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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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希腊民主政治新论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杨巨平 王志超内容提要 演说家是古希腊城邦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尤其如此。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与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既是城邦制度的产儿，也推动着它的不断发展；既享有体制内的“特殊话语权”，但也受到它的严格制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努力维护公民权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在消解着体制本身。关键词 演说家城邦制度雅典民主政治在以“主权在民”为特征的古希腊城邦社会，在各种公共机构或公开场合中发表演说表达自己的意愿或建议是公民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那些具有演说才能，

2、对公众富有影响力，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能够发挥重大作用的公民则往往被时人和后人称为演说家(rhetor，orator)。这些所谓的“演说家”是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不仅活跃于公民大会、陪审法庭、节庆典礼，而且常常担任城邦要职，身体力行，用行动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目标。从古希腊历史上看，演说雄辩之风在荷马时代已显露端倪，古风时代蔚然兴起，古典时代成为政坛时尚，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希腊城邦失去独立地位之后才逐渐衰落。可以说，与城邦制度的发展进程相始终。就演说家本身而言，自古风时代以来，大致经历了具有演说才能的政治家、具有政治才能的演说家和以演说为生的职业演说家几个发展阶段。但不论演

3、说者的身份如何变化，他们都是城邦制度的产儿，没有古希腊这种特殊的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城邦制度，没有如此开放、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空间，演说家这类以己一技之长、主动投身于城邦政治生活的社会精英分子就无从产生，也不可能生存。演说家与希腊城邦制度之间显然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对于这种关系，西方学者近年来从不同的角度都有所涉及，并提出了一些颇有代表性和启发性的观点。如MI芬利论述了雅典的人民领袖、政治家和演说家三者身份的一致性；P哈丁从演说术的角度探讨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J奥伯以雅典演说家的演说词为基础，分析了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与精英的关系。近年国内也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演说术、演说家和希腊城邦制度的关

4、系万方数据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25进行探讨。但就古希腊演说家和城邦民主政治之间特殊的依存关系而论，似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雅典是古希腊城邦中实行民主政治的典范，其民主政治不论在设计理念上，还是在运行程序上，到希腊古典时代，都达到了古代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这一时期也是演说家在雅典最为活跃的时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世所称之的“阿提卡十大演说家”。因此，本文主要以这一时期的雅典城邦为例展开讨论。演说家大批出现，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并非古代诸文明中的通例，只是希腊罗马城邦时代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那么它为什么会首先发生在古希腊，尤其是集中出现在雅典城邦呢?这首先与以雅

5、典为代表，以“主权在民”、“直接参与”为原则的城邦民主制度密切相关。希腊的城邦制度形成于古风时期。早在荷马时代，希腊各部落及其联盟就形成了全体战士参加的民众大会和氏族贵族参加的部落首领议事会制度。在荷马看来，要想成为一个英雄，不仅要能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还要能在会议上发表滔滔演讲。像奈斯托耳(Nestor)、奥德修斯(0dysseus)、墨奈劳斯(Menelaos)以及阿伽门农(Ag锄eInnon)等所谓的英雄都具有出色的演说才能。进入古风时期，作为“公民集体”(community or body of citizens)意义上的希腊城邦(7【酿s)开始出现。梭伦(S010n)被视为古希腊民主

6、政治之父，他的改革(公元前594年)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确立公民的主体地位。他扩大了公民大会的立法权，并颁布解负令使许多雅典人摆脱了奴役地位，重新获得公民权，从而使“具有投票权的平民们成为政体的主宰”。他还设立了全体公民都可通过抽签方式参加的陪审法庭。这些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政治性演说和诉讼性演说的兴起。实际上，梭伦就是一个演说家。只不过与众不同的是，他常常以在广场上朗诵诗歌的形式来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图。公元前6世纪末，民主派领袖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再次在雅典推行大规模的政治民主化改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著主要有：MI芬利：雅典的人民领袖(MIFinley，“Athenian

