的独特表现。 魏晋

18、时期文人自觉性觉醒，文人开始寄情物外，不仅仅以文章服务于政治，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一直在寻找人生的真谛，尽管各个学派追求的方式不同、思想不同，但儒家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天下有道则仕，天下无道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始终在文人脑海里提醒着他们不可偏离自己的轨道，在魏晋名士的追求与实践之下，最终转化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魏晋风度，这些名士们已经固化为一种文化符号，后世的人在他们身上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他们生于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惨烈，敢说敢言的人被肆意杀害、人心叵测的时代，他们该如何自出？迫于当时政治高压，他们选择了置身事外，远离政治，清谈、饮酒、服食。后世之人缺乏

19、对他们的了解，打着模仿的旗号以风流自诩，掩饰其荒诞可笑的行为，虽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这样的标榜让魏晋名士蒙羞，成为了人们批判魏晋风度的主要原因。魏晋风度名士们所表现出来的处世方式、人生态度、人格修养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文人心之所向的人格范式，提供了一个精神栖息地，能学到魏晋风度精髓的都是把魏晋名士作为人格范式的人。晋宋陶渊明、北宋苏东坡，他们能够像魏晋名士那样遵乎达生、潇洒怀抱、寄情物外、旷达的人生态度，逍遥世外。他们给浊世带来一缕清风，从这个角度来说，魏晋风度不仅有积极意义而且有着跨时代的意义。第二章竹林七贤的称名缘由以及为何交游于山阳第一节竹林七贤的称名的缘由关于竹林七贤的名称，历史学家

20、陈寅恪先生标新立异，他在陶渊明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认为”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又“竹林”，“七贤”所取是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竹林”是东晋士人比附佛教内典而形成，东晋初年截取了天竺“竹林精舍”之“竹林”二字加于“七贤”之前。以“竹林七贤”合称的，最早见于末期魏纪：“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陈留阮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继魏纪之后较早的记载是东晋戴逵的竹林七贤论，此后则见于见于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及唐代房玄龄晋书阮籍传有关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

21、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 、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竹林七贤最早合称与西晋末期的魏纪，然后为东晋戴逵所沿用，经过世说新语和晋书的记载与传播，对后世有极大影响，那么是先有“竹林”还是先有“七贤”抑或是先有“七贤”后又“竹林”呢？以“七贤”为称的最早见于西晋时期史道硕的画作七贤图，以七贤的故事取材，其作画时间约在西晋末，与“竹林七贤”名称的合称时间相同。以“竹林”为称的最早见于 李充的吊嵇中散，其中有“寄

22、欣孤松，取乐竹林”，可见当时竹林风尚已深入人心，甚至成为广大士人的人生理想。还有称之其为竹林名士，见于东晋袁宏名士传，他把名士分为三类，夏侯玄、何晏、王弼为首的正始名士、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名士，而竹林名士以地理环境命名。通过以上论述可知，以“竹林”之称最早见于李充吊嵇中散一文中，第二节 竹林七贤为何缘由于山阳山阳因位于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竹林七贤交游于山阳，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征意义，用今天的区域划分，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刘伶是安徽省宿州，王戎是山东省临沂，阮籍和阮咸叔侄是河南尉氏，山涛和向秀是河南武陟，七人山水相隔，年龄差距大，没有旧情，毫无关系，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相聚于山阳

23、，为竹林之游？除了晋书阮籍传1所说的“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外，七贤相聚于山阳，共游于竹林，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原因。首先，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之风，让文人对主张清静无为、回归自然的老庄哲学情有独钟，而位于山阳的嵇公竹林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清静幽雅、融入自然的所在；其次，汉末形成的“清议”之风，在魏晋之际转变为清谈，并成为为文士的一种生活方式。三五好友，相携入林，谈玄清议，把酒言欢，该是多么的恣意潇洒呢！ 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与山阳的地理形势和嵇公竹林的象征。太行山是南北走向的山脉，有“天下之脊”的称号。山阳因位于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北望

24、“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至于嵇公竹林，其象征意义就更为明显了。竹子“寒风不变终身节”，“比德于君子”，成为君子之友。嵇康在其寓居地种植竹林，出于对竹子象征意义的认同，阮籍等人与嵇康畅游于嵇公竹林，他们对竹林象征意义的心有灵犀。 最后，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最关键的主导人物是嵇康。尽管人们说起竹林七贤，有的说以嵇康领起，有的说以阮籍领起，有的将嵇康、阮籍、山涛三人并列。但最早记述竹林七贤事迹的魏纪和魏氏春秋，言及竹林之游则皆是以嵇康领起，还有对嵇康在竹林之游核心地位的肯定。表明其作者已经认同嵇康在竹林之游中的主导作用。嵇康虽是魏室女婿，但他对政治并不热心，所以结婚之后不久即移居山阳，表明了

