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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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our short words sum up what has lifted most successful individuals above the crowd: a little bit more.-author-date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度)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度)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度）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专业：中国哲学方向：中国古代哲学导师：陈少明 教授作者：潘大为答辩委员会（签名）主席： 委员： 2003年5月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

2、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潘大为2003年5月18日感谢台湾中华儒道研究协会支持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摘要史记中的庄子考察史记庄子列传描述的古本庄子的面貌。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分析汉隋唐宋四代史志中记录的庄子变迁。依据以上两文提供的文献学背景，对“庄子非孔说”的两种辨正比较两篇宋人对庄子哲学的解说。关键词： 史记 史志 庄子传本 篇 卷Title: Textual Versions of Zhuang-Zi in the Catalogu

3、es in the Annals of four DynastiesMajor: Chinese PhilosophyName: Pan Da WeiSupervisor: Chen Shao MingAbstractZhuang-Zi in Shi-Ji studies the face of Zhuang-Zi of archaic textual version appeared in the Biography of Zhuang-Zi of Shi-Ji.Textual Versions of Zhuang-Zi in the Catalogues in the Annals of

4、four Dynasties analyses the textual evolution of Zhuang-Zi in Han, Sui, Tang and Song Dynasty.Based on the philological fact above mentioned, Two Essays on Zhuang-Zi as a Confucianisms Opposition makes a contrast between two explanations of Zhuang-Zi philosophy given by two writers in Song Dynasty.K

5、eywords: Shi-Ji, the Catalogue in the Annals, textual version of Zhuang-Zi, chapter, volume 目录 摘要目录引子p.1史记中的庄子 p.2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p.9对“庄子非孔说”的两种辨正p.21参考文献p.25文献综述p.26附录一：俞正燮庄子司马彪注集本跋p.27附录二：王安石庄周（上） p.27附录三：苏轼庄子祠堂记p.28附表：汉隋唐宋四代史志中的庄子p.29引子庄子并不故弄玄虚，然而它的单纯却正是它令人着迷的地方。不论后来者从中读出多少微言大义，这种单纯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肉眼就可以凝

6、视的文字本身，正如风行水上，月至中天，诗人吟咏后，我们看它们的眼便从此不同。但是有太多诗句翱翔在月亮和我的手指之间：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庖人所见，无非牛也。史记中的庄子庄子及庄子，正史始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

7、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牲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一书（以及其它诸子书），意旨如何姑且不论，毕竟有典有册，考其前后本末，即知流传有绪，不是天书。史记八书不录典籍，上录史记列传的记载是今人了解汉武时（史迁作书时）庄子一书准确地说是史记所云“十余万言”的面貌的依据。但是，史记列传关注的中心在传主，体例与后世史书的艺文志/经籍志大有不同，但正如清人章学诚所言 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汉志六艺第十三之三：“艺文虽始于班固，而司马

8、迁之列传，实讨论之。观其叙述，战国、秦、汉之间著书诸人之列传，未尝不于学术渊源，文词流别，反复而论次焉。刘向、刘歆盖知其意矣。故其校书诸叙论，既审定其编次，又推论其生平；以书而言，谓之叙录可也；以人而言，谓之列传可也。史家存其部目于艺文，载其行事于列传，所以为详略互见之例也。艺文据籍而纪，其于现书部目之外，不能越界而书，固其势也。古人师授渊源，口耳传习，不著竹帛者，实为后代群籍所由起。盖参观于列传，而后知其深微也。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而列传之与为表里发明，此则用史翼经之明验也。”（章学诚著校雠通义未见有单行本，可参看中华书局1994年版章学诚著、叶瑛校注的文史通义校注后附，引文见

9、该书第1023-4页。），此中包含的信息并不局限于体例而能一脉贯通。以“见书不见人”之眼观之，史记庄子列传恰是对庄子“十余万言”的一篇极妙的介绍：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作者的名氏爵里和生活时代。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作者的思想要旨。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篇幅、风格。本句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 本文引史记古注两种：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可看史记，(汉)司马迁撰、含(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以下简称索隐）注：“其书十万余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对语，故云偶言”