7、Demagogues”)，MI芬利主编；古代社会研究(sf“dfej妇A”fff socfPfy)。伦敦1974年版，第l一25页；P哈丁：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的修辞学与政治(PHarding，R_IlPorff4蒯Poz觎cs伽Fo“竹_Il一n地删As)，菲尼克斯1987年版fJ奥伯：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Josiahober，戤缸Ps口，ldM口55锄胁mocmt站APj)，普林斯顿1989年版。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著有：晏绍祥：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蒋保：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阿提卡演说家”(Attic orators)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奥古斯都

8、时代罗马学者卡西略(Caecilius of Caleacte)的论十大演说家的风格中。但据现代学者推测，可能是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们最先提出。一般认为他们是安提丰(Antiphon)、安多吉德斯(Andocides)、吕西阿斯(Lysias)、伊索克拉底(1socarates)，伊萨阿斯(Isaeu8)、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埃斯客涅斯(Aeschines)、许珀里德斯(Hyperides)，吕库尔戈斯(Lycurgu8)和狄纳尔科斯(Dinarchus)。其中个别演说家并非雅典公民，但活动于雅典或以撰写演说辞为生，如伊萨阿斯。S霍恩布洛尔、A斯鲍福斯主编t牛津古典辞

9、书(SimonHom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eds，T钆O加耐a4sjf阳Z DictiD触删)，牛津2003年版，第21z页0 年迈的福伊尼克斯(Phoin曾受阿基琉斯(Arcllillem)之父委托，要他把这个“既不知战事的险恶，又不晓出类拔萃的门道会场上的雄辩”的男孩，培养成“一名辩者，能说会道，一位做者，行动果敢”。荷马著，陈中梅译；伊利亚特，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荷马著，陈中梅译：伊利亚特，第43、76、3234页。 7H，G利德尔、R斯考特主编：牛津希英大辞典(HryGrge“ddeU aIld Robert Scatt，A(胁Blgf

10、僦Lk戚c伽，谢琥口“d声户肠w哪)，牛津1996年版，第14331434页。亚里士多德著，颜一译，雅典政制，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o西塞罗就认为梭伦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杰出演说家。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演说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如梭伦为了鼓动雅典人重开争夺萨拉米斯岛之战，假装疯癜，在广场上面向公众朗诵自己的诗歌，促使雅典人废除了禁止公民提议争夺萨拉米斯岛的法律普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t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3页关于棱伦的哀歌体演说，亦可见亚里士多德著，颜一译：雅典政制，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

11、集第10卷，第1214页。万方数据26 世界历史 2007年第4期革。新设立的五百人议事会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任何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都必须事先得到议事会的讨论同意。他所创立的“陶片放逐法”每年是否采用，都要经过公民大会的首肯，并且在有6000名以上公民投票时，表决结果才能有效。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扩大了公民的参政议政权，同时也增加了政治家登场演说、影响民众的机会。从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希波战争中雅典的主战派统帅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公元前524一前460年)、阿里斯泰德(Aristides，约公元前530一前467年)、米泰雅德(Miltiades，公元前

12、554一前489年)等都擅长演说，其中地米斯托克利尤其突出。在战前他能说服雅典人把金钱用于建造海军；在战中他能说服雅典人留在萨拉米斯(Salamis)，其演说才能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历史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伯里克利(Pe“cles)时代。伯里克利继续推进雅典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使其臻于完善。所有男性成年公民都获得了各级官职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出席陪审法庭还可以获得津贴。这种用经济手段来保证公民平等的参政权利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演说术的发展和新型的演说家的出现。演说术成为城邦中一种最有实用价值的技艺。“不仅那些想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必须具备一定的演说能力，而且那

13、些普通公民也必须如此，以便在法庭上维护自己的权利或驳斥他人的控告”；“新的司法制度，十分有力地促使雅典人的天才向雄辩术方面发展”。近代著名希腊史家格罗特(G Grote)的这些分析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由于演说术在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成了一个人能否获得人生的成功或诉讼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由于演说术的日益专业化，于是，深谙演说术，并以撰写诉状讼词、教授演说术为生的职业演说家也就出现了。“阿提卡十大演说家”的出现，标志着雅典的演说家进入了他们的全盛期。与此同时，雅典的演说家也通过对城邦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成为推动城邦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主力军。首先，他们可能是演说家型的政

