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释奠礼乐的传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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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释奠礼乐的传承（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14年第三期一、元代云南释奠礼乐随着元代云南行省制度的建立，汉文献的相关记载也逐步得以完善，庙学在云南的历史脉络较此前更为明晰，释奠礼乐相关内容也出现明确记载。（元史）等正史中已出现以赛典赤、张立道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在云南初创庙学立孔庙的相关记载，很多碑刻及民间史料对元代庙学中详细的释奠及释菜等礼乐文化也都有明确记载，这些材料大致勾画出元代云南所设庙学及释奠礼乐传承初期的轮廓。一正史记载中的释奠礼乐正史记载中的元代云南庙学及释奠礼乐记载，是探索元代云南释奠礼乐的重要史料。（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传）载：“元至元十三年，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云南初劈。

2、时云南子弟鲜知书，赛典赤教之跪拜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创立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载：“至元十五年，立道除中庆路总管，佩虎符。先是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羲之为先师。立道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元世祖于至元十九年“夏九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元史）卷一二五（忽辛传）载大德九年，赛典赤子忽辛为云南行省右丞，“先是，赡思丁为云南平章时，建孔子庙为学校，拨田五顷，以供祭祀教养。赡思丁卒，田为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庙学旧籍夺归之。乃复下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

3、为之教官，文风大兴。从以上（元史）中的相关云南庙学的史料可知：元至十三年，赛典赤在云南创始庙学并开场建立孔庙。至元十五年，张立道在中庆路建孔子庙，置学舍，并招纳蜀士为为师。与此同时，云南初创的庙学已经开场在老师的带领下，以祭孔释菜礼祭祀孔子。至元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令“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随着云南庙学建设，以孔子为代表的祭祀先贤先师的活动开场得到提倡和开展。二地方志及民间野史中记载的释奠礼乐除以上正史外，此时期云南地方志、碑刻、民间野史中记载的相关史料，为了解该时期释奠礼乐提供了重要引证。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载：“至元甲戌七月抵大理，下车莅政，风动神行，询父老诸生利国便民之要，中

4、庆、大理两路设提举，令王荣午、赵子元充其职，中庆首建文庙，岁祀于春秋二丁，仍收儒籍，使南方之人，举知风化。郭松年（中庆路大成庙记）载：“中庆路庙学经始干至元甲戌之冬，落成于丙子之春，是岁八月上丁，行释奠礼于新宫，牲币孔嘉，献享有仪，戴白垂龆，怡怡熙熙，乃观乃悦，于是华夏之风，灿然可观矣。又据何弘佐（中庆路学礼乐记）载：“至元甲戌，命平章政事赛典赤建行省事于滇城于是建学立师，隆庙貌之观，绘圣贤之像，为万姓瞻依之所。春秋释奠，讲礼肄乐天历初，镇兵扇诸蛮作乱，典章文物扫荡无遗，学校礼乐，其所存者几稀矣。至元戊寅，著作郎杜敏以亚中大夫来金南宪事，深惧学校废弛，礼乐不备庚辰秋谋于平章胜家奴乘驿持镪五千缗

5、市礼乐器于江之南。宪府又以衣服不备，委中庆路学录潘允文亦持千缗计贷于成都。从以上文献可知，至元丙子年，中庆路庙学落成之初，已于春秋二丁开场祭祀孔子，即至元丙子年中庆路庙学祭孔祀典已经行释奠礼，这是元代云南中庆路庙学举行释奠礼的明确记载。实际上，元代云南社会还处于动乱之中，由于兵变，中庆路庙学的学校礼乐及其设施经常遭遇毁坏。至元六年，为了能使中庆路庙学及时开展释奠礼仪，杜敏分别从江南和成都购置了乐器及衣服，为元代释奠礼乐在中庆路庙学的传播作了物质上的保障。除中庆路庙学外，此时期大理路也设置了庙学，并同时设立了提举以管理大理庙学。见前引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大理路庙学得到建立的同时，庙学中开场出现