10、视“其著书十万余言”意即“其书十万余言”、这“十余万言”是庄子所著的一本完书，非。史迁“据诸子百家之书”史记索隐序：“又其属橐，先据左氏国语、系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而后贯穿经传，驰骋古今，错综隐括，各使成一国一家之事。”作史记，然而当史迁作史记之时，彼“诸子百家之书”尚不是诸子百家之“书”也。列传言诸子著“书”处甚多，以书名、字数、篇目（含篇数和篇名）的有无分类如下：有仅记书名者：管晏列传（晏子）：“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有记书名、篇数、不记篇名者：老子

11、韩非列传（申子）：“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孟子荀卿列传（孟子）：“（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有记字数、篇数者：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有仅记字数者：孟子荀卿列传（荀子）：“（荀卿）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有仅记篇数者：老子韩非列传（老莱子）：“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孟子荀卿列传（慎到）：“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有记字数、列举部分篇名者（庄子入此类）：老子韩非列传（韩非）：“（韩非）故作孤愤、五蠹、内外

12、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孟子荀卿列传（驺衍）：“（驺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有仅列举部分篇名者：管晏列传（管子）：“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屈原贾生列传（屈原）：“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赋二十五篇”，汉书艺文志不入诸子略而入诗赋略。屈原与诸子同时，著述体

13、例（不是文体）可以与诸子互照，故此处一并列出。私人著述始于战国，已为人熟知 参看罗根泽著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收入罗根泽著、周勋初编选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但著述的情形如余嘉锡所说 语出余嘉锡古书通例案着录第一汉志着录之书名及别本单行。古书通例收入余嘉锡著、周士琦编选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引文见该书第200页。并可参看傅斯年著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原文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1930年），收入傅斯年著、吕文浩选编出入史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古人著书，并无专集，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此种别行的散篇，亦即史记

14、云诸子著“书”之“书”。上录老子韩非列传“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一段内，“韩非之所著书”不指韩非子而指散篇孤愤、五蠹，即是明证。“老子乃著书上下篇”之书、“著书二篇，号曰申子”之“书”、“故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之“书”等，也都是指这种散篇，而不指老子、申子（申子者，先有“著书二篇”，然后“号曰申子”）、庄子书。所以即便其人一生著作不辍，然而著述辑集，亦必“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定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秦、汉诸子，惟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为有统系条理，乃一时所成，且并自定篇目，其它则多是散篇杂著，其初原无一定之本也。” 语

15、出古书通例论编次第三古书单篇独行之例，见余嘉锡说文献学第238-9页。由是观之，所谓某子之“书”，本来即是由后人编篡而成的“某子著述集”，并不是由某作者（某子）造意结构、“有统系条理，乃一时所成，且并自定篇目”的一本著作；造意结构、自成首尾者，仅是在成“书”之前已广布流传、后被收入其“书”作为“书”的组成部分的一篇一章；而篇目的取舍、排列乃至裁剪，从而成“书”的整体面貌包括“书”名并不取决于这些篇目的作者，端看编“书”人、传“书”人的眼光与手段 参看张舜徽著群书辨惑二十讲中第四节子史标题辨惑（上）、第五节子史标题辨惑（下）。收入张舜徽著、张君和选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6、年版。（而且这个由散篇编篡成书的过程也未必是一次性的 郑良树：“古籍其实是一种有生命的有机体，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们是生机蓬勃，有增减的变化，也有衍生异化等的演变；即使已编篡定型的书，也不排除有第二及第三次编辑的可能，把初编未曾搜入的材料，或者初编以后衍生出来的新材料再行篡集。”语出郑良树著诸子著作年代考一书的序文（论古籍辨伪的名称及其意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并参看收入该书的论晏子春秋的编写及成书过程一文。）。故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可，曰“庄子著庄子十余万言”则非，余嘉锡“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即是此意 参看古书通例案着录第一古书书名之研究。司马贞作索隐，时

17、在唐开元年间，考庄子一书，自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有“庄子五十二篇”后，历朝史书艺文志（经籍志）均有著录，足证成书甚早，流传久远。司马贞将“故其著书十余万言”理解为“其书十余万言”，当是不知史迁据以作庄子列传者，与唐代的庄子传本的形貌并不相同，后者虽然其来有自，毕竟是“第二手”下，又翻过数重了。上述，欲概观某子著述，必待其平生随作随传的散篇辑集为一而后可，而且所得的辑集是相对完全的（但不必定是唯一的）。所得著述辑集的概貌体现为字数与篇数，两项记其一，已可说明史迁能合某子（传世的）著述而为一观。然而以上史记录诸子“书”，记书名者三（晏子春秋、申子、孟子），记书名兼记篇数者二（申子、孟子），或记字

