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丈夫〞观念与功业分封思想讨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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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丈夫观念与功业分封思想讨论（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八期秦末汉初之际，社会剧烈变动，这是历史发生断裂、由混乱无序进入稳定状态的过渡时期。在反秦战争中，此前蛰伏在穷闾阨巷的底层民众，开场在风起云涌的历史舞台上充当主要角色。表如今思想观念方面，在这一时期，来自学界的“立言、“立德不再遭到瞩目，社会底层民众倡言“立功的价值观，这一点突出表如今“大丈夫观念与功业分封思想上。一、“大丈夫观念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初次出现了“丈夫一词，（谷梁传文公十二年）载：“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即男子二十行冠礼，表示成人，丈夫指成年男子。再如（左传哀公十三年）载：“王欲伐宋，杀其丈夫而囚其妇人。在这一语境中

2、，丈夫是与女子相对应的，男子即为丈夫，（左传定公五年）中也有类似记述：楚昭王妹季羋，因楚大夫钟建于逃亡途中背过本人而辞婚，以为：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杨伯峻也在注中指出：丈夫犹今言男子汉。这一生物学意义上的丈夫观念，延至后世仍在使用，如烈丈夫、美丈夫等等。同时，“丈夫一语逐步跳出了之前狭窄的性别角色，开场包含社会学层面的意义，其中的社会价值比重愈来愈大，如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年晋伐齐，事未竟全功而楚攻郑，晋军退兵救郑之际，晋军主帅荀偃病危，史载：“士匄请见，弗内。请后，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

3、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杜预对这段记载做注曰：“自恨以私待人。士匄忖度荀偃临终之意，其最挂念而不能瞑目之事肯定是家族的延续，向其许下誓愿将会全力侍奉后继者，岂料荀偃乃是忧国，士匄只知事主却没有想到报齐，没有真正领悟到大丈夫的深入涵义。时至春秋后期，这种被注入价值因素的“丈夫观念，开场逐步获得人们的认同，丈夫要有勇气、有决心并且应该对国家、对社会承当起责任。例如哀公十一年前年齐军深化鲁境，时鲁国三桓势强，季孙欲守城作为后援，叔孙、孟孙更是怯懦畏敌，武叔问战于冉求，冉求回答：“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懿子强问之，对曰：“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

4、者也。武叔曰：“是谓我不成丈夫也。这里冉求成心用激将法，以为武叔和懿子都没有高瞻远瞩的丈夫情怀，不过是只考虑本身利益的小人罢了，之后武叔也终于醒悟，认同冉求的观点，即丈夫需要有社会大义，执干戈以卫社稷，于是武叔参加了对齐的战争，最终鲁国博得了胜利。由是而言，“丈夫一语在当时的贵族之中已经成为一种价值共鸣，与“君子意义相近，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地位的符号，更包容着为国分忧解难的社会责任感。笔者以为，这种丈夫观念的发展，与春秋时期的时代特点密切相关，此时社会正处在发展变革的过渡阶段，宗族组织还是当时社会基本的经济单位，生活在宗族共同体中的人们，宗族意识相当浓厚，宗族的利益和发展是居于首要地位的，所以士

5、匄、武叔在处理问题时把宗族放在了首位。延至春秋后期，诸侯兼并与大国争霸愈演愈烈，宗族的延续让位于国家的存亡，各国贵族愈加关心一国之运，不再局限于一家一族的狭窄范围，丈夫观念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及至战国，对具有浓厚价值因素的“丈夫一语，诸子亦纷纷阐发本人的见解。韩非云：“所谓大丈夫者，谓其智之大也。所谓处其厚不处其薄者，行情实而去礼貌者也。所谓处其实不处其华者，必缘理不径绝也。所谓去彼取此者，去貌、径绝而取缘理、好情实也。故曰：去彼取此。韩非在人际关系和思想方法方面对“大丈夫进行了界定，以为所谓大丈夫就是能洞察人心、顺应天理的大智之人；而孟子则以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6、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对大丈夫的界定，是在各种不利的环境中，均须坚守本心，承当本人的一份责任。能够讲，这时的“大丈夫观念侧重于内在的人格操守，这也深入影响了此后人们的价值观念。秦汉之际，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喊出了当时底层社会民众的真实愿望：只要不懈努力，每个人都有可能称王侯拜将相，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甚至站在权利的巅峰。这种强烈的进取精神与功利思想，使得每个人都在竭尽所能地付出本人的努力，以期获得相应的回报，在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环境中，“大丈夫这一观念恰恰迎合了群众的进取心理，进而成为秦汉之际普通民众心向

7、往之的伦理角色。此时，“大丈夫观念中自然增添了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的内容。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中以为：“工，指手工业工人；“功，工作；“攻，进行工作，三字同源。可见，“功与“攻都包含着注重个人的努力以及获得的实效的内涵，体现了一种进取精神。秦汉之际，秦的暴政虐民使得民众积怨颇深，六国旧贵族希冀能够复辟宗国，社会底层民众也积极寻求进身之径，以在乱世中提升社会地位、实现本身价值，故“自众卿下面，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能够讲，这一时期的“大丈夫观念中，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例如韩信微时，漂母饭信，信谓老妇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