25、他本人不愿介入政治生活。他既有着“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雕饰，人以为龙章凤姿”显于外的风度，又有“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藏瑕，宽简有大量”的高洁品格，当时许多文士皆欲与之交，吕安、赵至为见嵇康一面，都骑马千里亲自相见；钟会携书欲与之交而不得，心生嫌隙。阮籍、山涛年长于嵇康，但为其人格魅力所折服，皆倾心与之交，竹林七贤论所谓“山涛与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兰”。7第三章竹林七贤的文化形象第一节阮籍的狂实则是谨慎在竹林七贤中，阮籍是长者，是竹林七贤中的主导人物。他的父亲是建安七子中的阮瑀。我们所了解的阮籍，大部分是他的狂放不羁，都说他“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倜傥放荡，行己寡欲”，“嗜

26、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他不但狂而且怪，他的邻居有个女儿，奈何红颜薄命，阮籍同人家无亲无故，素不相识，却直入家门，为那女子痛苦一场弄得家人不知所措；他往往“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辙恸哭而返。”这痛苦也是因为他生在乱世，而迹落途穷。这样的率性而为，不顾大家议论，他的行为举止在当时是很难为大家所接受的。阮籍这样做，内心是充满痛苦的，这与他的行为与他所受的儒家教育是不相符合的，若不是遭逢乱世，他也不必把靠如此的“装疯卖傻”来伪装自己，来赢得统治者的信任，以为阮籍真的疯了，才不至于落得和嵇康一样的下场，他可以借酒明志，不与统治者展开正面冲突。阮籍心里埋藏着很深的痛苦，屈原的痛苦可以在离骚

27、中看到，杜甫的忧思可以在他的诗文里寻觅，蒲松龄的仕途潦倒可以从他的聊斋志异中看到，阮籍的的感慨之词则是他的咏怀十八首，大多自述生平经历和志向理想，很少涉及政治。他在诗中大多是借自己的身世感叹时运，偶有讥讽时事的成分，在表达方式上曲折隐晦。聪明的阮籍心中的郁闷应该向那里诉求，咏怀诗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此诗的末尾两句可以作为咏怀诗的总纲。人生的郁结没有地方去排遣，深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只好独自起来抚琴，一道凄冷的月光从照着进来，忧伤更加重了一层。在当时高压政治下，为了全身避祸，口不能言，文不逮意，作家所作的文章要屈服

28、于统治者的压力，正如他诗中所言：“殷忧令志结，怵惕常若惊、逍遥未终宴，朱晖忽西倾、蟋蟀在户牅，蟪蛄号中庭。心肠未相好，谁云亮我情。”他面对污浊的社会和短暂的人生，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他对社会现实的厌恶不能表达，在诗歌中，他找到精神出路就是游仙和隐居，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一种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颇有济世之才，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者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再写出他的愤懑之情也写出了他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如咏怀诗其三十一：贺言发魏都，南向望台吹。萧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篙莱。歌舞曲

29、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批评曹魏政权的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道理。他好老庄，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也是性情中人，对当时那种扼杀人性的礼教怎能不深恶痛绝呢，他有一首诗正表达了他对礼教不敢逾越的所谓正人君子的讽刺：“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违礼不为动，非法不肯言。渴饮清泉流，饥食并一箪。岁时无以祀，衣服常苦寒。徙履咏南风。缦袍笑华轩。信道守诗、书，义不受一餐，。烈烈褒贬词，老氏用长叹。”表现出了他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多姿多彩的生活，而不想过一种拘泥于礼法形式、僵死不化的生活。阮籍的一生在，思想上是苦闷的，始终徘徊在高洁与世俗之间，在政局内外，矛盾中度日，

30、在苦闷之中解脱，对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却又身不由己。只好即世又离世，离世却又入世，不能身隐只得朝隐，不能归隐，就只能道隐。于是他酩酊大醉，登山长啸，同时为了避祸而“酣饮酒遁，沉醉不起。这就是阮籍智慧而又痛苦的人生。第2节 嵇康“龙性难训”身长七尺八寸，从不装饰，仙风道骨，龙章凤姿，一派伟然气象。超凡脱俗的长相，人惊为天神。无师自通，博览群书，喜欢老子和庄子之学，熟练于心，谈玄论理，出口成章，赋诗行文，令听着迷，观者拍案称绝。凭着着超凡入圣的学问，被人们称为“一代文宗”。劲松虬苍，香烟氤氲，古琴一架，妙手回勾，小曲在前，大曲继后，清者与云霄岚雾化融，激者绕荡于天壤之间。凭着这出神入户的琴技，被赞为

