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困境_腐败本质的一项实验研究_姜树广 (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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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腐败的困境: 腐败本质的一项实验研究*姜树广陈叶烽内容提要: 腐败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大毒瘤而普遍存在于各国的各个历史阶段， 破坏社会正义且阻碍经济发展。然而， 时至今日我们对腐败本质的认识仍然是滞后的， 流行的委托代理的分析框架不足以为反腐败实践提供足够的指导。腐败本质上表现为一定群体的社会困境问题。在经典的贿赂博弈实验背景下， 本研究使用实验方法考察了当群体面临“集体失败” 风险的腐败决策。研究结果表明， 由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实验中普遍的腐败行为导致群体陷入平均收益低于无腐败收益的“腐败的悲剧” 。本文还对性别、 风险态度、 信任水平、 腐败信念、 亲社会性等个体特征在腐败行为的影

2、响进行了考察。关键词: 腐败社会困境集体失败实验*姜树广，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深圳证券交易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邮政编码: 518038， 电子信箱: jsg123000 sina com; 陈叶烽( 通讯作者)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 310027， 电子信箱: lenggone gmail com。作者感谢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项目批准号201404) 、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3AZD061) 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项目批准号 13CJL004) 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项目批准号 2015QN

3、A201) 对本研究的资助， 感谢 MarieClaire Villeval 教授和黄少安教授的悉心指导和资助， 感谢浙江大学吴丹博士在实验过程中提供的协助， 最后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但文责自负。落马省部级及军级以上高官名单报道见中国经济网: http: / /www ce cn/xwzx/gnsz/gdxw/201511/19/t20151119_7061270shtml。一、引言腐败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 两千多年前出现的中国首部编年体史书左传 中就有“大夫多贪， 求欲无厌” 和 “政以贿成” 的记载。王亚楠( 2003， 第 10 篇) 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论述到中国的

4、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仍然面临较严重的腐败问题(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1) ， 有些国家长期陷入腐败的陷阱不能自拔( Serra， 2006) 。当今各国都积极治理腐败问题从而为经济发展扫清障碍， 中国也正在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腐败战斗。截至 2015 年 11 月 18 日， 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两年多时间内已有 130 多名省部级或军级以上高官和大量国企高官因腐败问题落马，表明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在经济学界， 尽管也有一些学者指出腐败在一定程度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Leff， 1964;Lui， 1985)

5、， 但更多的研究表明， 腐败会抑制经济增长( Mauro， 1995; Mo， 2001; Meon Sekkat， 2005;Fisman Svensson， 2007) ， 造成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Gupta et al ， 2002; Olken， 2006; Blackburn，2012) ， 导致资源的无效率配置( Bertrand et al ， 2007) ， 以及在教育、 卫生、 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扭曲( Tanzi Davoodi， 1998; einnika Svensson， 2004) 。另外， 腐败还作为一种主要的非正义， 破坏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 Yo

6、u， 2007) 。认识腐败问题的本质是有效治理腐败的重要前提。目前的文献基本都是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对腐败决定机制和反腐败措施进行考察( Abbink Serra， 2012) 。然而， 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的严重腐7212016 年第 1 期败现象和和大量反腐败工作的失败对以委托代理视角的腐败理论提出了挑战( Persson et al ，2013) ， 这一理论无法对委托人缺位情况下的腐败行为动机和腐败治理提供有效见解。腐败在现实中表现为贿赂、 贪污、 裙带关系、 拉选票等多种形式，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下千差万别，呈现出多元化的本质特征。本文认为， 腐败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困境， 所有人都是

7、腐败的受害者， 但是个人却从腐败行为中获益， 搭便车的机制导致群体陷入腐败的陷阱。这种腐败的社会困境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 在商业环境、 组织机构中都广泛存在。如腐败的商业环境破坏了公平竞争和市场效率， 使整个市场恶化， 而企业为了生存则不得不参与腐败。以上文献发现的腐败对经济发展的抑制正是这一困境在全社会的体现。本研究首次用实验方法对腐败作为社会困境问题这一理论判断进行验证。由于腐败的非法性和隐秘性， 实验方法可避免基于受访者主观态度调查研究的不足， 直接在微观层面对腐败行为做出观测。在 Abbink et al ( 2002) 的经典贿赂实验的基础上， 我们引入一种“集体失败” 的内生机制来

