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法律(共7页).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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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选优质文档-倾情为你奉上北宋的法律司法机构北宋前期,实行增设新机构以夺旧机构职权,六部寺监职权大多为相应的新机构所夺,但涉及司法的刑部、大理寺,保留较多的职权,这在北宋前期的省、部、寺、监中是少见的。刑部作为朝廷司法政务机构,宋初掌管“律令、刑法、案覆、谳禁之制”,“掌覆天下大辟(死刑),举其违失而驳正之”,以及其他司法行政事务。设详覆官六员、法直官一员。淳化二年(991),从“中书五房”的刑房分出职权,设立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断(案)、(详)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这是在刑部复核后再复议。淳化四年,改为“大理寺所详决案牍,即以送审刑院,勿复经刑部详覆”,刑部详覆权被夺,详覆官随后也减为

2、三员。景德三年(1006),刑部“别增(详覆官)一员,专举驳大辟公案”。是对“断讫公案”,从银台司降到刑部极刑案库存档前,还要“分与详覆官看详,内有不当,即行封驳”。这是在大理寺依据各地“奏狱”的案件材料进行审断后,直接送审刑院详覆,“勿复经刑部详覆”的规定以后,刑部新增的死刑案最后详覆封驳权。熙宁四年(1071),还规定“刑部详覆官如疏驳得诸处断遣不当大辟罪每一人,与减磨勘一年”的奖励;如“失覆”一人,要“展磨勘一年”,累计失覆四人则要被罢官,说明直至元丰改官制前,死刑案件终审、详覆后仍须由刑部作最后详覆。咸平三年(1000),又“诏州府军监旬奏禁状,自今并送审刑院看详”,审刑院又分得对各州

3、府“旬奏禁状”的详覆权,但主要仍由刑部详覆。大中祥符四年(1011)起,“诸州旬申禁勘,设有用条不当,(刑部)自可举驳,不必别录按奏”,刑部在这方面权力更扩大了,而且司法行政方面的职权也始终由刑部掌管。综上所述,可见北宋前期的刑部仍保留较多的职权。大理寺是朝廷司法事务机构,北宋前期并不直接审案,“凡狱讼之事,随官司决劾,本寺不复听计,但掌天下奏狱(也称奏案,指需要上奏朝廷裁决的案狱),送审刑院详(覆)讫,同书以上于朝”,也就是“谳天下奏狱而不治狱”。设详断官六员,后增为十二员,又设检法官、法直官。大理寺只是依据各地上报的“奏狱”案件材料进行审断,然后报刑部,以后改为报审刑院详覆,大理寺的详断官

4、还每日轮差到审刑院商议上奏案件的文字。御史台除监察职能外还负有司法方面的职责,设检法官一员,掌检详法律;设推直官二人,“专治(御史台)狱事”。淳化初,设推勘官二十员分谳天下大狱,咸平初减为十员,后罢。各级地方官府州、府、县、厢、镇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即是审理案件,州府长官的司法助理为推官、判官,州府的司法职能部门有司录(录事)参军,审理户婚之讼,主要是民事案件;法曹(司法)参军,主刑法。北宋初,沿五代旧制,州府设马步院,开宝六年(973)改为司寇院设司寇参军,太平兴国三年(978)改为司理院设司理参军,专司审讯狱事;首都陪都则另设左、右军巡院,掌治安及有关案件的审讯,设左、右军巡使及判官。 旧五

5、代史刑法志。 旧五代史卷108苏逢吉传,卷129许迁传,卷107史弘肇传。 宋会要辑稿职官15 之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卯;卷34,淳化四年二月壬子。 宋会要辑稿职官15 之2。为了纠察首都开封各类司法审判机构的所有徒罪以上案件可能出现误判的情况,大中祥符二年(1009)设立“纠察在京刑狱司”,所有御史台(天圣八年前)、开封府、三司、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等机构,审判的徒罪以上案件,都要供报,如有必要则“追覆其案,详正而驳奏之。凡大辟,皆录问”,并可直接重新进行审讯,主要是侵夺审刑院的首都地区死刑案的详覆权。淳化二年五月“诏(诸路)转运使司,命常参官一人纠察刑狱”,这是设专职

