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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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范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蔡志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向实体经济蔓延，形成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无法摆脱这场危机的阴影。因此，如何防止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经济危机有向社会危机传导的风险（一）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经济危机有向社会危机传导的风险。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危机成因的多元性。社会过程中的危机情境与危机压力、危机心理、利益归属、政策过程、信息不对称以及社会发生的具体事件有关。当前的危机情境则直接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相关。这一危机情境的形成原因尽管复杂，但是依然可以看到以下几个

2、方面的问题：一是管理缺陷与失范。一旦管理制度本身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则可能直接导致灾难的扩散。二是来自现代性的威胁和危险。现代性和一体化潮流的背后，治理的规范连同发展的不确定性共同构建着我们身处的世界，并使每一个自然事件和人为灾害都能够迅速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三是全球化引发的不同国家、族群之间，以及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与价值冲突。四是技术进步使得社会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由此引致的信任体系的变迁而可能使得危机急剧扩散。对于美国等国的政府而言，恢复其对于市场的管制能力，确保政策过程既能够拯救陷于困境的经济，又能够避免对弱势利益群体的利益伤害，就成为市场化背景下避免社会动荡的自

3、然选择。当今天的政府和学者用流行的治理理论来对这个高度依存的庞然大物进行掌控和协调时，试图容纳从多社会群体的治理体系在建构社会平衡的同时，本身也成为这个动态平衡中不稳固和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人们建构的所谓体系在廓清自身边界的时候，必然会形成内部与外部、系统与环境、朋友和敌人的结构判断，一旦彼此之间相关要素的相互作用加剧社会的不平衡时，危机的传导将不可避免。（二）危机内蕴的扩张机制确立了政府和社会在防止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的责任。防止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就是要避免经济层面的危机引发社会失范，防范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向社会其他领域蔓延，防止出现严重的社会失序、价值失范和群体性危机。在社会主

4、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平铺化特点使得社会倾向于将责任直接归于政府，而政府也倾向于替代社会来处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工业社会存在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对于强大组织的依赖进一步增强。受其影响，党和政府控制危机的政策安排十分容易成为社会用以维护其利益的唯一力量。一旦其利益受损，人们极易将利益损失造成的愤怒、沮丧和不满指向政府和社会组织。社会危机治理是指为了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危机消解和规避的目标，政府与社会组织运用权力和手段对社会资源实行计划、协调、控制、管辖，同时积极动员社会群体的有效参与，并提高其应对各种危机和获得济护与安全保障的能力，并通过法治原则规定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及个人的权责利关

5、系，由此形成的克服危机的目标、战略、组织管理体系、政策和制度规范及行为模式的有机整体。也就是说，社会危机治理包括了危机状态下的社会强制、公民参与、利益协调和创伤抚平，还包括了日常治理中为了规避危机而制定的各种规范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它兼具应急性和长期性，权变性和稳定性，心理约束性和博弈互动性等特征。中国社会发育要相对迟缓，社会参与的制度化程度不高。这样一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倾向于替代社会来实现对资源的配给，并通过一定程度的价值引导、号召和强制来保障政策的落实。社会在其间的责任意识和主体性并不强，从而使得责权的疏离成为社会常态。一旦危机发生，社会自身很难从中确证自身的角色

6、、责任和具体的行为过程。为此，一方面，需要政府保障社会力量在发展中能够做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维护其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发展问题的解决，使其有效承担发展过程中的职责。这在市场经济框架内显得尤其重要。二、规范制度、完善政策，防范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一）进一步增强决策科学性，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和适度增长。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从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不完备的实际出发，对社会危机的成因和特点做细致分析，科学把握和积极减少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不和谐因素，着力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当前我国克服危机政策实施

7、的逻辑起点。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是化解各种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首要问题。谈到决策的科学性，就无法绕开对民主的认识，无法避开权利意识对人们行为过程的影响，特别是在危机情境下，对于权利的认识过程有时候会直接影响到政府控制危机所采取的手段和技术。因此，需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不完善的基本国情，确保社会民主的发育有序化，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二）扩大内需的4万亿投入应能够惠及社会弱势群体。人们对于制度的关心，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所服务的目的。科学的制度安排，必须是能够得到公众认可并自觉维护的过程。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制度绩效，我们称之为制度的合德性与合法性。只有具备合法性和合德性的制度安排，