14、治家。梭伦、克利斯提尼、伯里克利，都属于这类政治家。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雄辩才能，赢得多数人民的支持，来完成自己的民主改革使命。这类政治家可以伯利克利为例。他是雅典全盛时期的政治领袖，演说才能颇得古代作家的赞誉，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丁讫P H纽Du o，PP幻加咒7zgs缸行Wnr)中有4篇演说归于他的名下，其中的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影响深远、传诵至今。修昔底德称赞伯里克利“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所谓“控制”，就是说伯里克利能够利用演说来说服人民按照他的建议行事。“因为他从来没有从不良的动机出发来追求权力，所以他没有逢迎他们的必要。事

15、实上他这样崇高的受人尊敬，以至于他可以对他们发出怒言，可以提出反对他们的意见。”伯里克利去世之后，雅典政坛再未出现如此具有演说天才并如此深孚众望的政治家。其次，他们可能是政治家型的演说家，伯里克利之后的演说家们，如德谟斯提尼、吕库尔戈斯、许珀里德斯等均可属于这一类。他们在雅典民主政治体制的框架内，通过建言献策、担任要职、出使外邦、领导抵抗外敌等方式维护城邦的稳定和繁荣。最后，他们也可能是教育家型的演说家。他们在参与城邦政治活动的同时，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20一521、580一583页。吴于廑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6页。在芬利

16、看来，雅典的政治领袖就是演说家，二者实则同义词。MI芬利：古代社会研究，第13页。普鲁塔克记载了伯里克利演说的威力：“当他向群众发表演说时，像雷鸣，像闪电，像是舌头上有一根可怕的霹雳棒”。酱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468页。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0页。德谟斯提尼(约公元前384一前322年)是雅典最著名的反马其顿派领袖，曾受命出使马其顿。吕库尔戈斯(约公元前390一前325年)曾主管雅典财政长达12年，并6次创制新法律。许珀里德斯(约公元前389一前322年)也是雅典反马其顿的主战派领袖之一。万方数据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

17、互动 27开办修辞学校，主要传授有关演说、辩论、诉讼等方面的技能与知识。演说家伊索克拉底、伊萨阿斯、吕西阿斯的学生中有的成为新一代的演说家，不断推动着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民主政治(艿TlK睥ra)的本质是人民的统治(popular government)，从梭伦到伯里克利的历代政治改革家都致力于人民权利的扩大和推动公民的直接参政。但有一点却是这些政治家所必须面对的，就是公民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均等并不等于政治素质和参政能力的平等。管理城邦需要个人才能与专门知识，一些职务并非所有公民都能胜任。然而，听凭运气安排的抽签制、频繁的轮换制、极为有限的任期制(惟十将军可连选连任)都有可能使才能平庸的公

18、民偶尔当选。因此，为了保证决策的正确、公正、合理，公开的讨论是投票前必不可少的程序。演说家们的重要作用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理论上每个公民都有发言权，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演说家却因其出类拔萃的辩才和对城邦内外事务的了解而拥有了“特殊话语权”。事实上，关于城邦事务的辩论大多是在演说家之间进行的。他们一般自认为是公民的代言人。雅典普通公民大部分是文盲，受过教育的占少数，多数人并不具备在公众场合发表长篇大论的能力，能言善辩的个别公民就成了所谓的“演说家”。在伊索克拉底看来，能够最大限度地把分布于他人头脑中的的种种想法收集起来，然后用最好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人，就是最成功的演说家。德谟斯提尼则讲的更直率，