8、取代原实验中 “突然死亡” 的外生惩罚机制， 从而将腐败决策置于社会困境的情境之中。具体来说， 在一定数量的企业角色和官员角色者的互动贿赂博弈中， 当接受贿赂的官员数量超过一定比例时， 所有官员将面临一定的风险发生集体失败， 集体失败会导致所有官员损失其大部分的收益。这一实验设计体现了集体理性与个体自利相冲突的社会困境， 尽管腐败在群体层次上是不可取的， 然而实验中出现极高的腐败率， 最终导致所有人的平均收入低于无腐败的情况， 出现“腐败的悲剧” 。另外， 本研究在微观层面考察了广泛的腐败决定因素， 包括: 性别、 年龄、 政治身份、 信任水平、 风险偏好、 腐败感受， 以及亲社会合作性等，

9、从而为腐败的本质提供深刻理解。二、腐败的本质: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 腐败的定义与基本分析框架Aidt( 2003) 在其综述文章中指出 ， “腐败是一种具有多面性的现象而很难对其做出一个精确而全面的定义” 。腐败通常在各个国家都被视为一种违法行为而为法律所禁止， 许多定义都以此作为根本， 如 Shleifer Vishny( 1993) 认为腐败是“政府官员为了个人的收益而出卖政府权力的行为” ， Jain( 2001) 定义腐败为“一种政府官员使用权力以违反游戏规则的方式获取个人好处的行为” ， Svensson( 2005) 把腐败概括为 “政府官员为私利滥用职权” ， Baner

10、jee et al ( 2012) 则定义腐败为 “官僚或民选的官员为私利破坏规则” 的行为。这些腐败的定义表明腐败只是单个官员的行为而与政府的整体规则所不容， 腐败的个人利益存在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以Becker Stigler( 1974) 和 ose Ackerman( 1975) 等为代表， 大部分关于腐败的理论都建立在委托代理的分析框架之上， 委托人可以是选民或政府的高层官员， 代理人则是可以接受贿赂或侵吞公款的单个政府官员。在仁慈的委托人( benevolent principal) 观点看来， 政府的整体是委托人， 具体的官员是代理人， 腐败水平取决于管理官员系统的制度设计。在

11、此基础上， 有效的反腐败制度能够对官员的行为提供适当的奖惩， 使腐败的期望收益低于清廉行为的收益。高薪养廉制度和对腐败的严刑峻法便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而在关于政府“掠夺之手” 的观点看来( Myerson， 1993; Shleifer Vishny， 1998; Persson Tabellini， 2002; Besley， 2006) ， 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有寻租和腐败的倾向， 政府不值得信任， 从而才有严重的政府腐败问题存在， 因此政府的管理者是代理人角色， 而公民大众作为委托人。是否采取民主制度( Ferejohn， 1986; Treisman，2000) 以及具体的选举制度的差别

12、( Myerson， 1993; Ferraz Finan， 2011) 则被认为可以影响腐败水平。821姜树广、 陈叶烽: 腐败的困境: 腐败本质的一项实验研究但是 Shleifer Vishny ( 1994) 也指出民主的政府由于可能被利益集团 “捕获” 而成为为其服务的工具。( 二) 腐败本质的经济学实验研究Abbink et al ( 2002) 是第一篇对贿赂腐败的本质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实验文献， 对后续的腐败实验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作者研究了贿赂腐败中涉及的三方面重要特征: 一是行贿者和受贿官员之前存在的信任与互惠关系; 二是对其他人产生负的外部性影响; 三是这种违法行为面临被惩罚

13、的危险。Abbink et al ( 2002) 使用了一种叫做“突然死亡” ( sudden death) 的外生严厉惩罚来刻画腐败面临的惩罚特征， 即腐败者有 0. 3% 的概率被查处， 而一旦查处， 行贿者和受贿者会同时失去所有收益并被逐出后续轮次的实验。该实验结果显示互惠可以帮助建立稳定的贿赂关系， 而负外部性没有明显的影响， 惩罚的威慑可以显著降低腐败水平。在 Abbink et al ( 2002) 的基础上， 大量经济学实验发展起来， 对腐败的微观基础进行研究， 如对性别因素( Frank et al ， 2011) 和文化因素( Banuri Eckel， 2012) 在腐败中