6、路级司法官之始,次年十月罢。景德四年(1007)正式设诸路提点刑狱司,曾两度罢设,并其职权于转运司,后成为常设路级监察、司法机构。北宋前期由于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刑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大理卿、大理少卿、大理丞、大理评事等,北宋建国之初还实任其职,但不久相继都成为寄禄官名,并不任刑部、大理寺的职责,以判刑部事为刑部长官,所属各司设判司事为主管官,设详覆官以代原刑部的刑部司郎中、员外郎之职;以判大理寺事、权大理少卿事等为长官,另设详断官等以代大理正、评事等(初期还兼大理正、评事等官名)职责。此外还有临时设置的司法机构,“凡因事置推已事而罢者,诏狱谓之制勘院,非诏狱谓之推勘院”

7、。重大案件则下御史台狱,断案后由开封府、大理寺“究治”。法律、法规的制定北宋建立之初,运用唐代、五代的法律,史称:“国初,用唐律、令、格、式外,又有元和删定格后敕、太和新编(格)后敕、开成详定(格)、(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后唐同光刑律统类、清泰编敕,(后晋)天福编敕,(后)周广顺续编敕、显德刑统,皆参用焉”,可说是除了后梁的法律以外,唐代、五代的法律都在使用。北宋朝廷为了巩固政权,开始了统一法律的工作。自唐代大中刑律统类,采取“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便于运用,后唐、后周相继编撰刑统。建隆四年(乾德元年,963)二月,诏以后周显德刑统为基础增删改修;七月,修成重定刑统(史称宋刑统

8、)30 卷,也依唐律疏议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 篇;篇下设门,共213 门,律后附敕、令。宋刑统的律文,基本上抄袭唐律,改动不大,以及所编建隆编敕,“诏刊板模印颁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刻印的法典,后虽有数次小的修改,但大体沿用至宋末。 宋会要辑稿职官15 之29、15 之3。 宋会要辑稿职官24 之1、15 之6。 宋史卷163职官志刑部。 文献通考卷61职官考转运使、提刑。 文献通考卷167刑考六。自唐代以来,凡属律所未载者,例以敕判决,敕、律并行,为宋代所沿袭,编敕成集是重要的立法行为,历朝都进行。综合性编敕如太宗朝太平兴国编敕

9、、淳化编敕,真宗朝咸平编敕、大中祥符编敕,仁宗朝天圣编敕、嘉祐编敕、庆历编敕等,自咸平元年编咸平编敕,依照宋刊统分为12 门分类汇编。专门的编敕如农田敕、转运司编敕、礼部考试进士敕、一司一务敕、审官院编敕、群牧司编敕,此外还有铨曹格敕、贡举条制、嘉祐录令、驿令等等。制定与编集法令,成为北宋朝廷的重要职责。人治、法治并行时期南宋思想家陈亮曾对宋代以前的司法历史作了精辟的论述:“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中国古代的司法由人治为主,经人治、法治并治时期,再到以法治为主,是中国古代司法史发展的必经历程。但是,北宋前期的司法情况,还是人治、法治并行时期,宋神宗以后及南宋才是以法治

10、为主的时期。北宋前期的法律形式,也和唐代一样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律(刑统)是包括刑法、民法、诉讼法的法律条文,是判案定罪的主要依据;“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主要是有关制度的规定;“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是朝廷机构日常处理事务的规定;“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是朝廷的公文程式和行政细则。律为法律,令、格、式则多属法规。另以编敕以及一司一路一州一县敕等作补充。编敕依据宋刑统的分门编制,说明宋刑统,即律在法律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北宋前制定的多种法律、法规,为官员们依法判案提供了依据,而且初任官员都要学习律令。但是,正如文彦博在神宗初年所说:“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时弊”,

