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起征点该不该调最新.docx

《个税起征点该不该调最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个税起征点该不该调最新.docx（8页珍藏版）》请在得力文库 - 分享文档赚钱的网站上搜索。

1、个税起征点该不该调个税起征点该不该调 现行的个税起征点为5000元，这是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第七次修订后确定的数额，此前的个税起征点为3500元。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多年关注个税问题。今年虽然没有提交相关的正式议案，但他向财经记者分析，现在北上广深6000元的工资收入，去掉2000元左右的房租，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能维持基本开支。个税作为收入调整税，应当调整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但6000元月工资明显不算高收入，为此，朱列玉建议，将个税起征点调到8000元到1万元。 在朱列玉看来，个税降下来后，一部分收入转化成消费，可以拉动国内市场。董明珠的主见也类似，她认为，后疫情时代中国

2、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困难改变，必需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更多依靠国内市场驱动经济发展，提高个税起征点能起到增加工薪族收入，提振消费的作用。 但2018年的一项推算数据显示，个税改革后，中国14亿人口中，大约只有6500多万人在交个税，占比不到非常之一。而在中国税收总额中，个人所得税的占比通常只有7%左右。此外，北京高校国家发展探讨院院长姚洋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个税的缴纳人口仅占劳动力人口的15%左右，假如提到1万元估计仅占5%。要让人们树立普遍的交税意识。当然，政策也在变，可以通过个税抵扣等方式调整。 贾康表示，应当看到，个税在中国税收体系中明显的被边缘化。中国还在建

3、设现代税收制度的起步阶段，总体而言，须要贯彻中心早已明确指出的逐步提高干脆税比重的改革方针。假如进一步将纳税人的覆盖面缩小，并不是可取的发展趋势。因此，要理性看待个税改革，考虑个税改革方案不仅看起征点如何调整，还要以系统思维，通盘考虑整个税制设计中的结构、各个要素和参数。 贾康表示，假如将个税起征点从5000元提高到1万元，标准翻一倍，可能会出现只有很少数人交个税的状况，这不符合中国税制走向现代化、渐渐提高干脆税比重的要求，也不利于培育公民的纳税意识。但随着物价上涨，个税起征点可考虑适当提高。同时，还可考虑多种手段减轻中低收入者个税税负。“比如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7000元左右，把第一档税率从3

4、%降到2%或者1.5%，这样的方案是不是更可取?” 中国政法高校财税法探讨中心主任施正文提到，提高个税起征点，其实是高收入者受益更加明显。“比如一个人一个月有10万元收入，个税征收再提高5000元，相当于一个月少交2500块钱的税。而对于月入1万的人来说，一个月只少交几百块的税。” 据悉，2018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明确，工资薪金、劳务酬劳、稿酬和特许权运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增加子女教化支出、接着教化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以及以及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级距。 施正文建议，减轻工薪阶级的负担，可以适当地、更精准地调整专项附

5、加扣除。比如可以增加二孩、三孩，子女抚养、幼儿教化、婴幼儿抚养等专项扣除所得税，有针对性地贯彻公共政策、社会政策。 对于此次大幅提升三胎以上家庭个税起征点的建议，贾康认为，现今中国的政策的确有必要考虑引导激励生育、多生孩子，但个税起征点还是应当以全国统一市场上的一律化、规范化为好。中国的专项附加扣除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建立，可以加大三胎家庭专项附加扣除的力度，如此也能解决问题。 45%的最高边际税率升还是降 除了个税起征点，个税最高边际税率45%的升与降也是一大争议。中国此前实行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后来变成七级，但最高税率仍是45%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探讨院院长刘尚希认为，个人所得税改革并

6、不仅仅是起征点的问题，还包括税率的档次、税收的分类与综合征收等问题。假如将焦点只放在税收的起征点上，反而会使完善个税的整体思路被忽视。这将会减弱原来就不强的个税调整收入的功能。 全国“两会”前夕，董明珠接受央视采访时，建议提高个税最高边际税率。她表示，富人收入高要多交税，支持公共服务，有利于共同富有。目前个税最高边际税率是45%，可以考虑提高至50%，甚至55%。 但近年来，主流的观点呼声却是降低个税最高边际税率。比如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曾建议，个税最高边际税率可从45%降到33%;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则建议，将最高边际税率降至25%。贾康认为，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扩大综合所得的范围应是改革的重点方

7、向。 朱列玉也支持将最高税率降至25%以下。他认为，企业所得税以前在50%左右，现在企业所得税已经降至25%，相比起来，个税最高边际税率还是45%，总体来说偏高。“我看到一些海外高科技人才回国发展，回国之前的个税税率没那么高，回国之后税负反而增加了。” 贾康向财经记者介绍，45%的最高边际税率过高，已经带来了明显的问题。过高的税率打击了专家、科学家、学问分子等创新人才群体的主动性，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在要素流淌、人才可以“用脚投票”的局面下，不利于吸引和稳住高新技术人才、减弱了中国的人才竞争力。现在深圳和海南为了吸引人才，不得不实行区域性措施，把高端人才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压至15%或者2