14、的作用的研究。由于腐败被认为是一种反社会的犯罪行为， 腐败行为的动机除了物质利益之外， 羞愧、 内疚等道德情感的内在动机应该也会具有重要影响( Abbink Hennig Schmidt， 2006; Barr Serra， 2009 等) 。雷震( 2013) 则通过集体腐败和个体腐败中的行为差异对腐败的本质进行了考察， 发现在集体决策中的腐败水平更高， 并认为是集体决策的高理性和低心理成本发挥着作用。对于反腐败措施的研究基本是沿着委托代理模型的框架进行的。Olken( 2007) 、 Armantier Boly( 2011) 、 Van Veldhuizen( 2013) 等通过实验将高

15、薪养廉机制对反腐的作用进行了研究。Azfar Nelson( 2007) 、 Barr et al ( 2009) 、 Serra( 2012) 则考察了监督能力在腐败抑制中的作用。其他的一些重要机制如官员的任期轮换( Abbink， 2004) 、 信息的作用( Berninghaus et al ， 2013) 、 中介方角色( Drugov et al ， 2014) 、 不对称责任( Abbink et al ， 2014) 等都得到了考察。这些研究通常的发现是高的工资、 严格的监督和严厉的惩罚可以降低腐败行为， 从而认为治理腐败的根本机制在于改变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收益结构。( 三)

16、作为社会困境问题的腐败委托代理模型视角下反腐措施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委托人可以担当控制腐败的角色这一基础之上( auch Evans， 2000) ， 但是如果委托人自身同样腐败， 不去监督和惩罚他人的腐败时， 委托代理机制就会失效。委托代理理论也无法对历史上以及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呈现的系统性腐败给出解释和提供有力的政策主张。即使在政治代理理论框架下， 公民能够执行委托人权力的主要渠道不过是参加选举。但是选举本身并不能对现实中的大量官员施加监督， 公民既没有动机也没有能力对单个的官员进行监督和惩罚。唯一有效的方式可能只是通过选举的方式使现任政府下台， 以此作为对现任政府腐败行为的威胁。这种威胁只是

17、针对现任政府官员整体的一种风险而并不会成为单个官员的委托人控制。因此， 委托代理机制在现实中就可能完全失效， 不论是政府高层还是公民作为委托人都难以有足够的激励去控制腐败， 这在腐败盛行的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社会困境问题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分析涉及人类面临的诸如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等重大问题，同时也广泛应用于公共政策的分析中， 然而在腐败的文献中鲜有出现。本文首次提出将腐败作为一个社会困境问题， 认为腐败的重要本质表现为群体协调的失败， 即对整个群体保持清廉是最优决策的情况下， 单个成员存在腐败的搭便车激励可能导致群体的悲剧结果。 。一个政府是由一群官员组成的， 官员共享来自国家繁荣和良好的政府治理

18、所带来的整体利益。一个政府的运行需要所有官员的合作， 这需要他们忠于职责并公正地执行法律。事实上政府作为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安排， 对于人类合作秩序的维持扮演核心角色( Baldassarri Grossman， 2011) 。政府作为第三方的执行机构为人类的相互合作提供保障， 这种惩罚系统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 Sigmund et al ， 2010) ， 因而需要更高程度的合作来保障。由于腐败行为的9212016 年第 1 期高收益， 对于单个官员来说在腐败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从事腐败总是一件诱人的事情， 从而在纳什均衡的结果来看， 腐败总是单个官员的最优选择， 然而这对于官员的总体来

19、说情况则不然。根据腐败的通常定义可以看出， 这种行为被政府的规则所禁止， 腐败不可能是政府总体的策略。因为政府本身可以通过税收这一合理途径来提高收入。当一个政府中超过一定比例的官员腐败时，政府就会陷入一系列的困境之中， 比如腐败带来的政府声誉的损失会引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等。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社会困境问题的腐败不同于经典的公共物品问题( Olson， 1965) ， 因为官员们并不需要投入努力到一项合作的任务中， 他们的合作来自不去做一件给自己带来好处而伤害群体利益的坏事， 腐败实际上表现为“公害品” ( public bads) 。腐败也不同于通常的公共资源问题( Hardin， 196

20、8) ， 因为腐败的成本并非直接由其他的官员承担而是更主要地施加于社会公众。因此在短期其他的官员就没有足够激励去监督和惩罚腐败的官员。腐败问题与其他社会困境问题相比， 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其涉及利益相关而又分离的两方， 即官员和社会公众。本文的基本研究框架同时拓展了腐败和社会困境问题研究的视域。三、实验设计与理论预测为了捕捉腐败社会困境问题的本质， 本研究在 Abbink et al ( 2002) 贿赂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为了更全面地考察腐败的本质特征， 本研究保留了 Abbink et al ( 2002) 原实验中两方面的重要特征: 腐败的信任与互惠本质， 以及对他人的负面伤害。为了找到