18、数而不言篇数、或记篇数而不言字数、或字数与篇数并记、然而皆不记书名者十之八九。既已将平生著述合为一观，岂能不题书名？可能是史迁所见的诸子“书”，包括庄子的“十余万言”在内，还只是其人著述的初步辑集，尚未由后学“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 余嘉锡古书通例案着录第一古书书名之研究：“（周秦）古人着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见余嘉锡说文献学第190页。，遑论于一“书”之内甄别为内外篇。不过书名虽阙，但所得辑集有十余万字之多，一家之学，名下已经蔚然可观了。又：依史迁说，庄子的著述有十余万字。但今本庄子只有七万字左右。而司马贞所见庄子虽与

19、史迁所见“书”年代悬隔，然而索隐照抄史迁“十余万言”之说而不加置评，莫非司马贞所见的庄子传本与史迁所见“书”字数大致不差，面貌较今本更古吗？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名篇。上述，史迁论庄子著述，未及篇数；但字数既有十余万之多，合篇数亦不少，假设有数十篇，应不为过。但列传言及诸子著述，本意在明其家学而不在遍录其书，故列传所举出的篇目，当是史迁以为最能见其宗旨（“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者。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以下简称正义）（也作于唐开元年间）云：“此庄子三篇名（指渔父、盗跖、胠箧），皆诬毁自古圣君、贤臣、孔子之徒营求名誉，咸以丧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与史迁所述三篇主旨正同

20、；张守节所据以为史记作注的庄子传本中的渔父等三篇与史迁所见三篇文句是否尽同虽不可知，要亦源出一本。三篇今本庄子俱存（渔父在杂篇第三十一，盗跖在杂篇第二十九，胠箧在外篇第十），要亦不差。然而史迁于“十余万言”之中不举今人看重的齐物论、逍遥游等（或是史迁未见，或是史迁见到但不重视，故不称引，两种情况都说明其时受人世人和史家重视的庄学著述与后世不同）而特举渔父、盗跖、胠箧者，为何？傅斯年的解释是：“盖今本庄子乃魏晋间人观念所定（指郭象定本），太史公时，老氏绌儒学，儒学绌老氏，故此数篇独重。” 傅斯年史记研究，收入傅斯年著、陈克艰选编史料论略以及其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判别甚明，但其中尚有

21、一语不能道尽处章学诚有言：“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 语出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浙东学术。见文史通义校注第523页。史记时，“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者，门户是也；“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者，宗主是也；渔父、盗跖、胠箧之作，欲“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门户是也。史记老、庄、申、韩合传，“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赞：“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正

22、明史迁眼中的庄子，并不自成一家之法，而以老子之家法为法；既以老子之家法为法，又欲立传勾画其自家面目，则不能不在地表上划线，持宗主以为门户；既持宗主以为门户，那么最能见其面目特征的，并非洋洋洒洒“散道德，放论” 同上。的浮词，而莫过于其著述中持门户之见最深、攻击异端最烈的篇章。亡佚的已无从谈论，遍览今本所存的篇目，渔父、盗跖、胠箧门户之深、攻讦之酷，庶几无出其右。十余万言中独举三篇，并非率尔为之。但是，既视庄学为老学的附庸，又何必为其强立一传、勾画其并不清晰的“自家面目”？前述，“故其著书十余万言”，指明当时附在庄子名下、流传于世的辑集已有十余万字之量，规模和影响虽不及儒、老，却绝对不是修史者可

23、以忽略不计的小道。但是，如果史记说庄子“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是汉初黄老之学大行之下的自然反应，那么其后史记变其宗主为其门户，不论是史迁独识还是史迁采俗说入己书，都是彼时儒老自悬门户、相攻不已的偏狭世风的体现。时流易趋如是。然而史迁以为最见庄学宗旨者，却是宋以后人眼中庄子书最为可疑的篇目。自苏轼庄子祠堂记首疑其伪，是非纷纭，余响至今不绝不是因为盗跖等篇文义不明，相互抵牾的理解都可以自圆而并存，而是由于庄子篇目参差而盗跖等篇文风刻露，派性鲜明，解释者或弃或取，全无转圜之地。然而，对“十余万言”的成书由来和著作体例尚未辨明，仅从义理或辞章上断其真伪，实难使人心服。上文曾引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著书事：“秦