6、祭孔活动。据（创大理文庙碑记）：“大理路庙学大殿两庑成于乙酉之冬，三门耳墙毕于丁亥之闰。圣像堂堂，从祀穆穆。每遇春秋二丁，告朔既望，僚属学宫、诸胥弟子环列于殿堂之下，礼毕明经，观者如堵。明代李浩（三迤随笔）亦云：“元初，胡人多崇儒者。至延，大理开科取士而崇儒。但无祭孔祀典颁行大理，知孔孟为圣人，至明平大理，叶榆为朱熹学识为贵。永乐初，始颁祭孔大典，议建孔庙。派学子入成都，学八佾大礼，制学制，立官学书院，于永乐四年起，祭孔于书院。以学官至生员，分次列班，至此，供奉大成至圣先师，大兴孔孟之举，开科取士，儒学大兴，儒者以科举为重。从地方志所载大理路庙学的祭孔活动看，大理路庙学大成庙及相关建筑于丁亥年

7、已经建设完毕，同年有了祭孔活动，但祭孔限于“告朔既望。此与明代李浩（三迤随笔）所载“但无祭孔祀典颁行大理相印证可知，元代大理路庙学固然已经开场举行祭孔活动，但仅限于举行不用乐的朔望活动。元代的云南，由于赛典赤、张立道及忽辛等相继努力，云南庙学逐步得到建立，中庆路及大理路的庙学中已经出现关于祭孔活动的明确记载，如中庆路庙学及大理路庙学都已经实行与中原时间一致的春秋两祭。当然，由于物质条件及文化条件所限，中庆路庙学固然已经开场举行使用乐舞的释奠礼乐，但由于社会的动乱，中庆路庙学释奠礼乐的举行也只能是断断续续，未能长期维持。稍后建立的大理路庙学，固然也出现了祭孔活动的明确记载，但由于条件所限，元代作

8、为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庆路庙学及大理路庙学，其祭孔活动仅能以不用乐的上香或释菜等祭孔形式为主。元代，除中庆路庙学与大理路庙学外，在云南一些地区也先后办起了庙学，如至元间创办的临安府学、石屏州学宫，大德间创办澄江府学及泰定间的河西县学、鹤庆府学等。元代庙学的建立，其目的在于汉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总是以双向的方式进行的。王思廉（河东廉访使程公神道碑）云：“诏所在立文庙，蛮目为汉fo；“教官虽设，一无从学之士。可见，对于多数元代云南人而言，元初庙学及以儒教为中心的汉文化，是一种陌生的事物，更是一种与本土传统文化不同的“异文化。尽管这种“异文化将在云南之后的历史发展经过中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

9、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但在这种新文化移植初期，云南人仍表现出的冷漠的态度。“诏所在立文庙，蛮目为汉fo，“教官虽设，一无从学之士所描绘的正是元代云南庙学初建时遭受冷遇的景象。对寓居在云南的多数族群而言，庙学教育还是陌生的，除个别地区外，整个云南社会当时的汉化水平，还未具备接受释奠礼乐的条件。因此元代庙学初建时，多数庙学以不用乐的释菜之礼代替了更为复杂、隆重的释奠礼仪及礼乐，释菜礼、上香等不用乐的祭孔仪式有可能是元代多数云南庙学的祭孔礼仪。由于云南历史上汉文化传播的不平衡，导致庙学所承当的包括释奠礼乐文化的传播，注定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经过。有学者统计“有元一代科举中，云南所中进士才人，从以上

10、元代云南科举考取功名人数的状况，能够揣测元代整个云南社会对于汉文化的态度。从整个元代云南科举仅有五人的史实，能够看到庙学以儒教为中心的汉文化传播的曲折道路，同时可以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元代云南释奠礼乐传承的状况。“诏所在立文庙，蛮目为汉fo，“教官虽设，一无从学之士所描绘的正是元代云南庙学初建时遭受冷遇的景象。固然元代云南庙学的发展处于初期，很多庙学出现“士无专师，官无定职，故人士无闻焉的状况，但就总体而言，元代庙学的初步建立，为明代云南庙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元代释奠礼乐之乐器及其他相关物品主要见于中庆路庙学的相关记载，可知元代云南释奠礼乐的传播范围是有限的，仅局限于中庆路庙学。从中庆路庙