21、这两方面特征的更充分证据， 本研究还通过附加的实验和问卷调查对实验参加者的风险态度、 信任、 亲社会性、 腐败意识等进行了考察。特别地， 本实验引入一种特殊的“集体失败” 的机制代替了原实验中的外生惩罚机制，这一独特的设计将官员决策的情境从委托代理框架转向社会困境的框架之下， 官员角色的动机涉及到整个官员群体的互动博弈。表 1彩票实验彩票事件支付可能性1A5050%B5050%2A9050%B3050%3A13050%B1050%4A17050%B1050%5A21050%B3050%6A22050%B4050%( 一) 彩票实验本研究涉及相互独立的两个实验。实验 1 为借用 Eckel Gr

22、ossman( 2008) 的简单彩票实验， 以此来测度实验参加者的风险偏好。参加者需在表 1 的 6 只彩票中选择一只期望执行的彩票，每只彩票有 50%的可能性获得一个较高的收益。彩票实验在每次实验的最开始进行， 但是彩票选择的结果要在实验最后才会知道， 所以本部分的结果不会影响第 2 个贿赂实验中的决策行为。( 二) 贿赂实验与集体失败实验 2 为一个贿赂实验， 每次实验由 20 名参加者组成一个组并随机划分为 10 个企业和 10 名政府官员， 这种参与者类型在整个实验过程保持不变。其中一个企业和一个政府官员会随机配对， 这种配对关系也在实验中保持不变。企业和政府官员进行30 轮重复且每

23、轮相互独立的决策。假设企业希望实施一个项目， 本项目为企业带来好处但是会给其他企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每一轮， 企业都可以选择以一定数额的实验代币( 以“点数” 表示) 贿赂对应的官员以期官员同意实施该项目。如果企业选择不贿赂， 则官员直接进入选择是否同意项目实施的决策阶段。如果企业进行贿赂， 可以选择从 1 到 9 的点数， 这时不论官员是否接受贿赂， 企业都需要承担1 点的转移成本。如果官员拒绝接受贿赂， 除了企业支付的 1 点转移成本， 双方的账户都保持不031姜树广、 陈叶烽: 腐败的困境: 腐败本质的一项实验研究变。如果官员接受贿赂， 则企业的账户中减少相应的点数， 而官员的账户则

24、增加贿赂额的 3 倍。在进行是否接受贿赂的决策后， 官员需选择是否同意企业实施项目。如果官员禁止项目实施， 官员和企业的账户都增加 36 点的保留收入; 如果官员同意项目实施， 企业的账户增加 56 点， 官员的账户增加 33 点， 同时组内的其他企业的账户会遭受 2 点的损失。需要指出的是， 在 Abbink et al ( 2002) 和 Abbink Hennig Schmidt( 2006) 原文献中， 同意项目会给所有其他人带来损失， 但是这种情况下存在官员之间的消极互惠行为 ( negativereciprocity) ， 本研究更改了这一设计以剔除官员之间的消极互惠。具体在本实验

25、中， 同意项目只会对其他企业造成损失而其他的官员则不受影响。本设计同样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如企业通过贿赂官员得到不正当竞争优势就是伤害其他企业的典型例子( Gneezy et al ( 2013) 研究了类似的情形) 。特别地， 在每一轮中， 如果接受贿赂的官员数量超过60%( 也就是6 名官员) ， 一种 “集体失败”的情况就可能发生， 发生的可能性为 60%。当集体失败时， 所有的官员会损失掉全部当轮收入的80%。这一设计体现了腐败的社会困境本质。根据 Ostrom( 1998) 的总结， 社会困境是指个体在相互依赖的情形下做出独立决策的情景。实验中所有官员的决策都是独立做出的， 但是集

26、体失败的机制将所有官员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样官员在进行决策时， 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自身行为的成本与收益， 还需要考虑他人可能的选择和整个群体的利益总和。与这一集体失败机制接近的可能要算 Milinski et al ( 2008) 和 Tavoni et al ( 2011) 等发展的“集体风险社会困境” ( collective risksocial dilemma) 。在这类问题中， 人们需要对一个公共的基金贡献以避免可能的严重损失， 刻画了人类在面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灾害中的合作行为。腐败的本质与环境恶化类似， 实际上表现为“公害品” 。这一设计体现当社会腐败程度较严重时， 就会产生严重