11、“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说明北宋前期的司法情况与唐末、五代相近。至于以不合情理为由,法外量刑,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往往增饰事状,移情就法”。史称:“律令者,有司之所守也。太祖以来,其所自断,则轻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然其末流之弊,专用己私以乱祖宗之成宪者多矣。”可说是北宋前期“人、法并行”司法情况的概括。 宋会要辑稿刑法1 之1。 新唐书卷56刑法志。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七月己卯。 陈亮集卷11人法,邓广铭编校增订本,中华书局1987 年版。前此论著虽提及此观点,但没有以之论述宋代法律史。司法机构宋神宗初年,司法机构与北宋前期基本相同。熙宁五年(1072),将三司

12、帐案改为提举帐司,元丰五年(1082)进行官制改革,将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帐司等归并入刑部,设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郎中、员外郎为所属四司长官。元祐元年(1086),将原纠察在刑狱司职权由刑部划归御史台,将原帐司职权从刑部比部司中划归户部。元祐三年,又将户部仓部司勾覆等案划归刑部比部司;罢大理寺古治狱,而依三司的旧例,另于户部设推勘检法官,“治在京官司应干钱谷公事”。 新唐书刑法志。大理寺成为最高审判机构,设卿一人、少卿二人为正副长官,以及正、丞、司直、评事等为属官,复设大理寺狱,少卿以下官员职务分左、右,左断刑、右治狱。元祐三年罢右治狱,绍圣二年(1095)复设。御史台在元丰改官制后主要

13、作为监察机构,而司法职权减少,废推直官,罢御史台狱;设检法官,检详法律。南宋时并省机构,但各司法有关机构仍保留。北宋后期及南宋的各级地方司法机构,大体与北宋前期相同,首都“行在所”临安府司法机构,有左、右司理院及府院。南宋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以及建康、镇江、鄂州等各地御前屯驻大军,都设有“推狱”,称为“后司”。制定法律、法规神宗朝制定法令日益完备,除了综合性的熙宁详定编敕、元丰编敕令格式、赦书德音、申明外,还有不少专门的法令汇编,如汇集司农寺主管的改革法令熙宁新编常平敕、元丰司农敕令式,科举、学校方面的熙宁贡举敕式、武举敕式、国子监敕令格式、武学新修敕令格式,经济方面的都提举市易司敕、茶法

14、敕式、盐法、水部条,保甲、将兵法及军事方面的熙宁五路义勇保甲敕、熙宁开封府保甲敕、元丰将官敕、熙宁详定军马敕,法律方面的熙宁详定尚书刑部敕、熙宁法寺断例,等等。“申明”、“断例”作为法律、法规,首次正式汇编成集。元祐时,废罢“新法”,修订法律、法规成为首要任务。元祐元年,不仅立即编成元祐详定敕令式,而且重行改修的元祐编元丰敕令格式,以及已经删修的元丰尚书户部、度支、金部、仓部格式等一系列新修或删修的法律、法规。哲宗亲政后主要是复行神宗时的法律、法规,而元符二年(1099)所修的元符敕令格式,则是相对地屏弃新旧党政见,部分地采纳元祐时敕令。好大喜功的宋徽宗时期,更是大举修订法律、法规,包括两浙、

15、福建路敕令格式、大观马递铺敕令格式、诸路州县学敕令格式、崇宁国子监算学敕令格式、崇宁国子监画学敕令格式等几十部法律、法规,几乎是无所不包。北宋末,法律、法规散失殆尽,高宗重建南宋,戎马倥偬,逃亡流离,无力修定新法。自北宋末靖康元年(1126)后,“法令变更,易于反掌”。到南宋初建炎四年(1129)时,嘉祐法、元丰法、政和法无不使用,而且,“自渡江以来,官司文籍散落,无从稽考,乃有司省已(记)之说,凡所与夺,尽出胥吏,其间未免以私意增损,舞文出入”。为了减少胥吏乘机舞弊作奸,建炎四年,官员们要求将“省、部诸司各令合干人吏,所省已(记)条例攒类成册”。绍兴二年(1132)正月,首先颁行南宋第一部法