11、学之状况看，释奠礼乐乐器等也曾遭捣毁，可知元代云南社会，庙学发展还处于初创阶段。由于社会不稳定及汉文化整体水平不高的影响，庙学释奠礼乐的传承还存在一些困难。但就总体而言，元代庙学的建立，儒学的初步传播，为此后庙学释奠礼乐的传播，奠定了物质与文化基础。二、明代云南释奠礼乐较之于元代，明代的云南社会有了一定变化。明政府军事上实行卫所制度，并开场了军屯制度，这使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改变了云南人口民族的比例。这些移民对加快云南汉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云南各族群文化与汉文化的沟通融合起到重要作用。由于有元代的基础，明代科举制度在云南的大力施行，使明代庙学在云南得到广泛建立，释奠礼乐的传承范

12、围也进一步得到拓展。一明代庙学的发展庙学作为释奠礼乐传承的重要场所，它的建立及拓展是释奠礼乐传承的重要依托。首先，明代中央政府加大了云南科举的力度。洪武十五年云南始平，朱元璋即发告示云：“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官，教养子弟，使知礼仪，以美风俗。其次，明代，加强了云南庙学教育的传播与管理。在汉文化有一定积累的地区，相继建立起学校，明洪武至万历年间，先后在滇东、滇中、滇西、滇南等地广泛建立起庙学。这期间建立的庙学主要包括：洪武间设立的通海县学、元江州学、宁州学宫、阿迷州学、峨县学宫、蒙自县学宫、永平县学、剑川州庙学、楚雄府学、南安州学宫、曲靖府学。永乐间

13、设立的楚雄县学、姚州学宫。成化建设立的腾越州学。正德间设立的寻甸州学、平彝县学。嘉靖间设立的瞮益州学、陆凉州学、马龙州学、保山县学、大姚县学宫、定远县学宫、宣威州学宫、镇雄州学。隆庆间设立的河阳县学、新兴州学、新平县学。万历间设立的顺宁府学宫、云州学宫、保山县学、罗平州学等。为了加强庙学管理，明政府在加大云南庙学建设力度的同时，在云南各府、州、县设立了专司教育的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官员。汉族之外，很多少数民族也有了学习时机。有的上层人物子弟还被选送京师国子监，如“洪武二十一年，云南罗罗土官遣其二子入监读书，洪武二十二年西南夷乌蒙芒部土官皆遣子入学等等。明代云南庙学的发展，主要体如今庙学数量

14、与获取功名人数的增长两个方面。相关明代庙学建设的状况，文献有较多记载。据（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三十二载：“明永乐十年三月丙申，云南左参政吕明善言：武定、寻甸、广西等府居民繁庶，请设学校，从之。上曰：学校风化所系，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特在上之人作与之耳。据（明史）卷三一四（云南土司传）载：“永乐十五年，顺州知州王义言：沾被圣化三十余年，声教所届，言语渐通，子弟亦有俊秀，请建学教育，从之。又载：“永乐十六年，丽江府庞文郁言：本府及宝山、巨津、通安、兰州四州，归化日久，请建学校，从之。明代的云南，庙学不仅在汉文化积累较深的地区得到建立，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庙学也得到了建立。据明代万历末云南

15、布政参仪谢肇膌撰（滇略）卷四载：“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及有罪窜戌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理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从文献记载看，由于庙学的广泛建立，到明代万历末，云南部分地区的族群、衣冠及语言、风俗，都出现了汉化的局面。学者相关研究表明：“至明末天启年始间，云南省计有儒学所、社学所、书院所至崇祯末，全省儒学在原基础上有增加，共所，书院则达所。以上云南明代庙学统计数据结果显示，明代云南庙学已经构成一个稳固的体统。云南不仅庙学数量有了增长，获得进士功名的人数较之于元代也有了较大变化。明代云南庙学的广泛建立与本土文人