27、的负外部性而导致群体的严重损失。( 三) 理论预测根据纳什均衡的预测， 在一次性博弈中官员永远不会同意执行项目， 因为执行项目的收益低于禁止项目( 33 点 36 点) 。知道官员一定会背叛， 企业的最优策略就是不贿赂， 那么唯一的纳什均衡只能是( 不贿赂， 禁止项目) ， 所有人的每轮收益都是 36 点。在有限轮次的重复博弈中， 根据倒推归纳法， 唯一子博弈纳什均衡仍然是企业不贿赂， 官员禁止项目。所以贿赂的发生需要企业和官员之间的信任与互惠。在实现中也的确如此， 由于腐败的非法性， 贿赂双方并不存在可执行的契约关系， 贿赂的实现依赖于信任和互惠。既然信任和互惠对腐败的实现如此重要， 那么个

28、体的信任水平必然影响腐败水平。为此， 我们使用调查的方式对个体的信任水平进行测度并有如下的理论假设:假设 1: 信任度高的个体更倾向于进行贿赂并在贿赂时提供更高的数额。假设企业和政府官员之间可以有效地建立起信任和互惠， 企业和官员的最优决策是否就变成了( 贿赂， 接受， 同意) 呢?当把所有的官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可以看出接受任何贿赂的期望收益远小于拒绝贿赂的保留收益 36 点。因为在高达 60% 的集体失败风险下， 即使当企业提供最高的贿赂额 9 点时， 官员的期望收益为 31. 2 点， 且官员接受贿赂但禁止项目时的期望收益仅为 32. 76点。作为企业的整体同样如此。即使在最优的情况下

29、， 即只贿赂 1 点并且官员接受并同意项目， 则1312016 年第 1 期Abbink Hennig Schmidt( 2006) 解释了为什么企业要支付转移成本以及官员为什么得到 3 倍的转移点数。本研究对 Abbink et al ( 2002) 和 Abbink Hennig Schmidt( 2006) 原实验设计中的一些参数也进行了调整。在原实验中， 转移成本为2 点， 官员同意项目时的收益为30 点， 负外部性影响为3 点。总的来说， 我们的更改使腐败行为比原实验更具有吸引力。单个企业的收益为 56 1 1 2* 9 =36 点。所以对于不论是官员总体还是企业总体， 群体的最优决

30、策仍然是( 不贿赂， 禁止项目) 。然而作为单个的企业或政府官员， 如果在他人不腐败的情况下成功腐败， 则可以得到远高于保留收益的超额收益。由于在群体成员之间没有可执行的契约保障，那么不论他人的选择是什么， 单个个体的最优选择总是腐败。唯一例外的情况是当已有其他 5 名官员接受贿赂的情况下， 这时一个官员的最优选择是不接受贿赂。然而任何官员不可能有其他官员行为的准确信息， 只能大概根据对其他人腐败程度的信念进行决策。在实验中群体的理性与个体理性发生冲突， 因此有如下的假设:假设 2: 尽管群体的最优决策是不腐败， 但是单个的企业和官员都有搭便车的动机而使群体偏离最优的路径， 造成群体的悲剧后果

31、。由于本实验中腐败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 因而越风险偏好的个体应该越容易从事腐败。另外，由于腐败的社会困境本质以及腐败的负外部性， 具有利他的亲社会合作性的个体会倾向于不腐败。正如前文论述指出， 腐败是一种反向的合作， 那么一个在合作情境中越倾向贡献的个体应该在腐败情境中越倾向于清廉。对社会腐败水平或实验中腐败程度具有较高信念判断的个体会因具有更低的道德成本而倾向于腐败， 对腐败行为持有较高合理性信念的个体也会内在正义化这种行为而倾向于腐败， 据此有如下假设:假设 3: 越风险偏好的个体越容易腐败; 个体的亲社会合作性与腐败程度呈负向关系; 腐败程度感受和腐败合理性信念与腐败呈正向关系。( 四)

32、 实验过程本实验全部使用 Z Tree( Fischbacher， 2007) 软件在电脑上完成。全部的实验共分成 6 次于2014 年4 月至5 月在浙江大学进行。实验被试为浙江大学的学生， 共120 名学生参加了实验， 每次20 人为一组。参加者来自工学、 理学、 社会科学、 文学等广泛的科学领域， 并在实验中随机获得身份和角色以确保整个过程的完全匿名。被试首先在实验操作者的指导下阅读实验说明。本研究的实验说明参照 Abbink Hennig Schmidt( 2006) 使用了腐败框架的语言， 即指明企业和官员的角色身份， 但是没有适用明确的“贿赂” 和 “腐败” 的说法， 而是使用了