8、才可能对克服经济危机，推动社会和谐发挥积极的作用。否则，制度的设计与施行则可能由于存在对公众合法权益的褫（音同耻ch；依法剥夺）夺而成为恶的制度，进而动摇政府的权威。因此，针对4万亿投资有效性而展开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施行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个制度过程本身具有的公平性在一定环境下可能要优先于它对提振中国经济的作用。在投资、出口和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格局中，拉动内需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拉动内需的政策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维护公平和提高效益的关系，避免在经济低迷状态下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侵害。因为这种侵害本身构成危机扩散的通道，并使得用以防止危机传导的防火墙失去其屏蔽作用。因此，4

9、万亿投入本身内蕴着我们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希望，内蕴着我们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要求。（三）增加社会保障的有效性，减少失业群体的生存压力。在危机状态下，恢复信心的第一要义是确保就业。2008年，奥巴马的经济班子提供的经济恢复方案中，他只需要在今后2年解决250万人的就业机会，而2009年，中国政府需要解决2400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对于大部分失业人口和新增劳动力来说，当他们无法享有生存保障的时候，许多人就可能为了生存走向违法犯罪。另一方面，事实上存在的分配不公可以将人们财富遭受损害的信号放大，人们倾向于认可自身遭受的经济损失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制度缺陷造成的

10、，导致理性化缺失的人们极易将不满情绪转化为对政府职能部门、其他社会群体的过激行为。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应对危机的决策过程需要维护人们免受更大损失的心理需求，即在考虑最大程度地降低损失复苏经济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公平，杜绝政策过程对最弱势群体利益的忽视和损害。否则，危机状态下的政策过程极易导致一部分群体过度占有资源而另一部分群体难以保障基本的权益。此次金融危机中，很多美国民众反对政府救助金融机构，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来拯救暴利阶层的恣意妄为。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看，政策安排应在落实拉动内需的同时，保障人民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个社会建设的目标应该纳入

11、4万亿的投入中加以统筹考虑。并确保最大可能地提供就业机会和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让劳年人安享晚年。这是化解社会冲突需要着力解决的当务之急。（四）增强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共行政绩效，避免权力不当使用的引发社会动荡。危机的成因分析中有一个政府职能理论，人们认为危机的发生与政府职能设置和履行的缺陷有关。社会冲突的客观原因在于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与利益的不平等分配有关。这一逻辑在实践中很容易将拥有权威配给资源能力的政府置于社会信任体系之外。当事实上的分配不公和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腐败现象由媒体等传播平台放大之后，则可能引起信任危机和更多的群体性事件。当前十分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职能部门建章立制

12、，而是为人民服务理念下坚定执行制度的行动，即政府行政过程要能够首先保障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秩序。这个基础秩序的确立有以下几方面的要求：第一，政府职能部门需要确保权威配给社会资源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公正性即资源分配要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有效性是指资源配置的过程要能够实现社会利益增长和避免浪费。第二，建构政务公开的平台和机制，提供社会监督的渠道。需要形成重大决策的社会参与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责任制。政府应能够自觉运用传媒特别是网络平台实现社会监督。第三，健全利益调处机制。当前我国正处在矛盾凸显期，在经济发展面临困境，人们利益受损风险增大的环境下，任何显失公义的政策过程和利益分配过程都可能导致社会矛

13、盾迅速激化。因此，健全和保障常态发展中人民群众长期得实惠的利益调处机制，对于化解冲突具有重要作用。（五）提供对称信息，引导社会舆论，保障公共权益。这个权益包括公众的知情权、受益权，也包括全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和风险的权利。面对危机，一个成熟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角色清晰、责任明确，组织与个人作用能够有效发挥的社会。有效防范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扩散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信息沟通机制。我们通常意义上强调的引导舆论，提供对称信息，本质上要求政府建构一个横向、纵向交互的沟通网络，在这个网络之中，政府和社会能够实现信息共享的责任共担。信息共享是指涉及民生和公众安全的信息，政府有责任确保信息来源的权威性，