16、的产生，不仅对汉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也为释奠礼乐的进一步传承奠定了基础。二明代释奠礼乐的发展随着庙学的发展，明代云南释奠礼乐传承范围也得到拓展。明代的云南，已经出现了陈文纂修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李元阳编纂万历（云南通志）、周季凤纂修的正德（云南通志）、谢肇膌编纂的（滇略）及刘文征撰的天启（滇志）等省通志，云南部分府、州也出现了地方志书。以上地方志书对明代云南释奠礼乐也已经有一些相关记载。天启（滇志）为明代最后纂修的一部云南省志，史学家方国瑜以为“天启（滇志）为明代云南志书中最为完备的一部。刘文征天启（滇志）卷八（学校）志中，对云南整体庙学及释奠礼乐有了明确的记载，为了解明代云南礼乐提供

17、了重要的文献史料。现将明代天启（滇志）所载云南明代释奠礼乐雅乐相关记载整理成如下表格见表。从天启（滇志）对云南各府释奠礼乐的记载情况看，天启时，云南庙学释奠礼乐在云南地称呼为庙学雅乐。至天启时，云南个府、州建有庙学，除元江府与广南府外，其中个府的庙学已经出现“经籍、雅乐、祭器皆备的情况，释奠礼乐文化的释奠仪式及乐舞皆有可能已经在个府的庙学中出现。由于文献记载对各府庙学释奠礼乐的记载仅限于以上简单的描绘，所以仍无法进一步了解当时云南各地释奠礼乐文化相关的详细乐器配置、乐曲及其他传承传播状况。但天启（滇志）中对云南府庙学及释奠礼乐相关的记载，为进一步了解明代云南庙学释奠礼乐文化提供了根据。刘文征天

18、启（滇志），不仅对全省个地方府庙学及雅乐释奠礼乐有大致描绘，对云南文化、政治中心云南府的庙学释奠礼乐有着更为细致、具体的描绘。明代的云南府，按当时云南郡县建置，包括当时的晋宁州、安定州、昆阳州、嵩明州相当于今天的昆明地区。其中庙学的记载主要包括了：经籍、祭器、乐器、射器，并附有三器考文庙祭器、文庙乐器、乡射礼器及部分释奠乐章的律吕谱、完好的文庙乐舞图等，现将以上史料分类摘录如下：经籍，经之类九：（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五经白文）（五经集注）（尔雅注疏）（周礼）（春秋左传）（国语）（大学衍义）。祭器：旧制云雷尊一，象尊一、牺尊一、大尊二、爵八十三，二十六，簋四十四，香炉三十二，烛二十六，俱以铜

19、为之。酒樽三，俱以锡为之。提学佥事邓原岳制爵七十，烛四十四，香炉九，笾豆三百三十五，盛毛血盘二十一，盥盘五，酒器五，酒樽架一，俱以铜为之。射器：福一，丰一、布候一、旌十、钟一、朴一。其中乐器：麾一、籾一、?一、琴六、瑟二、笙、箫、笛、篪、埙、排箫、编磬十六、编钟十六、节二、舞羽三十六。乐舞八佾：共八十八人，提学副使江和汰补，新制衣冠全。以上为云南府天启时配备的祭器、乐器、乐舞的状况。与明代内地释奠礼乐相关文献相比，云南府庙学的释奠乐器配置基本完备，但由于缺乏更为具体的文献材料，目前对明代云南释奠礼乐的了解也只能是局部的、片段的。该书中附有三器考，对祭孔文庙祭器、文庙乐器、乡射礼器进行了介绍。其

20、（祭孔乐章），如下：天启（滇志）载部分明代释奠乐章。又有明代释奠乐舞图，如下：天启（滇志）载释奠乐舞舞容。通过对天启（滇志）所载明代释奠礼乐中三个配乐舞乐章的乐谱及歌词进行梳理，可知，与明代洪武六年公布，由詹同、冷谦作曲仲吕立宫的释奠乐章音乐旋律及乐章名称、歌词内容完全一致。嘉靖孔庙改制，仅将其中“王字改为“师字。由此能够进一步判定，此乐章是明代洪武六年明政府公布并通行全国的释奠礼乐乐章。遗憾的是，天启（滇志）所载的明代释奠乐章并不完好，这讲明明代云南释奠礼乐固然已经得到传承，但就总体而言，各级地方官员及政府对其重视的程度与清代相比仍然有特别明显的差距。本文以为以上明代释奠礼乐在云南的传承状况