33、“转移” 来代替 “贿赂” 。为了确保所有被试理解实验的规则和收益情况， 所有被试需在学习完实验说明后回答电脑程序给出的 8 道控制性问题。这些问题测试参加者对企业和官员角色以及收益的理解， 使他们明白最大化的收益情况和社会困境的情况。直到所有人都能够正确回答所有问题实验后才可以正式开始， 因此可以确保参加者都了解实验的规则。正式实验中首先进行彩票选择的实验， 选择后进入重复 30 轮的贿赂实验， 在贿赂实验结束后参加者可以知道自己的最终收益情况。之后我们需要参加者完成电脑程序提供的调查问卷。每次实验持续大约90 分钟， 参加者平均得到47 元的收入( 含5 元出场费) ， 其中最低收入为33

34、 元， 最高收入为 64 元。实验支付在最后由不参加实验操作的其他助手以现金的方式付给参加者。四、实验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表 2 报告了实验参加者的性别、 年龄、 政治身份等人口统计学特征， 以及彩票实验结果和主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231姜树广、 陈叶烽: 腐败的困境: 腐败本质的一项实验研究亲社会合作性在本研究中表示个体在一项公共捐款中的贡献意愿， 度量个体利他的合作倾向。受篇幅所限文中没有报告具体实验说明和其他相关资料， 如有需要可同作者联系。表 2描述性统计统计量企业角色政府官员角色全部样本年龄21. 13( 2. 30)21. 12( 2. 21)21. 13( 2. 25)性

35、别0. 48( 0. 50)0. 40( 0. 49)0. 44( 0. 50)党员0. 32( 0. 47)0. 18( 0. 39)0. 25( 0. 44)长期学生干部经历0. 55( 0. 50)0. 63( 0. 49)0. 59( 0. 49)风险态度4. 20( 1. 39)4. 22( 1. 42)4. 21( 1. 40)信任2. 85( 0. 92)2. 82( 0. 83)2. 83( 0. 87)受贿合理性7. 13( 1. 90)6. 48( 2. 59)6. 81( 2. 29)腐败容忍度4. 08( 2. 15)3. 92( 1. 95)4. 00( 2. 05)

36、亲社会合作性380( 254)392( 246)386( 249)实验中腐败感受3. 37( 0. 80)3. 92( 0. 49)3. 64( 0. 72)社会腐败感受2. 50( 0. 74)2. 47( 0. 59)2. 48( 0. 67)注: 表中统计量为均值， 括号中为对应的标准差。性别的统计男性为 1， 女性为 0; 党员和长期学生干部经历均为 1 表示是， 0表示否; 风险态度为对应实验 1 彩票选择中从 1 至 6 的刻度; 信任水平为从 1 到 5 的刻度， 数字越大信任水平越低; 受贿合理性为从 1 到10， 依此增强; 腐败容忍度从1 到10， 依此增强; 亲社会合作性

37、为从0 到1000， 以100 递增的刻度; 实验中腐败感受为从1 到5 的刻度， 1 表示认为所有官员都接受贿赂， 5 表示认为没有官员接受贿赂; 社会腐败感受从 1 到 5， 1 表示认为所有官员都腐败， 5表示认为没有官员腐败。根据彩票实验的结果， 被试中超过一半( 50. 8%) 为风险规避者， 另外 27. 5% 为风险中性者，21. 7%可以划归为风险偏好者。对陌生人信任水平的分布相对均匀， 更高比例的人群表现出一定的信任， 这与全球价值观调查中， 中国人具有较高的信任水平的结论是一致的。比较特殊的现象是接受贿赂合理性的均值为 6. 81， 更多人表示腐败具有较高的合理性， 显示在

38、中国文化中对腐败认识的独特性。相对来说对腐败的容忍度则比较低， 似乎大家都非常讨厌腐败而又认为其存在合理的成分。大多数人都认为不论在实验中还是在社会现实中都存在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图 1 报告了所有企业在 30 轮中的平均贿赂额和对应的项目同意率情况。所有企业都至少在一轮中进行了贿赂， 最高的平均贿赂额为 8. 6 点， 最低为 0. 067 点， 呈现较严重的分化趋势。在官员和企业的配对中有 5 对从来没有同意过项目实施， 而最高的同意频率为 100%。通过对零项目实施的 5 对企业和官员进行微观考察， 可以发现导致极低腐败率的特征主要在于没有建立起信任与互惠的关系， 只有极少数的个体表现出