19、他认为演说家的价值不在于他的演说风格或声音的有力，而在于他是民众政策的支持者，与他的国家有着共同的朋友和敌人。在他看来，表达公民的意愿似乎是演说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演说家们也常常以人民的建议者和指导者自居。城邦需要精通公共管理的人才，公民需要熟悉诉讼事务的专家。演说家热心城邦公私事务，自然就成为向公民们提供政策建议的最佳人选。德谟斯提尼在一篇演说中特别呼吁公民要注意倾听演说家的建议：“雅典人哪，我希望，在当前正在讨论的诸多事务中，如果能够弄清什么将是我们最好的政策时，你们就应当把它看作一笔巨大的财富而接受下来。如此，你们就应该热情地倾听那些给你们提供建议的人们。这不仅因为当有人来向你们提出一个深

20、思熟虑的计划，你们会听取并接受，而且因为不止一个的演说家们会当场受到鼓舞激励，提出许多适当的建议，而这，我认为，也是你们的一份幸运。所以，在诸多建议中做出最佳的选择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要公民听取建议的前提是演说家们必须提出最好的建议，必须要为城邦负责；演说家应该专注于人民的事务，否则便是失职。有的演说家可能会在某个时期成了城邦的实际领导人，在民众享有崇高的威望。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的建议如果与大部分民众的意见相左，遭到公民大会的抵制，他仍可以坚持己见，继续劝说民众，甚至对公民进行适度的批评。如德谟斯提尼就是伊萨阿斯(约公元前420前350年)的学生，而伊萨阿斯又是伊索克拉底(约公元前436一

21、前338年)的学生。伊索克拉底于公元前392年在雅典开办了一所修辞学校，从此执教终生。他的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可谓是“演说家的摇篮”。亚里士多德就曾抱怨用抽签制选出的陪审员中“更多的总是寻常之辈而非贤能之人”。亚里士多德著，颜一译：雅典政制，苗力田主编：亚堕士多德全集第10卷，第30页。圆奥伯：民主制雅典的精英与大众，第24页。伊索克拉底：致尼科克利斯(丁0Niczes)，41，洛布古典丛书。德谟斯提尼；论金冠(0hk Cro姗)，280，洛布古典丛书。德谟斯提尼一为奥林塔斯呼吁第一辞(优yn地缸c D，1，洛布古典丛书。万方数据28 世界历史 2007年第4期伯里克利、德谟斯提尼、吕

22、库尔戈斯都曾一度是享有这种“地位”的演说家。此外，公民大会议事时留给演说家的时间并不多，相关决议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出，一般在天黑之前要进行投票表决，因此有机会向民众进行演说的只能是少数人。每当这种时刻，那些被民众所信任的一位或几位演说家就有可能成为城邦事务的实际领导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演说家的上述所谓“权利”和“地位”都是临时性的，是一种“情势需要时由公民授权、代表公民行事的一种非宪法机制”，因此受到雅典民主监督机制的严格制约。其一，演说家虽然有时可以左右、影响公民大会的决定，但他们的成功与否，最终仍然取决于公民大会的投票结果。并且，演说家要为自己的建议、提案负责。在奉行简单多数票决制

23、的希腊城邦中，有一条公认的原则：人民永远没有错。人民可能会为某一决定而后悔，甚至为它平反，但责任不在民众，而在提议者。面对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德谟斯提尼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政治家们的生活太危险，动辄招人批评攻击，每天都受到被审判和厄运的威胁。即使是拥有雅典“第一公民”之称的伯里克利，也曾因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的失利被公民大会罚款和免职。其二，公民对演说家普遍抱有警惕心理；公元前5世纪末期以后，由于修辞术涉嫌“诡辩”受到多方批评，演说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怀疑和猜忌。在雅典甚至出现了一种颇为有趣的现象：演说家甲频频呼吁或警告公民们注意演说家乙的雄辩。如，埃斯客涅斯呼吁陪审员们注意德谟斯提尼的

24、诡辩：“正如你们在体育竞赛中看到拳击手为了荣誉地位相互攻击一样，你们陪审员也必须为了城邦的利益与他整天做斗争以取得辩论的胜利，不要让他逃脱违法的控告，听他讲演时要察言观色，看看他到底说些什么，注意把他赶回到关于违法的讨论中，要警惕他演说中的迂回曲折。”演说家将民众对于他们自己这一类人以及演说术的不信任心理当作了互相攻击的武器，从反面证明了这种“信任缺失”心理的普遍存在。由于害怕受到怀疑，演说家们经常假装谦虚地称自己“不会演说”、“没有能力演说”等等。这种气氛无疑使演说家心有余悸，在发表演说时不得不三思而行。其三，雅典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不仅适用于国家公职人员，也