24、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可见诸子的著述不独写成后以散篇流行，而且传世的散篇亦不题作者的姓名（章学诚：“此见古人无意为标榜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繁称：“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标书名，后世校雠，即以其人名其书。此见古人无意为标榜也。”见文史通义校注第395页。可参看古书通例案着录第一古书不题撰人、辨附益第四古书不皆手著，见余嘉锡说文献学第182页以下、第259页以下。）；作者的姓名并传其书者亦往往不晓，唯近者知之。然则后来辑集某子著述合为一观者，又焉知此种不题作者姓名而传云某子所作的散篇确系此子

25、所著？漏取和误收已经难免，后世复将此种不纯的辑集一概题云“某子书”，以为书中的内容尽出其人，又误。然而此间更有不可以真伪论者：“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自汉武以后，九流之学，多失其传。文士著书，强名诸子，既无门徒讲授，故其书皆手自削草，躬加撰集。盖自是而著述始专后人习读汉以后书，有因隋志于古书皆题某人撰，妄求其人以实之，遂谓古人著书，亦如后世作文，皆必手著。于其中杂入后人之词者，辄指为伪作，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不知古人著

26、述之体，正不如是也。” 语出古书通例辨附益第四古书不皆手著，见余嘉锡说文献学第259页。上述，司马贞把史迁“其著书十万余言”理解为“其书十万余言”，反映出唐人对上古人著作体例已然隔膜；史迁汉初人，所见被认为是庄子著述的庞大辑集未必尽是庄子的亲作，然而并不辨其中孰出庄子、孰出庄子后学、孰出后人附会依托，一笔记云“故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者，可见史迁时诸子家学传承已然不明，人于所见诸子书，亦已不知其由来。但是，在史迁为不知、不辨、颠倒错乱亦不为怪者，在今人却正不可不知、亦不可不辨。而且不以真伪论其书，不等于不必问其书变化由来、不辨书中诸篇之所从出 参看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一书的序文（论古籍辨伪的

27、名称及其意义）和后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章学诚有所谓“一人之史”：“有一代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集之始于流别也，后人汇聚前人之作，欲以览其全也。亦犹撰次诸子，即人以名其书之意也。诸子之书，载其言并记其事，以及他人之言其言者，而其人之全可见也。” 语出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见文史通义校注第348页。既收其人手著，又录弟子门人所记其人言行，并录入后学发挥之作，从而，被史迁认作是“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的辑集，不仅不是一本“庄子写的书”，而且也不是“庄子著述集”，反而更象是一本“有关庄子的书”，一本“庄子著述和研究资料合集”。由此将史迁眼中与宋人眼中盗跖等篇的两

28、种面目重新看过，正中章学诚所道：“庄周让王、渔父诸篇，辨其为真为赝，屈原招魂、大招之赋，争其为玉为瑳。固矣夫！文士之见也。” 同上。 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本句是难句。“畏累虚、亢桑子”歧解有二：一说指篇名“畏累虚、亢桑子”，如清人俞正燮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庄子司马彪注集本跋：“庄子，史记言其著书十余万言，其篇目有渔父、盗跖、胠箧、畏累虚、亢桑子。”下文又有“今知所阙十九篇目，畏累虚、惠施、淮南王庄子略要而已”似以亢桑子即今本庚桑楚。见癸巳存稿卷十二。俞正燮癸巳存稿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传世藏书子库文史笔记有收入。；一说指庄书中的人物（或地点），如唐人张守节（说见后）。二说暗通之

29、处在于章学诚所说：“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 语出文史通义内篇四繁称，见文史通义校注第395页。亦即史迁所见“十余万言”中不但有关于“畏累虚、亢桑子”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可能分别处在两个篇目的开头，故人能“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 成玄英庄子序：“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郭象仍于题下即注解之，逍遥、齐物是也。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骈拇、马蹄之类是也。”见（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本句“畏累虚、亢桑子”如指篇名，则说明史迁所见“十余万言”在渔父、盗跖、胠箧外，又有畏累虚、亢桑子篇。本句索隐注：“按庄子，畏累虚，篇