31、“千秋大师”。不知道是天性还是体悟了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的精神，极是恬静，极是寡欲，极是俭朴，能忍辱负重，能包容他人的短处，竹林七贤中王戎评价嵇康：“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人视为有大度量。岩壑、溪水、竹林、柳树、野花、芳草、牧牛、茅屋、大锤、铁毡、古琴、浊酒、丹药、薄粥、儿女膝下，一派田园风光，意趣盎然。这淡泊有味的生活，人称为真君子。这正是嵇康，曹魏晚年社会中最具风骨的嵇康！当钟会去拜访这位名士时，嵇康正在打铁，并没有注意到在一旁的钟会。钟认为以自己的才子之，嵇康定会热情邀请，然后弹奏一曲广陵散。他去时便“乘肥衣轻”、“仆从如云”。当钟会见到嵇康时，嵇康正在打铁，旁若无人

32、，对于钟会那派头毫不理会，钟会心中不快，没想到却是不理不睬，更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清楚自己已经无法与嵇康直接有所接触，即使有所接触嵇康也不会说出真话，因而无中生有捏造罪名给嵇康制造罪证。他悄悄告诉司马昭：“嵇康，是条卧龙，不用。公对天下可以无忧，当以嵇康为愁。”为什么嵇康是卧龙，钟会给了司马昭一个合理的解释：“嵇康曾欲助毋丘俭行谋逆之事，幸得山涛未予理睬；再者，他言论放荡，毁议圣贤经典，害时乱教，帝王者不宜容忍，可借此故除去，以免后患。”司马昭听了这样的分析，便只有一个反应“杀！”嵇康就这样死于非命，死于非罪，就因为一次见面一个傲，会招来如此大祸刘宋诗人颜延之以“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来描写嵇

33、康，他认为嵇康有“龙性”，这里可能是指一种尊贵、高大的品格。嵇康具有突出的人格魅力，并且在文化发展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嵇康是一位出色音乐家，他的琴技造诣，当世无双，被说成是受了神仙传授，他临终前弹奏一曲广陵散，曲罢说了一句：“广陵散今天绝矣！”千古遗恨，他的书法也臻于极致境界。“嵇康书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时翔，群乌乍散。”他是出色的文学家。刘勰曾说：“嵇康师心以谴论。”其风格内涵是所谓的“师心”、即言为我声，我手写我心，文字见真诚。文格与人格保持统一。嵇康的诗，现存五十馀首，有四言、无言、七言和杂言，而四言成就最高。他的四言诗是继建安文学之后又一批成功之作，嵇康的诗追求自然、高蹈独立、

34、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其主要内容。其中，幽愤诗作于其蒙冤系狱时所作，可视为绝命诗。诗中自述生平遭遇和理想抱负，自己无辜受牵连表示极大地愤慨。诗末说道：“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常吟，颐性养寿。”表示自己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这首诗词藻锋利，语气清峻，可与其与山巨源绝交书合读。其四言赠秀才入军诗共十八首，内容是想象其兄嵇喜在军中的生活，但那洒脱的情趣却是属于嵇康的。如第九章：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资。想象其兄日后再军中的戎马生活，形象鲜明，灵动生姿。又如其十四章赠兄秀才公穆入军诗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

35、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想象其兄在行军休息时游猎弹琴、神情悠然的高超境界，也表现了自己寂寞的怀念之情。语言自然天成，形象而又传神，“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嵇康理想人格的写照，也是人们所称道的妙句。嵇康继承老庄思想，服膺玄学。他强调人的正直品格和精神自由，超越世俗的功名利禄追求，“游心于寂寞，无以为贵”。他追求“自然”生活境界。嵇康主要以玄学理念去理解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现象。实际上他否定一切传统思想的到的权威，崇尚自然，锋芒直指周公、孔子、这种高屋建瓴的批判姿态，正是嵇康内在的“龙性”的表露。第三节其他五人1、向秀是淡化了的嵇康向秀作品仅有思旧赋并

36、序言一篇留存：“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 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 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