25、适用于向人民提出建议和指导的演说家。其中最有效的是“陶片放逐法”(Ostracism)和违法法案指控制度(graphe paranomon)。前者的目的是防范那些“权高位重者”，最初施用于那些与此前雅典僭主庇士特拉图(Pisistratus)沾亲带故的朋友，后来则是“被用来除去其他看起来过于强大的人”，防止他们对稳定的城邦体制造成危害。地米斯托克利、阿里斯泰德、客蒙等政治家，狄纳尔科斯等演说家都曾被此法所放逐。后者对演说家的制约更为有力。此法规定任何公民都要在一年内为自己的提案负责，而不论该法案已经五百人议事会，或公民大会，或其他立法机关审查批准与否。如有其他公民在此期限内发现此法案与现行法律

26、法规相抵触，或不适用，均可向陪审MI芬利：古代社会研究，第13页。奥伯：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第324页。o 德谟斯提尼：上腓力第四书(Dem08thenes，PIl饿pp如nr)，70，洛布古典丛书。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9页。 埃斯客涅斯：控告克泰西丰(Aeschines，4私in盯QF纽pD”)，206，洛布古典丛书。演说家在演说开始往往都要先表白自己不会演说，反过来说对手很会演说，以争取陪审员的同情。这已经成为大部分法庭演说词的固定套路。详见吕西阿斯：关于阿里斯托芬尼的财产(Lysias，0h珐P P，o加r缈o，A一站。声彻Ps)，l一2，洛布古典丛书f吕西阿

27、斯。控告斐隆(Lysia8，A弘in盯PJlizon)，2，洛布古典丛书；柏拉图；申辩篇(Plat，A户ozDg了)17ab，洛布古典丛书。 亚里士多德著，颜一译：雅典政制，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0卷，第25页。客蒙(cimon)是雅典公元前5世纪上半期著名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贵族派领袖，曾是伯里克利的政敌之一万方数据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29法庭提起诉讼，追究提议者(rhetor，即演说家)的责任。如果控告属实，该法案不仅要被撤销，提议者也会因欺骗和误导人民而受到惩罚。例如，公元前406年公民大会通过的处决6位将军的冤案不久即获平反，但提出动议的卡里克塞诺斯(Callixei

28、nus)等人则获罪受到监禁。尽管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逃脱了审判，但却因此成为千夫所指，饥饿丽死。同时，为了防止违法法案指控制度成为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违法法案指控还规定指控者若缺乏证据而未获得15审判员赞成票，则被课以罚金并剥夺再次提出违法法案指控的权利。公元前330年，埃斯客涅斯就因控告克泰西丰未能获得法定的赞成票而遭放逐。这项法律无疑大大增加了演说家在提出法案时的风险成本，是对他们滥用提案权的一种制约。作为城邦主体中颇有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演说家在城邦生活的各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也自然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实际上，在雅典，演说家自兴起之日起就一直招致民主政治反对派的非议和批评。特别是公元前5

29、世纪后期和公元前4世纪，本来是“人民领袖”(popular leader，即活跃于民众大会上的演说家和提议者)之意的“艿僻a770s”竟然在那个时代某些古典作家的话语中变成了具有贬义的“暴民领袖”(1eader of mob)，一些演说家型政治家和政治家型演说家因此获得了“煽动家”、“蛊惑者”(demagogue)的恶名。但无论对演说家扮演的社会角色如何评价，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到马其顿人征服期间，雅典民主制度本身及其运行基本上处于稳定的状态，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这一时段恰恰是不同政治派别的演说家们主导雅典政局的时期。因此，他们与雅典民主制度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值得做进一步的分