16、律、法规绍兴重修敕令格式;绍兴三年,将“诸司编类到省记条令”,经敕令所审查后颁行。随后,由原广东转运判官章杰在未受金兵战乱的广南东路各地搜访抄录到北宋各种法律、法规1000 多卷,加上胥吏省记(包括案例),绍兴年间,重修一系例敕令格式及申明。南宋以后各朝也不断修定法律、法规。修定法律、法规,不论是综合性的还是部门的,北宋前期为“编敕”,自宋神宗时的元丰编敕令格式按照宋神宗对敕、令、格、式新的解释分类开始,包括各种部门的法令、法规,也都以敕、令、格、式分类进行编排,这是宋代法书编制的一次改革。但由于数量很大,很不容易找到需要的法令、法规。南宋孝宗时先编有乾道敕令格式,后增删成淳熙敕令格式。淳熙二

17、年(1175),宋孝宗下诏将吏部现行的改官、奏荐、磨勘、差注等条法分门别类,将同类的敕、令、格、式、申明编在一起,编成吏部(七司)条法总类,这是首次分类编辑的法令、法规汇编。淳熙六年,宋孝宗认为淳熙敕令格式“其书散漫,用法之际,官不暇遍阅,吏因得以容奸”,尚书省也提出:“海行新法(淳熙敕令格式)凡五千余条,检阅之际难以备见”。孝宗即下诏,将现行敕、令、格、式、申明,仿照吏部七司条法总类“随事分门修纂”,淳熙九年编成淳熙条法事类,则是法律、法规编纂中的新体例,便于法官的检阅,有利于依法审讯,这是宋代法书编制的重大改革,史称:“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淳熙末,官员们认为“新书尚多遗缺,有司引用,间有

18、便于人情者”,孝宗又命刑部修订。庆元二年(1196)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即是进行修订并加收以后的法律、法规文件分类汇编。传世残刻本存职制、选举、榷禁、财用、赋役、农桑、刑狱等16 门,及失题半门,门下设目,少则数目,最多达52 目,目下依敕、令、格、式、申明排列,所存虽不及全书之半,但仍能看到南宋法律、法规的概貌。封建法治时期司法由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陈亮所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正是对中国古代司法史的概括。而他所说的“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说明他认为宋朝成为封建法治社会,主要是从神宗时期开始的,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神宗时,编

19、制综合性及各种专门法律、法规,“以敕代律”,以及“申明”和“断例”具有法律地位,设新科明法及中举进士考试法律等,都是宋朝“任法”的标志。 宋史刑法志三、一、二。 宋史卷163职官志三。 宋会要辑稿刑法1 之33、34。宋初制定的建隆刑统,到宋神宗初年,历时100 多年,北宋前期以律(刑统)为主、律敕并行的制度,已不适应日益变化的形势。宋神宗虽然于熙宁四年(1071)对刑统进行了修订,却采取提高敕的地位,以敕代律。“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并且改变原先的律、令、格、式为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熙宁九年决定重修编敕,到元丰二年(1079)初步修成进呈时,宋神宗否

20、定了原先以诏令内容轻重来区分为敕、令、格、式的做法,并进一步确定区分敕、令、格、式的新标准:“设于此以待彼之至曰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谓令,治其已然之谓敕”。并指出:“修(法)书者,要当知此”,要求据此修改。元丰七年元丰编敕令格式成书时,更具体地规定为“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始分敕、令、格、式为四”。实际上是对北宋前期敕、令、格、式进行较为科学的重新分类,因而原载为敕者不少移作令。这不仅是“违敕法重、违令罪轻”,而是因为敕即是法律,而令、格、式属于法规,区分法律、法规的不同性质,对于封建法治是非常重要的。次于敕、令、格、式,而具有普遍法律、法规作用的

21、是“申明”,内容比较复杂,既有敕,即杂敕(此处指未收入敕、令、格、式的敕),也有尚书省的札子等,通常即称为“指挥”,即是经过审定,将具有普遍法律、法规性质的杂敕和札子,可以引用作为判案等依据的,称为“申明”,即所谓“以颁降指挥厘为申明”,“凡申明所载者,悉与成法参用”。未编为“申明”的,则只具有该敕或札子具体的法律、法规作用,而不能运用于其他事件。元丰七年编成元丰编敕令格式时,还单独编有申明。宋代判案时,“凡律、令、敕、式或不尽载,则有司引例以决”,这是补充法律不足的一种手段,但案例所判轻重未必恰当,官吏因而也可上下其手,或加重刑罚,或从轻判处,甚至“用例破(法)条”,编辑“断例”,对已往判决