14、有义务向社会公开信息。与之相应，社会必须足够强大，能够有效承担相应责任，采取相应措施。在实践的过程中，具备权威配给资源能力的政府，需要把握提供权威信息和维护自身信用的尺度，让社会感知到面临的困境和应该采取的行动，同时避免政府失去对社会有效引导的能力。因为在现代社会，技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加大了社会对于强大组织的依赖性。这个依赖性是建构在政府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提供基础性保障的基础上。工业社会的媒介，本身成为防范危机和扩散危机的重要介质。如果失之引导，则可靠直接导致危机的潮涌效应。而引导媒介的过程，要求党员和政府必须将我们固有的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协调能力。第一，这需要通过沟通机制

15、明确社会实际的利益需要；第二，需要党和政府在尊重社会主体意识的前提下，具备协调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能力；第三，要能够保障媒介特别是网络在推进社会民主的过程中，建构社会理性。2008年，四川广源的柑农在地震之后再次遭遇财产损失，一则关于柑橘生虫的流言迅速在全国蔓延。相关部门当天开始辟谣，但是没有说服力的理由。这个不是谣言的传言，通过新闻媒介四下传播，给中国广大柑橘种植者带来了巨大损失。全国16个省市的柑橘价格全面下跌，导致柑农高达数十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如果按照机构调查的每公斤减少0.5元算，全国范围柑橘种植者损失高达100亿元。这其中特别需要警惕和避免经济主体和其他组织在危机公

16、关中对媒体的控制。（六）更加清晰地界定政府行为、企业行为、社会行为的边界。厘清国家、市场、社会的职责，发挥市场配给资源的功能，减少资源浪费，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有助于在经济危机状态下保有最低限度的发展秩序。但是在实践中，一方面，是企业要求政府放权，希望通过市场规律来实现利益；另一方面，市场中的不同主体却并不能独立承担由此形成的利益与道德风险。面对危机，许多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倾向于认为政府有责任为他们遭受的损失负责。更为严峻的是，在我国宏观制度和政策环境保有公义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微观环境却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在经济活动中，一些地方政府人员经济活动的监管不到位，要么过度干预，要

17、么置之不管；一些公务人员与经济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存在权力寻租现象。工业社会经济危机的发生，在本质上模糊了政府、企业与社会的角色。但是深究经济危机成因的时候，人们发现，很多时候恰恰是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和对规则的破坏造成的。其间，政府的缺位、错位、失位无疑是导致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当市场的四个指头与政府这个粗大的拇指同时失灵时，危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正如格林斯潘在谈到这次危机时所承认的，政府监管不到位是导致次贷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并最终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原因之一。而关于金融家的阴谋更是凸显社会对市场失范、失德的忧虑。为此，进一步发挥我国政府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一方面有助于实

18、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也能够保障社会基本秩序的稳定。此外，从长远方向看，权力、资本和知识三种资源的合流，有可能造成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两极分化。因此，还需要通过完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来避免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以及受损利益群体能够有通畅的渠道来表达他们的诉求，谋求法律的保护。（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从上访到下访再到基层民主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信访例会”制度的创新和启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变化，各种各样复杂而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断增加。实践证明，原来的信访制度对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在弱化，一些负面效果也已越来越显现出来。一方面，上访成为悬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头上的一把利剑

19、，处理稍有不慎，就容易酿成群体性突发事件，从而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上访得到“上面”成功解决的案例越来越多的话，这不仅将使基层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大大下降，而且会助长群众“草莽民主”的观念，不利于民主政治发展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甚至有可能威胁到基层民主制度以及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果。这个问题必须尽快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要求，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信访例会”制度的探索和实践，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启示。一、被逼出来的“信访例会”制度2000年前后，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转型、体制转轨中的一些深