30、析。首先，从主观上看，绝大部分演说家都是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其一，他们积极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雅典民主政治自建立之日起，便一直面临贵族寡头制复辟的威胁，从客蒙到克里底亚(Critias)，贵族派和寡头派领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方面的努力。雅典公民大会对于寡头政治倾向一向保持着强烈的警惕性。如果某人被控告或被判决为“寡头”或者“企图颠覆民主制度”，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轻则罚款、放逐，重则处死。公元前411年和前404年，由于战争造成的混乱和斯巴达的支持，寡头政变两度成功，民众受到残酷的迫害。这时，使寡头派有所顾忌的就是那些能够站出来保护人民的“将军、舰队司令”和“民主派的领袖”(the leaders

31、 of the popularparty)。其中就包括捍卫民主政体的演说家。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一直被寡头派视为心腹之患，意欲除之而后快。公元前404年，民主派演说家克勒奥丰(Cleophon)就被寡头派以晚上没在军营住色诺芬：希腊史(Xenoph，H“如口)，I735，洛布古典丛书。o吴于廑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下册，第2Zl一225页MH汉森：德谟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制(MogensHem蚰H姐一sen，丁kAmP缸nDemofr口f，妇趴PA妒o，眈mD5饥mPs)，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357页。伪普鲁塔克十大演说家传(Pseudo-Plutarch，TkL埘s

32、o，nn o口幻)，“埃斯客涅斯”(AP5西iHF，)，。德谟斯提尼”(DP一所D站PMl)，普鲁塔克l道德集(Plutafch。Mj，nz如)，X，洛布古典丛书。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菌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128130，201页。亚里士多德认为雅典政体从建立蔓隆元前403年民主政体恢复，先后发生过11次大的动荡，但。自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即到他撰写雅典政制之时。亚里士多德著，颜一译：雅典政制。苗力田主编t亚里士多德全集第lo卷，第44页克里底亚(约公元前460一前403年)，寡头派政治家，公元前404年政变中。三十僭主”的主要成员之一万方数据30 世界历史 2

33、007年第4期宿的莫须有罪名处以死刑，而真正的原因是克勒奥丰发表演说反对接受斯巴达拆毁雅典长墙的要求。但寡头统治毕竟是短命的，公元前411年的“四百人政体”和公元前404年的“三十僭主”的迅速被推翻都与演说家型的政治家有关，像掌握雅典海军的民主派领袖色拉绪布鲁斯(Thrasybulus)就在这两次斗争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推翻第一次寡头政变时，他所统帅的海军是民主派的中坚力量和坚强后盾。在第二次寡头政变时，他和另一位民主派领袖阿基努斯(Archinus)带领流亡的民众从边境上的斐勒(Phyle)据点返回，建立了温和的民主政体o，恢复了公民平等参政的权力。由此可见，演说家往往是公民权力的维护者，

34、因为一旦公民失去了直接参政的权利，演说家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活动的基础。其二，他们坚决捍卫城邦的政治独立和雅典民主政体。演说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孪生物和受益者，很自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城邦制度的捍卫者。如前所述，在城邦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演说家往往挺身而出，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或是在公民大会上控告那些妄图推翻民主政治的贵族寡头派领袖；或为城邦出谋划策，应对战争的来临；或充当外交使节，周旋于各邦之间。以德谟斯提尼为例，在长达30年之久的政治生涯中，抗击马其顿始终是他演说的主旋律。他频频呼吁雅典人警惕来自北方的威胁，劝说雅典人不要耽于声色之乐，应把观剧基金(Theoric)用于军事建设，还

35、主张雅典团结希腊各邦甚至波斯共同抵抗马其顿。他以身作则，将自己财产的大部分捐献给城邦，发展海军。即使在喀罗尼亚(Charonea)战败之后，德谟斯提尼仍然没有气馁，他千方百计地寻求各种可以恢复雅典民主与自由的机会。但因大势已去，最后愤而服毒自杀(公元前322年)，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殉葬品。再以伊索克拉底为例。他从不当众发表演说，“他的演说与其说是为了演说，还不如说是为了阅读”，他所写的演说词对雅典的公众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为我们认识、分析公元前4世纪的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在他的演说词中，伊索克拉底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多次称颂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的光荣历史，呼吁希