22、的案例进行选择并编集成册以供引用,成为以法判案的组成部分,熙宁法寺断例就是规范引例判案的专书。官员熟悉法律、法规及正确判案,是进行“法治”的关键,熙宁四年进行科举改革,“旧明法科,徒诵其文,罕通其义”,也在废罢之列。另设新的明法科,称为新科明法,凡不能考进士科的可考新科明法,考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但是,当科举改革后的首届科举考试在熙宁六年举行时,应举新科明法的不多,为了改变“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的状况,随即诏令从今以后进士、诸科同出身及授官为试监、簿人,都要考试律令大义或断案后才任官职,如累试不中及不能就试的,中举二年后才任官职。七月,又规定除进士及第前三名外,都要考试律令大义、断案后才能

23、任官职。当熙宁九年“三年大比”之年来临之际,熙宁八年七月,练亨甫提出进士高科多担任州、府幕职官,“其于练习法令,岂所宜缓”。而且“前此习刑名者,世皆指以为俗吏”,对应举新科明法者,“推恩虽厚,而应(举)者尚少”,又“独优高科(前三名),不令就试”律令大义及断案,“则人不以试法为荣”。 宋史刑法志一;宋会要辑稿刑法1 之52、53。 陈亮集卷11人法、卷12铨选资格。 宋史刑法志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六月辛酉;卷344,元丰七年三月乙巳引(国史)刑法志。神宗因而“诏进士及第自第一人以下注官,并先试律大义、断案”。从此,新科明法逐渐受到重视,熙宁九年新科明法中举的已有39 名,不分等

24、;元丰二年达到146 名,分为二等,增加了2.7 倍多,当年录取总人数为602 人,新科明法占近四分之一。又规定凡考新科明法考试断案时,允许带律(刑统)、令、敕应考。新科明法逐渐受应举者的重视,“新科明法成,类其所试”而编成的元丰广案200 卷,是新科明法的试题(应是断案试题)汇编,是书的编辑刻印成书,正是这一趋势的反映。自“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颇垂意律令”。北宋前期,直至神宗时,“法令一藏于有司,而民未尝知之,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宋神宗时不仅公布法律、法规,而且有些士大夫“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传授讲习法律、法规,宋代“任法”的封建法治局面终于形成。元祐时旧党执政,在废罢一系列改

25、革措施的同时,作为改革措施之一的法制建设也受到打击,元祐元年(1086)四月,“立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编配法及告获赏格”,打击传授讲习法律、法规的士大夫。自宋神宗建立封建法治以后,直至南宋,虽有反复,但总的趋势,仍是“任法”。正如陈亮所说:“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而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而人固亦不能易矣”;尽管封建法治存在许多弊端,“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乐其有准绳也”。封建法治也促进了法医学的发展,法医学成为司法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慈在淳祐七年(1247)所撰的洗冤集录,是世界历史上传世最早

26、的经典法医著作,对验尸、自杀伤、他杀伤、毒品鉴别、现场勘察、犯罪侦查等论述详明。封建法治也促使法律、法规以及案例、判词的刻印传布,南宋建炎四年(1230)官员们提出编辑“吏部铨法条例,乞下越州雕印出卖”,宋高宗即要求各司加快编辑。而南宋后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则是佚名私人编集的南宋中后期诉讼判决书及朝廷公文的分类汇编,景定二年(1261)曾刻印,是书虽不具有朝廷所编断例可引用案例的法律地位,但仍具有“断例”的意义,可为各级地方官判案参考。南宋“孝宗究心庶狱,每岁临轩虑囚,率先数日令有司进款案披阅,然后决遣。法司更定法令,必亲为订正之”,强调依法判案,自己带头不“以私废法”,是南宋法治最好的时期。