20、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安阳市的群众信访量一度出现逐年上升、高位徘徊的趋势，信访形势特别严峻，越级上访、集体上访、重复上访频繁发生，围堵党政机关大门现象成了家常便饭，仅市委、市政府被堵门的情况一年就多达200余次，基层党委、政府无法正常工作，严重干扰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安阳市也被河南省确定为“重点信访单位”。在这种形势下，安阳市委市政府痛下决心，把解决信访问题作为全市最紧迫最重大的工作。同时，针对基层信访工作薄弱、信访渠道不畅的根本症结，提出要把信访关口前移，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随后，市、县（区）、乡（街道）三级纷纷抽调大量人员，组成信访工作队进驻并常年吃住在农村（社

21、区），对全市的信访突出问题和不安定因素进行拉网式排查，并协助基层党委政府逐项立案，限期解决，从而使一大批积重难返的旧案、难案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得到解决。经过3年多的努力，全市信访形势明显好转并呈逐年下降趋势。如何保持和巩固集中下访成果？显然，长期抽调机关干部下乡入村搞信访并非长久之计。只有从长效机制上畅通基层的信访渠道，倾听群众的意愿呼声，反映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提高基层党委政府解决问题的实力和能力，才能从源头上减少和避免信访案件的发生。于是，安阳市认真总结集中下访活动中的好经验和好做法，逐步摸索出了“三级信访例会”这一新载体。所谓“三级信访例会”制度，就是要求县（区）、乡（街道）、

22、村（社区）三级每月至少召开一次研究解决信访问题的工作例会，由三级负责人、各方当事人对具体信访案件当面锣、对面鼓，以现场对话的形式进行“把脉诊治”，将群众反映的具体问题解决在基层，将矛盾冲突化解在当地。其中，制度明确规定各级党政一把手为本级例会第一责任人，必须做到亲自主持例会、亲自询查问案、亲自拍板定案、亲自抓好落实。同时，还明确规定了各级例会的程序、时间和参加人员，要求有案研究案，无案就排查不安定因素，安排部署信访工作。该制度的主要特点是：“重心下移、主动深入、责任明确、公开透明、动真碰硬、当场定案”，增强了各级领导的责任感、信访工作的主动性、解决问题的透明度和相关部门的整体合力，有效避免了以

23、往基层在处理信访案件时久拖不决、推诿扯皮、强压硬堵的现象，确保能及时就地解决问题。通过推行三级例会制度，大量信访隐患和矛盾被及时化解消除在了萌芽状态，做到了小事不出乡（街道）、大事不出县（区），牢牢地抓住了基层信访工作的主动权。以赴京集体上访为例，2002年全市发生12批，2003年下降到了8批，2004年后就稳定在了1到2批。殷都区在实施“三级信访例会”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村（社区）级例会是三级信访例会的基础，因为80%以上的上访案件都是发生在农村（社区），80%以上的问题是农村（社区）应该解决也是能够解决的，80%以上的疑难上访案件都是由于日积月累、久拖不决，小事变大事，易事变难事的。而

24、掌握信息的源头、处理问题的源头都在农村（社区）。基础不牢，地动出摇。基层工作抓好了，基础工作抓实了，整个信访工作就主动了，就可以把大量的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大量的矛盾化解在萌芽期。基于此，殷都区下大力气，把全区信访工作重心转到村（社区）级，特别强化了村（社区）级信访例会的落实，实行了区党政领导定期直接参加村（社区）级例会制度，指导村（社区）级例会按照程序规范运作，使村（社区）级例会逐步走上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轨道。同时，在实践中不断拓展例会形式，丰富例会内涵，使其逐步演化成了基层民主的一个好形式。二、“三级信访例会”成为基层民主发展的有效机制“三级信访例会”逐渐与过去的村（社区）级民主制度结