36、腊人团结起来，停止内争，一致对抗波斯。在对待马其顿的问题上，伊索克拉底的政策取向与德谟斯提尼正好相反，他认为雅典只有与马其顿合作，把战争带到亚洲，把财富带回希腊，才能解决雅典城邦目前面临的困境。可以说，伊索克拉底与德谟斯提尼在主观上都想挽救雅典城邦，挽救民主制度，只是选择的方式不同而已。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们在关注大多数演说家具有维护民主政治主观愿望的同时，也要注意到，由于演说活动本身的特殊性，演说家在客观上也对雅典的民主政治产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首先是对城邦理性精神的消解。理性是雅典城邦精神的灵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雅典城邦的对内对外政策大多还是比较谨慎且具

37、有长远眼光的。但是，在战争期间，尤其是稳健睿智的伯里克利去世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例如，在密提林(Mytilene)叛乱平定之后，雅典公民大会在如何处置密提林城邦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结果在演说家克里昂(Cleon)的鼓动下，公民大会做出了 吕西阿斯：控告阿哥拉托斯(Lysias，Ag口i杆础Agom纽s)，78，12，洛布古典丛书。埃斯客涅斯：论使团(Aeschines，0b施e Em64y)，176，洛布古典丛书。关于德谟斯提尼的生平事迹，参阅伪普鲁塔克：十大演说家传，“德谟斯提尼”，普鲁塔克：德谟斯提尼传(Plutarch“De-mosthenes”)，希腊罗马名人传(Plutarc

38、h，Liws)，洛布古典丛书。乔治A肯尼迪：劝说的艺术(George AKennedy，A竹o，Pem5io”)。普林斯顿1964年版，第100页。s霍恩布洛尔、A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769页。伊索克拉底；上腓力书(1socrates，丁lDPfzip)，9，洛布古典丛书。万方数据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3l一个极不理智的报复性决定：将密提林城邦男女老幼全部处死。虽然这一决定被醒悟过来的雅典人及时纠正，但演说家的负面煽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说雅典人在密提林事件中还存有理智的话，那么后来与弥罗斯(Melos)人辩论时所体现出来的霸道、残忍、贪婪则完全背离了城邦的理性精神o。这

39、种蜕变和演说家不无关系。演说本来就是一种说服的艺术。虽然亚里士多德将演说分为议事、法庭和展示性三类：“议事演说意在劝说或劝阻”，“法庭演说或是控告或是辩护”，“展示性演说或是赞颂或是谴责”，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要使听众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演说家若要达到说服的目的，就必须讲究策略，投其所好。克里昂、亚西比德的煽动之所以能够一时得逞就是利用雅典民众极端的偏执和狂妄心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Socrates)将修辞学或演说术讽喻(eironeia)为“烹调术”(cookery)或“奉承术”(flattery)，看来并非无端攻击。亚里士多德曾提到一个叫德谟克拉底(Demokratees)人

40、“把演说家比做自己吞下了食物却用唾沫摸湿婴儿嘴唇的奶妈”，也是讽刺演说家对民众极近哄骗之能事。个别有远见的演说家也注意到了这种哗众取宠、阿谀迎合之风的根源和危害。德谟斯提尼提请人民分清两种截然不同的演说家和政治家。他说，过去那些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如阿里斯泰德(Aristides)、尼西阿斯(Nicias)、与其同名的德谟斯提尼(公元前?一前413年)和伯里克利等，在演说时，首先考虑的是城邦的利益，而非获取民众的欢心，而现在的演说家们，则首先考虑的是你们想听什么，想要什么，怎样才能使你们满意，为了获取一时的支持而将不惜牺牲城邦的利益。他还指出，在这些演说家兼政客们的奉承、煽动和哄骗下，民众在集