37、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我们从思旧赋中可以看到向秀的对嵇康的感情,稀康之死给他造成了深重的伤害。他刻意强调稀康的音乐造诣,在序文和赋文里两次提到“顾曰影而弹琴”,一方面极言康之才不可多得,一方面沉痛怀念昔日挚友,赋文似有千言万语要说,却又没有说出许多。向秀与康在淡泊隐逸的人生追求上有相近之处,这无疑是他们来往密切的一个重要原因，向秀注庄子之前来征求嵇康、吕安的意见,完成后又向他们展示成果，可见他对此二人的重视程度。向秀还在养生问题上与嵇康展开过争论，在的养生论之后撰黄门向子期难养生论,一方面与嵇康争论应该怎样看待欲望的问题，客观上也起到为嵇康的文章造势的作用。由此既可以看到他们的交情,又可以

38、看到他在崇尚隐逸方面与嵇康的谋合之处,个性方面不及嵇康激烈,正如何满子所说的；“向秀是淡化了的嵇康”。2、.刘伶是畸化了的阮籍刘伶最出名的是他的嗜酒,他传世作品不多，从代表作酒德颂中也可以一睹这位狂生的风采: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攮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39、。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刘伶塑造的这位主人公大人先生是一位不拘形骸的人,追求适意，除了饮酒之外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就像一个世外仙人。饮酒和追求自由是竹林七贤文化形象的重要方面，刘伶典型地代表着这两个方面。他是“畸化了的阮籍”,刘伶与阮籍都爱喝酒，行为上都放荡不羁,他和刘伶将饮酒发挥到了极限，除了喝酒就没有别的人生目标。事实上这是他保全于乱世的一个办法，,就像他另一首诗歌北芒客舍诗中所表达的感情一样：泱济望舒隐，雜黯玄夜阴。寒鸡思天曙，拥翅吹长音。坟纳归丰草，枯叶散萧林。陈发悴颜。巴歒畅真心，媪被终不晓，斯叹信难任。何以除斯叹，付之与瑟琴

40、。长笛响中夕，闻此消胸於。刘伶并不是一直放诞无为，只是他以饮酒掩盖真实想法，这和阮籍用醉酒逃避世事一样，有过之而不及。3.与俗世俯仰的山涛山涛的著作很丰富，比较著名的是山公启事，晋书本传载：“涛所奏觀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虽然我们无法从这些不完整的公文中感受山涛的人格魅力，但是这些奏议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怎样的管理。他做官坚守儒家行为准则。并且以天下为己任，不醉心于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山涛在晋代位居要职，不但没有远离政治，而是后半生都处在政治权利中心。学者们对于山涛的评价也是莫衷一是，陈寅恪曾评价他：“早年崇尚自然，后忽变节，立人之朝，位至宰执。笔者认为与其说山涛变节事伪朝,不如说他的价

41、值观本来就是这样，魏晋易代前后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具体行动上的改变如辞官归隐不过是与时俯仰罢了。事实上山涛一直懂得变通,处世原则与嵇康的激进完全不同。嵇康被害后，山涛举荐其子嵇绍做秘书丞时对他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言下之意是奉劝他不要执勘于父亲被害这件事,要随着时事的变化做出相应的选择。山涛劝解嵇绍的话正是他自己行事的原则，因此他在晋代魏后仍然选择出仕做官，并且可以说是恪尽职守,即使在举世污油的环境中，山涛还是可以算作一位良吏。事实上山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官场，从先后举荐嵇康、阮咸、嵇康之子嵇绍便可看出其用心。山涛不仅有自己独特的处事原则，政治上也有自己的目标。在

42、政治黑暗的时代下坚守自己名士的战线，相对于远离或逃避政治，这无疑是主动的干预抗衡，客观上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扩大了竹林七贤在当世的影响。4.阮咸和王戎王戎未见有著述记载，我们无法直接从他们的创作中看出其自我形象，关于二人的传记资料却相当丰富，虽然有些铁事的传播和记载有增饰又不能辨真伪，却还是能总结其性格的主要方面。阮咸可谓得竹林真趣之人，他行为放荡不羁，不顾礼法,如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又有姑母丧礼期间重服追婢的故事,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已颇有影响，山涛在启