30、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可知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有畏累虚篇，该畏累虚篇有关于“老聃弟子畏累”的内容，此其一。司马贞并认为列传“畏累虚”指畏累虚篇，此其二。今本庄子无畏累虚篇，仅庚桑楚篇（杂篇第二十三）首句“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遍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累之山”留有痕迹，且已变人名（“老聃弟子畏累”）为地名（“畏累之山”）。而今本庚桑楚文中的人物“庚桑楚”（“庚桑子”），在索隐注中也可窥见一斑：“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也。”列传“畏累虚、亢桑子”并列，或同指庄子著述篇名，或同指“十万余言”中的虚构人物（地点），二者必居其一，断无“畏累虚”是篇名而“亢

31、桑子”是“人姓名”的道理。如果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在畏累虚篇外，又有亢桑子（或庚桑）篇，则司马贞不但无理由不认为史记文中的“亢桑子”（“庚桑”）同样地是指亢桑子（或庚桑）篇，而且无理由不效仿前例自行注明。然而，索隐明言“畏累虚，篇名也”，对“亢桑子”却只列举异本（王劭）他说（司马彪）而无自注不仅如此。司马彪注本庄子今不传，看唐初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杂篇庚桑第二十三 经典释文多散入后人注本的诸子书。单行本可看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下简称释文）篇名下陆氏自注：“以人名篇，本或作庚桑楚。”“老聃之役” 释文注：“司马云：役，学徒、弟子也。”“庚桑楚”注：“司马云：楚，名。庚桑，姓也。太史公书作

32、亢桑。”注中“司马”即司马彪。司马彪说“太史公书作亢桑”，意谓史记庄子列传“畏累虚、亢桑子之属”中的“亢桑子”即“庚桑”，指人名将索隐引司马彪注与释文引司马彪注对看，不但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有亢桑子（或庚桑）篇，而且没有丝毫迹象暗示司马贞将史记庄子列传“亢桑子”三字理解为篇名，此其三。然而索隐称“畏累虚”是篇名后又云“即老聃弟子畏累”，复引司马彪“庚桑楚，人姓名也”说注列传“亢桑子”三字，能否猜测，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中无“亢桑子”而有“庚桑楚”，而且有关虚构人物“老聃弟子畏累”和“庚桑楚（亢桑、亢桑子、庚桑）”的记载，是同在传本由司马贞引司马彪庄子注可知司马

33、贞曾见司马彪庄子注。看释文“畏垒”二字别注，“垒”字下有：“崔本作累李云：畏垒，山名也。或云在鲁。又云在梁州。”与今本庄子“畏累之山”说合，与司马贞“老聃弟子畏累”说大异。司马彪庄子注，释文“畏”“垒”二字下无，但“老聃之役”、“庚桑楚”以下多有称引，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当不是司马彪注本的畏累虚篇中？此其四。再看本句张守节正义注：“庄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韂生之经，若槁木无情，死灰无心，祸福不至，恶有人灾。言庄子杂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设言语，无有实事也。”引文出自庚桑楚篇，字句与今本庚桑楚篇首略同，而且张氏所见庚桑楚篇也在杂篇内，与

34、今本庚桑楚篇同，此其五。正义引庚桑楚篇本文注本句，但对庚桑楚篇本文“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的“畏累之山”和“庚桑楚”如何化为本句的“畏累虚”和“亢桑子”却语焉不详，对索隐所说的“亢桑子”、“庚桑”以及索隐引司马彪“庚桑楚”之间的异同更无所论及；索隐详解“畏累虚”、“亢桑子”，但索隐说“亢桑子”极小心，一若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并无 “亢桑子”三字，称“畏累虚”出自篇名后，又有“老聃弟子畏累”一说，孤文单证，不可理喻是司马贞务求详赡而张守节仅观其大略，还是二人所据庄子传本不同？抑或二人分别为之作注的史记传本文字有歧异？如果前文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中关于“庚桑楚（亢桑、

35、亢桑子、庚桑）”和“老聃弟子畏累”的记载同在畏累虚篇中的猜测可以成立，那么由司马贞所据的庄子唐代传本揣测汉初人史迁所见的“十余万言”，史记“畏累虚、亢桑子”，可能仅指同见于史迁所见畏累虚篇之内的虚构人物，而不指畏累虚篇和亢桑子篇。至于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的畏累虚篇与张守节所据庄子传本的庚桑楚篇又相去几何，是否俱是今本庚桑楚篇的前身，不详。无论如何，“畏累虚”、“亢桑子”与渔父等三篇一样，在史迁眼中代表了“十余万言”的风格。然而从汉初人眼中最见庄学风格的“畏累虚、亢桑子之属”到今本庄子杂篇中的粲然遗迹（看前引庚桑楚篇本文）路途漫长，司马贞、张守节所据的庄子唐代传本与史迁所见的“十余万言”相去几何，