41、会上变得危险、固执，只想听好话，但在战争准备上却粗心大意，让人瞧不起，从而使城邦处于最严重的危险之中。虽然同为演说家的德谟斯提尼此处难免有攻击他人之嫌，但他提到的演说流弊却绝非危言耸听。城邦理智的丧失，演说家确实应负一定的责任。其次是对城邦公民精神的消解。公民作为“政治动物”，他们的命运是与城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公民作为个体，享有权利，也履行义务。公民的个体利益必须服从城邦的整体利益。在希波战争时期，雅典公民舍小家保大家，放弃田园庐舍，全体登船转移，到海上与波斯决战，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但在伯里克利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公民们所关心的已经不是城邦的整体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的一己私利。在

42、远征西西里前的辩论中，面对尼西阿斯的苦苦劝阻，雅典公民大会表现出了一种可怕的狂热与偏执。他们在厄基斯泰(Egesta)人重金的诱惑下，试图通过远征西西里获取个人财富和荣誉。这时，他们已经将个人利益置于城邦利益之上，将公民对于城邦的责任与义务完全抛到一边。在讨论决策过程中。个别演说家型的“政治家”，如一贯善于投机的政客亚西比德(Alcibiades，约公元前450一前404年)就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雅典人的狂热情绪就是被他的演说煽动起来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撤战争史，第204209页。o弥罗斯是爱琴海上的一个小岛，由斯巴达移民所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保持中立。但仍被雅典人视为心腹之患，于

43、公元前416年派兵远征该岛。雅典使者以“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的霸主论调，胁迫弥罗斯人屈服。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lz一421页。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1卷，第322326页。亚里士多德著，颜一译：修辞术，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346页。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1卷，第338344，395页。亚里士多德著，颜一译：修辞术，苗力田主编t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505页。德谟斯提尼：为奥林塔斯呼吁第三辞(Demosthenes，例y旃妇f JJz)，2122，洛布古典丛书德谟

44、斯提尼：论刻索尼苏斯(Demosthenes，Gh cP彻es口j)，3234，洛布古典丛书。万方数据32 世界历史 2007年第4期的。此外，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演说、诉讼成风，能言善辩受到人们的羡慕。大部分公民虽然自己不精于演说，但是他们喜欢欣赏公民大会、陪审法庭、节日庆典中的演说。对他们来说，言辞的美丽与动听已经胜过了事实的真相与真理。历史家修昔底德曾借克里昂之口严厉批评了公民大会中这种危险的倾向：“你们经常是言辞的欣赏者；至于行动，你们只是从人家的叙述中听来的；如果将来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们只是从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好的演说词来估计可能性；至于过去的事情，你们不根

45、据你们亲眼所看见的事实，而根据你们所听到关于这些事实的巧妙言词评论，一个新奇的建议马上骗得你们信任；但是被证实了的意见，你们反而不愿意采纳；凡是平常的东西，你们都带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遇着似是而非的理论，你们就变为俘虏。你们是悦耳言辞的俘虏；你们像是坐在职业演说家脚下的听众，而不像是一个讨论国家事务的议会。”克里昂虽也负有“煽动家”的恶名，但这段话却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当时雅典公民的思维方式、精神状态及其与演说家的干系。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演说家们的鼓动或煽动下，雅典公民往往会突然间集体丧失了理智，忘记了自己那一票的神圣责任与义务。西西里远征失败以后，面对惨痛的失败，雅典人不是总结教训反省自身原因，

46、而是“转而攻击那些赞成远征的演说家，好像他们自己没有表决赞成似的”，其出尔反尔的手法几近无赖。可见演说家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公民的非理性心态，演说家为迎合这种心态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身的堕落。正是在这种无耻公民与煽动型演说家二者之间的恶性互动中，城邦理性精神与公民精神逐渐消解。这大概是伯里克利及其以前的政治改革家们所从来没有想到的后果。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演说家既是城邦民主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的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城邦民主政治中享有特殊的“话语权”，但同时也受到它的严格监督与制约；从整体上看，他们在主观上是城邦民主政治的维护者，但客观上也在消解着它的公民基础。相互作用、兴衰与共应该说是二者关系的基本特征。本文作者杨巨平、王志超，分别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天津 300071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撤战争史。第435439页。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6页。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t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67页。(责任编辑：国洪更)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