8、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漂母这番振聋发聩的教导，让这个困厄之中的“大丈夫奋然而起。在这个“王迹之兴，起于闾巷的时代中，一个大丈夫，即便出身乡里民间、无祖业可袭，只要有秀拔之智能、顽强之意志，都有可能在危局中登高履险，成就大器与大业。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后，韩信的“丈夫之路峰回路转，“战必胜，攻必取，获得了辉煌的战绩。汉四年韩信平定齐国，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韩信封疆称王的意图特别明显，彼时，刘邦正被困荥阳，处境堪忧，不过在张良与陈平的暗示下，也满口应承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虽则刘邦此时封韩信，并非己愿，然而韩信战绩卓

9、越，是刘邦的重要倚傍，定为诸侯在当时乃丈夫之志的非凡成就，刘邦也不得不顺势而为，况且刘邦也曾远观始皇帝而慨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能够讲，秦末汉初这种充满进取精神与事功色彩的“大丈夫，在社会中成为一种备受推崇的伦理角色。二、功业分封思想如前文所述，秦汉之际的“大丈夫观念中，包含着实现个人价值、建功立业的丰富涵义，而巷闾阡陌之间的基层民众，最关注的是实际利益的获取、社会地位的提升，正如董仲舒所言“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秦末汉初之际，正是社会阶层剧烈变动重组的时期，底层民众拥有各种时机向上层流动，此时向上流动的有效通道便是建立军功、割据一方，实现分土封侯之业，如此便可保证本身及家族高爵厚禄

10、的世代传承。能够讲“大丈夫价值观念的追求体现为功业分封思想，在汉初的各个阶层中成为一种共鸣，上至六国故族、下至黔首百姓，都期望能够裂土分茅、封王拜侯，复辟与分封成为时代的主题。陈胜反秦伊始，武臣与张耳、陈馀率众攻打赵地，竭力讲服赵地豪杰追随陈胜：“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於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武臣的陈词得到了赵地豪杰的认同，收兵数万人。可见，当时“人豪的终极目的定位便是“成封侯之业，大丈夫或亲受矢石、斩将搴旗，或出奇画策、运筹帷幄，便是希望能够以军功成就“割

11、地有土之业。刘邦被困荥阳时，郦食其劝立六国后以打击项羽，张良闻之列举八条理由加以反对，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昼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显然，张良也并非反对分封，只是在分封的形式上与郦食其有异议，包括张良在内的六国故旧，不仅仅是为了国恨家仇才效力于刘邦，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逐鹿定鼎之间也分得一杯羹，能够获咫尺之封、博王侯之位。以刘邦为核心的军事集团无疑是各个割据势力中的翘楚，刘邦若能够酬功以封土，便会聚拢更多的武将谋臣，构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并取天下指日可待；而根据郦食其的思

12、路，一旦六国复立，追随刘邦左右的游士各归其故旧，多足鼎立的纷争之势虽可牵制项羽，但是对于刘邦的并取天下徒劳无益，不得不讲，张良确实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实际上，刘邦很早就接受了以城邑酬功臣的分封思路，韩信被萧何誉为“国士无双，力荐给刘邦为大将，韩信拜将之后，君臣之间有过一番恳谈，韩信言之凿凿：“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不难看出，韩信的丈夫之志与“成封土之业是联络在一起的，“成割地有土之业的价值取向在韩信身上留下了深入的时代烙印，而刘邦对韩信的陈词亦深以为然，自以为得信晚，可见当时功业分封思想影响之广泛。汉宣帝年间的杨恽在（报孙会宗书）

13、中，为本人狂放不羁的行为辩白，引董子之言曰“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确实，底层民众所关注的问题，往往并不是国家层面的理念与口号，而是能否脱离穷困匮乏的生活状态。秦末汉初之际，社会处于大震荡的节点，底层民众关心的是在新秩序的建立中，能否能够实现本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其时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大行其道。刘邦虽偶有倨慢不礼的无赖之行，但是楚怀王评价：“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太史公称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喜施者，以共享为乐事。实际上，刘邦所奉行的“以城邑酬功臣的分封理念，迎合了最大多数人的功利主义观念，做“与天下人共利的施恩者，使刘邦迅速成为当

14、时割据势力中的翘楚，吸引了一大批的猛将谋士，使人甘为己用。（汉书叙传上）记载了棠邑侯陈婴之母与安国侯王陵之母的事迹，能够讲充分体现了当时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念：班固对两位封侯的母亲大加赞扬，以为她们：“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实际上，探究当时的情势，秦汉之交，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天下共逐亡鹿，刘邦被视为最具实力的潜力股，“长者即谨厚者，（韩非子诡使）云：“重厚自尊，谓之长者，刘邦的实力与谨厚乐施是将来封王拜侯的有效保证，能够讲，陈婴母与王陵母完全是抱着朴素的功利思想，揆情度理，把筹码放在了能够与天下共利的“汉王身上，以期家族后代的富贵