27、到宋宁宗时,已经是“刑狱滋滥”。理宗虽然关心刑狱,但国事日非,政治腐败,司法的是否公正,主要依官员的品质而定。“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杀,则令证其当死之罪”。刑讯迫供,“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被刑而死,则以病死报申。宋史刑法志的概括,大体上反映了南宋时司法的真实情况。 宋会要辑稿刑法1 之54、55。 宋史卷201刑法志三。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3,熙宁六年三月丁卯;卷266,熙宁七年三月庚辰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1,刑书类元丰广案、断例。 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11,彭汝砺:乞悬法示

28、人状。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4,元祐元年四月癸巳。五代、宋的刑制为了镇压起义及维持治安,自仁宗嘉祐时,首先将首都开封府属县列为实行“重法”地区,以加强对盗贼的镇压,以后扩展重法地区,熙宁四年还制定盗贼重法,规定了一系列加重惩罚的措施。到元丰时,北方的河北、京东,南方的淮南、福建诸路都属于重法地区。五代、宋初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刑,笞、杖、徒刑各分五级,流刑分为四级,死刑分绞、斩两级。五代时对家无他丁及乐工、天文职事等人实行以杖刑代役。宋初乾德元年(963),制定折杖法,对笞、杖、徒、流四刑实行减刑,笞、杖刑减数,徒刑改为杖刑免役,流刑改为加杖配役。如笞自五十至一十,改为臀杖十、八、八、七

29、、七;杖刑自一百至六十,改为臂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徒刑自三年至一年,改为脊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流刑分为加役流、三千里、二千五百里、二千里,改为脊杖二十配役三年,二十、十八、十七均配役一年。但以后并未认真执行,笞刑、杖刑仍以旧数行刑,而徒刑折杖之数,如徒二年半至一年则为杖九十至为六十。崇宁二年(1103)更定笞法,改行小杖,笞刑五等仍自五十至一十,改决小杖二十至五。重和元年(政和八年,1118)又颁“递减法”,“徒二年半,杖九十者折十七”;“徒一年,杖六十者(折)十二”。笞刑仍自五十至十,改为笞十至五,但是仍未执行。史称:“在徽宗时,刑法已峻,虽尝裁定笞杖之制,而有司犹从

30、重比”。南宋初才开始行用“政和递减法”,还实行“折杖减役”,如笞(民)或小杖(军)二折大杖一,大杖二折脊杖一;“应决(杖)而役者”,每役二十七日当大杖一、七日当笞一,零日数各当一,以减应决杖数;“应役而决(杖者)”,则每脊杖一当役五十四日,大杖一当役二十七日,笞一当役十四日,以折减应役日数等。到理宗时,州县行刑已无法纪可言。五代,行决杖、配、流,刺配则创自后晋,天福三年(938),韩延嗣本判死刑,因“罪有可疑,法当在宥,徒二年半,刺面配华州,发运务收管”,刺面是加刑。五代时刺配加役的流刑,不服杖刑,而役满即放,或遇赦即放,而流刑最远限在三千里。宋初沿行五代刑制,但自宋初行折杖法之后,“犯徒者加

31、杖免,犯流者加杖配役,其情罪尤重者更为加杖刺配之法”。而宋代徒刑、流刑都加杖、刺、配,而且没有地里、时间的限制,“今刺配者,先具徒、流、杖(指折杖)之刑而更黥刺,服役终身。其配远恶州、军者,无复地里之限”。最初,刺配只是很少数罪重者的加刑,但犯刺配的罪名越来越多,真宗(大中)祥符编敕中刺配之罪有46 条,仁宗初的天圣编敕中增为54 条,到庆历编敕中已增为99 条,外加取旨定罪的又有71 条,实际共计170 条,到了神宗熙宁三年(1070)时,已是刺配之法200 余条。南宋“淳熙配法”多达570 条,分为永不放还、海外州军、远恶州军、广南、三千里至五百里(六等)、邻州、本州、本城、不刺面。 陈亮