8、5%。假如不考虑其他变动因素，提高最高边际税率的做法明显是不行取的。 贾康、朱列玉均提到，至于厂主型、所谓“资本家”型的富人，国际阅历和中国的实际状况都表明，它们有许多的方法规避个税调整，比如，一些大企业的掌门人只给自己开一元工资的状况，而事实上自己和家庭成员的部分开销，计入了公司的费用支出，提高最高边际税率，调整不到他们的实际收入。 “实际征收情景是这样的。假如折合到每月收入8万元以上，也就是全年综合收入96万元以上的纳税人，都会遇到45%最高边际税率，96万元以上的收入差不多要拿走一半。96万元以下的实际的税负水平，综合下面六档税率，差不多也是30%出头。中国现在要面对国际竞争，这不利于稳

9、住高端人才队伍。”贾康说。 对此，朱列玉也建议，针对高科技人才，降低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他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对于降低最高税率的改革和探究的效果特别好，应当在全国推广学习。此外，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最高边际税率在全世界也都是偏高的。 武汉高校财税与法律探讨中心客座探讨员唐大杰指出，国际上适用高边际税率的都是发达的福利国家，大多数国家的个税税率都低于45%。另据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的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为37%，丹麦为42%，日本为45%，韩国为45%。朱列玉举例说，美国的扣减力度大，买房按揭、赡养抚养等扣减下来，美国个税税率实际也许也在25%左右(各州状

10、况不一)。 同时，朱列玉指出，职业经理人的年薪可能达到几百万元，但是他们也是一个特别珍贵的阶层。往往，职业经理人不行，企业可能就会倒闭，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以几十亿、几百亿计量，对职业经理人按最高边际税率25%征收个税，也能够调整他们的收入，同时保证主动性。国家发展须要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否则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国民经济探讨所副所长王小鲁此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当前45%的个税边际税率事实上主要针对的是工薪阶层和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并不在这个范围内。例如，财产性收入只有20%的最高边际税率，且并不累进，另外财产性收入的一部分还是免税的，比如在资本市场中获得的收益就不用缴所得税。此

11、前个税的改革中推出了综合所得税制，将劳务酬劳、工资薪金等四项收入纳入了综合所得，但是这些主要针对的还是劳动性收入的所得税，并没有涉及到非劳动性收入。“我们的税收对工薪收入要求严苛，对财产性收入比较宽松，我认为这是不公允的。”王小鲁说。 贾康表示，只将工资薪金、劳务酬劳、稿酬、特许权运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收入纳入综合所得，事实上是形成了对劳动收入的税收卑视，将来综合所得的范围还应进一步扩大。建议下一轮个税改革将部分非劳动性收入纳入综合所得征税，例如，金融资产的利息所得等。 如何利用税收调整收入差距 刘尚希认为，税收调整功能取决于税收收入规模，只有收入规模达到肯定程度，调整功能才会发挥作用。事实上，中

12、国个税的比重很低，调整功能很弱。在这种状况下，希望通过个税发挥很明显的调整作用来缩小收入差距，无异于小马拉大车，很难促进安排公允。 在贾康看来，发挥好税收对于收入安排的调整作用、合理调整过高收入，重点应当是提高干脆税比重。比如个人所得税属于干脆税，大趋势上其在整个国家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应当是提高的。“提高干脆税比重已说了许多年，对这个方向中心从来没变更过。只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陷入改革深水区步履维艰。” 施正文表示，当前中国税制结构中，以所得税等代表的干脆税占比低，而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占比高。目前干脆税和间接税比重也许是3：7。间接税主要附加在商品价格中，最终还是消费者负担。穷人和富

13、人在商品消费上的税负是一样的，但由于富人收入高，实际负担低，而穷人收入低，实际负担高，这加剧了贫富差距。 浙江高校共享与发展探讨院院长李实认为，事实上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是扩大收入差距，而以所得税等为代表的干脆税是缩小收入差距。因为干脆税在肯定程度上说就是“累进税”，收入相对高的人，就会缴纳更多的税，税率也比较高;而间接税对于收入调整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将来，税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增加干脆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 在贾康看来，现在，中国推动个税改革也须要综合考虑今后整体的税制结构，使其更加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美国的税收体系主要依靠以中心级联邦为主取得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地方政府层面的财产税，即中国概念中的房地产税。美国一头一尾、两层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主要靠这两项干脆税就解决了。中国现在要推动共同富有，用经济手段适当地调整收入安排与财产配置，虽然不能简洁照搬国外做法，但也须要借鉴国际上发达国家走过的税制发展道路的阅历，渐渐提高干脆税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