36、已不能得知。而司马贞的畏累虚篇和张守节的庚桑楚篇，都作为历史中闪现的遗踪片影，反映出史迁所见的“十余万言”作为“有生命的有机体”（郑良树语）在后世的流行变迁。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作者其学在当时诸子之学中的位置。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作者其人在当时现实社会中的位置。以下并举作者一事为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牲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牺

37、牛孤豚（犊）故事,见今本庄子杂篇列御寇第三十二：“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牲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惟文字简繁有别，可知史迁立言有本并且凡史记庄子列传拈举者，均在今本外杂篇之内。但本段正义注：“庄子云：庄子钓于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愿以境内累。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二千岁矣，巾笥藏之庙堂之上。此龟宁死为留骨而贵乎？宁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宁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与此传不同也。”并不说牺牛孤豚故事的出处，反而引述庄子中情节雷同的神龟故事与列传的记载对照，当是张守节所据以为史记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并无史迁记载

38、的牺牛孤豚故事，故举其所见庄子传本中最为接近的故事备考。正义所举神龟故事见今本庄子外篇秋水第十七：“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与正义引文略同。吴承仕云：“庄生对楚使，谓死而留骨，不如生而曳尾，文见至乐篇。（按：文在秋水篇。吴说误。）而牺牛孤犊之喻，乃所以辞国之聘，事异而辞指大同，故史公并为一谈，要之皆寓言也。” 吴承仕经典释文叙录疏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1页。史迁裁剪庄子故事入其书

39、，但取精神，改写润饰在所不免，两故事“事异而辞指大同”、“要之皆寓言也”，极是，但此故事与彼故事毕竟各有出处，历历如上，“一字片言，必标所出”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说林：“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视其志识之足以自立，而无所藉重语于所引之言；且所引者，并悬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见焉，乃可语于著作之事也。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乃是慎言其余之定法也。”见文史通义校注第349页。，不可不辨。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庄子一书，自史记庄子列传以后，又有历朝书目等代记变迁，考其先后本末，即知流传有绪，不是天书。尽

40、管世易时移，无止无常，庄子成书时的最初形貌无由为后人所见，但是后人对于庄子一书在历史中的流传变迁，却能由有限的史籍（主要是历代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 历代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均有失录之书；看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道家庄子（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第二卷，严灵峰编著，台北正中书局，民国64年版）所集历代解庄注庄之书，见于历代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的不过大半。但正如姚名达所说：“向来撰目录者多据其所典藏之书而从事焉，或官府世守，或私家新收，于以登记名目，取便稽寻，其在当时当地之功效甚大。然时移世易，彼琅环插架之书既多毁灭，轴签编目之录亦鲜流传。后人欲考镜古代学术源流，书籍存佚，舍史籍中之艺文、经籍志，

41、殆莫由焉。史志之所以见重于世，即斯之由也。”语出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中努力获得不完全的了解，并由此推想庄子在哲学史中的可能真相。1. 从汉书艺文志到经典释文（上）史记有庄子列传，但史记八书不录典籍，现存的庄子所著书在历代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以下简称史志）中的最早记录见于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汉志诸子略著录道家“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汉志诸子略道家。，中有：庄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列子八篇。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 同上。这也是对庄子著作的最早的正式记录。其中言庄子者一，言及庄子者二，较之同在诸

42、子略道家部的“老子”三家经传 汉志诸子略道家“老子”一家著录书四种，其中传三种：老子鄰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并有刘向说老子四篇。道家部“文子”、“蜎子”、“关尹子”“黃帝君臣”条亦称引老子。固然单薄，然而上引汉志“列子”、“公子牟”两条，均引庄子所著书推定作者之时（“先庄子，庄子称之”），可知其时庄子书必定流传较广、寻常可得，不是人间小书，否则断不能为班固引为推断他书的依据。但班固汉志脱自刘歆七录 汉志序：“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

43、，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并参看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溯源篇。，汉志“庄子五十二篇”，当是在东汉人班固修志前二百年西汉人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所得，去史迁作庄子列传之时其实不远 刘向(前79-前8，一说约前77-前6)、刘歆(约前53-23)父子与史迁(前145-约前87)同时而稍迟。并参看隋书经籍志序：“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