21、，实际上与明中央政府对云南的统治政策相关，也与明政府对云南社会的整体控制力相关。显然，明中央在云南的文化及民族政策相对于清代的政策而言，较为宽松也较为柔和。通过对天启（滇志）所载释奠礼乐乐舞文字的梳理可知，至迟在天启年间，明代释奠礼乐的乐舞图示已经有完好的版本传入云南。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明代释奠礼乐的舞容，既不同于明嘉靖年间所公布的释奠乐舞谱，也不同于明万历年间公布的释奠乐谱。对于此种状况，笔者关注到天启（滇志）的另一条文献记载：“祭器雅乐，著在令甲，而残缺失次者，亦复不少。射礼久废不讲，学宫藏射器，亦寓殷序之义于十一乎，然与羊等耳。往与晋江王慕萼氏畿讨究三器，此君传雅君子也。为逐一析其义意，

22、为书曰（三器考），时又得（乐舞图），曾刻于成都，此中随肄业有专门，而沿袭舛讹，熟究而熟正之，郡国之乐，止见文庙，忍令失次，不为之所也？今并附刻，庶几见文治一斑云。从以上释奠礼乐明代在云南传承传播的内容及其他相关历史信息看，明代释奠礼乐在云南的传承有可能并非直接源自明朝廷。首先，天启（滇志）所载释奠乐章并不完好，所载释奠乐章仅为有乐舞舞谱的部分，而此套乐舞不同于明代公布的载于（阙里旧志）与（阙里新志）的舞容。明代地方志所载释奠乐舞，并未严格根据明朝廷公布的乐舞图进行记载，结合明代中央政府对云南相对宽松的各种政策，反映出明代中央政权对云南文化教育的管理并不特别严格，云南地方政府对云南教育文化可能拥

23、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就为明代云南释奠礼乐的传承途径提供了多种选择的空间。总之，以上明代天启（滇志）相关释奠礼乐祭器、乐器、乐舞及部分乐章的相关记载，为研究云南明代释奠礼乐传承的详细状况，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从文献记载看，与元代相比，明代庙学已经在云南更广泛的地域内得以建立，作为释奠礼乐传承载体，庙学的建立使释奠礼乐在云南传承的地域得到拓展。与此同时，文献对释奠乐章、乐器及乐舞的相关记载也比元代更为丰富。固然明代对于云南庙学释奠礼乐文化的相关记载与元代相比显得更为丰富，但仍有明显的局限性。凭目前所见文献记载可知，释奠礼乐明代在云南已经逐步得到传承。明代最为完备的天启（滇志）对云南府庙学的记录最为具体

24、，除此之外，对大理府、临安府等庙学虽有记载，但都特别简单。这使研究者无法具体了解云南其他地区释奠礼乐的传承情况，这种状况直至清代才得到改善。三、结语从文献记载看，云南释奠礼乐的传承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经过。通过以上阐述，本文得出下面几点认识：一、本文推断，南诏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可能已经出现中原释奠礼乐文化。宋代，固然段氏建立的大理国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但就其文化而言，云南与内地经济、文化的沟通并未中断。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释奠礼乐很可能在云南已经存在，并有相当的发展。二、随着元代云南建立行省制度，庙学在云南开场得到建立，祭孔祀典开场广泛出如今云南庙学之中。文献明确记载了中庆路、大理路庙

25、学出现的包括释奠、释菜、朔望等祭孔仪式。固然元代云南释奠礼乐的发展仍处于启蒙阶段，但元代云南庙学的建立及释奠礼乐的启蒙，均为以后云南释奠礼乐的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明代，随着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云南庙学的建立，出现了释奠礼乐的具体记载。天启（滇志）中出现释奠礼乐的具体记载，内容涉及释奠礼乐的祭器、乐器、乐舞图、乐谱等重要内容。文献记载表明，自明代始，云南已经有相对完好的释奠礼乐传入，但明代云南释奠礼乐的传承实际仍处于初期阶段。由于目前文献记载的缺乏，还无法进一步了解明代云南释奠礼乐文化传承的仪式、演奏、演唱的方法等传播的状况，及明代云南各地汉族及少数民族族群文化与释奠礼乐文化间互相关系，这种状况直到清代才得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