32、集卷11人法、卷12铨选资格。 宋会要辑稿刑法1 之34。 文献通考刑考六;宋史刑法志二。 庆元条法事类卷73刑狱门三折杖减役。通常判徒刑配五百里以下,判流刑配一千里以上,判徒刑而配五百里以上者常不放还乡。决杖、刺、配成为流刑、徒刑的加刑,适用于犯罪百姓及文武官员。熙宁二年(1069),房州知州张仲宣贪赃枉法,应处绞刑而“贷死,杖脊、黥配海岛”,改为“免杖、黥,流贺州”。而宋史刑法志:“自是命官无杖、黥”之说则不确,只是此后命官大多能“免真决(杖)、不刺面”,但也有不少命官仍决杖、刺面配流,南宋权发遣横州(今广西横县)皇甫谨,“决脊杖二十、刺面、配梅州”;也有免杖但刺面的,如南宋广东提刑石敦义

33、,“特贷命,为癃老免真决(杖),.永不收叙,刺面配柳州牢城”;还有只决杖而不刺面的。判刺、配罪人不论原先是不是军人,通常都刺配为各州“牢城”或其他厢军,称为“配军”。“牢城”厢军为各州所必备的厢军,主要是收容“配军”从事州城的各种杂役。而且不少州只管牢城厢军一指挥(200 至500 人)外,别无其他厢军。也有免去杖刑、刺面而配作其他厢军,如宣节军、运粮军等,则与招募的厢军相同,只刺厢军军号;也有刺配入禁军从事杂役的。“不刺面”的罪犯,通常也配充“牢城”等厢军从事杂役,也称“配军”。编管、羁管是低于配军(刺面、不刺面)的刑罚,通常徒罪为配军,五犯杖罪为“编管”,徒罪减为杖罪的也改为编管,“谓如徒

34、罪配、杖罪编管者,虽减等,徒罪仍配,减至杖者编管之类”,编管相当于一年期徒刑。此外,重法地区犯劫盗罪者的妻子,连坐的家属,年老及残疾人犯徒罪者,士人犯罪以祖荫听赎罪者等,都在编管之列。“羁管”略低于编管,两犯杖罪以上即可能被判羁管;罪人连坐的家属等也可判羁管。犯罪官吏常被判处编管,也有二千里、邻州等之分;更多的是被贬免官的官员被处以编管、羁管。被编管、羁管者不许出城,须每月(北宋时每旬)亲到长吏厅接受查验,自南宋中期起,原是命官者不须亲去受检而由厢官呈报情况。被编管、羁管者遇赦,十年、十二年以上,年老(六七十岁)及笃疾者等可解除编管、羁管。而被判“永不放还”的编管、羁管者,满六年即可在当地落户

35、。低于羁管而也依配法配于他处的,还有犯某事断配为奴、婢的。低于编管、羁管的还有“移乡”,也称“迁乡”,主要是犯盗贼罪和其他犯罪轻而不宜住原地者,及刺配犯人遇赦放还、不准回原地者判“移乡”。移乡相当于一年期徒刑,也有五百里、邻州之类。移乡人与刺配、编管、羁管等一样,其家属是否随行听自便,配海岛者不许带家属。而劫盗的知情者、藏匿者拆毁房屋,迁徙家属。移乡人通常不许回家乡,非永不移放者经赦而原犯罪轻者经十年,稍重者十五年,重者二十年,可以自由居住。宗室犯罪轻则判“拘管”,年满或遇赦放免;犯死罪免死的,不判刺、配而判“锁闭”。北宋时主要由大宗正司刑案执行,南宋时除由大宗正司执行外,主要由南、西外宗正司(分设于泉州、福州,今皆属福建)执行,拘管近似编管,锁闭则失去行动自由。普通人被判编管、羁管,如无“保识人”,也被处“锁闭”,失去行动自由,常致饥饿、疾病而死,南宋孝宗时规定日支钱、米,有病则医治。 五代会要卷9议刑轻重。 历代名臣奏议卷211,张方平:请减刺配刑名札子。犯罪最重者判死刑,宋初沿五代旧制分绞、斩两等,后增列凌迟,而绞刑常判决重杖处死,因而死罪等级改为处死、处斩、凌迟三级,此外,亦有被处以不列入等级的腰斩等。专心-专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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