39、“铁面无私” 的特征。图 1 表明企业和官员之间存在明显的信任与互惠关系， 贿赂的数额越高， 官员对项目的同意率也越高。Spearman 秩相关系数检验的结果为 r =0. 787( p 0. 001) 。表 3 报告了官员对不同贿赂额的反应， 可以看出贿赂额越高， 官员越倾向于接受贿赂并同意项目执行， 而在低贿赂时倾向拒绝接受或接受后禁止项目。以上是针对总体的情况， 由于在没有贿赂时我们无法观察到企业接受贿赂的情况， 所以只能在有贿赂条件下观察官员的这种行为。图 2 描绘了有贿赂条件下所有官员对贿赂接受率和项目同意率的分位点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在有贿赂情况下存在较高的腐败水平， 超过 90%

40、的官员接受率超过 50%。尽管如上述所分析， 企业和官员之间存在较强的互惠关系， 然而在图 2 中接受率和同意率还是存在较明显的差距， 显示较大部分官员在接受贿赂的情况下并没有同意项目。图 3 描绘了三种情况的同意率随时间的演化趋势， 可以看出无论是总的同意率， 还是有贿赂时的同意率或接受贿赂时的同意率， 在 20 轮之前都呈增长趋势， 表明互惠关系随时间得到增强， 在最后一些轮次的下降与类似实验的结论一致， 解释为随实验结束互惠关系不再存在， 背叛成为最优的选择。3312016 年第 1 期图 1配对企业和官员平均贿赂额与项目同意率关系表 3官员对贿赂的反应( 频次)贿赂额接受否否是是同意否

41、是否是012345678947748791033193254712355455028104811525453176148291237218102111030311283图 2贿赂条件下接受率和同意率的分位数分布图 3项目同意率随轮次的演化实验中 70. 8%的企业都进行了贿赂， 平均贿赂额为 3. 34 点， 其中进行贿赂时的平均贿赂额为4. 71 点。总体来说贿赂频率较高， 贿赂的数额也比较大。从表 3 也可以看出贿赂额的分布情况，46 点的贿赂是最通常的。有贿赂情况下的接受率为 78. 8% 而项目同意率为 59. 3%， 而全样本的贿赂接受率和项目同意率则分别为 55. 8%和 44.

42、7%， 总体比例都比较高。在接受贿赂条件下的项目同意率为 70. 6%， 显示官员较强的互惠程度， 但是仍有接近 30% 的次数官员背叛了企业的信任。考虑到腐败的重要本质在于官员与企业在相互获取好处时对他人造成了损害， 因此以同时接受贿赂并同意项目作为社会腐败水平的度量较为合适， 而这一比例为 39. 4%。( 二) 计量分析在贿赂博弈中， 涉及三个阶段的重要决策， 即企业的贿赂选择， 官员对贿赂是否接受， 以及官员是否同意项目实施。本部分依次对这三方面决策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首先是企业的贿赂决策。由于只有在企业选择了贿赂时， 我们才可以对贿赂的数额进行观测，所以实际企业的贿赂是一个两阶段的决

43、策。本研究使用 Heckman 两阶段方法对企业的贿赂行为进行分析。为了控制同一组中的个体在 30 轮重复实验中进行重复选择的效应， 本研究使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并以组作为聚类变量。在第一阶段， 以企业是否提供贿赂作为被解释变量， 通过随机效应 probit 模型对企业贿赂行为的决定因素进行回归。在第二阶段， 以企业提供多少数额的贿赂为被解释变量， 使用随机效应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解释变量包括实验参加者的性别、 年龄、 学生干部经历、 信任水平( 不信任) 、 社会腐败感受、 风险态度、 亲社会合作性、 以及时间趋势( 轮次) 、专业、 政治身份等。在重复博弈中， 企业的决策受到