25、合起来，演化成为基层民主的一个好形式。1、“三级信访例会”在基层逐步深化成民主决策的预备会每次村（社区）级例会，除了主持人以外，规定的固定参加人员（村支或社区两委全体干部，包村或包社区干部以及各不能少于3名的党员代表、老干部代表、群众代表，遇有需要乡或街道直属部门帮助解决的问题，也可以邀请乡或街道直属有关部门派人参加）和临时根据会议研究案件需要确定的与会人员，都必须保证到会，每次对应该与会的人员都有严格的考核。这些人员来自村（社区）里的方方面面，和村（居）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因此，提交到村（社区）级信访例会上的矛盾和问题，只要在参会人员之中达成统一意见，也就意味着村（居）民

26、的政治思想工作基本上统一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转，信访例会推进村（社区）民主决策的效果逐渐显现，只要是例会上决定的事情，基本上都能得到全体村（居）民的认可。反过来，这种效果逐渐提高了与会代表的威信，他们参与例会的积极性也逐渐高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村级信访工作例会不但起到了排查问题矛盾、了解社情民意的作用，而且成了每年决策重大问题的预备会，成了村（居）民日常议事的平台。2、“三级信访例会”在基层逐步深化为民主议事的训练场一般来说，群众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就是扶“竹竿”不扶“井绳”，都有趋强、从众心理。上级党委政府派人参加村（社区）级例会，下派人员就是老百姓的主心骨，就是法律和政策的化身，就是政府的

27、强势代表，群众就来依靠我们。利用这种心理，就可以在村（社区）级例会上，通过讲政策、摆道理、举实例，循循善诱地引导和培训参会者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要排除家族、恶霸、金钱势力的干扰，不能仅仅从私利和个人的愿望出发，而要在法律、政策的框架内正确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同时，党委政府做主打击黑恶势力，使村民的正确诉求有理有序，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而不是无理取闹。经过长时间的运转，这种民主意识逐渐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与会的各位村（居）民代表、党员代表和老干部代表中，再经过他们渗透到全体村（居）民的意识中。结果，村（社区）内打架的少了，摆事实讲道理说政策的多了，黑恶势力没有立足之地了，社会风气也逐渐好转。同时，

28、通过村（社区）级例会，殷都区还引导基层干部和群众掌握实现民主决策的方法和技巧，增强他们依法有序参与民主议事的能力。例如，在村委会想实施某一件对全村有利的事情而村民有意见分歧时，及时引导村两委说服反对者同意自己的看法，按照民主程序确立大多数人的意愿，而不是以“权”压人。并引导村民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时，必须有政策、法律和事实为依据，必须收集相关的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认死理。比如有一块100亩地要承包出去，租赁费用究竟定多高合适，那就要有依据，具体可以根据实际产量，也可以根据邻村的承包价格，但绝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漫天要价。通过推行村（社区）级例会，不仅两委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增强了

29、，班子成员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的责任感也增强了，而且群众通过民主方式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也增强了。据统计，2007年，全区各村各社区就通过村级例会民主决策解决了7000多个吃水、用电、生活困难，以及宅基地纠纷、邻里矛盾、赡养老人争议等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困难问题。辖区群众的民主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有问题找两委，解决问题上例会”，“开好村级一个会，解决各级万千愁”，就是殷都区广大基层群众和干部的最深感受。村（社区）级信访例会已经成为村（社区）选举制度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有益补充，成为基层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一个长效协商对话机制。三、“信访例会”制度创新的意义和启示“三级信访例会”制度的

30、探索和创新，不仅对解决各级党委政府越来越头疼的“上访”问题找到了合理的解决办法，而且对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1、“三级信访例会”找到了解决“上访”问题的治本之策实践证明，就“上访”解决“上访”问题，无异于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即便一时把问题压下去了或匆匆忙忙不惜代价解决了，也往往会遗留下更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当矛盾和冲突已经酿成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后再去应对，实际上已是舍本求末了。近年来大量出现的“上访”问题和群体性突发事件，大多都是因为小矛盾小冲突长期积累造成的。安阳市从简单防范上访到要求把信访关口和阵地前移，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再到基层协商民主的新探索，特别是殷都区“三级信访例会”的