43、事中夸他“贞素寡欲，深识清独，万物不能移”。试图举荐他给晋武帝但都遭到了拒绝。相对于嵇康的愤世嫉俗、阮籍的困苦避世，阮咸可以说是自足于这种生活的。我们还可以从文献记载中看到他高超的音乐才能,对艺术的由衷喜好与自由的人生观相得益彰，更加为七贤之放达形象增色。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山涛以外另一个政绩显赫之人，他个人声名的高涨和他与从弟王衍大力鼓吹玄学自然观相关。他们所谓的“自然”没有保留嵇康自然观的精神追求,徒留“矜高浮诞”的表面，二王的行为虽然有沽名钓誉之嫌，客观上也将竹林七贤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使之成为东晋士林的偶像。王戎除了热心于名还攻心于利，王隐晋书、孙盛晋阳秋、戴逵竹林七贤论、刘义庆世说新语都揶

44、揄过他的悭吝个性，世说新语检啬一共九条，其中四条都是写他的，如从子结婚，他只给一件单衣；又如官至司徒，家产颇丰，日夜算计，在当时已经“天下人谓为膏肓之疾”？竹林七贤生活在魏晋之交，正是士人身份得到提升、个人意识觉醒的时期,他们虽相与友善而为知己好友,却“君子和而不同”,不论是出身、个性、思想、文艺观念，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把“君子和而不同”作为高洁的标志，即使是团体内部也要拒绝“趋同”。竹林七贤是否主观上刻追求“和而不同”我们无法确定，但客观上确实是七个差异很大的个体，他们作为整体产生的影响是在形象变化过程中渐渐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之间的突出共性被扩大成为竹林七贤文化形象的主要方面，甚至成

45、为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第四章竹林七贤文化形象的影响第一节文人集团范式影响中国的文人集团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王侯招揽门客进行大规模的著述和创作。吕不韦和淮南王刘安都曾齐聚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魏初又有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三曹”,竹林七贤是这之后较有影响的文人集团。竹林七贤最大的不同在于不仅以数字的形式出现并进行往来交游,并且因志趣相投而走到一起,不依靠任何权贵,也无政治目的。竹林七贤在这些方面幵辟了文人集结的新形式,这种数字文人集团的方式对后来的文人集会和交游产生了直接影响。1、 数字化团体与“志同道合”的标准中国人自古对数字充满了兴趣,许多约定俗成的名称定义中常有

46、数字出现,以数字并称人物的例子也有很多,如三皇五帝,三姑六婆等,汉晋之际随着士阶层的_起兴起了一股数字化标榜，这种风气的流行与东汉时期以“名”取士的察举制有着直接关系。这种风气之下数字标榜称呼文人群体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七贤之前的有三曹、建安七子,之后的有竟陵八友、苏门四学士、三苏等。被人们看作是一个文人集团。由这次文会我们可以看到东晋时期的私人文人集会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加成熟,由兰亭集序便可以看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滿,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47、,所以游目騁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此时的文会已经具备了纯文学性和娱乐性。兰亭会与此前文人聚会有着很大不同,其创作不再是单一的唱和应答,其中颇有一些诗作表现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兰亭文人既保留了文人集团雅集创作的传统,与会人员所作诗歌集结为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作兰亭集序,孙掉又作兰亭后序;又继承了竹林七贤的自然人生观,是东晋士人受七贤影响的一个重要事件,也对竹林七贤形象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二、文化符号1.人格符号中国有着悠久的竹文化史,人们的生活从物质到精神都与这种植物息息相关。竹在中华文化中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蕴含着丰富的内容，诗经中有以竹比德的例子,另外竹以修长挺拔的外型常用来比喻

48、君子气度非凡,又以坚韧耐寒的特性被列于“岁寒三友”之中,因此也常用竹来喻君子之意志和品格,此外竹内中空也衍生出君子之谦,即“虚心”。魏晋南北朝尤其是东晋时人对竹子格外偏爱,其他朝代爱竹还有可能是个人喜好,东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了晋室南渡后士大夫之间存在着一种与政权一样的偏安心态,对闲适人生的过度追求是这种心态的最重要表现,这时候以自由生活状态为追求的七贤自然成了东晋士人的偶像。“竹林七贤”之名称虽与竹密切相关,但现今能见到的七贤创作中不见有咏竹的作品,也无文献有具体记载七贤曾游览于竹林,因此“竹林七贤”这个名称有很大可能是由爱竹又目七贤为偶像的东晋士人附会而成的。由此我们既可以看出晋人爱竹的程度又可以看出他们眼中七贤的形象。竹除了可以喻君子的品格和意志,竹以洒脱、素雅的外型特征可以用来表现自然之趣。竹文化符号的这一层意蕴更为抽象,这一层含义的最早诠释者是商代孤竹国国君之子伯夷和叔齐,二人因商被周灭掉,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因此“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