44、上一轮次官员行为反馈的重要影响， 所以我们431姜树广、 陈叶烽: 腐败的困境: 腐败本质的一项实验研究在回归中同时包括了官员上轮是否同意的行为。回归结果见表 4。回归结果显示， 学生的专业对贿赂行为的影响总体并不显著， 出于篇幅考虑略去。年龄的影响比较显著， 随年龄增长越不倾向于进行贿赂并在进行贿赂时给出更高的数额。男性相对女生较少进行贿赂但并不显著， 在贿赂时男性显著给出更高的数额。学生干部的经历对贿赂决策的影响为非显著的正方向， 对贿赂数额的影响则显著为正。被试对社会腐败水平的感受与贿赂行为高度相关， 认为现实社会腐败比较严重的被试更频繁地给出贿赂并提供更高的贿赂额。亲社会合作性对贿赂选

45、择的影响为非显著的负数， 对贿赂额的影响显著为正。风险偏好的影响则出乎实验设计者的预料， 高风险偏好的个体却表现显著的较低贿赂倾向， 对贿赂数额的影响则是正常的显著为正。可能贿赂的数额对风险更为敏感。随着实验轮次的重复进行， 被试贿赂的频率有减低的趋势， 而贿赂额有增高的趋势。毫无意外地， 上一次官员是否同意项目实施对当轮的贿赂决策具有高度显著的影响。表 4贿赂的决定因素被解释变量: Heckman 两阶段模型提供贿赂: 随机效应 Probit( 以组为聚类变量)贿赂额: 随机效应 Tobit( 以组为聚类变量)解释变量CoefS ECoefS E年龄0. 010*0. 0060. 106 0

46、. 033性别 ( 男 =1)0. 0360. 0250. 363 0. 145不信任0. 054 0. 0120. 0640. 072长期学生干部经历0. 0160. 0250. 856 0. 139社会腐败感受0. 116 0. 0230. 386 0. 139亲社会合作性0. 0050. 0040. 065 0. 024风险态度0. 035 0. 0090. 294 0. 054轮次0. 003 0. 0010. 048 0. 006上轮同意0. 346 0. 018Imr11. 823 0. 195_cons0. 2920. 781专业控制控制政治身份控制控制Log likelihoo

47、d811. 082497. 45Wald Chi2365. 52560. 76Prob chi20. 00000. 0000观测个体数17401236观测组数66注: 随机效应 probit 回归报告的是边际效应。腐败感受水平在回归中将原 15 的刻度转化为虚拟变量， 1 表示高腐败感受，对应原选项 12， 其余 35 选项转化为 0。我们进一步来分析政府官员的决策行为。由于只有当企业提供了贿赂时， 官员才可以进行是否接受的决策， 所以只能分析有贿赂提供条件下官员的接受贿赂行为。本研究使用面板随机效应probit 回归分析政府官员是否接受贿赂的决定因素。表5 报告了回归的结果， 其中第一个方程

48、的被解释变量是在企业提供贿赂的条件下官员是否接受贿赂的决策， 第二个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5312016 年第 1 期提供贿赂的条件下官员是否同意项目实施的决策， 第三个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是官员选择接受贿赂条件下是否同意项目实施的行为决策。由于社会困境的存在， 官员对其他官员腐败程度的信念必然会对其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在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官员对实验中腐败水平的信念( 实验腐败感受) ， 以及关于接受贿赂合理性的信念( corruption justifiable) 。集体失败的发生也会对官员的行为有较明显冲击， 我们加入了上一期是否发生集体失败的变量( 上期集体失败) 。表 5贿赂条件下官员行

49、为的决定因素被解释变量: 随机效应 probit( 以组为聚类变量)贿赂条件下接受贿赂贿赂条件下同意项目接受贿赂条件下同意项目解释变量CoefS ECoefS ECoefS E贿赂额0. 139 0. 0190. 183 0. 0230. 145 0. 027贿赂额的平方0. 006 0. 0020. 012 0. 0020. 010 0. 003上期集体失败0. 0130. 0220. 0420. 0250. 053 0. 027年龄4e 040. 0070. 0090. 0080. 0100. 009性别0. 050 0. 0250. 090 0. 0290. 059*0. 03学生干部经

50、历0. 0170. 0250. 0340. 0290. 0280. 032风险态度0. 0020. 0090. 0090. 0110. 0140. 012实验腐败感受0. 045*0. 0240. 0050. 0310. 0330. 035受贿合理性0. 0060. 0050. 0070. 0060. 0100. 006亲社会合作性3e 050. 0050. 012 0. 0060. 011*0. 006轮次0. 002*0. 0010. 0020. 0020. 003 0. 002上一期贿赂额0. 015 0. 0050. 014 0. 0060. 019 0. 006专业控制控制控制政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