15、安定。可见，秦汉之际功业分封思想已经成为民众的主流价值观念，大丈夫披坚执锐、创功立业的“鸿鹄之志，便是获取高爵厚禄，这种充满功利色彩的政治理想和价值取向，与刘邦的“以天下城邑封功臣的思路一脉相通，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西汉的创立。三、因功分封与汉之兴秦汉之际，群雄并起，六国之后希图复辟，恢复昔日南面称王的荣光，布衣与匹夫则希望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开拓更为广阔的上升空间，获得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反秦伊始，一方豪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很容易构成一个个地方割据的小集团，但是各自为政的地方势力也在不断地寻求一个愈加强有力的靠山，以最大程度地维护既得利益并实现将来收益的最大化。笔者以为，各路豪杰之士在楚汉之

16、争中不断甄别和选择，汉屡败而附之者众，楚屡胜而附之者寡，刘邦能在诸多的农民起义领导者中脱颖而出，与刘邦对群臣奉行“因功分封的原则密切相关，这无疑迎合了当时社会主流的功利思想。汉三年四月项羽发动反攻，围困荥阳，汉王问陈平何时能定天下，陈平为之分析天下大势时讲：“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陈平以为奖赏军功，最好的报酬就是爵位和封邑，在这一点上，刘邦“因功分封的做法，吸引了大批嗜利之士的归附，而项羽却恰恰相反，对麾下将士“于人之功无所

17、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显然，项羽对部下的酬赏，与当时的主流价值中所等待的回报相去甚远，故此项羽失去了很多人的支持。灭秦战争结束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以霸主的身份主持戏亭分封，在分封之初便提出：“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於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显然，戏亭分封的原则也是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诸将称善也表明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是以军功论赏的功利思想。但是戏亭分封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这个原则，项羽为了扩大个人势力、牵制异己，分封中“亲之则厚，疏之则薄：“先诸侯至坝上的刘邦，

18、固然未负怀王之约被封为“汉王，但所居之地并非富饶的关中，而是道险难出的巴蜀与汉中，其愤怒与郁闷可想而知；另封原秦朝三位降将为王，统治关中地区，以遏制刘邦，其中封章邯为雍王，董翳为翟王，司马欣曾有恩于项梁而被立为塞王；另一方面，作为地方豪杰的田荣、陈馀、彭越等人，其军事实力绝不容小觑，却连分封的资格都没有。项羽主持下的分封，暴露了种种的不公和粗疏，并没有使天下群雄服膺，项羽的霸业四面树敌、危机重重，面临宏大的挑战。与项羽的任人唯贤不同，刘邦在战争中比拟严格地根据军功大小多寡行赏分封，楚汉战争伊始，刘邦便公开公布：“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楚汉之争结束后，诸将共请尊汉王为皇帝，协助刘邦获得

19、胜利的功臣，依军功大小，共封异姓王八位：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楚王韩信、韩王信、赵王张敖、梁王彭越、长沙王吴芮、燕王卢绾。这些诸侯王，除卢绾因与刘邦亲幸“群臣莫敢望而被封王外，几乎都是楚汉战争中能够左右战局的气力：如韩信作为卓越的将领，战必胜，攻必取，谋士蒯通讲韩信反汉连楚：“当今两主之命县於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以为韩信完全能够与楚、汉并峙，“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彭越的实力也不可小觑，戏亭分封时其部众已达万余人，汉五年，楚汉战争进入了决战阶段，刘邦约彭越、韩信至固陵出兵相助，但二人未至，汉军即大败，张良讲刘邦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

20、。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穀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于是，刘邦对彭越、韩信许以膏腴之地，彭、韩皆欣然出兵会师垓下，终灭项羽。正如梁国大夫栾布所言：“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不可否认，在楚汉之争的拉锯战中，这些诸侯王足以影响天下定局，裂土封王乃天经地义之事。此外，依军功之多寡，受封列侯者一百四十三。能够讲，较之项羽的戏亭分封，高祖分封的规模和公平性更具讲服力，汉室之定天下，刘邦因功而封、“与天下同利的行事原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五年二月，诸侯及将相们共尊请汉王刘邦为帝，劝进曰：“大王起微细，诛

21、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从诸臣的角度出发，汉室之有天下，有功者均论功行赏，裂土而封，汉王实现了群雄的政治理想，加尊号为皇帝亦是顺理成章之事。刘邦称帝后，在洛阳南宫置酒宴请群臣，席间君臣论得天下之道，史载：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总结性的沟通发言中，君臣的回答迥然不同，作为皇帝，高祖更多地以为本人的知人善用是平定天下的关键，可见，刘邦强调的是本身的智慧与才干，突出了皇帝个人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诸将则是站在本人的立场上，以为高祖能够因战论功，计功封赏，与众臣分享天下，这才是汉室得立的关键所在。不难看出，群臣之见解恰恰反映了秦汉之际社会“大丈夫观念和“功业分封思想的广泛流行，普通民众建功立业的目的，是能够提升社会地位、谋求高爵厚禄，“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是当时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念，由是言之，“与天下共利才是高祖定天下的杀手锏。当然，异姓封王分散了汉廷皇权的掌控范围，使得西汉初年的皇权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这也为此后异姓诸侯的覆亡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