31、创新和实践，做到了“重心下移、主动深入、责任明确、公开透明、动真碰硬、当场定案”，就从源头上减少和避免了信访案件的发生，为解决“上访”问题找到了治本之策。2、“三级信访例会”丰富和完善了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多年来，我国基层民主仅仅是村（居）民自治，主要表现为村（居）委会换届选举，或其他极少数重大事情决策前的村（居）民代表大会表决，而日常的一些“小事”，村（居）民则很少有参与的机会。但是，很多集体上访事件和重大群体性事件都是由小事积累而成的。平时老百姓反映的实际困难总是得不到解决，平时出现的各种小的矛盾和小的利益冲突总是得不到有效表达和合理解决，最后就会因为一些更小的事件引出导火索，从而变成大事件、

32、大矛盾和大冲突。村（社区）级信访例会无疑是对村（社区）选举制度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有益补充，对于进一步推进村（居）民自治制度的完善，是有积极意义的。3、“三级信访例会”拓展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广阔空间中国社会还不是完善的法治社会，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基层群众法律观念还比较淡薄，特别是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还存在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很多矛盾、问题无法通过法制渠道解决，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协调、沟通和创新才能化解。即或将来法治完备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不可能都通过法律解决。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我国千百年来“仁义礼智信”和“中庸”之道所形成的传统习惯。所有问题都企图用刚性的法律制度

33、去强制性解决，一是成本太高不可能实现，二是那么做也很难达到效果。而在法律无法解决或不必用法律硬性解决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就为协商民主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制度空间，也为基层党委民主执政提供了宽广的舞台。这时，充分利用好“三级信访例会”这一机制，充分发挥好党的群众工作优势，通过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让各方当事人在三级例会上通过充分表达、沟通和协商，来达到化解矛盾和冲突的目的，无疑是更为可行而有效的办法，因为它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传统习惯。4、“三级信访例会”促进了群众现代民主意识和能力的提升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民主缺失和当代国民教育的缺憾，使得我国大多民众缺乏最基本的现代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不知道如何正确

34、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在遇到利益冲突时很多人往往唯我独尊，认死理，不懂得协商、妥协和包容。特别是在农村，长期的小农经济影响造成农民的眼界不宽、思想狭隘，常以一己之私利或见识判断是非，不懂得依照法律和政策判断。有的受家族裙带关系影响，经常不讲原则地抱团团，很难以理性方式准确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还有金钱利益的引诱，使民主表达为强人操纵。更有一些地方受黑恶势力的压制，使民意无法合理表达。凡此种种，其结果导致不少地方村民自治局面混乱，农村成为权利真空，打的、闹的、上访告状的非常普遍，搞得鸡犬不宁。这一切都表明，村和社区光有民主自治制度还不行，还必须对群众进行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训练。“三级信访例会”正好

35、适应了这种需要，成为了民主决策的预备会和民主议事的训练场。从长远的角度看，通过这种协商民主的训练，使得农村和社区群众现代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升，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深刻的影响。5、“三级信访例会”开辟了党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信访例会制度迫使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三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到群众中间，走街串户了解情况，与上访人倾心交流、调查取证，甚至与上访人一道搜集证据、多方协调，为群众多办实事、做好事、解难题。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干部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群众的苦辣酸甜，以往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减

36、少了，而代之出现的是“常感心灵之痛”和“爱民如伤”的亲民情怀。这就为新形势下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创造了新形式；为基层党委政府联系群众开辟了新渠道。6、“三级信访例会”制度的发展方向“三级信访例会”制度缘于解决“上访”这一老大难问题，最后扎根于基层民主建设，探索实践到现在已经有了好的基础。它今后的发展，应该针对其要解决问题的性质和范畴加以规范化和制度化，并与国家现有法律制度相互衔接，以取得法理支撑。具体来说，一方面，就其要解决的大量社会矛盾而言，“三级信访例会”制度应该向社会调解的功能方向发展，并与党和国家已有的民主制度安排相结合，比如党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等，使信访制度走向民主化和制度化；另一方面，就其要解决的大量权益性的社会纠纷而言，则需要与国家司法制度渠道相结合，使信访制度走向法治化和制度化。（本文由中央党校党建部与殷都区委区政府联合课题组撰写）- 16 -